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章 海上丝绸之路

    宋代时农业，手工业的兴旺，促使商业日益繁荣。太宗时期非常重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同样也重视商业的发展。商人的地位在宋朝时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改变，那就是商人也可以做官。中国封建社会士农工商的排名在宋代已不是十分的正确。正是当时如此宽松的经营环境，出现了另外一个非常奇特的社会现象，即官商可以结合。这个现象和现代的社会环境是如此相像，真的是相当的开放。太宗时商人可以做官，官员不能经商，千年前的规定现在完全可以实施执行。为了公平起见太宗时对官员经商进行严厉打击，反过来就促进了民间商业活动的繁荣。也就是发挥了市场调节的作用，商业氛围在当时非常的好。特别是海外的商业活动在太宗时期就有很大的发展。海外商业活动的发展繁荣正是应了那句话：“有压力才有动力。”当时太宗时期，开科取士，官员增加非常快，而且官员的待遇又非常不错，所以政府开支是大大增加。也就需要政府拿出更多的钱来维持政权的正常运转。太宗时期除了官员增加，士兵的增加也非常明显，从太祖时期的三十多万人增加到六十多万人，后又增加至近百万人，所以军费的开支也是大大增加。一心想收复幽云地区，太宗时期发动多次大规模的战争，每一次战争开支都是天文数字。各个方面的原因迭加在一起，只有寻找更多的收入来源。鼓励商业的发展，增加政府的税收，无疑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但是和谁去发展贸易呢？北面是辽国，太宗时期还是以战争为主，西北面党项族势力日增，也总是有摩擦。西南面是吐番，与宋的关系也不是非常友好。宋的地理位置迫使太宗在发展商业时只能向海外延伸，重视海外贸易成才宋朝统治者的必然选择。太宗时期也因为客观的原因非常重视海外贸易，史上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宋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太宗对商业发展的手段如果放到今天来看也还是可行的措施，只能佩服的认为，宋太宗发展经济确实是一把好手。

    宋太宗雍熙(987年)年间，遣内使八人，分四路到海南诸国招徕外商前来进行贸易。其目的主要是为放出明确的“市场信息”，吸引各国商贾来大宋进行贸易。先进行采购，主要的目的是说明大宋有钱，欢迎你们到我们大宋来做生意。就像现在有公司，先打出广告进行自我宣传，然后租下一个大地方装修豪华后作为办公场所，所有的目的就是一个，证明给别人看：“我是有钱人”，你来和我做生意，不要怕我没钱付给你。太宗可真是深谙生意之道，想不成功都难。大宋的派头确实给海外的各国商人吃了一个定心丸，不久之后大量的海外客商就源源不断的前往大宋的沿海各城市进行交易。之后在宋仁宗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政府看到广州港外国商船稀少，便令本州与转运司进行招徕，努力繁荣市场，增加客流量。外商船舶离开中国港口，均由有关市舶司设宴送行，并对外商的舶船和商品负责保存处置。一系列的措施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客户，也体现了宋朝时期政府的服务意识。现代政府都在提倡招商第一的理念，这个做法实际上在一千年前就由大宋的官员玩的十分顺手了。

