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邂逅巴黎
※邂逅巴黎
第一次去法国，是文学的活动，很奇怪地，却是受法国外交部之邀。那是女儿即将赴法读书的前夕，所以，走在巴黎的街头，特别是黄昏时分一个人偶尔的独行，总是让我感到，和这座辉煌的城市，和塞纳河流过的浪漫而陌生的大地，从此不再仅仅是文学与观光者的关系。于是，莫名忧伤就会像黑夜一样袭来——我不知道等待着我孩子的将会是什么。望着渐渐亮起的巴黎的灯火，我不止一次这样在心里对巴黎说：“请保佑我的孩子……”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我的译者
到巴黎的第二天，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会议厅前厅里，一个姑娘迎面向我走来，用流利的汉语对我说：“你是蒋韵吧？”
我说：“你是柯梅燕？”
我们都笑了。
在此之前，我们互通过好几次E-mail，她向我提出过许多的问题，我也曾一一作答。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法国姑娘，竟然会是这么年轻，而且，这么美丽，美丽得简直有些不同凡响。
我的书，有这样一个美丽的光彩照人的译者，真让我骄傲。
那书我已经看到了，海水蓝，最深的那种海水的蓝色，深沉而坦荡，使薄薄的小书变得有重量。柯梅燕告诉我，这家著名的出版社是法国最古老的出版社之一。我很高兴，我喜欢这蓝色，我也喜欢古老。
柯梅燕非常忙，整个会议期间，我觉得最忙的人就是安妮·居里安女士和她。可无论她怎么忙，都忘不了关照我，一会儿关照我吃饭，一会儿给我端来餐后的咖啡，弄得别人都羡慕我了。她是那种能让人感到温暖和信赖的人，我几乎是立刻就相信了她的译文一定也如她本人一样漂亮和值得信赖，我想这是我的幸运。事实也正是如此，不断有人在证实着这一点。有一天晚上，我听到一个法国女演员用法语朗诵我的《冥灯》，那感觉非常奇特。后来人们告诉我，说那译文真是美极了。
我不知道这位年轻的法国姑娘，她是怎么了解、怎么传达出我的小说的气息的。晋、陕峡谷中苍茫的黄河，河上如血的落日，河边的小城，城中艰辛的生计，还有高亢而凄伤的二人台，这一切和巴黎和香榭丽舍和香奈儿五号毕竟太遥远，她是通过哪条路走进了我的生活、我的黄土高原、我的小说世界？
终于有了闲暇的一天，有了一个闲暇的夜晚。在走马观花游完巴黎那些著名的风景之后，这天晚上，她请我吃晚餐。她问我，吃法国饭还是中餐？我一点都没有客套，我说，当然是中餐。她笑了，她说，好，那就跟我走吧。
天很冷，我们像一对老朋友一样走在巴黎的街头。比起刚刚过去的那个匆忙的、做观光客的白昼，我忽然有了一点闲适的心境。商店大部分都打烊了，街上来往的行人也大多行色匆匆，真实的巴黎就在我的身边，在这夜中潜伏着，我知道走进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怀着一种永远的距离感安静地欣赏这寒风中的城市，这人类心灵史上常青的城市。我东瞧西看，在每一个漂亮的橱窗前停下脚步。走过灯火通明的街角时，看到一家书店，竟还开着门，柯梅燕忙说：“走，进去看看，有没有你的书……”
我想，怎么会呢？就是在我的祖国，我的城市，也不是推开一家书店的门就可找到我的小说的，我远没有那样的畅销和知名度。可我不想扫她的兴，我觉得她说这话时就像一个兴奋的孩子。我们走了进去，奇迹发生了，我看到了我的书，海水蓝，安静的一小本，醒目地摆在那里。柯梅燕欢呼起来，然后，我俩站在这属于我们两人的果实面前，许久不肯离去。我们就像两个默契和知己的老农，嗅着稻菽的芳香，欣赏着我们辛勤劳作的收获。
那一晚，我们乘兴坐一站地铁来到了著名的拉丁区，在一家叫作“天下酒楼”的中餐馆吃了非常鲜美的水饺和川味炒菜，当然那是变革了的川味。我们还喝了葡萄酒。酒助着我们的谈兴，于是，我知道了柯梅燕的一些事情。我知道了这位美丽的法国姑娘，原来毕业于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那是萨特、德里达们的学校，那个学校，几乎可以说是法国当代文学、哲学和政治的摇篮。知道她是在北京学的汉语，知道了现在她在政界服务，为法国经济部长工作，而翻译介绍中国文学，则是她的业余爱好，我这本书，就是她在许多个更深人静的夜晚译成的。我则告诉她，我一向喜欢属于夜晚的文字……还知道了就在前天，她漂亮的小儿子刚刚过了两岁生日。
