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谅（2）
冬天的一个晚上，因为加班的缘故，一直到晚上八点半，我才顶着寒风，匆匆坐上了张江回宝山的地铁。在路上的时候，我就想着，今天晚上一定要去吃一碗柴爿馄饨驱驱寒。
于是，当我走下轻轨站时，便头也不回地直奔馄饨摊，准备好好犒劳犒劳早已饿得前胸贴后背的自己。
可当我来到天桥下时，竟意外地发现，那个原本应该停着板车的地方，如今居然空无一物。
“小XJ，钱阿婆呢？”我冲着正在烤羊肉的XJ哥们儿问道。
小XJ一边朝羊肉串摇着蒲扇，一边回答道：“我也不知道嘛，今天没出摊嘛。”
“大娃二娃来过了么？”
“也没看见嘛。”
欸，奇怪，这是唱的哪出啊？集体玩儿失踪呢？正当我一边哆嗦着身子，一边朝手上哈着气时，小XJ突然指着不远处说道：“喏，他们来了嘛。”
我顺着小XJ手指的方向一看，大娃二娃那哥俩正抖着肩膀朝我们这儿走过来呢。
“哟，小六啊，你来吃馄饨啊？今天吃不到了，我们要赶人了。”二娃拍了拍我的肩膀，热情地寒暄道。
还没等我开口呢，大娃看着眼前空空荡荡的人行道，好奇地自言自语道：“不对啊，钱阿婆呢？”
“我刚才已经问过小XJ了，他说钱阿婆今天没出摊。”
“我擦，该不会是生病了吧？？”二娃瞪大眼睛，有些担忧地看向大娃。
“不会吧，”大娃不解地挠了挠头，“钱阿婆都在这摆了五年了，你什么时候见她生病过？”
“吃不到馄饨么，就来吃我们的羊肉串儿嘛，都烤好了嘛，香的很的嘛！”
正当我们三人围成一个圈热切讨论着的时候，小XJ说着他那孜然味儿的普通话，捧着一把羊肉串走到了我们面前。大娃从裤兜里掏了一百块钱给他，接过羊肉串，分给了我几根。
我们就这么站在马路边，来回抖动着身体，把热气腾腾的羊肉串给吃了个精光。
“欸老大，你说，我们要不要去钱阿婆家看看？”二娃把吃剩下的签子丢进垃圾桶后提议道。
我一听，好家伙，你们居然连人家住哪儿都知道？
看着我惊讶的眼神，二娃补充道：“有几回下班晚，过来吃完馄饨就帮钱阿婆一起收摊，所以知道她家在哪儿。”
大娃则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确实不太寻常，要不还是去看看吧，走。欸你们几个自己识相点啊，一会儿领导要来巡逻了，别给我惹麻烦！”
“知道了知道了。”几个小摊贩满口答应着，开始陆陆续续收拾起了摊子。
这哥俩也顾不得撵人了，穿过马路就朝着一个方向走去。我原本下意识地想跟着一起去，可掏出手机一看时间，这都快十一点了，便开始纠结起来。
要知道，那会儿我每天早上六点就得从被窝里爬起来赶地铁，哪怕错过一班，就有可能因为三号线或者二号线延误而迟到。尤其是在冬天，那种从温暖的被窝里爬出来上班的感觉，别提有多痛苦了。
他俩穿过马路后，大娃一回头，看到我还站在原地，便大声问道：“小六啊，你去不去？不去的话就早点回家。”
“去！”我脑子一热心一横，快步跟了上去。
我跟在他俩屁股后面，七弯八拐地钻进一个小弄堂，来到了一个棚户区里。
这个地方，全是低矮的平房和窄到停不下机动车的小路，挂在电线杆上的路灯，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产物，和外边一比，仿佛穿越回到儿时了一般。
又在棚户区里绕了好一会儿，我终于跟着大娃二娃停在了一间小屋前。我朝门边一看，那辆熟悉的板车正靠墙停在路边，用脏兮兮的透明塑料布罩着。
“钱阿婆？你在家伐？我是大娃啊。”大娃一边急促地敲着门，一边朝屋里喊道。
可是，里面并没有动静。
“不会昏过去了吧？”二娃这嘴，真是吐不出好话来。
大娃被他这么一说，也有些焦急地继续敲起门来。我则跟在他俩背后，不停地给双手哈着气。
“别敲了，钱阿婆带他们家老头子去医院了。”
这时，隔壁的一户人家打开门，冲着我们喊道。
“去医院了？怎么回事？”大娃疑惑不解地问道。
“我也不知道，不过好像蛮严重的，被急救员用担架抬出去了，还带着氧气罩呢！”
“哪家医院你知道么？”
“我们这边么，总归去吴淞医院最近咯。”
听到这里，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儿。大娃二话不说，扭头就走。我和二娃连忙跟上，朝棚户区外走去。
我们很快便走到了吴淞医院。大娃带着我俩，摸索到抢救室外，冲着保安打听钱阿婆的下落。
