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协尽头》我的饭搭子
在我进入高中第一天报名时，我就对那所学校产生了厌恶。
四姨正在和教导主任商量我的择校费，我在一旁翻看试卷，被教导主任训斥了一番，我被训斥的时候看到一个比我高的男孩站在不远处幸灾乐祸。
我知道他也是分数不够才和父母出现在这里的，我不是个坏学生，我只是从一个水平比较低的学校来的，但我不屑于和差生为伍，所以我无视了他。
两年后，我再次见到了他，他被父母转到了文科二班，也就是全年级文科排在第二位的班级，我也在。那个时候他又长高了些，有一米八，样子长得帅，常常有女孩子给他书桌里塞情书，桌子上放奶茶，他也不挑剔，只要是送上来的零食都吃了，但从不答应别人的告白。
他说，“那是她们自己愿意送的。”
他还有个好朋友，两个人在我们班算是顶级混子，没过一学期就没来上学了，听说被家里弄去当兵了。
那时我想，不认真读书的孩子，即使家里有钱以后又能怎样呢？然而事实证明，有钱的话读书不行也可以，你可以选择体育生，艺术生，也可以选择当兵，学历也可以以后再补。
而我这种原生家庭没有钱的学生，只有通过考试这一个方法实现自我拯救。我曾经也想过学画画当艺术生，然而学画画需要额外交钱，即使我的文科成绩优异，妈妈也不想我去冒险，更何况根本没余钱给我去交学费。
我想很多时候，人是不能选择的，因为你最初的一个选择，就会导致之后无法选某些你想选的选项。
看似人生有无数种可能，但普通人只有少数的可能，当完学生，出了社会当打工人，结婚生子然后让自己的子女努力读书，重复一轮循环。
整个高中三年，我都不开心，一部分是来自学习的压力，一部分是来自外公和祖母的逝世，所以班上很多同学都觉得我非常高冷。
只有少数同桌、邻座发展成了好友、饭搭子。
其中一个叫徐猫，家里支持她走上了艺术生的道路，身材瘦小，喜欢打游戏，我们常常在期中、期末考试后的傍晚翻墙出去，在网吧打游戏。那时我被分到文科最差的班，里面一半以上都是艺术生，上课氛围可见一斑。
老师在上面上课，同学在底下睡觉、看小说、看手机，有时还会吃东西。那段时间是我少数轻松的时候，我和徐猫打游戏的时候遇到了班里的小霸王，也是一个富二代，看起来人高马大，但有点傻。
我指的是人长得还行，但看面相就知道在感情上他很好骗，很容易恋爱脑，当舔狗。
他发现了我，因为他觉得我不属于网吧这个世界。我回瞪了他一眼，然后打完游戏回学校睡觉，第二天当什么都没发生。
学校的饭点都是一场战争，因为全校数千名学生都朝同一个地点奔去，晚了要排老长的队。我和徐猫每次都在最后一节课商量好，下课铃一响我们就冲下楼。
食堂顿时吵闹声四起，我们打了不同的菜，可以一起分享，然后吃完饭散会儿步再回教室睡午觉。
没过一年，我考试之后就被分到了文科二班，在那个班上学生的素质要比之前的班级好多了，但竞争的压力也大很多。
徐猫依然在原来的班级，我们见面的时间很少，因为我的作业变得更多了。有时我独自奔跑到食堂时会想念她，独自吃饭的滋味并不好受。
很多时候我吃完饭都会在走廊上站一会儿，用手拉着栏杆向后仰，感受失去重力的感觉。
我是班级里最不爱笑的，也是最不爱说话的。多年后，老同学给我看了一张照片，是高三马上要考试时拍的，那时拍照的是返回学校的校友为我们加油打气，让我们笑笑。
只有我一个人没有笑，低着头，下巴尖尖的，穿着一件黄色的衣服，瘦骨如柴，样子像一条小蛇。
现在我再看那时的自己，感觉像另一个人，我感觉得到她的愤怒、不甘和对周围人的恐惧。有一个同桌曾经对我说，“珂儿，我觉得你的内心世界是很丰富的，但是你总是在回避我们，回避那些对你感兴趣，想要和你做朋友的人。”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她说的很对，我甚至有些羡慕她的表达能力，能够准确地说出我的状态，可是我改不了。