我们聊得很尽兴和快乐，咖啡端上来了，她点燃了香烟。她抽烟的样子很优雅好看。一顿愉快的晚餐接近了尾声，忽然，她望着我说，知道吗，我的名字，MyriamKryger，这不是一个法国名字，这是，犹太人的名字。
她说她是一个犹太人，波兰裔犹太人。她的父亲、她的许多亲人，都曾经住过纳粹的集中营，她的祖父，就死在那个著名的奥斯威辛。
我沉默了。
说实话，我并不能够从一大群法国人中分辨出一个犹太人，我更不能从我不认识的法文中辨别出一个犹太人的姓氏，但奇怪的是，我并不怎么意外。柯梅燕，MyriamKryger，我想也许我们之间有着远比萍水相逢要深刻得多的理解，所以，这个犹太姑娘，才会如此喜欢我的伤痛的小说。
本章尚未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在巴黎听朗诵
拿到活动日程安排表，看到有这样一项，12月15日晚上，在法国国家图书中心，将举行一个朗诵会，朗诵与会作家的作品。朗诵者是法国职业演员，据说还挺著名。
我不知道别人的反应，老实说，我非常感兴趣，我不知道自己的小说变成另一种语言，再由别人以表演的形式朗读出来是什么感觉。我不像其他的与会者，他们都太著名了，这样的场合早已经历过不知多少遍，更何况他们的作品有些都被改编成电影，拿过国际大奖，一次朗诵会不会让他们感到怎样新鲜，而我，却是第一次。
从前，二十多年前，我的第一篇小说刚刚发表的时候，省里的广播电台播出了这篇小说。预先他们通知了我播出时间，上午，大约十点，好像是这样。那不是周末，也不是周日，我不知道有谁会在一个忙碌的工作日、在那样一个时间收听广播小说。于是我请了半天假。那时我还是师专的学生，在读书。当然我没有说出请假的真实理由。我没有半导体，我们宿舍里也没有。我也不好意思回家，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私密的事。结果，我来到了市中心的人民公园，公园里有个很深的湖，叫文瀛湖。
那时，我们城市的公共场所还有广播设施，有高音喇叭。我是怎么知道人民公园有喇叭并且转播省台的节目，早已忘记了。我只记得自己坐在文瀛湖边，一个人静静地等，等着十点钟的到来。公园里没有太多的游人，我觉得自己很安全。我等来了我的小说，一个成熟的女声，一种程式化的漂亮的声音从天而降，刹那间我觉得无地自容和震惊。很久我才平静下来。我就那样羞涩地坐在公园的湖边听完了那个女声的朗读。现在想起来，那是多么傻可又是多么甜蜜快乐的事！
十五日那一天，会议安排得非常紧张，是纯粹的学术性会议，发言者是来自法国、中国、美国、丹麦的专家和学者，作家则成了听众。晚上，在一家瑞典餐馆里，我们吃了北欧风味的晚餐。餐馆的对面，就是法国国家图书中心。
那是一条狭长的街道，大型的汽车无法通行，从前，一百多年前，或者再早一些，雨果和巴尔扎克小说中的马车就走在这样的街上，路边的煤气路灯把惨淡的光晕投洒在石头路面。法国国家图书中心就是这条街上的一幢老建筑，我不知道它属于什么建筑风格，也不知道它的建筑年代，它远不如我想象的那么华丽，乍一进去，甚至感到它有些黯淡和衰败。朗诵厅并不大，转眼间已是座无虚席，连前厅里都站了人。这就是巴黎，我想。全世界大概只有这里，这座城市，在周六的夜晚，会有这样一些人、一些青年，冒着巴黎少有的严寒，来这样一个古老黯淡的地方，听人朗诵来自遥远异域的小说，还有诗。
那一晚，演员们朗诵了与会作家这样一些作品：白先勇先生的小说《秋思》，余华的《现实一种》，莫言的《酒国》，格非的《褐色鸟群》，李昂的《杀夫》，蒋子丹的《从此以后》，杨炼的长诗《黑暗们》，香港作家也斯的《蛾》，以及旅法女作家应晨的作品……当然都是选取某个章节或片段，就像我们京剧的一段“清唱”。我的小说《冥灯》，则是由一个女演员朗诵的，那女演员，朴素而年轻，我惊讶她身上毫无一点我们想象中的演艺圈的脂粉气。她站在朦胧的灯光下，我听着她的声音——只是声音，语言在此时此地对我来说只是一种声音，那声音生机勃勃，黑暗而性感，好像落一粒种子就能长出一片茂密的丛林或者好庄稼，蕴藏了无限种可能。这种感觉很奇妙，似乎一个人回溯几千年来到了没有语言的时代……这土地般古老而肥沃的声音，在讲述着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安静极了。
