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三十六章 洗牌
欧阳修，今天凡是受过义务教育的学生都知道他的大名。对他的《醉翁亭记》也肯定印象深刻。此文就是欧阳修在神宗时期因一件小事被贬滁州后所写的著名文章。欧阳修是北宋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与二大变法人物，范仲淹，王安石都有交集。与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共事良久，还是著名文学家苏轼，苏辙的老师。就是这么著名的一位人物，还是躲不过小人的暗算。公元1067年，也就是欧阳修六十一岁的时候被贬至亳州，直至1072年离开人世也再未回到过京城。
欧阳修（1007年－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在欧阳修的人生中最高担任的官职有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职务，死后被朝庭封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后人又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被世人称为“唐宋散文八大家”。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他的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
欧阳修就像他的前辈钱惟寅对他的照顾欣赏一样，对有真才实学的后生极尽赞美，竭力推荐，使一大批当时还默默无闻的青年才俊脱颖而出，名垂后世，堪称千古伯乐。不但包括苏轼、苏辙、曾巩等文坛巨匠，还包括张载、程颢、吕大钧等旷世大儒的出名都与欧阳修的学识、眼光和胸怀密不可分，都是在他的推荐下或提拔下才使这些人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机会。欧阳修的一生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为大宋王朝发掘了无数的人才，实在是居功至伟。在他的从政执业生涯中，不管是年纪比他大的包拯，还是和他年纪差不多的韩琦、文彦博还是后进晚辈司马光等人，都得到过他的激赏与推荐。“唐宋八大家”，宋代五人均出自他的门下，而且都是以布衣之身被他相中、提携而名扬天下。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著成绩。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韩愈。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影响。他的平易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
欧阳修在传统文化的重重束缚下尽最大可能的表现自我。他淡视名利，无欲则刚，但也尊重传统维护社会的人伦纲常其目的也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但他不是“守常”而是“图新”。欧阳修在学术上对当时僵化和陈旧的价值观进行抵制和反拨。在当时随波逐流，人人自保的人文环境中，欧阳修身居高位，仍坚守大节，保持人格尊严，体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对习惯守旧的势力和庸俗无聊的生存状态进行抵拒，对社会责任自觉地担当。从他身上我们可以吸取勇于担当的因子，来培育抵拒庸俗、无聊的抗体。这也是今天纪念欧阳修的重要意义所在。
正是欧阳文忠堪为人师的道德文章，才有薪火相传的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lei)，才有了曾巩、曾布二兄弟的才华展示，才有了“中国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是欧阳文忠奠基了宋代文化盛世的基础。
景祐三年，与欧阳修交往颇深的范仲淹着手呼吁改革，他把社会问题归咎为腐败，而欧阳修看得更深刻，认为冗官冗员才是根本问题。最终范仲淹的改革因为冒犯了既得利益者，所以范仲淹受到了打击，被贬饶州，庆历新政也仅仅在一年几个月的时间后彻底失败。欧阳修作为范仲淹一派的积极支持者为范仲淹的辩护不惜冒犯顶头上司而最终也受到牵连，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康定元年（1040年），满腹才华的欧阳修还是没有被朝庭遗忘被召回京城，又担任了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后又被朝庭任命为知谏院，专门为皇帝提意见，提方案，推荐人才。
