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改易書名記

    去年作三書，而改易者三，今日之由確也。其兩書《江渝記事》、《江渝筆記》，為我文心之根本，不可棄之，現將《江渝筆記》改成《劉誠書文稿》，以專作詩文，有所得之、有所記之，即與書焉！此文稿乃我學詩學文之根本，此稿乃我一生所銘記矣。

    夫詩文者，為文之所大哉！余知此，何不為乎？今由確兩書之書名，後不再改，而皆以功用矣。其時，余非賤白話而專尊文言，但今白話之發展，實難以與目，又我國文化之精粹者，皆在詩文，若余不以詩文為志，其白話之於我何哉！況今人之白話，大多洗染西人之文病，文既不能以文，白亦不可與白，而強弄之別體，若此作書，非余所能為也。

    近來因困於經濟，故此一二日便去職也。雖我之不喜於賤職，然今無能於它職，況社會之逼人而難自保，若不自強可為何哉！且夫今世之雖無餓死之患，然若無錢利，則寸步難行，其喝水、吃飯、行走等皆要錢，若無之於職，何人養乎？猶以當今，房貸之欠二十餘萬之多，其又父母之逼我婚姻，金錢之流毒，其害甚矣。且夫當今以金錢為作人之第一要物，誠不知此念從何而起，若人無道德，縱錢利積之於如山，其何然？不過得無衣食之患？而精神之失可謂甚矣。今之所以多亂淫，而人皆乏累盡所不堪，皆因錢字所病矣。若余能解錢利之弊，何至於學文作書，行而不行，此皆缺錢之病也。若今再為之，當不可以失矣。日所恆也。希冀余之所思，能得其果，若不然，終身為世低下，而文學一途與我絕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