我卑微地每周只有五十块钱零花，除了吃饭，还要精打细算买书籍和文具用品，没有钱和大家一起进行课外活动，没钱买奶茶，吃樱花寿司，买不起去外面旅游的车票。
除此之外，我穿的衣服都是自己在街上随便买的男士打折短袖，折扣季别人都看不上的板鞋，有时鞋码会很大，我带回家会往里面垫鞋垫。内衣是我花销最大的项目，每次都要五六十，而且那时身体正在发育，几乎每年都要换新的。
内裤倒是没怎么换，但因为邻居建了养猪棚，成群的老鼠夜里老是钻进我们的房间，我换下来的内裤常常被老鼠咬坏，只能重新买新的。
老鼠什么都要吃，塑料袋，衣服，内裤，食物，绳子，木头等等，在那时我最讨厌的就是老鼠从我的床上跳下来，沿着遮灰尘的塑料布爬下来在房间里乱窜。睡一会儿就得用脚蹬床，或者开灯吓跑它们。
我从来没有告诉我的同桌、我的朋友们这些事情。
他们只看到开学时我年迈的外婆帮我背着行李缓慢地走向宿舍楼，带着一身乡下的尘土。每天早晨我需要提前半小时起床上厕所，才能将自己的情绪清空，吃完食堂的第一碗面，我常常会来到学校的凉亭看着石榴树吃一个鸡蛋和几个拇指大的玉米馒头。
等到夏天到来的时候，石榴花红艳艳的，很美，我喜欢一个人欣赏石榴花的美，喜欢没人打搅我的时刻。
文科二班的班主任很瘦，面相很凶，所以我很害怕和他说话。
班上只有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经常和我说话，给我分享她买的吃的，但我总是拒绝她，让她觉得很奇怪。
她曾问我什么原因，我顾左右而言他，其实心里真正的想法是，如果我习惯了接受别人的好意，当我失去之后将无所适从，我会开始买她曾经与我分享的食物。在我和她分别之后，每次吃到她分享给我的食物，我就会想起她。
但架不住她的热情，我还是吃了她的樱花寿司。那是我节食以后极少吃到的零食，舌头的味蕾精确地向大脑传递了这种味道，那学期开始我总是在街上买樱花寿司。
当现在我看到樱花寿司时，已经不觉得好吃了，但依然想到她就会不自觉地笑，她是我高中时代极少数的快乐之源。
我把她叫做小饶，她曾经和班上一个艺术生谈过恋爱，后来分手了，班里还有人八卦他们分手的原因，我听到后很不舒服。
我和小饶挨着坐的时候，前面还坐了一个大佬，才十七八岁的年纪就已经长得像二十多岁的街溜子了，一身匪气，很像欧美的那种硬汉，剪个寸头，还有个世家女朋友。他给小饶取了个外号叫“蚯蚓”，但从来不怎么和我说话。
有一天他在教室里听到我唱歌，他问我，“你是不是想成名？”
我被他这句话彻底问蒙了，“不是啊。”
“不，你就是。”
不，我唱歌是为了自己开心，我是为了不得不坐在这里学习考试而压抑的灵魂而唱，为了不得不向生活屈服而唱。
我在前往学校的大巴上唱歌，我在返回家的路上唱歌，在大家都出去上体育课的时候回教室唱歌，没有想过要成名，我也没有钱去追求那些东西。
后来小饶告诉我，她记得有次我在教室里唱歌，全班都响起了掌声，我却一点印象都没有。换做现在的我去学校看到那一幕，我觉得很尴尬。
但我确实做到了一件事，高二时学生会的主席组织了一场校外的公益晚会，我通过海选进入了最终的表演环节，演唱的是泰勒斯威夫特的《BacktoDecember》。同班同学的家就在演出附近，她来观看了演出，并且向我献了花。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聚光灯下，受到观众注视是怎样的感觉，我仍然穿着几十块的外套和褪色的牛仔裤，我没有化妆，但我很开心能有人看到我，听到我的歌声。
可惜，在台下，没有我的妈妈，没有我的外婆，没有任何我在意，并且需要证明给他们看我并不内向的人们。