保安在听完大娃的描述后，指了指抢救室说道：“在里面呢，不过里面只能进一个家属，你们不能进去。”
“那你能跟我们说说，那个老头生的是什么病么？”大娃接着追问道。
“我哪儿知道，这个得问医生啊。”说着，保安一屁股坐回了抢救室门口的椅子上。
眼看问也问不出什么来，大娃二娃那哥俩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正巧这时，抢救室的门被打开了，一个护士从里面走了出来。我们赶忙趁机走到门口，不过，为了不影响其他病患，我们只得冲着钱阿婆使劲挥手。
愁容满面的钱阿婆，正捏着老伴的手，一声声地叹着气。而她的老板，此刻则躺在床上，接起了氧气面罩，一动不动。或许是余光看到了我们的动作，她缓缓抬起头，随后有些吃惊地走了出来。
“你们怎么来了？”来到抢救室门外，钱阿婆不解地问道。
“我们去赶人的时候，发现您没出摊，所以就去您家找了。”
“是啊，后来你家邻居说你在这，我们就过来了。”
大娃二娃挨个解释着来到这里的原因，而我更关心的，是钱阿婆的老伴得了什么病。
在又长叹一口气后，她终于向我们道出了情况。
原来，这天晚上老两口吃完饭后，钱阿婆正准备出摊，突然老伴对她说头晕。一开始，她以为可能是天冷着凉了，就给他为了些热水和感冒药。可没成想，过了不到半小时，老伴居然昏迷了过去，怎么都叫不醒。
这可把钱阿婆给急慌了，赶忙打了120把老伴送到医院，一检查，说是小脑出血。不过，由于她的老伴小脑本就有些萎缩，血液积在萎缩的地方，暂时没有危及生命。但是，必须尽快进行开颅手术，否则再这么拖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大娃看了看手表，惊讶地问道：“吃晚饭到现在，不是已经好几个小时了么？为什么还不去开刀？”
听到这话，钱阿婆低下头，紧咬嘴唇，不停揉搓着自己的衣服下摆。就这样犹犹豫豫了十几秒，她才吞吞吐吐地回答道：“医生说，开完刀之后，还要去康复医院疗养。。。开刀的钱、住院的钱加起来。。。可能要十五六万。我们。。。我们都是乡下来上海的，我家老头子又是给人打零工的，没有劳保（即医保），所有钱都要自己出。”
十五六万？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别说他们了，连我都吓了一跳。要知道，那可是十多年前，当时SH市的平均工资也不过是四五千块钱，像我这种大学刚毕业的，一个月就三千多块。就像我们之前在“盘龙之癖”那个故事里提到过的，那会儿的几十万在郊区都可以买房子了，十几万我不多说，一个卧室绰绰有余。
“还差多少？”大娃先是一愣，随即果断地问道。
“我和我家老头子加起来，手里就十一万。”
十一万，不知道这是钱阿婆卖出去多少碗馄饨，才辛苦攒下来的数字，如今却可能连老伴的命都救不回来。
大娃皱着眉头沉思了一会儿，牵起钱阿婆的手说道：“这样，您先找医生去开刀，钱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这怎么可以？我还不出的呀！”钱阿婆焦急地跺着地板，眼泪夺眶而出。
“想什么呢？！救人要紧！快去！”
大娃二话不说，一把将钱阿婆推进了抢救室，自己也跟了进去。保安正欲起身拦截，却看到山一样的二娃一下子立在他的面前，于是便默默坐了回去。
不一会儿，大娃和护工一起，把钱阿婆的老伴从抢救室推了出来，送进了电梯。当一切手续办齐、他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已经接近凌晨了。
等候室内，大娃不停地打着电话，而二娃则坐在钱阿婆身边，时不时安慰一下她。
至于我，则在陪同了半个小时后，被大娃赶回了家。
后来的三个月里，我再也没有见到钱阿婆出摊，直到2012年的春节过完，我才终于重新看到了她。
再见到钱阿婆时，她仍旧和过去一样，守着那辆板车和六口砂锅，给来来往往的夜归人做着馄饨。
据她所说，那天晚上，大娃给自己队里的几个队员挨个打了电话，又给找了许多其他同事，最后凑出了七万块钱，全数打给了钱阿婆。做手术多出来的部分，就当作他们老两口这几个月的生活费。
“那大娃二娃人呢？说起来，好像确实挺久没看到他们了。”
“被调走了嘛，不管这片了嘛。”
