第十八章 盗版
送走了叔伯们，刘舜不禁感叹，这些人呀，除了伯祖刘求茂，其他几个都说来凑热闹的罢了。走回院内，刘舜便被刘易叫进了屋子里，老爷子对刘舜似乎还有一点担忧。
只听见老爷子问道：“你老实告诉我，《西游补》这个故事，是杨齐云给你的吗？”
“当然不是，若是杨老先生的，他又怎么白白给我，还答应作序推荐？所以，祖父还是不相信孙儿？”刘舜感到有点力不从心了。
刘易笑道：“来自上天赐予的灵感？当然不会相信了！你以为，我会像他们一样，那么容易被哄骗吗？”
“祖父不相信，孙儿也无话可说了。”刘舜实在无力解释了。
刘易却说：“你也无需多言了，只要你能保证，不会有版权官司找上门来，我不会管你就竟是抄来的还是偷来的。”
刘舜听了，哑口无言，不知是应该感到欣喜，还是悲伤，或许他应该尽量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吧！
刘舜也就不多做解释了，转而对所谓的版权官司有了兴趣，于是说道：“祖父，孙儿有一事不明，请问这个版权官司是怎么回事？假如真的抄袭了文章了，还能闹到官府县衙去？”
刘易听了，用鄙夷的眼神盯着刘舜，似乎有话想说，欲言又止。
刘舜见状，急忙申明道：“我说的是假如，就是假如说，其他书坊抄袭了我们的刻本，我们真能去打官司吗？”
刘易无动于衷，继续用鄙夷的目光锁定刘舜。
刘舜随即立下保证书，说道：“我向你保证，《西游补》绝对不会惹来官司，这样总行了吧，老爷子？”
刘易这才依饶了刘舜，谈起了书坊之间盛行的盗版之风，说道：
“在此图书盗版之风盛行的环境下，各地书坊或绞尽脑汁反盗版以维权，或想方设法盗版以牟利。”
“那我们的书坊，是属于盗版阵营的，还是属于反盗版阵营呢？”刘舜问道。
刘易略加思虑一番后，说道：“建阳的书坊，在此两个方面，都是典型。”
刘舜大吃一惊，说道：“不错呀，左右逢源，一脚踏两船呀！可是，具体是怎么做的呀？”
刘易欣然一笑，答案似乎早已了然于胸，随即缓缓道来。
原来，建阳书坊反盗版的常见方式有附刻刻主堂号、印记。与此相对应的，便是盗版的常见手段了，即剜改原版中的堂号印记。
当盗版已经流入书市后，为了不让盗版鱼目混珠，书坊只能重新编辑刊印，并发表反盗版声明，或向官府寻求保护。
为了逃避版权官司，盗版的手段不得不进一步提高，通过删改、增益原版内容，或冒充宋元旧刻，或盗用名版中的部分，或伪造名家藏书印鉴，或冒充名家手订，诸多伎俩。
说到此处，老爷子略显义愤填膺，极为不屑地说道：
“余氏书坊在书市上能有如今的声势，还不是靠着当年诸多的盗版行径，说起余坊主，我就能闻道一股浓浓的书贾气味来。”
“余坊主？”刘舜想起之前在杨宅，听杨老先生说起过，余象斗确实有不少的经商良策，随即说道：“祖父说的就是双峰堂堂主余象斗吧！”
“你怎么直呼其姓名？虽然此人和杨齐云一样惹人讨厌，但按理说，你还是应该喊他一声舅公的。”刘易说道。
“舅公？”刘舜傻了，问道：“祖父是说，余坊主是祖母的兄弟？”
问完，刘舜就后悔了，果然，却见老爷子鄙夷地看着他，不禁摇头叹息。刘舜明白，老爷子又觉得，他果真被人打傻了。
刘舜想着回到原来的话题，于是说道：“祖父不如继续跟孙儿说说，余氏书坊当年的盗版行径？”
刘易继续缓缓道来。
原来，《大宋中兴岳王传》、《唐国志传》这两部小说，本是熊氏的种德堂主钟谷先生所编，而余氏的双峰堂在翻刻时，却赫然写上“红雪山人余应鳌编次”，把熊氏的序改署“三台馆主人言”。