后来我走到前台，轮到我回答女演员的提问了，这是每一个作家都要面对的例行提问。我很紧张，不知道她会问什么。她开始讲话，我茫然地望着她生动的年轻的脸。后来，翻译告诉我，她的问题是，关于死。
她说：“我问你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你为什么把死亡写得这么平静，这么美？中国人是怎么看待死亡的？”
天，我怎么知道！我想。这其实是最真实的答案，可我当然不能这样回答。我想了想，我说，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死，对于任何人，对于任何民族、任何种族的人来说，都不会是一件简单的事。只不过，怎么样表现人面对死亡的感受，那完全是凭作家的想象和猜测。我还说，我生活的那个地方，中国北方黄土高原乡村，有这样一种古老的风俗，农历七月十五，鬼节，人们要放河灯，用来祭奠河神和亡灵。我告诉女演员河灯是怎样的一种灯，我形容着千万盏河灯顺流而下的那种壮观和美丽。我说，那是为亡灵照路的灯光，是活人为另一个世界的亲人送去的温暖。也许，这里面有我们对待死亡的态度，有温情和审美，它影响了我对死亡的表达和看法……
第二天早晨，在旅馆的餐厅里，不少人见了我，都说我昨晚的回答让他们很感动。我想，其实，我把那一切解释得太肤浅也太文艺腔了，诗化“死亡”，那并不是我的本意。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在巴黎的最后一个夜晚，还是去听了朗诵，是香港诗人也斯和内地旅英诗人杨炼的诗歌朗诵会。这一次，因为纯粹是听众，所以很放松。诗歌朗诵会设在一个小剧场，叫“莫里埃剧院”，是东道主租用的。不想，赶去后才知道，这朗诵会居然收门票，三十法郎一张，将近四十元人民币（是剧院老板做出的售票决定），对于巴黎人来说，三十法郎不算贵，可有谁会在寒冷的冬夜花三十块钱来听两个中国诗人的诗歌呢？没想到，整个小剧场，居然坐得满满当当！我留神看了看，中年以上的观众居多。巴黎啊！这个不妥协的城市，这大概是人类为自己留下的最后一个浪漫的乌托邦角落了，为无处藏身的诗，为精神之美。——它还能坚持多久？
那一夜，朗诵会结束后，我们在一家咖啡馆盘桓到凌晨。那咖啡馆一定很古老，还在用煤气取暖。19世纪的粗大的煤气暖炉吊在屋顶，烧得红通通的，看上去像温暖而迷人的炭火。大家喝着一种奇怪的果汁、热咖啡，还有必不可少的葡萄酒。这是此行的最后一夜，再有几个小时，天就要亮了。“盛宴必散”这句话，形容的正是这样伤感的时刻。我知道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会非常想念这个夜晚，还有，这个努力要挽留“诗”——这最后一片人类芳草地的城市。
和一条街萍水相逢
其实，我一直不知道那条街的名字，大部分时间，是汽车带我们走来走去，就像在国内任何一座城市开会一样。汽车经过的路上，曾看到了那个著名的雕塑，罗丹的名作——巴尔扎克纪念碑，身披长袍的巴尔扎克高傲地俯视着他脚下的城市。不知道那是原作还是复制品，没人告诉我这个。不过，老巴尔扎克总是让人感到亲切的，我们这些人，最初认识巴黎，哪一个不是从老巴尔扎克开始？
离我们住处不远，还有一个明显的标志，那就是蒙巴那斯大厦。那个纪念碑似的现代建筑在一片老建筑群中显得孤独和格格不入，据说，自从它凌空出世之后饱受巴黎人的指责，为此政府还出台了与此相关的政策。但是对于一个人地两生、语言不通的异乡人来说，蒙巴那斯就像是城市的航标灯，找到蒙巴那斯，至少就离我们的小旅馆不远了。
但是有一晚，子丹独自出去看亲戚，回来的时候，亲戚开着车围着蒙巴那斯周围绕来绕去，怎么也找不到我们的那条街。原来，它太醒目了，从好几个方向，从东西南北，远远都可以看到它，走近它，特别是夜晚，它通体璀璨，耸入云端，不是航标灯又是什么？