落幕后，人群散去，就好像一切都没发生。
我在七十多人的教室里依然感到孤独，我的眼睛因为长时间没见阳光而变得近视，妈妈回来时带我去配了人生中的第一幅眼镜，但我不常戴它，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戴。
到高三开始，我们周末也需要补课一天，为了方便我学习，妈妈让我去同在县城的姨妈家洗衣服，本以为她家有洗衣机，但姨妈也是租的房子，没有洗衣机。寒冬腊月，我在大盆子里用力拧着好几斤的被套，反复清洗了很多遍。
有时姨妈的孩子还要和我玩耍，我非常不喜欢小孩，但因为是在别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假装很喜欢和她玩。
我满十八岁的时候去照了身份证，因为那种阴翳和对生活的不甘，让我拍出来的照片像极了监狱里关押的犯人，我带着这样的身份证一直用了好多年。
满十八岁之后，除了办理身份证，我还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是去口腔诊所看牙，因为长期没有人监督我刷牙，我的牙齿烂了好多，小时候都是忍着，外婆没有带我去看医生，即使是我痛得哭，牙龈肿到无法张嘴吃饭，也只是呆在家里喝稀饭。
在我终于满十八岁时，我骗外婆一起去县城买衣服，其实是去口腔诊所看牙。医生掰开我的嘴，看到了两侧的座牙被黑色的蛀虫覆盖，上牙还有以前换牙没掉落的残根，也是黑色的。
我拒绝拔牙的建议，选择根管治疗。外婆在旁边等待着，说着那些烂牙都是因为我妈妈在我小时候老是喂方便面造成的。
那时正在抵制日货的浪潮当中，而方便面也是日本来的舶来品，外婆不知道这些，说得起劲时旁边的护士骂了我一句，“日本人。”
我还躺着接受医生的根管治疗，听到这句话，我真想骂人，可是害怕医生的钻头把我嘴巴钻穿。愤怒地手握拳头敲椅子，医生感觉到我的异常，让护士别说了。
外婆问店家总共多少钱时，脸上的表情常常很夸张，皱纹都挤在一堆，嘴巴两端往下一直弯，但她总是付得起的。
我们家那时就已经卖掉了一部分地给来投资的老板，但是外婆一直很抠门，对自己很苛刻，对家里人也很苛刻，总是不想花钱在外面。
但是她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变了很多，即使她再节约，也难以支撑那摇摇欲坠的破房子和分崩离析的家庭。
我为自己争取了一次机会，减轻了十几年来围绕我的牙痛。医生告诉我，如果我想去除上面的两颗虎牙，要趁早，否则以后说不定会花十几万。我知道我的虎牙很难看，我也很想矫正它们，但外婆拿不出更多的钱了。
那两颗虎牙，让我不敢在别人面前笑，很怕别人觉得我丑，每次笑我都努力用上嘴唇包着虎牙，有人说，“你笑起来像个老太婆。”
第二件事便是高考一结束，我就拉着外婆去找了一家私人医院做了狐臭手术。我从十二岁开始便长了腋毛，慢慢地发现自己有狐臭，不严重的时候可以蒙混过去，但夏天总是会闻到点异味。
于是每年到了爱出汗的季节，我都要每天在腋下喷洒药剂止汗，久了我感到非常痛苦。我问外婆，“为什么别人没有狐臭，我有？”
外婆把她的腋下给我看，她的腋下是干干净净的，包括祖母的也干干净净。到我妈妈才有狐臭，我也随了我妈妈，是外公那边的基因改造的。
外婆说，“很久以前，老子在母亲的肚子里孕育了三十年，出生时便是一个老者，他从母亲的产道出不来，只能从母亲的腋下划道口子钻出来。母亲血流不止，马上就要死了，他割掉自己的胡子塞在母亲的腋下，于是变成了腋毛。”
有腋毛的人才有狐臭，没有腋毛也就没有毛囊可以给那些真菌寄生，于是就没有难闻的气味了。
我上网查了相关的资料文献，发现南方人的腋毛基本上是源自成吉思汗时代的大征战，他的军队到哪里就把自己的种传到哪里，也把腋毛传到哪里。
