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百二十七章：辽东糜烂之始（上）
就在万历帝忙着与外臣“置气”之时，同样没忘了给自己搞钱。自其亲政以来，宫廷靡费日增，使果库渐趋拮据。万历十年（1582年），万历帝为潞王朱翊镠举办婚礼用去白银八万余两；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万历帝为长公主下嫁用去白银十二万两；为了平定宁夏叛乱，耗费财正二百余万两白银；平定播州之乱，耗费财正二三百万两白银；紫禁城乾清宫、坤宁宫、皇极殿、建极殿、中极殿遭大火烧毁需重修，亦需几十万两白银……
没钱啥也办不成，万历帝明白这个道理，下面人揣摩圣意，自然得替皇帝出谋划策。
府军前卫副千户仲春上疏请开银矿，以助重修坤宁、乾清两宫大工。万历帝心领神会，马上降旨命户部和锦衣卫各派一人同仲春开采。
户科给事中程绍、工科给事中杨应文各上疏谏阻。程绍更是给万历帝算了一笔账：“嘉靖二十七年七月命采矿，自是年十月至三十六年十二月的十年间，先后委官四十余人，派防兵一千一百八十人，俸粮、器械、铅、炭所费计银三万余两，而开矿所得只有银二万八千五百余两，实在得不偿失。”
万历帝根本不听，还言“朕以连年征讨，库藏匮竭，且殿工典礼方殷，若非设处财用，安忍加派小民”，并褒奖了仲春一番。
见此，锦衣卫百户陆松、鸿胪寺随堂官许龙、顺天府教授冯时行、经历赵凤华等人，各言开矿助大工。詹事府录事曾长庆亦来凑一脚，请开晋地夏县矿。
万历帝照单全收，皆予允准，而且还正式命户部赴畿内真定、保定、蓟州、易州、永平开矿。
此端一开，各地好事之徒纷纷向朝廷“献矿”，于是乎，万历帝派遣的开矿太监几乎遍及全果各地：昌平有王忠，真、保、蓟、永、房山、蔚州有王虎，昌黎有田进，豫地有鲁坤，鲁地有陈增，晋地有张忠，南直隶有郝隆、刘朝用，湖广有陈奉，浙地有曹金、刘忠，陕地有赵鉴、赵钦，川地有丘乘云，辽东有高淮，越地有李敬，贵地有沈永寿，赣地有潘相，闽地有高寀，西南有杨荣等。万历年间，引起民怨沸腾的矿监之祸由此开始。
继矿监派出后，万历帝仍不满足，又向各通都大邑派出了税监，向商徒、百姓增加税赋。
首先派出的是御马监太监张烨，赴通州张家湾征税；之后又派太监韩济同锦衣卫百户郑惟明赴添津等处查收官店租税。此后二三年内，征税太监四出：京口（镇江）有高寀，仪真有暨禄，临清有马堂，东昌有陈增，苏杭有孙隆，湖口（江西）有李道，密云有王忠……有的地方，矿监与税监一身二任，如鲁坤、陈增、丘乘云、陈奉等。
如此“丧心病狂”，那万历帝到底有没有搞到钱呢？
根据各地矿税太监向内库进奉的记录来看，开矿施行的第一年（1597年），各地矿税太监就络绎不断地向紫禁城内库进奉起开矿、征税的收入，如这一年十二月，鲁地矿监陈增进奉矿银五百三十余两，豫地矿监鲁坤进银七千四百余两。而从万历二十六年到三十六年，十年中，各地矿税太监共进奉五百余万两白银，平均每年进奉五十余万两白银。这笔钱虽比不上夏税、秋粮及盐税，但远胜关税与商税，简直有些离谱。