    自唐朝的安史之乱后，陆上丝绸之路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海上丝绸之路却蓬勃发展。即使在动荡的五代时期，割据岭南的“太监王朝”南汉政权仍将海外贸易搞得有声有色。宋灭南汉时，南汉官兵卷了十几船珍宝逃往国外，但宋军仍从南汉缴获了大笔财富，连当时最高统帅赵匡胤都吓了一跳，连称南汉“奢靡亡国”。所以宋朝立国后也力图发展海外贸易，但因多年战乱而屡屡受挫，太祖时期由于主要忙于统一大业，所以没有很大的精力去发展海外贸易。为扩大财政收入也是为了恢复昔日海外贸易的盛况，太宗首先去海外大买特买，高调地向世界宣告：大宋如今有钱了，欢迎来大宋做生意！事实上当时太宗可能是把仅有的一点家底拿出来进行了一波国家层面的广告。宋太宗虽是召唤人家来卖货，但实际上当时的市舶司管理制度已相当成熟，大致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海关制度。如果有大量的客户来宋的各沿海城市进行贸易，仅凭关税一项大宋就能躺着挣钱了。当然再好的政策也得有靠谱的人执行才有效，所以太宗异常重视市舶司官员的选拔。如广州市舶司使，选择官员的程序是这样的：首先必须推荐三个预选人，每个预选人要有三个官员联名推荐，然后由枢密院择选；正式上任后，若在三年内无任何过错，才能获取奖金。在当时的说法就是等到正式上任后，“如在任终满三年，委实廉慎，别无公私过犯，仍令本路转运使、副保奏，当与酬奖”。你瞧瞧，选一个市舶司使，比挑一个宰相还费事。广州市舶司建立后，北宋又陆陆续续，在杭州泉州镇江等地，陆续设置了七个市舶司，把“广州模式”推广到东南沿海，敞开国门赚钱。宋代最繁盛的两大港口是广州和泉州。广州，自隋唐以来，尤其是到了宋朝，已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国际大商港。据《宋会要》记载，广州自宋太祖以来，兴设市舶司，收课舶税，收入“倍于他路”。广州港的市舶收入，最高年份竟达全国市舶总收入的90%以上。公元12世纪，阿拉伯人爱德利奚在他的《地理书》中指出，中国最大的港口是广州，西方国家的商业，大都以此为终点。西方到中国进行贸易的商人，也多以广州为起点计算距离各国的里程和航行日数。两宋又扩建了广州城，建筑了广州蕃坊。为了外商子女读书，学中国古代文化，到了宋神宗熙宁末年(公元1077)还大修学校，诸蕃子弟皆愿入学，负籍相踵而来。泉州港，到南宋时，已经可与广州相比美，留居泉州的外商数以万计，不仅有阿拉伯人、印度人、波斯人，而且还有意大利人等。这些人中不仅有商人，而且还有传教士和旅游者。

    在太宗不遗余力的“招商引资”政策下，宋朝的贸易范围远超唐朝，有历史记载与大宋有贸易往来的国家达六十多个，进出口总额占宋朝国家财政总收入的五分之一之多。这在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古代中国简直是个奇迹，后世评价在宋代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市场经济的先兆或者说是萌芽。除了拱手送上关税，海外商人还将宋朝特产源源不断地贩运出去，其中最典型的是瓷器，远销日本、印度、东南亚、波斯湾西亚诸国乃至非洲的埃及等地，阿拉伯帝国的王公贵族都以收藏“中国瓷”为荣，“海上丝绸之路”已然变成“瓷器之路”。直到今天，仍有外国学者认为“中世纪的东非史是由中国瓷器写成的”。同时太宗也鼓励宋人去海外摆摊，并出台了完备的管理制度。由于出海贸易的主力军是沿海船户，为便于控制和征税，太宗给这些船户另编户籍，他们每次出海都要在当地官府登记，严禁走私；贸易归来，他们要到市舶司接受抽买否则将受重罚。这些条令虽说严苛，但到底给了沿海居民挣钱的机会。国家税收也因此得到大大的增加。

    海外贸易的发展离不开船只。宋朝的造船业非常发达，所造船只体型巨大、结构坚实，可载几百人，同时足足囤够一年的口粮，甚至能在船上养猪、酿酒。交通工具如此便利，“出国摆摊”不再只是沿海居民的专利，而成了各阶层人士积极参与的全民热潮。就连和尚、道士也动了凡心，纷纷出国做生意，杭州僧人净源就是知名的海商，温州道士王居常也是“国际贸易圈”中的风云人物。鲜为人知的是，苏轼也是“出国摆摊”的带头人。他被贬到海南后，设法将东南亚的苏木倒腾到四川，狠狠地赚了一笔。看来苏大学士不光文章写得好，就是做生意也是一把好手。

    抛开经济利益不谈，这些出国摆摊的宋朝海商不断输出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所过之处无不受到热烈的欢迎。在中世纪的海洋上打造出影响力广泛的“个人品牌”，撑起了宋朝的脸面，使宋朝在“国际贸易”上更有话语权和主动权。宋朝船队每次出行都会引发轰动，当地国王、高官将这些身份普通甚的海商视为“上宾”，专门安排隆重的接待仪式，全国百姓纷纷赶来围观，送钱送物地慰劳他们。当然各国商贾讨好他们另有目的，以便搭乘先进的宋朝商船展开更广泛的海外贸易。

    就这样，宋朝的财富从海上滚滚而来。太宗时期的财政有了明显好转，后期各在位的皇帝也坚持了这一海外贸易的基本政策，海外贸易持续繁荣。仅在皇祐元年（1049年）这一年，宋朝的海外贸易总收入就有1.2亿贯之多，其中作为“硬通货”的白银达80万两以上。正因如此，国土狭小且积贫积弱的宋代在经济上仍能保持优势，这也再次证明：唯有开放才可富国。宋朝海外贸易的繁荣不但在史书中有明确的记载，也是有相应的实物可以佐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