我去的那家医院，给我做手术的医生是两个，两边同时进行。他们在我的腋下打上麻药，切开一道口子，把皮撑开，将一个个的毛囊摘除，然后再缝合。
由于两个医生的技术水平不一样，所以后来两边呈现的效果也不一样。手术两年后我左边腋下又重新长了很多腋毛，开始散发狐臭，而右边很干净。
一点点狐臭还是可以用药剂掩盖的，但我的手术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当我想再去找那家医院时，妈妈说：“那里已经拆迁了，到哪里去找呢？”
细数我在这样的原生家庭，给我自己的枷锁，都要自己一一去解开。小时候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只有长大了努力去做到。丑陋的牙齿，低于平均线的身高，狐臭，肥胖，因为家里没有浴室，长时间不洗澡而形成的鸡皮肤，天生的淡眉，以及长时间独处带来的不善言辞以及怪异的性格。
我对自己不满意，所以也不愿意与人交朋友，因为对自己没什么好说的。很多年以后，我真正地独立出来，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以后，才慢慢地发现自己的优点，开始慢慢自信起来。
周围的朋友都觉得我很漂亮，很风趣，领导也认可我的能力，有愿意带领我的师傅，我开始引导比我小的年轻人成长，就像那个自卑到骨子里的自己已经被我剥离出身体，抛弃在人生的道路上。
偶尔午夜梦回，还是那个破败的家，黝黑的淤泥在屋外的沟渠里，我拿着书包回家找外婆却怎么也打不开门，祖母再一次出现，让我意识到自己是在梦里，一切都不是真的。
但我希望能再多看看她，她依然对我温柔地笑着，不说话。
仿佛在告诉我，她过得很好，我也会过得很好，不要再回头。因为回头没有风景，目光所到之处皆是荒芜。
四姨正在和教导主任商量我的择校费，我在一旁翻看试卷，被教导主任训斥了一番，我被训斥的时候看到一个比我高的男孩站在不远处幸灾乐祸。
我知道他也是分数不够才和父母出现在这里的，我不是个坏学生，我只是从一个水平比较低的学校来的，但我不屑于和差生为伍，所以我无视了他。
两年后，我再次见到了他，他被父母转到了文科二班，也就是全年级文科排在第二位的班级，我也在。那个时候他又长高了些，有一米八，样子长得帅，常常有女孩子给他书桌里塞情书，桌子上放奶茶，他也不挑剔，只要是送上来的零食都吃了，但从不答应别人的告白。
他说，“那是她们自己愿意送的。”
他还有个好朋友，两个人在我们班算是顶级混子，没过一学期就没来上学了，听说被家里弄去当兵了。
那时我想，不认真读书的孩子，即使家里有钱以后又能怎样呢？然而事实证明，有钱的话读书不行也可以，你可以选择体育生，艺术生，也可以选择当兵，学历也可以以后再补。
而我这种原生家庭没有钱的学生，只有通过考试这一个方法实现自我拯救。我曾经也想过学画画当艺术生，然而学画画需要额外交钱，即使我的文科成绩优异，妈妈也不想我去冒险，更何况根本没余钱给我去交学费。
我想很多时候，人是不能选择的，因为你最初的一个选择，就会导致之后无法选某些你想选的选项。
看似人生有无数种可能，但普通人只有少数的可能，当完学生，出了社会当打工人，结婚生子然后让自己的子女努力读书，重复一轮循环。
整个高中三年，我都不开心，一部分是来自学习的压力，一部分是来自外公和祖母的逝世，所以班上很多同学都觉得我非常高冷。
只有少数同桌、邻座发展成了好友、饭搭子。
其中一个叫徐猫，家里支持她走上了艺术生的道路，身材瘦小，喜欢打游戏，我们常常在期中、期末考试后的傍晚翻墙出去，在网吧打游戏。那时我被分到文科最差的班，里面一半以上都是艺术生，上课氛围可见一斑。