隔壁小XJ的一句插嘴，给这个故事画上了一个句号。
于是，当我走下轻轨站时，便头也不回地直奔馄饨摊，准备好好犒劳犒劳早已饿得前胸贴后背的自己。
可当我来到天桥下时，竟意外地发现，那个原本应该停着板车的地方，如今居然空无一物。
“小XJ，钱阿婆呢？”我冲着正在烤羊肉的XJ哥们儿问道。
小XJ一边朝羊肉串摇着蒲扇，一边回答道：“我也不知道嘛，今天没出摊嘛。”
“大娃二娃来过了么？”
“也没看见嘛。”
欸，奇怪，这是唱的哪出啊？集体玩儿失踪呢？正当我一边哆嗦着身子，一边朝手上哈着气时，小XJ突然指着不远处说道：“喏，他们来了嘛。”
我顺着小XJ手指的方向一看，大娃二娃那哥俩正抖着肩膀朝我们这儿走过来呢。
“哟，小六啊，你来吃馄饨啊？今天吃不到了，我们要赶人了。”二娃拍了拍我的肩膀，热情地寒暄道。
还没等我开口呢，大娃看着眼前空空荡荡的人行道，好奇地自言自语道：“不对啊，钱阿婆呢？”
“我刚才已经问过小XJ了，他说钱阿婆今天没出摊。”
“我擦，该不会是生病了吧？？”二娃瞪大眼睛，有些担忧地看向大娃。
“不会吧，”大娃不解地挠了挠头，“钱阿婆都在这摆了五年了，你什么时候见她生病过？”
“吃不到馄饨么，就来吃我们的羊肉串儿嘛，都烤好了嘛，香的很的嘛！”
正当我们三人围成一个圈热切讨论着的时候，小XJ说着他那孜然味儿的普通话，捧着一把羊肉串走到了我们面前。大娃从裤兜里掏了一百块钱给他，接过羊肉串，分给了我几根。
我们就这么站在马路边，来回抖动着身体，把热气腾腾的羊肉串给吃了个精光。
“欸老大，你说，我们要不要去钱阿婆家看看？”二娃把吃剩下的签子丢进垃圾桶后提议道。
我一听，好家伙，你们居然连人家住哪儿都知道？
看着我惊讶的眼神，二娃补充道：“有几回下班晚，过来吃完馄饨就帮钱阿婆一起收摊，所以知道她家在哪儿。”
大娃则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确实不太寻常，要不还是去看看吧，走。欸你们几个自己识相点啊，一会儿领导要来巡逻了，别给我惹麻烦！”
“知道了知道了。”几个小摊贩满口答应着，开始陆陆续续收拾起了摊子。
这哥俩也顾不得撵人了，穿过马路就朝着一个方向走去。我原本下意识地想跟着一起去，可掏出手机一看时间，这都快十一点了，便开始纠结起来。
要知道，那会儿我每天早上六点就得从被窝里爬起来赶地铁，哪怕错过一班，就有可能因为三号线或者二号线延误而迟到。尤其是在冬天，那种从温暖的被窝里爬出来上班的感觉，别提有多痛苦了。
他俩穿过马路后，大娃一回头，看到我还站在原地，便大声问道：“小六啊，你去不去？不去的话就早点回家。”
“去！”我脑子一热心一横，快步跟了上去。
我跟在他俩屁股后面，七弯八拐地钻进一个小弄堂，来到了一个棚户区里。
这个地方，全是低矮的平房和窄到停不下机动车的小路，挂在电线杆上的路灯，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产物，和外边一比，仿佛穿越回到儿时了一般。
又在棚户区里绕了好一会儿，我终于跟着大娃二娃停在了一间小屋前。我朝门边一看，那辆熟悉的板车正靠墙停在路边，用脏兮兮的透明塑料布罩着。
“钱阿婆？你在家伐？我是大娃啊。”大娃一边急促地敲着门，一边朝屋里喊道。
可是，里面并没有动静。
“不会昏过去了吧？”二娃这嘴，真是吐不出好话来。
大娃被他这么一说，也有些焦急地继续敲起门来。我则跟在他俩背后，不停地给双手哈着气。
“别敲了，钱阿婆带他们家老头子去医院了。”
这时，隔壁的一户人家打开门，冲着我们喊道。
“去医院了？怎么回事？”大娃疑惑不解地问道。
“我也不知道，不过好像蛮严重的，被急救员用担架抬出去了，还带着氧气罩呢！”
“哪家医院你知道么？”
“我们这边么，总归去吴淞医院最近咯。”
听到这里，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儿。大娃二话不说，扭头就走。我和二娃连忙跟上，朝棚户区外走去。
我们很快便走到了吴淞医院。大娃带着我俩，摸索到抢救室外，冲着保安打听钱阿婆的下落。
保安在听完大娃的描述后，指了指抢救室说道：“在里面呢，不过里面只能进一个家属，你们不能进去。”
“那你能跟我们说说，那个老头生的是什么病么？”大娃接着追问道。
“我哪儿知道，这个得问医生啊。”说着，保安一屁股坐回了抢救室门口的椅子上。
