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章 良苦用心
964年十一月，赵匡胤突然接到报告，后蜀有人前来投诚。他赶忙亲切的接见了来人，经过一番详细的交谈，赵匡胤高兴地当着来人面说道：这下我出师后蜀有理由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后蜀近年新上任的枢密使，名叫王昭远。
此人年幼便跟随蜀地一名高僧做童子，后来蜀主孟知祥有一次与这名得道高僧吃饭，无意中发现高僧身边的童子、幼年的王昭远颇为聪明伶俐，便把这个孩童要了过来，给自己的儿子、当时已被立为太子的孟昶当伴读。
待到孟昶继位，王昭远因此而被重用，未经过多历练，便被孟昶提拔至枢密使的高位。
王昭远上位以后，身边的亲随向其建议，说大人您凭借与老板的关系好，年纪轻轻就当上了枢密使，一些老资历的大臣们都不服您，所以这个时候您需要建立功业，以堵住他们的嘴。
王昭远便问道：到哪里去建立功业？这些随从说，应该派人与北汉联合，然后您向主上申请领兵出川，与北汉一起攻击宋朝，到时候我们便可尽得关中之地，您也可以在朝堂挺直腰杆、建立千秋功业。
所谓有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腿子。
王昭远听见随从的这番豪言壮语，第一反应不是派人将其轰出去，而是高兴得两眼冒金光、直拍大腿，仿佛下一刻自己就可以扬威中原、一统华夏，于是他马上派出了一个3人的精干小分队秘密潜行，出川与北汉联络。
怎料在培育部属的忠诚方面，王昭远还不如李重进。
当年李重进派翟守珣联络李筠一起造反，翟守珣不愿意跟着主子背叛新朝，所以才向赵匡胤告了密。
到了王昭远这里可倒好，他的手下一丝犹豫都没有，直接选择到开封投靠敌国，于是出现了前面的一幕。
赵匡胤拿到了王昭远联络北汉的文书这一关键物证后，还通过这几名来自四川、心向光明的同志进一步拿到了关于后蜀的详细信息。
包括朝堂格局、君臣近况、部队内情等，尤其关于山川地形、部队布防、兵力配置及各处通道险隘等绝密级军事情报，更是画出了详尽的图示。
这一下后蜀就像一头被捆好了放在案板上的猪，就看赵匡胤如何下刀了。
事不宜迟，赵匡胤赶忙部署伐蜀事宜。
历史上中原通往蜀地的通道不外乎两条，一是从关中翻秦岭先到汉中，再从汉中翻越米仓山进入四川盆地。
再一条就是从荆州（江陵）沿长江而上，一路过白帝城到今天的重庆，再进入蜀中。由于几经占据了荆州，所以此番赵匡胤安排了两路大军分别自北、东两路入蜀，下面具体来看：
北路：以忠武节度使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凤州路都部署，武信节度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崔彦进副之，枢密副使王仁赡为都监，统兵伐蜀。
先说一下主将王全斌，之前我们提到过他，他和郭进、曹彬组成的3人团从去年年底到今年上半年，一直河南、山西等地和北汉以及契丹作战，总体表现不错，此次赵匡胤安排王全斌担任北路军主将，可谓是授予重任。
王全斌是908年生人，历仕后晋、后汉、后周三朝，早在926年兴教门之变的时候，李嗣源在河北被乱军裹挟挥师向京城，时任皇帝的后唐庄宗李存勖在平叛过程中，又恰逢身边的军队叛乱，叛军打进宫城。
当时李存勖的亲随基本都四散离去，只有年仅18岁的王全斌和当时还是中级军官的符彦卿等紧紧护卫在李存勖身边，直到李存勖气绝身亡后二人才离开。
然而尽管王全斌出道很早，又以忠武著称，可是后来的仕途之路并不顺利。
直到960年赵匡胤建立大宋，他才只担任了相州留后一职，级别不算高。赵匡胤登基后，开始重用王全斌，并将其提升为节度使。
崔彦进比较年轻，一直在禁军任职，跟随赵匡胤在平定李重进叛乱中立下战功，得益于这些年赵匡胤对禁军高层的反复洗牌，所以年纪轻、资历浅的崔彦进很快便升迁至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兼节度使。