庆历三年（1043年），欧阳修担任右正言、知制诰，才为皇帝的秘书，起草发布皇帝的相关诏令及命令等。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成为革新派干将，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但在守旧派的阻挠下，新政又遭失败。
庆历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上书分辩，因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后又改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总之，欧阳修因参与庆历新政，离开了京城，离开了大宋的权力中心，在地方各处任职。也正是多地任职，才使欧阳修更进一步认识了百姓的疾苦，写出了更多更优秀的文章为百姓发声，为百姓呐喊。
皇祐元年（1049年）欧阳修再次回到京城，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已经在京做了高官的欧阳修，又遭受诬陷被贬。命令刚刚下达，仁宗皇帝就后悔了，等欧阳修上朝辞行的时候，皇帝亲口挽留说：“别去同州了，留下来修《唐书》吧。”就这样欧阳修做了翰林学士，开始修撰史书。与宋祁同修了史书《新唐书》，又单独自已修编了《五代史记》（即历史上被称为《新五代史》的史书）。
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庚戊，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兼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
嘉祐五年（1060年），拜枢密副使。嘉祐六年（1061年）任参知政事。在这几年里，欧阳修的官职不断上升最终成为仁宗时期的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
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上表请求外任，朝庭以其年龄已大，不批准欧阳修的请求。
此后在1067年，因被蒋之奇，彭思永等人诬谤欧阳修有个人生活作风问题，所以欧阳修在气愤之下多次向皇帝请求辞职。彭永思等人诬谤欧阳修与儿媳私通，对欧阳修进行无耻的人身攻击。此事件最终在仁宗的亲自审理下，蒋之奇扛不住压力，只能供认说“欧阳修跟儿媳妇有染”一事，是听御史中丞彭思永说的，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确切的证据来证明此事确实发生过。
欧阳修为此怒火万丈，多次上奏神宗要求彻查此事，还他一个清白。因为此事涉及当朝宰相，为此宋神宗叫来御史中丞彭思永，当面对质。当时因为欧阳修的坚决态度，炮制此事的证人薛良儒因为知道仁宗亲自过问此事，知道事关重大，再说谎弄不好自己要掉脑袋，所以自己找了了机会逃出了京城。彭思永知道涉及此案的所谓证人薛良儒已经经不住压力逃跑了。面对仁宗的质问，彭思永当然知道他说人证不见了，现在不能证明欧阳修的私通行为了，这样的说法宋仁宗根本就不会相信。而且如果彭思永这么说，就等于是诽谤当朝宰执了，因此彭思永打死也不能将所谓证人薛良儒已经经不住压力逃跑了说出口，并且事实上本来就没有欧阳修与儿媳妇私通这样的事情。所谓的证人已跑路的事实不能说，但是对神宗的质问还得回答，对事情的调查还得进行下去。在这种两难的局面下，彭思永也是老江湖，经验老到，临危不乱，他不慌不乱的告诉宋神宗说:“欧阳修与儿媳妇通奸一事属实，我们也有线人能够证明，但是我不能说线人是谁，因为我要是说了，就破坏了御史台的规矩了。”
御史台什么规矩呢?
第一，不能透露线人的名字，以免被弹劾的官员去打击报复。否则以后御史台再做别的案件时，谁还敢当线人呢?
第二，我朝有规定，御史可以“风闻言事”，就是不用找到确切的证据。只要有传闻，有一点点影子，就可以弹劾官员。至于这些案件是否属实，则是大理寺、审官院的事情了。御史们不用出示证据，只需配合调查即可。
想象一下，若御史“风闻言事”有罪，那么就没有一个御史敢弹劾大臣了，尤其是不敢弹劾现任的宰执了。若每一个案件，都要揪出幕后的线人，那些背后的线人也不敢议论朝政、说出自己不同的意见了。长此下去，国家言路必将堵塞，皇帝就成睁眼瞎子了。因此，秉持着御史台的“规矩”，彭思永有恃无恐“忠心耿耿”地告诉宋神宗:“请恕微臣不能告知线人的名字。若我告知了线人的名字，以后谁还敢议论朝政?若我破坏了御史台的规矩，谁还敢继续直言进谏?所以说我甘愿受罚，也不说出那个线人的名字。我这样做也是为了皇帝，还请您三思而行啊。“
听完彭思永的说辞后，宋神宗一想也是，就没有强迫他说出线人的名字。彭思永高兴地走了，但干过御史台工作的欧阳修更加愤怒了。
欧阳修上奏朝廷道:“启奏陛下，彭思永说的那些话完全不合实际情况!臣当过监察御史，相关的规矩也是知道的。诚然身为国家的监察御史，确实能以“风闻言事”弹劾官员，但是这个事情到底是谁说的，这个总得说明白的。特别是在皇帝已经过问此事的情况下，当然要说明相关的线索来源，御史台根本没有规定连这个证人也不能说。何况这件事情是关系我一生清白、皇帝声誉、朝庭形象的大事。他们在皇帝过问的情况下不把线人的名字明确说出来，这事情明显就是完全无中生有的诬告行为!”