另一方面，由于矿税太监是皇帝直接委派，又直接向内库进奉，不受外廷与地方财正监督，又无制度保障可言，于是便有了一个巨大的漏洞——征多缴少，太监们往往中饱私囊，大量金银落入他们的腰包。如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月，晋地巡抚白希绣就向万历帝揭发，晋地每年征解税银四万五千二百两，税监孙朝只向内库进奉一万五千八百两，其余的二万九千四百两，全由孙朝以假称拖欠的手法攫为己有。七成是人家的，万历帝只跟着喝了口汤。
不仅如此，矿税太监仗着有万历帝在背后撑腰，小人得志，不可一世，所到之处肆意妄为，把本已混乱不堪的明朝朝堂搞得更加混乱。第一批矿税太监派出后不久，承运库太监就向皇上请求：“一应事宜，听臣便宜行事，事竣之日，承委文武职官，会同抚按，分别举刺，以示劝惩。”御马监太监鲁坤向皇上请求：“各官既承任使于臣，宜有所辖。”两人显然是要在开矿征税之外谋求干预地方正务的大权。
事情也的确发展到了那个地步。鲁坤在豫地，不仅监督开矿事务，而且向皇帝提出越权控制两淮盐场的掣买权，并有权节制有关衙门，参照巡盐御史事例行事。万历帝毫不犹豫地予以照准。陈增到鲁地监督开矿不久，就向皇帝告状，诬陷福山知县韦国贤“阻挠矿务”，鲁地巡抚“遮蔽属官”。万历帝接到奏疏后马上降旨：逮捕韦国贤，押解至京师审讯。益都知县吴宗尧多次抗拒陈增的勒索，也遭诬陷，最后死于锦衣卫诏狱。鲁地巡抚尹应元忍无可忍，向万历帝奏劾陈增二十大罪，万历帝不但不追究陈增，反而给予尹应元罚俸的处分。
万历帝和手下的太监如何作妖，宋洲暂时管不上，但跑到辽东撒野的太监高淮，却与宋洲相关，直让东北总督府是又气又喜。
高淮为直隶宝坻人，本是一个市井无赖，家中有妻有子。年轻时，曾包揽过京城崇文门的税课。崇文门的税课是个不小的数目，并不是任何人都能承揽的，高淮能得这个肥缺，说明其人脉、家境都不差。后来因得罪了贵人，丢了肥差，高淮狠心舍弃了妻儿，自阉入宫，做了宦官。
入宫后，由于高淮上下打点周到，于是很快便担任了尚膳监任监丞。尚膳监掌管御膳及宫内饮食、宴会等事宜，监丞为从五品内官，职位不低，高淮能得到监丞这个职务，也算是他运气好。
没钱啥也办不成，万历帝明白这个道理，下面人揣摩圣意，自然得替皇帝出谋划策。
府军前卫副千户仲春上疏请开银矿，以助重修坤宁、乾清两宫大工。万历帝心领神会，马上降旨命户部和锦衣卫各派一人同仲春开采。
户科给事中程绍、工科给事中杨应文各上疏谏阻。程绍更是给万历帝算了一笔账：“嘉靖二十七年七月命采矿，自是年十月至三十六年十二月的十年间，先后委官四十余人，派防兵一千一百八十人，俸粮、器械、铅、炭所费计银三万余两，而开矿所得只有银二万八千五百余两，实在得不偿失。”
万历帝根本不听，还言“朕以连年征讨，库藏匮竭，且殿工典礼方殷，若非设处财用，安忍加派小民”，并褒奖了仲春一番。
见此，锦衣卫百户陆松、鸿胪寺随堂官许龙、顺天府教授冯时行、经历赵凤华等人，各言开矿助大工。詹事府录事曾长庆亦来凑一脚，请开晋地夏县矿。
万历帝照单全收，皆予允准，而且还正式命户部赴畿内真定、保定、蓟州、易州、永平开矿。
此端一开，各地好事之徒纷纷向朝廷“献矿”，于是乎，万历帝派遣的开矿太监几乎遍及全果各地：昌平有王忠，真、保、蓟、永、房山、蔚州有王虎，昌黎有田进，豫地有鲁坤，鲁地有陈增，晋地有张忠，南直隶有郝隆、刘朝用，湖广有陈奉，浙地有曹金、刘忠，陕地有赵鉴、赵钦，川地有丘乘云，辽东有高淮，越地有李敬，贵地有沈永寿，赣地有潘相，闽地有高寀，西南有杨荣等。万历年间，引起民怨沸腾的矿监之祸由此开始。