这次安排他做王全斌的副手担纲灭蜀重任，也是赵匡胤对其进一步的培养重用。
最后是王仁赡，这个人是赵匡胤的老班底，而且派系相当硬，为何这么说呢？
赵普、王仁赡还有楚昭辅（记得这个人吗？陈桥兵变那天表演著名相声《天生有两个太阳》的捧哏演员）三个人最早都是跟着后周大将刘词混的，后来刘词去世以后把这三个人推荐给了朝廷，经过几番辗转他们老哥仨全都投靠了赵匡胤，而且凭借着卓越的才干与团队协作精神（拉帮结派）得到了赵匡胤的信任和重用。
从这一点来讲，刘词也是赵匡胤的大恩人之一。赵匡胤建国后，王仁赡先是担任枢密承旨，位居中枢辅佐老伙计赵普执掌军机，成为了位低权重的实权派。
962年平定荆南后，他又被赵匡胤派往江陵担任荆南巡检，肩负安抚荆南之重任，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使荆南迅速归心。
964年赵匡胤改组中央东西两府，赵普由枢密使改任政事堂独相，王仁赡也升为枢密副使。由于枢密使李崇矩并非赵匡胤老牌嫡系，所以王仁赡事实上在枢密院举足轻重。
此番赵匡胤派王仁赡以枢密使之职担任北路大军的都兼，核心目的有两个：一是监督制衡主将王全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鉴于他之前在荆南的出色表现，寄望他能够在在平定蜀地的第一时间，行使巡检之责，确保蜀地一次安定下来，不起反复。
下面说东路：
以宁江节度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刘光义为归州路副都部署，以内客省使、枢密承旨曹彬为都监。
前面我们刚提到，刘光义在宋与契丹石州大战后，于四月份被赵匡胤派到了潞州防备北汉。这次又被长距离抽调到江陵，担任伐蜀的西路主将，可见赵匡胤对此次伐蜀之战的重视。
与他一同跨战区调动的还有曹彬，这个人就更不简单了，在宋朝初期，赵匡胤大力培养提拔新晋将领替代前朝宿将和石守信等一干铁杆兄弟之时，曹彬在其中并不是职务最高、冒尖最早的。
但是当几次大战的洗刷历练之后，他却能在最后和潘美一起成为宋初（太祖、太宗两朝）军界双臂，除了顶尖的军事能力之外，便是依靠远超常人的政治觉悟和做官精髓。
关于这一点我们后续再慢慢解读，曹彬的故事现在才只不过刚刚开始。
最后我们简单对赵匡胤这次伐蜀之战的战前部署做一个简单总结：
先说兵力：
此番共动用兵力6万人，两路人马大体相当，除少部分地方的厢军外，其余都是禁军主力。
根据资料显示，当时中央的禁军总数不过10余万众，考虑到防备北汉、契丹和京城驻防，赵匡胤可以说为了伐蜀已将兵力使用到了极限。
再说将领：
对于蜀地来说，地形的隔绝封闭和当地政权已自立数十年的实际，使得赵匡胤在选择将领的问题上颇受限制，他很担心如果选择功勋宿将伐蜀，一旦成功后会出现另一个割据政权。
而南北两路大军之中，很明显以北路为主力，在两路将领都不是威望高、资历深的功勋宿将前提下，赵匡胤选择王全斌作为主将，看重的是他军事能力强、年岁长，想来应该沉稳持重。
但是反过来，选择像王全斌这样的人做主将，也会有一个巨大的隐患，那就是压不住阵。
这里的压不住阵并非指在战场上，而是战场外。
这就要说到唐末五代以来军队的老毛病了，就是部队战胜以后习惯性的劫掠。
此乱象倒也不是没有逻辑成因，从军阀的角度来讲，他们身处乱世、征战厮杀，过的是有今天没明天的动荡日子，他们顾不上考虑争取民心。
从士卒的角度来讲，这些人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着主子拼命，就是为了获得暴利，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他们对于主子毫无忠诚可言，但凡哪个军阀敢禁止部队劫掠，下场轻则队伍动荡重则军阀本人身死灯灭。