有蒙巴那斯大厦的那条街，就叫蒙巴那斯大街，是巴黎非常热闹的街区，有着大大小小的商店、饭店和咖啡馆。也就是说，我们是住在热闹的边上。怪不得，我们住地附近有家中餐馆，那里的排骨面条，要卖四十法郎一碗，想来那是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的缘故。
渐渐地，知道了，卢森堡公园和著名的索邦大学就在附近，汽车经过那里的时候，有人就指给我们看。索邦大学的著名，除了它的古老历史和学术名声，还有那闻名于世的“五月风暴”，当初震撼世界的五月风暴的发源地就是索邦大学，一晃，那已是上世纪的事了。有一晚，一个法国朋友带我从索邦大学附近匆匆走过，我猛然看到了它隐在黑夜中的身影，像所有饱经历史风霜却严守秘密的老建筑一样尊严而沉默。这是我熟悉的表情，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我常常和这样的老建筑这样的表情不期而遇，它们总是带给我难以言说的感动。
还是在蒙巴那斯大街上，离我们的旅馆不远，马路对面有一家咖啡馆非常著名，就是萨特们当年常常出入的咖啡馆，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应该叫“洛东达”？这就是经典而浪漫的拉丁区，每一扇窗子每一盏黑铁的街灯下都有故事。现在，在那里喝咖啡的是些什么人呢？我不知道，也没有机会进去坐一坐，它和我近在咫尺，我却与它失之交臂。
从旅馆出来，朝和萨特的咖啡馆相反方向走不多久，就是蒙巴那斯公墓。好像老萨特就安葬于此。葬在那里的，还有玛格丽特·杜拉斯。杜拉斯晚年就住在蒙巴那斯一带，若早来一些年，没准会在某一天深夜某一家酒吧里撞上那个喝得醉醺醺的才情横溢的女人。起初，我根本不知道这公墓的存在，一直到最后那一晚，告别的那一晚，聊天中，杨炼对我说起了它，是无意中说起的，他说他已经和一个朋友去过那里了。我想我也应该去看一看，可第二天早晨，也就是在巴黎的最后一个早晨，我睡过了头。这是几天来我睡得最深沉的一觉，睡过了时间，而上午还有其他安排，就这么，与蒙巴那斯公墓错过了。
萨特和玛格丽特·杜拉斯，都不是我喜欢的作家。在国内，不喜欢杜拉斯的女作家大概太少了，而我算是其中一个。这个在殖民地长大的女人，从她小说的毛孔中，隐隐飘散出一种种族的优越感，那气味让我不舒服。至于萨特，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自私和喜欢沽名钓誉的人。可是，尽管如此，想想当年，想想那个辉煌的“文学时代”，无论是萨特还是杜拉斯，他们带给我的震撼，带给我们这一代人的震撼，可说是振聋发聩的。现在他们都安息了，就长眠在与我只有一公里远的地方，那是我此生和他们最近的时刻，可我们最终还是错过了。
该说说我们的小旅馆了。其实，它并不小，是一家三星级的旅馆，却给我一种“小”的感觉。小小的门脸，小小的前厅，房间也是小小的格局，再加上窄窄的、曲径通幽的楼梯，毫不张扬和奢华，是那种巴黎常见的老房子，经典的老欧罗巴。走在巴黎的街上，我才更惊醒地发现，我们自己的城市，有多么“新”。这“新”，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培养了我们“暴发”的眼光和品位。
这家小小的旅馆，舒适、整洁、安静，供应免费的早餐。刚刚烘好的小圆面包是我非常爱吃的食物。餐厅也是小小的，在早晨，永远弥漫着热咖啡的浓香。那香味，或许可一直穿过前厅飘散到街上去，使一个寒冷的巴黎早晨拥有了人间的情调和温暖。这家小旅馆，身处闹市，可不知为什么却给人这样闲适安详、岁月悠长的感觉，像一个老式的公寓，或者，像从前小说中的那种小庄园。出旅馆门，左拐，再一拐，马路边上，有一家商店，里面卖雪茄和各式各样的烟斗。有好几次，我经过那里，忍不住就推门走进去。那些木质的烟斗真漂亮啊！它们闪着古典、优雅、温润如玉的光芒，从容不迫地面对叫嚣而喧嚷的生活。我觉得，这烟斗，还有我们宁静朴素的旅舍，它们是想艰辛地挽留住一个远去的时代。
2002年1月12日于太原