老师在上面上课，同学在底下睡觉、看小说、看手机，有时还会吃东西。那段时间是我少数轻松的时候，我和徐猫打游戏的时候遇到了班里的小霸王，也是一个富二代，看起来人高马大，但有点傻。
我指的是人长得还行，但看面相就知道在感情上他很好骗，很容易恋爱脑，当舔狗。
他发现了我，因为他觉得我不属于网吧这个世界。我回瞪了他一眼，然后打完游戏回学校睡觉，第二天当什么都没发生。
学校的饭点都是一场战争，因为全校数千名学生都朝同一个地点奔去，晚了要排老长的队。我和徐猫每次都在最后一节课商量好，下课铃一响我们就冲下楼。
食堂顿时吵闹声四起，我们打了不同的菜，可以一起分享，然后吃完饭散会儿步再回教室睡午觉。
没过一年，我考试之后就被分到了文科二班，在那个班上学生的素质要比之前的班级好多了，但竞争的压力也大很多。
徐猫依然在原来的班级，我们见面的时间很少，因为我的作业变得更多了。有时我独自奔跑到食堂时会想念她，独自吃饭的滋味并不好受。
很多时候我吃完饭都会在走廊上站一会儿，用手拉着栏杆向后仰，感受失去重力的感觉。
我是班级里最不爱笑的，也是最不爱说话的。多年后，老同学给我看了一张照片，是高三马上要考试时拍的，那时拍照的是返回学校的校友为我们加油打气，让我们笑笑。
只有我一个人没有笑，低着头，下巴尖尖的，穿着一件黄色的衣服，瘦骨如柴，样子像一条小蛇。
现在我再看那时的自己，感觉像另一个人，我感觉得到她的愤怒、不甘和对周围人的恐惧。有一个同桌曾经对我说，“珂儿，我觉得你的内心世界是很丰富的，但是你总是在回避我们，回避那些对你感兴趣，想要和你做朋友的人。”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她说的很对，我甚至有些羡慕她的表达能力，能够准确地说出我的状态，可是我改不了。
我卑微地每周只有五十块钱零花，除了吃饭，还要精打细算买书籍和文具用品，没有钱和大家一起进行课外活动，没钱买奶茶，吃樱花寿司，买不起去外面旅游的车票。
除此之外，我穿的衣服都是自己在街上随便买的男士打折短袖，折扣季别人都看不上的板鞋，有时鞋码会很大，我带回家会往里面垫鞋垫。内衣是我花销最大的项目，每次都要五六十，而且那时身体正在发育，几乎每年都要换新的。
内裤倒是没怎么换，但因为邻居建了养猪棚，成群的老鼠夜里老是钻进我们的房间，我换下来的内裤常常被老鼠咬坏，只能重新买新的。
老鼠什么都要吃，塑料袋，衣服，内裤，食物，绳子，木头等等，在那时我最讨厌的就是老鼠从我的床上跳下来，沿着遮灰尘的塑料布爬下来在房间里乱窜。睡一会儿就得用脚蹬床，或者开灯吓跑它们。
我从来没有告诉我的同桌、我的朋友们这些事情。
他们只看到开学时我年迈的外婆帮我背着行李缓慢地走向宿舍楼，带着一身乡下的尘土。每天早晨我需要提前半小时起床上厕所，才能将自己的情绪清空，吃完食堂的第一碗面，我常常会来到学校的凉亭看着石榴树吃一个鸡蛋和几个拇指大的玉米馒头。
等到夏天到来的时候，石榴花红艳艳的，很美，我喜欢一个人欣赏石榴花的美，喜欢没人打搅我的时刻。
文科二班的班主任很瘦，面相很凶，所以我很害怕和他说话。
班上只有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经常和我说话，给我分享她买的吃的，但我总是拒绝她，让她觉得很奇怪。
她曾问我什么原因，我顾左右而言他，其实心里真正的想法是，如果我习惯了接受别人的好意，当我失去之后将无所适从，我会开始买她曾经与我分享的食物。在我和她分别之后，每次吃到她分享给我的食物，我就会想起她。
但架不住她的热情，我还是吃了她的樱花寿司。那是我节食以后极少吃到的零食，舌头的味蕾精确地向大脑传递了这种味道，那学期开始我总是在街上买樱花寿司。
当现在我看到樱花寿司时，已经不觉得好吃了，但依然想到她就会不自觉地笑，她是我高中时代极少数的快乐之源。