虽然到了后周柴荣尤其是赵匡胤时期，他们为了实现统一已经开始着力整顿这种恶习，并颇有成效。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部队劫掠仍然不能完全杜绝。
此前宋军平定荆湖，慕容延钊的部队就是因为这些问题，才引发了李处耘和慕容延钊的争执，这就是摆在眼前的活生生例子。
更甚者，此次宋军征伐的对象蜀地，天高皇帝远，加之长久自立，在将领和士卒眼中，这个地方的地域及民众同类的属性非常弱，根本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下等敌国和下等公民，抢掠他们不会有丝毫的心理负担和障碍。
所以各种因素叠加，这次征伐后蜀极有可能出现超乎想象的动荡。
赵匡胤当然知晓其中之利害，所以他在精心部署过部队的领导班子后，几次三番的就部队纪律和重大关切事项嘱托王全斌等。
他先是以极其严厉的态度和口吻明令：
行营所至，毋得焚荡庐舍，殴掠吏民，开发邱坟，剪伐桑柘，违者以军法从事。
紧接着，他还在大军出征前特意宴请王全斌等，先是强调军事方略、鼓励王全斌取胜的信心，紧接着抛出了他思谋已久的终极大招，他明确指示：
这次伐蜀，但凡攻下任何一座城寨，朝廷只要铠甲兵器和粮草，其府库里的钱帛，主将可以做主全数分给全军将士。
怕王全斌不能正确领会，赵匡胤最后还特意强调：
我想要的，只是西川的土地。
担心士卒要抢掠，也考虑到王全斌他们可能压不住阵，我先把底牌亮出来，后蜀的各处钱库你们随便拿，激发了将士奋战的雄心同时也再次强调了之前划定的红线，即绝对不能骚扰官吏和百姓。
如此一来，既给广大士卒吃了个定心丸，也给王全斌等人统军治军开了个后门予以扶持。
对与赵匡胤来讲，这已经是一个与其之前人设不符、远远超出原则且让步极大的决定了，但向来实事求是、追求实效的他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在将领能力、部队战斗力对比悬殊、且已经掌握了后蜀所有关键军事情报的情况下，赵匡胤早已对此次伐蜀之战有了一个精准的估计，
那就是：灭蜀易、平蜀难。
他已经做到所有他所能做的了，剩下的就要看王全斌一干人的表现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后蜀近年新上任的枢密使，名叫王昭远。
此人年幼便跟随蜀地一名高僧做童子，后来蜀主孟知祥有一次与这名得道高僧吃饭，无意中发现高僧身边的童子、幼年的王昭远颇为聪明伶俐，便把这个孩童要了过来，给自己的儿子、当时已被立为太子的孟昶当伴读。
待到孟昶继位，王昭远因此而被重用，未经过多历练，便被孟昶提拔至枢密使的高位。
王昭远上位以后，身边的亲随向其建议，说大人您凭借与老板的关系好，年纪轻轻就当上了枢密使，一些老资历的大臣们都不服您，所以这个时候您需要建立功业，以堵住他们的嘴。
王昭远便问道：到哪里去建立功业？这些随从说，应该派人与北汉联合，然后您向主上申请领兵出川，与北汉一起攻击宋朝，到时候我们便可尽得关中之地，您也可以在朝堂挺直腰杆、建立千秋功业。
所谓有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腿子。
王昭远听见随从的这番豪言壮语，第一反应不是派人将其轰出去，而是高兴得两眼冒金光、直拍大腿，仿佛下一刻自己就可以扬威中原、一统华夏，于是他马上派出了一个3人的精干小分队秘密潜行，出川与北汉联络。
怎料在培育部属的忠诚方面，王昭远还不如李重进。
当年李重进派翟守珣联络李筠一起造反，翟守珣不愿意跟着主子背叛新朝，所以才向赵匡胤告了密。
到了王昭远这里可倒好，他的手下一丝犹豫都没有，直接选择到开封投靠敌国，于是出现了前面的一幕。
赵匡胤拿到了王昭远联络北汉的文书这一关键物证后，还通过这几名来自四川、心向光明的同志进一步拿到了关于后蜀的详细信息。
包括朝堂格局、君臣近况、部队内情等，尤其关于山川地形、部队布防、兵力配置及各处通道险隘等绝密级军事情报，更是画出了详尽的图示。
这一下后蜀就像一头被捆好了放在案板上的猪，就看赵匡胤如何下刀了。