第一次去法国，是文学的活动，很奇怪地，却是受法国外交部之邀。那是女儿即将赴法读书的前夕，所以，走在巴黎的街头，特别是黄昏时分一个人偶尔的独行，总是让我感到，和这座辉煌的城市，和塞纳河流过的浪漫而陌生的大地，从此不再仅仅是文学与观光者的关系。于是，莫名忧伤就会像黑夜一样袭来——我不知道等待着我孩子的将会是什么。望着渐渐亮起的巴黎的灯火，我不止一次这样在心里对巴黎说：“请保佑我的孩子……”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我的译者
到巴黎的第二天，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会议厅前厅里，一个姑娘迎面向我走来，用流利的汉语对我说：“你是蒋韵吧？”
我说：“你是柯梅燕？”
我们都笑了。
在此之前，我们互通过好几次E-mail，她向我提出过许多的问题，我也曾一一作答。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法国姑娘，竟然会是这么年轻，而且，这么美丽，美丽得简直有些不同凡响。
我的书，有这样一个美丽的光彩照人的译者，真让我骄傲。
那书我已经看到了，海水蓝，最深的那种海水的蓝色，深沉而坦荡，使薄薄的小书变得有重量。柯梅燕告诉我，这家著名的出版社是法国最古老的出版社之一。我很高兴，我喜欢这蓝色，我也喜欢古老。
柯梅燕非常忙，整个会议期间，我觉得最忙的人就是安妮·居里安女士和她。可无论她怎么忙，都忘不了关照我，一会儿关照我吃饭，一会儿给我端来餐后的咖啡，弄得别人都羡慕我了。她是那种能让人感到温暖和信赖的人，我几乎是立刻就相信了她的译文一定也如她本人一样漂亮和值得信赖，我想这是我的幸运。事实也正是如此，不断有人在证实着这一点。有一天晚上，我听到一个法国女演员用法语朗诵我的《冥灯》，那感觉非常奇特。后来人们告诉我，说那译文真是美极了。
我不知道这位年轻的法国姑娘，她是怎么了解、怎么传达出我的小说的气息的。晋、陕峡谷中苍茫的黄河，河上如血的落日，河边的小城，城中艰辛的生计，还有高亢而凄伤的二人台，这一切和巴黎和香榭丽舍和香奈儿五号毕竟太遥远，她是通过哪条路走进了我的生活、我的黄土高原、我的小说世界？
终于有了闲暇的一天，有了一个闲暇的夜晚。在走马观花游完巴黎那些著名的风景之后，这天晚上，她请我吃晚餐。她问我，吃法国饭还是中餐？我一点都没有客套，我说，当然是中餐。她笑了，她说，好，那就跟我走吧。
天很冷，我们像一对老朋友一样走在巴黎的街头。比起刚刚过去的那个匆忙的、做观光客的白昼，我忽然有了一点闲适的心境。商店大部分都打烊了，街上来往的行人也大多行色匆匆，真实的巴黎就在我的身边，在这夜中潜伏着，我知道走进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怀着一种永远的距离感安静地欣赏这寒风中的城市，这人类心灵史上常青的城市。我东瞧西看，在每一个漂亮的橱窗前停下脚步。走过灯火通明的街角时，看到一家书店，竟还开着门，柯梅燕忙说：“走，进去看看，有没有你的书……”
我想，怎么会呢？就是在我的祖国，我的城市，也不是推开一家书店的门就可找到我的小说的，我远没有那样的畅销和知名度。可我不想扫她的兴，我觉得她说这话时就像一个兴奋的孩子。我们走了进去，奇迹发生了，我看到了我的书，海水蓝，安静的一小本，醒目地摆在那里。柯梅燕欢呼起来，然后，我俩站在这属于我们两人的果实面前，许久不肯离去。我们就像两个默契和知己的老农，嗅着稻菽的芳香，欣赏着我们辛勤劳作的收获。
那一晚，我们乘兴坐一站地铁来到了著名的拉丁区，在一家叫作“天下酒楼”的中餐馆吃了非常鲜美的水饺和川味炒菜，当然那是变革了的川味。我们还喝了葡萄酒。酒助着我们的谈兴，于是，我知道了柯梅燕的一些事情。我知道了这位美丽的法国姑娘，原来毕业于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那是萨特、德里达们的学校，那个学校，几乎可以说是法国当代文学、哲学和政治的摇篮。知道她是在北京学的汉语，知道了现在她在政界服务，为法国经济部长工作，而翻译介绍中国文学，则是她的业余爱好，我这本书，就是她在许多个更深人静的夜晚译成的。我则告诉她，我一向喜欢属于夜晚的文字……还知道了就在前天，她漂亮的小儿子刚刚过了两岁生日。