我把她叫做小饶，她曾经和班上一个艺术生谈过恋爱，后来分手了，班里还有人八卦他们分手的原因，我听到后很不舒服。
我和小饶挨着坐的时候，前面还坐了一个大佬，才十七八岁的年纪就已经长得像二十多岁的街溜子了，一身匪气，很像欧美的那种硬汉，剪个寸头，还有个世家女朋友。他给小饶取了个外号叫“蚯蚓”，但从来不怎么和我说话。
有一天他在教室里听到我唱歌，他问我，“你是不是想成名？”
我被他这句话彻底问蒙了，“不是啊。”
“不，你就是。”
不，我唱歌是为了自己开心，我是为了不得不坐在这里学习考试而压抑的灵魂而唱，为了不得不向生活屈服而唱。
我在前往学校的大巴上唱歌，我在返回家的路上唱歌，在大家都出去上体育课的时候回教室唱歌，没有想过要成名，我也没有钱去追求那些东西。
后来小饶告诉我，她记得有次我在教室里唱歌，全班都响起了掌声，我却一点印象都没有。换做现在的我去学校看到那一幕，我觉得很尴尬。
但我确实做到了一件事，高二时学生会的主席组织了一场校外的公益晚会，我通过海选进入了最终的表演环节，演唱的是泰勒斯威夫特的《BacktoDecember》。同班同学的家就在演出附近，她来观看了演出，并且向我献了花。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聚光灯下，受到观众注视是怎样的感觉，我仍然穿着几十块的外套和褪色的牛仔裤，我没有化妆，但我很开心能有人看到我，听到我的歌声。
可惜，在台下，没有我的妈妈，没有我的外婆，没有任何我在意，并且需要证明给他们看我并不内向的人们。
落幕后，人群散去，就好像一切都没发生。
我在七十多人的教室里依然感到孤独，我的眼睛因为长时间没见阳光而变得近视，妈妈回来时带我去配了人生中的第一幅眼镜，但我不常戴它，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戴。
到高三开始，我们周末也需要补课一天，为了方便我学习，妈妈让我去同在县城的姨妈家洗衣服，本以为她家有洗衣机，但姨妈也是租的房子，没有洗衣机。寒冬腊月，我在大盆子里用力拧着好几斤的被套，反复清洗了很多遍。
有时姨妈的孩子还要和我玩耍，我非常不喜欢小孩，但因为是在别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假装很喜欢和她玩。
我满十八岁的时候去照了身份证，因为那种阴翳和对生活的不甘，让我拍出来的照片像极了监狱里关押的犯人，我带着这样的身份证一直用了好多年。
满十八岁之后，除了办理身份证，我还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是去口腔诊所看牙，因为长期没有人监督我刷牙，我的牙齿烂了好多，小时候都是忍着，外婆没有带我去看医生，即使是我痛得哭，牙龈肿到无法张嘴吃饭，也只是呆在家里喝稀饭。
在我终于满十八岁时，我骗外婆一起去县城买衣服，其实是去口腔诊所看牙。医生掰开我的嘴，看到了两侧的座牙被黑色的蛀虫覆盖，上牙还有以前换牙没掉落的残根，也是黑色的。
我拒绝拔牙的建议，选择根管治疗。外婆在旁边等待着，说着那些烂牙都是因为我妈妈在我小时候老是喂方便面造成的。
那时正在抵制日货的浪潮当中，而方便面也是日本来的舶来品，外婆不知道这些，说得起劲时旁边的护士骂了我一句，“日本人。”
我还躺着接受医生的根管治疗，听到这句话，我真想骂人，可是害怕医生的钻头把我嘴巴钻穿。愤怒地手握拳头敲椅子，医生感觉到我的异常，让护士别说了。
外婆问店家总共多少钱时，脸上的表情常常很夸张，皱纹都挤在一堆，嘴巴两端往下一直弯，但她总是付得起的。