余氏为此花费了不少心机，结果还是漏掉一句熊氏留下的印记，即“钟谷演义至此，亦笔七言绝句”。
余象斗不仅翻人已成之刻，甚至攘别人之作为己。余氏双峰堂刊本《全像按鉴演义南北两宋志传》，实为熊氏所撰，却伪托“云间陈继儒编次”。
说到此处，刘易换了责备的语气，说道：
“还有上次，因你与余氏的人赌牌，把我们的书版给输掉了，那卷书叫《书法丛珠》。后来我得知，余象斗在刻印他们的《万用正宗不求人》一书时，直接把我们的《书法丛珠》全部编入其中，是为卷十六。《万用正宗不求人》的书后牌记题‘万历岁次丁未潭阳余文台梓’，然而在卷十六末又有‘万历新岁乔山堂刘少岗绣’。连乔山堂的牌记都忘了剜去，还好意思在卷端告白中，把坊间诸书杂刻贬低一通，然后大肆自我吹嘘，笑死我也！”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官府，跟余氏的人打官司了？”刘舜天真地问道。
刘易瞪眼道：“不行！”
“我还是不太明白，大明朝真的有知识产权相关的律法吗？”刘舜脱口而出，忘了解释什么是知识产权。
不想，老爷子竟然也略懂，只听他说道：“知识产权？这个说法倒是很好。”
随即，刘易又缓缓道来。
原来，早在前朝宋时，东京夜市就已经出现了专门的诗文市场，市民出题目买诗，有时买方还指定韵脚，价格一般三十文左右一首。
这种知识产品的交易是一次性的，产品也是专门订制的，为专门的对象所消费，交易条件由双方自由决定，尚不需要专门的律法去规范。
由于知识产品的需求量扩大，编辑、印刷和出售这些用于文化消费的知识产品，然后向普通受众出售就是有利可图的事情。
印刷一本高质量的书需要精心编辑校对，然后选用上等坚硬木材作为雕版材料，请人开雕书版，其间要耗费大量的智力和财力。
当书籍面世后，如果它足够畅销，就会有嗜利者省却先前的智力投入，直接以现成的书为模版，私下复制版本，大量印刷销售。
这种复版的成本也相当高，但如果其利润足够高，并且没有法律的禁止，这种复版行为会变得相当普遍。
但这种行为会严重侵犯原版编校者的利益，如果不加以遏制，知识产品的质量会越来越低，并且也不利于新的知识产品的创造。
于是保护知识产权就成为一些知识产品创造者和经营商的诉求。
国子监曾登记有“禁止翻版公据”申明：
“一话一言，苟是发明，率以录焉⋯⋯倘或其他书肆嗜利翻版，则必窜易首尾，增损意义⋯⋯今备牒两浙福建路运司备词约束，乞给据为照⋯⋯如有不遵约束违戾之人，仰执此经所属陈乞，追板劈毁，断罪施行。”
《宋刻本方舆胜览》一书的《自序》印有两浙转运司的录白：
“状：本宅见刊《方舆胜览及四六宝苑、事文类聚》凡数书，并系本宅贡士私自编辑，积岁辛勤。今来雕板，所费浩瀚，恐书市嗜利之徒，辄将上件书版翻开，或改换名目，或以节略方舆胜览》等书为名，翻开搀夺，致本宅徒劳心力，枉费钱本，委实切害。照得雕书合经使台申明，乞行约束，庶绝翻板之患，乞给榜下衢婺州雕书籍处张挂晓示；如有此色，容本宅陈告，乞追人毁板，断治施行。奉台判备榜须至指挥。”
听了这些，刘舜急忙问道：“我的《西游补》刻板之时，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版权申明？”
刘易老爷子说道：“乔山堂的书皆有牌记，印有‘乔山堂刊行，已申上司，不许复板’。”