我们聊得很尽兴和快乐，咖啡端上来了，她点燃了香烟。她抽烟的样子很优雅好看。一顿愉快的晚餐接近了尾声，忽然，她望着我说，知道吗，我的名字，MyriamKryger，这不是一个法国名字，这是，犹太人的名字。
她说她是一个犹太人，波兰裔犹太人。她的父亲、她的许多亲人，都曾经住过纳粹的集中营，她的祖父，就死在那个著名的奥斯威辛。
我沉默了。
说实话，我并不能够从一大群法国人中分辨出一个犹太人，我更不能从我不认识的法文中辨别出一个犹太人的姓氏，但奇怪的是，我并不怎么意外。柯梅燕，MyriamKryger，我想也许我们之间有着远比萍水相逢要深刻得多的理解，所以，这个犹太姑娘，才会如此喜欢我的伤痛的小说。
本章尚未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在巴黎听朗诵
拿到活动日程安排表，看到有这样一项，12月15日晚上，在法国国家图书中心，将举行一个朗诵会，朗诵与会作家的作品。朗诵者是法国职业演员，据说还挺著名。
我不知道别人的反应，老实说，我非常感兴趣，我不知道自己的小说变成另一种语言，再由别人以表演的形式朗读出来是什么感觉。我不像其他的与会者，他们都太著名了，这样的场合早已经历过不知多少遍，更何况他们的作品有些都被改编成电影，拿过国际大奖，一次朗诵会不会让他们感到怎样新鲜，而我，却是第一次。
从前，二十多年前，我的第一篇小说刚刚发表的时候，省里的广播电台播出了这篇小说。预先他们通知了我播出时间，上午，大约十点，好像是这样。那不是周末，也不是周日，我不知道有谁会在一个忙碌的工作日、在那样一个时间收听广播小说。于是我请了半天假。那时我还是师专的学生，在读书。当然我没有说出请假的真实理由。我没有半导体，我们宿舍里也没有。我也不好意思回家，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私密的事。结果，我来到了市中心的人民公园，公园里有个很深的湖，叫文瀛湖。
那时，我们城市的公共场所还有广播设施，有高音喇叭。我是怎么知道人民公园有喇叭并且转播省台的节目，早已忘记了。我只记得自己坐在文瀛湖边，一个人静静地等，等着十点钟的到来。公园里没有太多的游人，我觉得自己很安全。我等来了我的小说，一个成熟的女声，一种程式化的漂亮的声音从天而降，刹那间我觉得无地自容和震惊。很久我才平静下来。我就那样羞涩地坐在公园的湖边听完了那个女声的朗读。现在想起来，那是多么傻可又是多么甜蜜快乐的事！
十五日那一天，会议安排得非常紧张，是纯粹的学术性会议，发言者是来自法国、中国、美国、丹麦的专家和学者，作家则成了听众。晚上，在一家瑞典餐馆里，我们吃了北欧风味的晚餐。餐馆的对面，就是法国国家图书中心。
那是一条狭长的街道，大型的汽车无法通行，从前，一百多年前，或者再早一些，雨果和巴尔扎克小说中的马车就走在这样的街上，路边的煤气路灯把惨淡的光晕投洒在石头路面。法国国家图书中心就是这条街上的一幢老建筑，我不知道它属于什么建筑风格，也不知道它的建筑年代，它远不如我想象的那么华丽，乍一进去，甚至感到它有些黯淡和衰败。朗诵厅并不大，转眼间已是座无虚席，连前厅里都站了人。这就是巴黎，我想。全世界大概只有这里，这座城市，在周六的夜晚，会有这样一些人、一些青年，冒着巴黎少有的严寒，来这样一个古老黯淡的地方，听人朗诵来自遥远异域的小说，还有诗。
那一晚，演员们朗诵了与会作家这样一些作品：白先勇先生的小说《秋思》，余华的《现实一种》，莫言的《酒国》，格非的《褐色鸟群》，李昂的《杀夫》，蒋子丹的《从此以后》，杨炼的长诗《黑暗们》，香港作家也斯的《蛾》，以及旅法女作家应晨的作品……当然都是选取某个章节或片段，就像我们京剧的一段“清唱”。我的小说《冥灯》，则是由一个女演员朗诵的，那女演员，朴素而年轻，我惊讶她身上毫无一点我们想象中的演艺圈的脂粉气。她站在朦胧的灯光下，我听着她的声音——只是声音，语言在此时此地对我来说只是一种声音，那声音生机勃勃，黑暗而性感，好像落一粒种子就能长出一片茂密的丛林或者好庄稼，蕴藏了无限种可能。这种感觉很奇妙，似乎一个人回溯几千年来到了没有语言的时代……这土地般古老而肥沃的声音，在讲述着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安静极了。