我们家那时就已经卖掉了一部分地给来投资的老板，但是外婆一直很抠门，对自己很苛刻，对家里人也很苛刻，总是不想花钱在外面。
但是她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变了很多，即使她再节约，也难以支撑那摇摇欲坠的破房子和分崩离析的家庭。
我为自己争取了一次机会，减轻了十几年来围绕我的牙痛。医生告诉我，如果我想去除上面的两颗虎牙，要趁早，否则以后说不定会花十几万。我知道我的虎牙很难看，我也很想矫正它们，但外婆拿不出更多的钱了。
那两颗虎牙，让我不敢在别人面前笑，很怕别人觉得我丑，每次笑我都努力用上嘴唇包着虎牙，有人说，“你笑起来像个老太婆。”
第二件事便是高考一结束，我就拉着外婆去找了一家私人医院做了狐臭手术。我从十二岁开始便长了腋毛，慢慢地发现自己有狐臭，不严重的时候可以蒙混过去，但夏天总是会闻到点异味。
于是每年到了爱出汗的季节，我都要每天在腋下喷洒药剂止汗，久了我感到非常痛苦。我问外婆，“为什么别人没有狐臭，我有？”
外婆把她的腋下给我看，她的腋下是干干净净的，包括祖母的也干干净净。到我妈妈才有狐臭，我也随了我妈妈，是外公那边的基因改造的。
外婆说，“很久以前，老子在母亲的肚子里孕育了三十年，出生时便是一个老者，他从母亲的产道出不来，只能从母亲的腋下划道口子钻出来。母亲血流不止，马上就要死了，他割掉自己的胡子塞在母亲的腋下，于是变成了腋毛。”
有腋毛的人才有狐臭，没有腋毛也就没有毛囊可以给那些真菌寄生，于是就没有难闻的气味了。
我上网查了相关的资料文献，发现南方人的腋毛基本上是源自成吉思汗时代的大征战，他的军队到哪里就把自己的种传到哪里，也把腋毛传到哪里。
我去的那家医院，给我做手术的医生是两个，两边同时进行。他们在我的腋下打上麻药，切开一道口子，把皮撑开，将一个个的毛囊摘除，然后再缝合。
由于两个医生的技术水平不一样，所以后来两边呈现的效果也不一样。手术两年后我左边腋下又重新长了很多腋毛，开始散发狐臭，而右边很干净。
一点点狐臭还是可以用药剂掩盖的，但我的手术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当我想再去找那家医院时，妈妈说：“那里已经拆迁了，到哪里去找呢？”
细数我在这样的原生家庭，给我自己的枷锁，都要自己一一去解开。小时候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只有长大了努力去做到。丑陋的牙齿，低于平均线的身高，狐臭，肥胖，因为家里没有浴室，长时间不洗澡而形成的鸡皮肤，天生的淡眉，以及长时间独处带来的不善言辞以及怪异的性格。
我对自己不满意，所以也不愿意与人交朋友，因为对自己没什么好说的。很多年以后，我真正地独立出来，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以后，才慢慢地发现自己的优点，开始慢慢自信起来。
周围的朋友都觉得我很漂亮，很风趣，领导也认可我的能力，有愿意带领我的师傅，我开始引导比我小的年轻人成长，就像那个自卑到骨子里的自己已经被我剥离出身体，抛弃在人生的道路上。
偶尔午夜梦回，还是那个破败的家，黝黑的淤泥在屋外的沟渠里，我拿着书包回家找外婆却怎么也打不开门，祖母再一次出现，让我意识到自己是在梦里，一切都不是真的。
但我希望能再多看看她，她依然对我温柔地笑着，不说话。
仿佛在告诉我，她过得很好，我也会过得很好，不要再回头。因为回头没有风景，目光所到之处皆是荒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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