欧阳修还告诉宋神宗:“彭思永这帮御史，死活不说消息的来源。最主要的原因根本就是他们到目前为止完全不能说明事情的真实性，没有任何的真实凭据。但是到现在还是发誓诅咒说这件事情完全是真的完全就是欺瞒皇帝的行为，还想用这种道听途说的罪名来治我，怎么能让人信服呢?他们一方面言之凿凿的说有这样的事情，另一方而却噤若寒蝉不肯说出证人的名字，完全是对我的一种造谣行为，这个案件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的真凭实据!因此，我再次肯请皇帝让蒋之奇和彭思永说出这个线人的名字，说出这个消息的真实来源，咱们在朝庭公开审理此事，给天下一个交代。”欧阳修一定要找出线人，彭思永是死活不说，大家最终是僵上了，这个案件也没法审理下去了。这个时候欧阳修的的亲家吴充也上奏朝廷，要求严惩造谣者还女儿一个清白。韩琦等人也力保欧阳修，说他绝不是那样的人。彭思永拿不出任何证据永远都是那么几句话来回复皇帝的质问。我这个线人的事情了，我老了，脑袋不好使了，就算是想告诉你也记不得了，这就是无赖做法了。宋神宗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无奈之下只能颁布一道圣旨，把彭思永和蒋之奇发配地方来了结本案。
但是欧阳修此时确实感到心累了，二十年前有人以私通之事打击自己，二十年后还有人拿私通的事一陷害自己，所以欧阳修是几次上奏要求辞职不干了。宋神宗治平四年(1067年）三月，朝廷最后还是批准了欧阳修的请求。撤销了欧阳修参知政事的官职，把他“发配”到毫州去了。就这样欧阳修终于离开了朝廷，快乐地安享晚年，直到自己生命的尽头。
熙宁五年国七月二十三日(1072年9月22日)。欧阳修在家中逝世，年65岁。欧阳修病逝后，朝廷追封其为太子太师，赐谥号“文忠”一代巨匠就此陨落。欧阳修这样的大家走了，无数的小人和冗官却还在大宋的官场照样干不了什么活甚至干一些陷害忠良的事，却领着历朝历代以来官员最为丰厚的薪水。
欧阳修（1007年－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在欧阳修的人生中最高担任的官职有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职务，死后被朝庭封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后人又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被世人称为“唐宋散文八大家”。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他的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
欧阳修就像他的前辈钱惟寅对他的照顾欣赏一样，对有真才实学的后生极尽赞美，竭力推荐，使一大批当时还默默无闻的青年才俊脱颖而出，名垂后世，堪称千古伯乐。不但包括苏轼、苏辙、曾巩等文坛巨匠，还包括张载、程颢、吕大钧等旷世大儒的出名都与欧阳修的学识、眼光和胸怀密不可分，都是在他的推荐下或提拔下才使这些人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机会。欧阳修的一生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为大宋王朝发掘了无数的人才，实在是居功至伟。在他的从政执业生涯中，不管是年纪比他大的包拯，还是和他年纪差不多的韩琦、文彦博还是后进晚辈司马光等人，都得到过他的激赏与推荐。“唐宋八大家”，宋代五人均出自他的门下，而且都是以布衣之身被他相中、提携而名扬天下。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著成绩。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韩愈。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影响。他的平易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
欧阳修在传统文化的重重束缚下尽最大可能的表现自我。他淡视名利，无欲则刚，但也尊重传统维护社会的人伦纲常其目的也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但他不是“守常”而是“图新”。欧阳修在学术上对当时僵化和陈旧的价值观进行抵制和反拨。在当时随波逐流，人人自保的人文环境中，欧阳修身居高位，仍坚守大节，保持人格尊严，体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对习惯守旧的势力和庸俗无聊的生存状态进行抵拒，对社会责任自觉地担当。从他身上我们可以吸取勇于担当的因子，来培育抵拒庸俗、无聊的抗体。这也是今天纪念欧阳修的重要意义所在。