只听见老爷子问道：“你老实告诉我，《西游补》这个故事，是杨齐云给你的吗？”
“当然不是，若是杨老先生的，他又怎么白白给我，还答应作序推荐？所以，祖父还是不相信孙儿？”刘舜感到有点力不从心了。
刘易笑道：“来自上天赐予的灵感？当然不会相信了！你以为，我会像他们一样，那么容易被哄骗吗？”
“祖父不相信，孙儿也无话可说了。”刘舜实在无力解释了。
刘易却说：“你也无需多言了，只要你能保证，不会有版权官司找上门来，我不会管你就竟是抄来的还是偷来的。”
刘舜听了，哑口无言，不知是应该感到欣喜，还是悲伤，或许他应该尽量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吧！
刘舜也就不多做解释了，转而对所谓的版权官司有了兴趣，于是说道：“祖父，孙儿有一事不明，请问这个版权官司是怎么回事？假如真的抄袭了文章了，还能闹到官府县衙去？”
刘易听了，用鄙夷的眼神盯着刘舜，似乎有话想说，欲言又止。
刘舜见状，急忙申明道：“我说的是假如，就是假如说，其他书坊抄袭了我们的刻本，我们真能去打官司吗？”
刘易无动于衷，继续用鄙夷的目光锁定刘舜。
刘舜随即立下保证书，说道：“我向你保证，《西游补》绝对不会惹来官司，这样总行了吧，老爷子？”
刘易这才依饶了刘舜，谈起了书坊之间盛行的盗版之风，说道：
“在此图书盗版之风盛行的环境下，各地书坊或绞尽脑汁反盗版以维权，或想方设法盗版以牟利。”
“那我们的书坊，是属于盗版阵营的，还是属于反盗版阵营呢？”刘舜问道。
刘易略加思虑一番后，说道：“建阳的书坊，在此两个方面，都是典型。”
刘舜大吃一惊，说道：“不错呀，左右逢源，一脚踏两船呀！可是，具体是怎么做的呀？”
刘易欣然一笑，答案似乎早已了然于胸，随即缓缓道来。
原来，建阳书坊反盗版的常见方式有附刻刻主堂号、印记。与此相对应的，便是盗版的常见手段了，即剜改原版中的堂号印记。
当盗版已经流入书市后，为了不让盗版鱼目混珠，书坊只能重新编辑刊印，并发表反盗版声明，或向官府寻求保护。
为了逃避版权官司，盗版的手段不得不进一步提高，通过删改、增益原版内容，或冒充宋元旧刻，或盗用名版中的部分，或伪造名家藏书印鉴，或冒充名家手订，诸多伎俩。
说到此处，老爷子略显义愤填膺，极为不屑地说道：
“余氏书坊在书市上能有如今的声势，还不是靠着当年诸多的盗版行径，说起余坊主，我就能闻道一股浓浓的书贾气味来。”
“余坊主？”刘舜想起之前在杨宅，听杨老先生说起过，余象斗确实有不少的经商良策，随即说道：“祖父说的就是双峰堂堂主余象斗吧！”
“你怎么直呼其姓名？虽然此人和杨齐云一样惹人讨厌，但按理说，你还是应该喊他一声舅公的。”刘易说道。
“舅公？”刘舜傻了，问道：“祖父是说，余坊主是祖母的兄弟？”
问完，刘舜就后悔了，果然，却见老爷子鄙夷地看着他，不禁摇头叹息。刘舜明白，老爷子又觉得，他果真被人打傻了。
刘舜想着回到原来的话题，于是说道：“祖父不如继续跟孙儿说说，余氏书坊当年的盗版行径？”
刘易继续缓缓道来。
原来，《大宋中兴岳王传》、《唐国志传》这两部小说，本是熊氏的种德堂主钟谷先生所编，而余氏的双峰堂在翻刻时，却赫然写上“红雪山人余应鳌编次”，把熊氏的序改署“三台馆主人言”。
余氏为此花费了不少心机，结果还是漏掉一句熊氏留下的印记，即“钟谷演义至此，亦笔七言绝句”。