事不宜迟，赵匡胤赶忙部署伐蜀事宜。
历史上中原通往蜀地的通道不外乎两条，一是从关中翻秦岭先到汉中，再从汉中翻越米仓山进入四川盆地。
再一条就是从荆州（江陵）沿长江而上，一路过白帝城到今天的重庆，再进入蜀中。由于几经占据了荆州，所以此番赵匡胤安排了两路大军分别自北、东两路入蜀，下面具体来看：
北路：以忠武节度使王全斌为西川行营凤州路都部署，武信节度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崔彦进副之，枢密副使王仁赡为都监，统兵伐蜀。
先说一下主将王全斌，之前我们提到过他，他和郭进、曹彬组成的3人团从去年年底到今年上半年，一直河南、山西等地和北汉以及契丹作战，总体表现不错，此次赵匡胤安排王全斌担任北路军主将，可谓是授予重任。
王全斌是908年生人，历仕后晋、后汉、后周三朝，早在926年兴教门之变的时候，李嗣源在河北被乱军裹挟挥师向京城，时任皇帝的后唐庄宗李存勖在平叛过程中，又恰逢身边的军队叛乱，叛军打进宫城。
当时李存勖的亲随基本都四散离去，只有年仅18岁的王全斌和当时还是中级军官的符彦卿等紧紧护卫在李存勖身边，直到李存勖气绝身亡后二人才离开。
然而尽管王全斌出道很早，又以忠武著称，可是后来的仕途之路并不顺利。
直到960年赵匡胤建立大宋，他才只担任了相州留后一职，级别不算高。赵匡胤登基后，开始重用王全斌，并将其提升为节度使。
崔彦进比较年轻，一直在禁军任职，跟随赵匡胤在平定李重进叛乱中立下战功，得益于这些年赵匡胤对禁军高层的反复洗牌，所以年纪轻、资历浅的崔彦进很快便升迁至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兼节度使。
这次安排他做王全斌的副手担纲灭蜀重任，也是赵匡胤对其进一步的培养重用。
最后是王仁赡，这个人是赵匡胤的老班底，而且派系相当硬，为何这么说呢？
赵普、王仁赡还有楚昭辅（记得这个人吗？陈桥兵变那天表演著名相声《天生有两个太阳》的捧哏演员）三个人最早都是跟着后周大将刘词混的，后来刘词去世以后把这三个人推荐给了朝廷，经过几番辗转他们老哥仨全都投靠了赵匡胤，而且凭借着卓越的才干与团队协作精神（拉帮结派）得到了赵匡胤的信任和重用。
从这一点来讲，刘词也是赵匡胤的大恩人之一。赵匡胤建国后，王仁赡先是担任枢密承旨，位居中枢辅佐老伙计赵普执掌军机，成为了位低权重的实权派。
962年平定荆南后，他又被赵匡胤派往江陵担任荆南巡检，肩负安抚荆南之重任，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使荆南迅速归心。
964年赵匡胤改组中央东西两府，赵普由枢密使改任政事堂独相，王仁赡也升为枢密副使。由于枢密使李崇矩并非赵匡胤老牌嫡系，所以王仁赡事实上在枢密院举足轻重。
此番赵匡胤派王仁赡以枢密使之职担任北路大军的都兼，核心目的有两个：一是监督制衡主将王全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鉴于他之前在荆南的出色表现，寄望他能够在在平定蜀地的第一时间，行使巡检之责，确保蜀地一次安定下来，不起反复。
下面说东路：
以宁江节度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刘光义为归州路副都部署，以内客省使、枢密承旨曹彬为都监。
前面我们刚提到，刘光义在宋与契丹石州大战后，于四月份被赵匡胤派到了潞州防备北汉。这次又被长距离抽调到江陵，担任伐蜀的西路主将，可见赵匡胤对此次伐蜀之战的重视。
与他一同跨战区调动的还有曹彬，这个人就更不简单了，在宋朝初期，赵匡胤大力培养提拔新晋将领替代前朝宿将和石守信等一干铁杆兄弟之时，曹彬在其中并不是职务最高、冒尖最早的。
但是当几次大战的洗刷历练之后，他却能在最后和潘美一起成为宋初（太祖、太宗两朝）军界双臂，除了顶尖的军事能力之外，便是依靠远超常人的政治觉悟和做官精髓。
关于这一点我们后续再慢慢解读，曹彬的故事现在才只不过刚刚开始。