后来我走到前台，轮到我回答女演员的提问了，这是每一个作家都要面对的例行提问。我很紧张，不知道她会问什么。她开始讲话，我茫然地望着她生动的年轻的脸。后来，翻译告诉我，她的问题是，关于死。
她说：“我问你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你为什么把死亡写得这么平静，这么美？中国人是怎么看待死亡的？”
天，我怎么知道！我想。这其实是最真实的答案，可我当然不能这样回答。我想了想，我说，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死，对于任何人，对于任何民族、任何种族的人来说，都不会是一件简单的事。只不过，怎么样表现人面对死亡的感受，那完全是凭作家的想象和猜测。我还说，我生活的那个地方，中国北方黄土高原乡村，有这样一种古老的风俗，农历七月十五，鬼节，人们要放河灯，用来祭奠河神和亡灵。我告诉女演员河灯是怎样的一种灯，我形容着千万盏河灯顺流而下的那种壮观和美丽。我说，那是为亡灵照路的灯光，是活人为另一个世界的亲人送去的温暖。也许，这里面有我们对待死亡的态度，有温情和审美，它影响了我对死亡的表达和看法……
第二天早晨，在旅馆的餐厅里，不少人见了我，都说我昨晚的回答让他们很感动。我想，其实，我把那一切解释得太肤浅也太文艺腔了，诗化“死亡”，那并不是我的本意。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在巴黎的最后一个夜晚，还是去听了朗诵，是香港诗人也斯和内地旅英诗人杨炼的诗歌朗诵会。这一次，因为纯粹是听众，所以很放松。诗歌朗诵会设在一个小剧场，叫“莫里埃剧院”，是东道主租用的。不想，赶去后才知道，这朗诵会居然收门票，三十法郎一张，将近四十元人民币（是剧院老板做出的售票决定），对于巴黎人来说，三十法郎不算贵，可有谁会在寒冷的冬夜花三十块钱来听两个中国诗人的诗歌呢？没想到，整个小剧场，居然坐得满满当当！我留神看了看，中年以上的观众居多。巴黎啊！这个不妥协的城市，这大概是人类为自己留下的最后一个浪漫的乌托邦角落了，为无处藏身的诗，为精神之美。——它还能坚持多久？
那一夜，朗诵会结束后，我们在一家咖啡馆盘桓到凌晨。那咖啡馆一定很古老，还在用煤气取暖。19世纪的粗大的煤气暖炉吊在屋顶，烧得红通通的，看上去像温暖而迷人的炭火。大家喝着一种奇怪的果汁、热咖啡，还有必不可少的葡萄酒。这是此行的最后一夜，再有几个小时，天就要亮了。“盛宴必散”这句话，形容的正是这样伤感的时刻。我知道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会非常想念这个夜晚，还有，这个努力要挽留“诗”——这最后一片人类芳草地的城市。
和一条街萍水相逢
其实，我一直不知道那条街的名字，大部分时间，是汽车带我们走来走去，就像在国内任何一座城市开会一样。汽车经过的路上，曾看到了那个著名的雕塑，罗丹的名作——巴尔扎克纪念碑，身披长袍的巴尔扎克高傲地俯视着他脚下的城市。不知道那是原作还是复制品，没人告诉我这个。不过，老巴尔扎克总是让人感到亲切的，我们这些人，最初认识巴黎，哪一个不是从老巴尔扎克开始？
离我们住处不远，还有一个明显的标志，那就是蒙巴那斯大厦。那个纪念碑似的现代建筑在一片老建筑群中显得孤独和格格不入，据说，自从它凌空出世之后饱受巴黎人的指责，为此政府还出台了与此相关的政策。但是对于一个人地两生、语言不通的异乡人来说，蒙巴那斯就像是城市的航标灯，找到蒙巴那斯，至少就离我们的小旅馆不远了。
但是有一晚，子丹独自出去看亲戚，回来的时候，亲戚开着车围着蒙巴那斯周围绕来绕去，怎么也找不到我们的那条街。原来，它太醒目了，从好几个方向，从东西南北，远远都可以看到它，走近它，特别是夜晚，它通体璀璨，耸入云端，不是航标灯又是什么？