正是欧阳文忠堪为人师的道德文章，才有薪火相传的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lei)，才有了曾巩、曾布二兄弟的才华展示，才有了“中国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是欧阳文忠奠基了宋代文化盛世的基础。
景祐三年，与欧阳修交往颇深的范仲淹着手呼吁改革，他把社会问题归咎为腐败，而欧阳修看得更深刻，认为冗官冗员才是根本问题。最终范仲淹的改革因为冒犯了既得利益者，所以范仲淹受到了打击，被贬饶州，庆历新政也仅仅在一年几个月的时间后彻底失败。欧阳修作为范仲淹一派的积极支持者为范仲淹的辩护不惜冒犯顶头上司而最终也受到牵连，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康定元年（1040年），满腹才华的欧阳修还是没有被朝庭遗忘被召回京城，又担任了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后又被朝庭任命为知谏院，专门为皇帝提意见，提方案，推荐人才。
庆历三年（1043年），欧阳修担任右正言、知制诰，才为皇帝的秘书，起草发布皇帝的相关诏令及命令等。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成为革新派干将，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但在守旧派的阻挠下，新政又遭失败。
庆历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上书分辩，因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后又改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总之，欧阳修因参与庆历新政，离开了京城，离开了大宋的权力中心，在地方各处任职。也正是多地任职，才使欧阳修更进一步认识了百姓的疾苦，写出了更多更优秀的文章为百姓发声，为百姓呐喊。
皇祐元年（1049年）欧阳修再次回到京城，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已经在京做了高官的欧阳修，又遭受诬陷被贬。命令刚刚下达，仁宗皇帝就后悔了，等欧阳修上朝辞行的时候，皇帝亲口挽留说：“别去同州了，留下来修《唐书》吧。”就这样欧阳修做了翰林学士，开始修撰史书。与宋祁同修了史书《新唐书》，又单独自已修编了《五代史记》（即历史上被称为《新五代史》的史书）。
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庚戊，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兼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
嘉祐五年（1060年），拜枢密副使。嘉祐六年（1061年）任参知政事。在这几年里，欧阳修的官职不断上升最终成为仁宗时期的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
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上表请求外任，朝庭以其年龄已大，不批准欧阳修的请求。
此后在1067年，因被蒋之奇，彭思永等人诬谤欧阳修有个人生活作风问题，所以欧阳修在气愤之下多次向皇帝请求辞职。彭永思等人诬谤欧阳修与儿媳私通，对欧阳修进行无耻的人身攻击。此事件最终在仁宗的亲自审理下，蒋之奇扛不住压力，只能供认说“欧阳修跟儿媳妇有染”一事，是听御史中丞彭思永说的，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确切的证据来证明此事确实发生过。
欧阳修为此怒火万丈，多次上奏神宗要求彻查此事，还他一个清白。因为此事涉及当朝宰相，为此宋神宗叫来御史中丞彭思永，当面对质。当时因为欧阳修的坚决态度，炮制此事的证人薛良儒因为知道仁宗亲自过问此事，知道事关重大，再说谎弄不好自己要掉脑袋，所以自己找了了机会逃出了京城。彭思永知道涉及此案的所谓证人薛良儒已经经不住压力逃跑了。面对仁宗的质问，彭思永当然知道他说人证不见了，现在不能证明欧阳修的私通行为了，这样的说法宋仁宗根本就不会相信。而且如果彭思永这么说，就等于是诽谤当朝宰执了，因此彭思永打死也不能将所谓证人薛良儒已经经不住压力逃跑了说出口，并且事实上本来就没有欧阳修与儿媳妇私通这样的事情。所谓的证人已跑路的事实不能说，但是对神宗的质问还得回答，对事情的调查还得进行下去。在这种两难的局面下，彭思永也是老江湖，经验老到，临危不乱，他不慌不乱的告诉宋神宗说:“欧阳修与儿媳妇通奸一事属实，我们也有线人能够证明，但是我不能说线人是谁，因为我要是说了，就破坏了御史台的规矩了。”
御史台什么规矩呢?