最后我们简单对赵匡胤这次伐蜀之战的战前部署做一个简单总结：
先说兵力：
此番共动用兵力6万人，两路人马大体相当，除少部分地方的厢军外，其余都是禁军主力。
根据资料显示，当时中央的禁军总数不过10余万众，考虑到防备北汉、契丹和京城驻防，赵匡胤可以说为了伐蜀已将兵力使用到了极限。
再说将领：
对于蜀地来说，地形的隔绝封闭和当地政权已自立数十年的实际，使得赵匡胤在选择将领的问题上颇受限制，他很担心如果选择功勋宿将伐蜀，一旦成功后会出现另一个割据政权。
而南北两路大军之中，很明显以北路为主力，在两路将领都不是威望高、资历深的功勋宿将前提下，赵匡胤选择王全斌作为主将，看重的是他军事能力强、年岁长，想来应该沉稳持重。
但是反过来，选择像王全斌这样的人做主将，也会有一个巨大的隐患，那就是压不住阵。
这里的压不住阵并非指在战场上，而是战场外。
这就要说到唐末五代以来军队的老毛病了，就是部队战胜以后习惯性的劫掠。
此乱象倒也不是没有逻辑成因，从军阀的角度来讲，他们身处乱世、征战厮杀，过的是有今天没明天的动荡日子，他们顾不上考虑争取民心。
从士卒的角度来讲，这些人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着主子拼命，就是为了获得暴利，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他们对于主子毫无忠诚可言，但凡哪个军阀敢禁止部队劫掠，下场轻则队伍动荡重则军阀本人身死灯灭。
虽然到了后周柴荣尤其是赵匡胤时期，他们为了实现统一已经开始着力整顿这种恶习，并颇有成效。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部队劫掠仍然不能完全杜绝。
此前宋军平定荆湖，慕容延钊的部队就是因为这些问题，才引发了李处耘和慕容延钊的争执，这就是摆在眼前的活生生例子。
更甚者，此次宋军征伐的对象蜀地，天高皇帝远，加之长久自立，在将领和士卒眼中，这个地方的地域及民众同类的属性非常弱，根本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下等敌国和下等公民，抢掠他们不会有丝毫的心理负担和障碍。
所以各种因素叠加，这次征伐后蜀极有可能出现超乎想象的动荡。
赵匡胤当然知晓其中之利害，所以他在精心部署过部队的领导班子后，几次三番的就部队纪律和重大关切事项嘱托王全斌等。
他先是以极其严厉的态度和口吻明令：
行营所至，毋得焚荡庐舍，殴掠吏民，开发邱坟，剪伐桑柘，违者以军法从事。
紧接着，他还在大军出征前特意宴请王全斌等，先是强调军事方略、鼓励王全斌取胜的信心，紧接着抛出了他思谋已久的终极大招，他明确指示：
这次伐蜀，但凡攻下任何一座城寨，朝廷只要铠甲兵器和粮草，其府库里的钱帛，主将可以做主全数分给全军将士。
怕王全斌不能正确领会，赵匡胤最后还特意强调：
我想要的，只是西川的土地。
担心士卒要抢掠，也考虑到王全斌他们可能压不住阵，我先把底牌亮出来，后蜀的各处钱库你们随便拿，激发了将士奋战的雄心同时也再次强调了之前划定的红线，即绝对不能骚扰官吏和百姓。
如此一来，既给广大士卒吃了个定心丸，也给王全斌等人统军治军开了个后门予以扶持。
对与赵匡胤来讲，这已经是一个与其之前人设不符、远远超出原则且让步极大的决定了，但向来实事求是、追求实效的他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在将领能力、部队战斗力对比悬殊、且已经掌握了后蜀所有关键军事情报的情况下，赵匡胤早已对此次伐蜀之战有了一个精准的估计，
那就是：灭蜀易、平蜀难。
他已经做到所有他所能做的了，剩下的就要看王全斌一干人的表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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