有蒙巴那斯大厦的那条街，就叫蒙巴那斯大街，是巴黎非常热闹的街区，有着大大小小的商店、饭店和咖啡馆。也就是说，我们是住在热闹的边上。怪不得，我们住地附近有家中餐馆，那里的排骨面条，要卖四十法郎一碗，想来那是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的缘故。
渐渐地，知道了，卢森堡公园和著名的索邦大学就在附近，汽车经过那里的时候，有人就指给我们看。索邦大学的著名，除了它的古老历史和学术名声，还有那闻名于世的“五月风暴”，当初震撼世界的五月风暴的发源地就是索邦大学，一晃，那已是上世纪的事了。有一晚，一个法国朋友带我从索邦大学附近匆匆走过，我猛然看到了它隐在黑夜中的身影，像所有饱经历史风霜却严守秘密的老建筑一样尊严而沉默。这是我熟悉的表情，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我常常和这样的老建筑这样的表情不期而遇，它们总是带给我难以言说的感动。
还是在蒙巴那斯大街上，离我们的旅馆不远，马路对面有一家咖啡馆非常著名，就是萨特们当年常常出入的咖啡馆，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应该叫“洛东达”？这就是经典而浪漫的拉丁区，每一扇窗子每一盏黑铁的街灯下都有故事。现在，在那里喝咖啡的是些什么人呢？我不知道，也没有机会进去坐一坐，它和我近在咫尺，我却与它失之交臂。
从旅馆出来，朝和萨特的咖啡馆相反方向走不多久，就是蒙巴那斯公墓。好像老萨特就安葬于此。葬在那里的，还有玛格丽特·杜拉斯。杜拉斯晚年就住在蒙巴那斯一带，若早来一些年，没准会在某一天深夜某一家酒吧里撞上那个喝得醉醺醺的才情横溢的女人。起初，我根本不知道这公墓的存在，一直到最后那一晚，告别的那一晚，聊天中，杨炼对我说起了它，是无意中说起的，他说他已经和一个朋友去过那里了。我想我也应该去看一看，可第二天早晨，也就是在巴黎的最后一个早晨，我睡过了头。这是几天来我睡得最深沉的一觉，睡过了时间，而上午还有其他安排，就这么，与蒙巴那斯公墓错过了。
萨特和玛格丽特·杜拉斯，都不是我喜欢的作家。在国内，不喜欢杜拉斯的女作家大概太少了，而我算是其中一个。这个在殖民地长大的女人，从她小说的毛孔中，隐隐飘散出一种种族的优越感，那气味让我不舒服。至于萨特，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自私和喜欢沽名钓誉的人。可是，尽管如此，想想当年，想想那个辉煌的“文学时代”，无论是萨特还是杜拉斯，他们带给我的震撼，带给我们这一代人的震撼，可说是振聋发聩的。现在他们都安息了，就长眠在与我只有一公里远的地方，那是我此生和他们最近的时刻，可我们最终还是错过了。
该说说我们的小旅馆了。其实，它并不小，是一家三星级的旅馆，却给我一种“小”的感觉。小小的门脸，小小的前厅，房间也是小小的格局，再加上窄窄的、曲径通幽的楼梯，毫不张扬和奢华，是那种巴黎常见的老房子，经典的老欧罗巴。走在巴黎的街上，我才更惊醒地发现，我们自己的城市，有多么“新”。这“新”，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培养了我们“暴发”的眼光和品位。
这家小小的旅馆，舒适、整洁、安静，供应免费的早餐。刚刚烘好的小圆面包是我非常爱吃的食物。餐厅也是小小的，在早晨，永远弥漫着热咖啡的浓香。那香味，或许可一直穿过前厅飘散到街上去，使一个寒冷的巴黎早晨拥有了人间的情调和温暖。这家小旅馆，身处闹市，可不知为什么却给人这样闲适安详、岁月悠长的感觉，像一个老式的公寓，或者，像从前小说中的那种小庄园。出旅馆门，左拐，再一拐，马路边上，有一家商店，里面卖雪茄和各式各样的烟斗。有好几次，我经过那里，忍不住就推门走进去。那些木质的烟斗真漂亮啊！它们闪着古典、优雅、温润如玉的光芒，从容不迫地面对叫嚣而喧嚷的生活。我觉得，这烟斗，还有我们宁静朴素的旅舍，它们是想艰辛地挽留住一个远去的时代。
2002年1月12日于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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