眼看问也问不出什么来，大娃二娃那哥俩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正巧这时，抢救室的门被打开了，一个护士从里面走了出来。我们赶忙趁机走到门口，不过，为了不影响其他病患，我们只得冲着钱阿婆使劲挥手。
愁容满面的钱阿婆，正捏着老伴的手，一声声地叹着气。而她的老板，此刻则躺在床上，接起了氧气面罩，一动不动。或许是余光看到了我们的动作，她缓缓抬起头，随后有些吃惊地走了出来。
“你们怎么来了？”来到抢救室门外，钱阿婆不解地问道。
“我们去赶人的时候，发现您没出摊，所以就去您家找了。”
“是啊，后来你家邻居说你在这，我们就过来了。”
大娃二娃挨个解释着来到这里的原因，而我更关心的，是钱阿婆的老伴得了什么病。
在又长叹一口气后，她终于向我们道出了情况。
原来，这天晚上老两口吃完饭后，钱阿婆正准备出摊，突然老伴对她说头晕。一开始，她以为可能是天冷着凉了，就给他为了些热水和感冒药。可没成想，过了不到半小时，老伴居然昏迷了过去，怎么都叫不醒。
这可把钱阿婆给急慌了，赶忙打了120把老伴送到医院，一检查，说是小脑出血。不过，由于她的老伴小脑本就有些萎缩，血液积在萎缩的地方，暂时没有危及生命。但是，必须尽快进行开颅手术，否则再这么拖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大娃看了看手表，惊讶地问道：“吃晚饭到现在，不是已经好几个小时了么？为什么还不去开刀？”
听到这话，钱阿婆低下头，紧咬嘴唇，不停揉搓着自己的衣服下摆。就这样犹犹豫豫了十几秒，她才吞吞吐吐地回答道：“医生说，开完刀之后，还要去康复医院疗养。。。开刀的钱、住院的钱加起来。。。可能要十五六万。我们。。。我们都是乡下来上海的，我家老头子又是给人打零工的，没有劳保（即医保），所有钱都要自己出。”
十五六万？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别说他们了，连我都吓了一跳。要知道，那可是十多年前，当时SH市的平均工资也不过是四五千块钱，像我这种大学刚毕业的，一个月就三千多块。就像我们之前在“盘龙之癖”那个故事里提到过的，那会儿的几十万在郊区都可以买房子了，十几万我不多说，一个卧室绰绰有余。
“还差多少？”大娃先是一愣，随即果断地问道。
“我和我家老头子加起来，手里就十一万。”
十一万，不知道这是钱阿婆卖出去多少碗馄饨，才辛苦攒下来的数字，如今却可能连老伴的命都救不回来。
大娃皱着眉头沉思了一会儿，牵起钱阿婆的手说道：“这样，您先找医生去开刀，钱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这怎么可以？我还不出的呀！”钱阿婆焦急地跺着地板，眼泪夺眶而出。
“想什么呢？！救人要紧！快去！”
大娃二话不说，一把将钱阿婆推进了抢救室，自己也跟了进去。保安正欲起身拦截，却看到山一样的二娃一下子立在他的面前，于是便默默坐了回去。
不一会儿，大娃和护工一起，把钱阿婆的老伴从抢救室推了出来，送进了电梯。当一切手续办齐、他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已经接近凌晨了。
等候室内，大娃不停地打着电话，而二娃则坐在钱阿婆身边，时不时安慰一下她。
至于我，则在陪同了半个小时后，被大娃赶回了家。
后来的三个月里，我再也没有见到钱阿婆出摊，直到2012年的春节过完，我才终于重新看到了她。
再见到钱阿婆时，她仍旧和过去一样，守着那辆板车和六口砂锅，给来来往往的夜归人做着馄饨。
据她所说，那天晚上，大娃给自己队里的几个队员挨个打了电话，又给找了许多其他同事，最后凑出了七万块钱，全数打给了钱阿婆。做手术多出来的部分，就当作他们老两口这几个月的生活费。
“那大娃二娃人呢？说起来，好像确实挺久没看到他们了。”
“被调走了嘛，不管这片了嘛。”
隔壁小XJ的一句插嘴，给这个故事画上了一个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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