余象斗不仅翻人已成之刻，甚至攘别人之作为己。余氏双峰堂刊本《全像按鉴演义南北两宋志传》，实为熊氏所撰，却伪托“云间陈继儒编次”。
说到此处，刘易换了责备的语气，说道：
“还有上次，因你与余氏的人赌牌，把我们的书版给输掉了，那卷书叫《书法丛珠》。后来我得知，余象斗在刻印他们的《万用正宗不求人》一书时，直接把我们的《书法丛珠》全部编入其中，是为卷十六。《万用正宗不求人》的书后牌记题‘万历岁次丁未潭阳余文台梓’，然而在卷十六末又有‘万历新岁乔山堂刘少岗绣’。连乔山堂的牌记都忘了剜去，还好意思在卷端告白中，把坊间诸书杂刻贬低一通，然后大肆自我吹嘘，笑死我也！”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官府，跟余氏的人打官司了？”刘舜天真地问道。
刘易瞪眼道：“不行！”
“我还是不太明白，大明朝真的有知识产权相关的律法吗？”刘舜脱口而出，忘了解释什么是知识产权。
不想，老爷子竟然也略懂，只听他说道：“知识产权？这个说法倒是很好。”
随即，刘易又缓缓道来。
原来，早在前朝宋时，东京夜市就已经出现了专门的诗文市场，市民出题目买诗，有时买方还指定韵脚，价格一般三十文左右一首。
这种知识产品的交易是一次性的，产品也是专门订制的，为专门的对象所消费，交易条件由双方自由决定，尚不需要专门的律法去规范。
由于知识产品的需求量扩大，编辑、印刷和出售这些用于文化消费的知识产品，然后向普通受众出售就是有利可图的事情。
印刷一本高质量的书需要精心编辑校对，然后选用上等坚硬木材作为雕版材料，请人开雕书版，其间要耗费大量的智力和财力。
当书籍面世后，如果它足够畅销，就会有嗜利者省却先前的智力投入，直接以现成的书为模版，私下复制版本，大量印刷销售。
这种复版的成本也相当高，但如果其利润足够高，并且没有法律的禁止，这种复版行为会变得相当普遍。
但这种行为会严重侵犯原版编校者的利益，如果不加以遏制，知识产品的质量会越来越低，并且也不利于新的知识产品的创造。
于是保护知识产权就成为一些知识产品创造者和经营商的诉求。
国子监曾登记有“禁止翻版公据”申明：
“一话一言，苟是发明，率以录焉⋯⋯倘或其他书肆嗜利翻版，则必窜易首尾，增损意义⋯⋯今备牒两浙福建路运司备词约束，乞给据为照⋯⋯如有不遵约束违戾之人，仰执此经所属陈乞，追板劈毁，断罪施行。”
《宋刻本方舆胜览》一书的《自序》印有两浙转运司的录白：
“状：本宅见刊《方舆胜览及四六宝苑、事文类聚》凡数书，并系本宅贡士私自编辑，积岁辛勤。今来雕板，所费浩瀚，恐书市嗜利之徒，辄将上件书版翻开，或改换名目，或以节略方舆胜览》等书为名，翻开搀夺，致本宅徒劳心力，枉费钱本，委实切害。照得雕书合经使台申明，乞行约束，庶绝翻板之患，乞给榜下衢婺州雕书籍处张挂晓示；如有此色，容本宅陈告，乞追人毁板，断治施行。奉台判备榜须至指挥。”
听了这些，刘舜急忙问道：“我的《西游补》刻板之时，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版权申明？”
刘易老爷子说道：“乔山堂的书皆有牌记，印有‘乔山堂刊行，已申上司，不许复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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