继矿监派出后，万历帝仍不满足，又向各通都大邑派出了税监，向商徒、百姓增加税赋。
首先派出的是御马监太监张烨，赴通州张家湾征税；之后又派太监韩济同锦衣卫百户郑惟明赴添津等处查收官店租税。此后二三年内，征税太监四出：京口（镇江）有高寀，仪真有暨禄，临清有马堂，东昌有陈增，苏杭有孙隆，湖口（江西）有李道，密云有王忠……有的地方，矿监与税监一身二任，如鲁坤、陈增、丘乘云、陈奉等。
如此“丧心病狂”，那万历帝到底有没有搞到钱呢？
根据各地矿税太监向内库进奉的记录来看，开矿施行的第一年（1597年），各地矿税太监就络绎不断地向紫禁城内库进奉起开矿、征税的收入，如这一年十二月，鲁地矿监陈增进奉矿银五百三十余两，豫地矿监鲁坤进银七千四百余两。而从万历二十六年到三十六年，十年中，各地矿税太监共进奉五百余万两白银，平均每年进奉五十余万两白银。这笔钱虽比不上夏税、秋粮及盐税，但远胜关税与商税，简直有些离谱。
另一方面，由于矿税太监是皇帝直接委派，又直接向内库进奉，不受外廷与地方财正监督，又无制度保障可言，于是便有了一个巨大的漏洞——征多缴少，太监们往往中饱私囊，大量金银落入他们的腰包。如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月，晋地巡抚白希绣就向万历帝揭发，晋地每年征解税银四万五千二百两，税监孙朝只向内库进奉一万五千八百两，其余的二万九千四百两，全由孙朝以假称拖欠的手法攫为己有。七成是人家的，万历帝只跟着喝了口汤。
不仅如此，矿税太监仗着有万历帝在背后撑腰，小人得志，不可一世，所到之处肆意妄为，把本已混乱不堪的明朝朝堂搞得更加混乱。第一批矿税太监派出后不久，承运库太监就向皇上请求：“一应事宜，听臣便宜行事，事竣之日，承委文武职官，会同抚按，分别举刺，以示劝惩。”御马监太监鲁坤向皇上请求：“各官既承任使于臣，宜有所辖。”两人显然是要在开矿征税之外谋求干预地方正务的大权。
事情也的确发展到了那个地步。鲁坤在豫地，不仅监督开矿事务，而且向皇帝提出越权控制两淮盐场的掣买权，并有权节制有关衙门，参照巡盐御史事例行事。万历帝毫不犹豫地予以照准。陈增到鲁地监督开矿不久，就向皇帝告状，诬陷福山知县韦国贤“阻挠矿务”，鲁地巡抚“遮蔽属官”。万历帝接到奏疏后马上降旨：逮捕韦国贤，押解至京师审讯。益都知县吴宗尧多次抗拒陈增的勒索，也遭诬陷，最后死于锦衣卫诏狱。鲁地巡抚尹应元忍无可忍，向万历帝奏劾陈增二十大罪，万历帝不但不追究陈增，反而给予尹应元罚俸的处分。
万历帝和手下的太监如何作妖，宋洲暂时管不上，但跑到辽东撒野的太监高淮，却与宋洲相关，直让东北总督府是又气又喜。
高淮为直隶宝坻人，本是一个市井无赖，家中有妻有子。年轻时，曾包揽过京城崇文门的税课。崇文门的税课是个不小的数目，并不是任何人都能承揽的，高淮能得这个肥缺，说明其人脉、家境都不差。后来因得罪了贵人，丢了肥差，高淮狠心舍弃了妻儿，自阉入宫，做了宦官。
入宫后，由于高淮上下打点周到，于是很快便担任了尚膳监任监丞。尚膳监掌管御膳及宫内饮食、宴会等事宜，监丞为从五品内官，职位不低，高淮能得到监丞这个职务，也算是他运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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