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鞍和董仲舒

    马鞍部分：

    西汉时期，弓箭是匈奴和汉军骑兵最重要的作战武器，它的使用受到马具的严重制约。没有马鞍的时候，在奔马上射箭极为困难，因为骑手一边要双腿使劲夹住马腹并保持平衡，一边还要双臂用力拉开弓并尽量使射出的箭命中目标，即便是自幼生活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这一作战方式也是非常低效且难于实行的，这时候最好的办法是停住马射箭或干脆下马发射；当高桥马鞍投入应用后，它给予骑手一个纵向的稳定作用，使其可以在飞驰时向前方射箭，但由于横向上无有效支撑，朝左右方向甚至转身向后射箭时仍然容易跌落，是很危险的，前面引用西方学者的评价中就可看出这一点。但是，在史料中却有这样的记载：“匈奴追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⒅这种转身后射的情况，说明此时应已有马鞍和马镫的使用。况且在汉代的史料中，除个别故意表示轻蔑汉军者外，从未见到有关匈奴下马作战的记录，假如没有鞍镫的应用，这不能不说是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古代弓箭的使用还受到天气影响，弓弦如果被雨水浇湿，作用将会大减，而假若遇上严寒天气，威力也会严重下降。宋人就曾记载：“契丹将耶律逊宁号于越者，以数万骑入寇瀛州。都部署刘廷让与战于君子馆，会天大寒，我师不能彀弓矢，敌围廷让数重。”⒆而在著名的白登之围中，“于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围高帝于白登。”⒇“会天寒，士卒堕指者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围我平城，七日而后罢去。”(21)在如此寒冷的境况下，匈奴和汉军的弓箭很难说还会保持威力，双方一旦接阵就会爆发激烈的白刃战。在短兵相接的战斗中，没有鞍镫的骑兵战斗力不可能赶得上步兵，如果匈奴下马迎击，也不会是历来擅长步战的汉军的对手，要阻止汉军突围便是件困难的事情，那么长达七天的轻松围困就变得难以解释了。更何况此战匈奴的兵力虽据《史记》所称有四十万，却很可能是个虚数，因为在《史记》中原本就提到冒顿时期的匈奴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22)，扣除留守草原的兵力，又何来如此之多的人马？再说纵使“四十万”之数是准确的，由于游牧民族参加出征的人数中经常要包括大量妇女、老人、儿童等非战斗人员，其真正的作战兵力也远不会有那么多，加上前面所述近战中的质量劣势，应付起汉军的突围来更加捉襟见肘了。既然如此，不惧戎马的刘邦为什么还迟迟不敢突围呢？对此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当时的匈奴骑兵已经装备了马鞍和马镫，对步兵具有强大的近战优势和冲击力，冒险突围只会导致全军覆没。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两汉史料中出现了“突骑”这一叫法：“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桡乱也”(23)“会上谷太守耿况、渔阳太守彭宠各遣其将吴汉、寇恂等将突骑来助击王郎”(24)“贼追急，短兵接，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骑王丰，下马授光武，光武抚其肩而上，顾笑谓耿弇曰：‘几为虏嗤。’”(25)对于《汉书》中“突骑”一词的含义，颜师古注为：“突骑，其言骁锐可用冲突敌人也。”(26)颜师古是唐人，其注释未必就能代表汉代“突骑”的真正意义，那么在汉代史料记载中它的作用又是什么呢？“光武北击群贼，（吴）汉常将突骑五千为军锋，数先登陷陈。”(27)“刘永将周建别招聚收集得十余万人，救广乐。汉将轻骑迎与之战，不利，堕马伤膝，还营，建等遂连兵入城。”(28)可见至少在东汉初年，骑兵已经能够担当站在头排正面冲锋、“先登陷阵”的任务了，利用骑兵的冲击力冲垮敌阵、步兵随后跟进决定胜负的作战方式已经确立。如果说在同匈奴的近战中仅仅是用骑兵对抗骑兵，双方彼此处境相同，对骑手稳性的要求不一定很高的话，那么在此要面对的则是以步兵为主力的敌军，若想正面冲击其阵，只有同时装备了马鞍和马镫才有可能办到。

    董仲舒部分：

    评价历史人物，最好不走极端。董仲舒能够成功，并不是他的学识能够压服所有人，而是他受到了武帝极度的推崇，甚至在他退隐之后，武帝还时常派遣人去听取他的意见。时势造人，所以我并不认为此人离开皇帝的极度推崇之后，能大有作为。这是其一。

    其二，董仲舒的思想，大家还是应该多查找些史料，去看看他具体提倡些什么，或者至少应该看看他留下来的那些策论。不要跟着部分人，人云亦云。隋炀帝都能平反，董仲舒却要一棒子打死，不是个好的态度。董仲舒某些东西在后世看来确实不怎么样，但是有些东西却是足以采信的。封建体制下就需要适合封建体制的东西，统一意识形态可以说是愚民，但也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稳定和文化的抗压性，至少使得后来在外来文明的冲击下，保持了固有的生命力和文化主张。如果所有流派齐头并进，一旦外族入侵之后，恢复中原王朝的统治，往往容易丧失溯源的能力。最终导致文化在别人的冲撞下，渐渐湮灭本来有的面目。

    其三，董仲舒的儒家学说和孔孟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为何笃定说孔孟的学说就更适合后世呢？形势在发展，孔孟学说未免有些乌托邦，而没有具体化。董仲舒在某种程度上污名化了儒学，但是也在某种程度上具体化了儒家的思想。其中他的好处与坏处，大家可以讨论，反正历来史学界都是没有定论的。

    所有总而言之，历史人物和问题不好下定论，也不能使用简单的排除法，说如果没有这个人，没有这个事就能怎么样。如果这个人不出现，终究还会有下一个人出现。想要通过一时之功，开万世太平的，几乎是在痴人说梦。能做的，就是兼容并包，而不是走极端。觉得独尊儒术不好，就把儒术彻底打压下去，这便又惹下了个不小的祸端。总之，不得不承认，儒学的兴起在当时是有深厚的社会土壤和统治需求基础的，董仲舒不过是率先将其集大成者。如果把董仲舒除了，还会有李仲舒，张仲舒。因为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出于加强君权和稳固社会基础，统治结构的需要，都会采取类似董仲舒的学说。不是你把这个人杀了就能了事的。以一个人的力量，漠视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现状，即便再强大，也不过是螳臂当车，挡得了一时，挡不了一世。本朝先例不少，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