第一，不能透露线人的名字，以免被弹劾的官员去打击报复。否则以后御史台再做别的案件时，谁还敢当线人呢?
第二，我朝有规定，御史可以“风闻言事”，就是不用找到确切的证据。只要有传闻，有一点点影子，就可以弹劾官员。至于这些案件是否属实，则是大理寺、审官院的事情了。御史们不用出示证据，只需配合调查即可。
想象一下，若御史“风闻言事”有罪，那么就没有一个御史敢弹劾大臣了，尤其是不敢弹劾现任的宰执了。若每一个案件，都要揪出幕后的线人，那些背后的线人也不敢议论朝政、说出自己不同的意见了。长此下去，国家言路必将堵塞，皇帝就成睁眼瞎子了。因此，秉持着御史台的“规矩”，彭思永有恃无恐“忠心耿耿”地告诉宋神宗:“请恕微臣不能告知线人的名字。若我告知了线人的名字，以后谁还敢议论朝政?若我破坏了御史台的规矩，谁还敢继续直言进谏?所以说我甘愿受罚，也不说出那个线人的名字。我这样做也是为了皇帝，还请您三思而行啊。“
听完彭思永的说辞后，宋神宗一想也是，就没有强迫他说出线人的名字。彭思永高兴地走了，但干过御史台工作的欧阳修更加愤怒了。
欧阳修上奏朝廷道:“启奏陛下，彭思永说的那些话完全不合实际情况!臣当过监察御史，相关的规矩也是知道的。诚然身为国家的监察御史，确实能以“风闻言事”弹劾官员，但是这个事情到底是谁说的，这个总得说明白的。特别是在皇帝已经过问此事的情况下，当然要说明相关的线索来源，御史台根本没有规定连这个证人也不能说。何况这件事情是关系我一生清白、皇帝声誉、朝庭形象的大事。他们在皇帝过问的情况下不把线人的名字明确说出来，这事情明显就是完全无中生有的诬告行为!”
欧阳修还告诉宋神宗:“彭思永这帮御史，死活不说消息的来源。最主要的原因根本就是他们到目前为止完全不能说明事情的真实性，没有任何的真实凭据。但是到现在还是发誓诅咒说这件事情完全是真的完全就是欺瞒皇帝的行为，还想用这种道听途说的罪名来治我，怎么能让人信服呢?他们一方面言之凿凿的说有这样的事情，另一方而却噤若寒蝉不肯说出证人的名字，完全是对我的一种造谣行为，这个案件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的真凭实据!因此，我再次肯请皇帝让蒋之奇和彭思永说出这个线人的名字，说出这个消息的真实来源，咱们在朝庭公开审理此事，给天下一个交代。”欧阳修一定要找出线人，彭思永是死活不说，大家最终是僵上了，这个案件也没法审理下去了。这个时候欧阳修的的亲家吴充也上奏朝廷，要求严惩造谣者还女儿一个清白。韩琦等人也力保欧阳修，说他绝不是那样的人。彭思永拿不出任何证据永远都是那么几句话来回复皇帝的质问。我这个线人的事情了，我老了，脑袋不好使了，就算是想告诉你也记不得了，这就是无赖做法了。宋神宗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无奈之下只能颁布一道圣旨，把彭思永和蒋之奇发配地方来了结本案。
但是欧阳修此时确实感到心累了，二十年前有人以私通之事打击自己，二十年后还有人拿私通的事一陷害自己，所以欧阳修是几次上奏要求辞职不干了。宋神宗治平四年(1067年）三月，朝廷最后还是批准了欧阳修的请求。撤销了欧阳修参知政事的官职，把他“发配”到毫州去了。就这样欧阳修终于离开了朝廷，快乐地安享晚年，直到自己生命的尽头。
熙宁五年国七月二十三日(1072年9月22日)。欧阳修在家中逝世，年65岁。欧阳修病逝后，朝廷追封其为太子太师，赐谥号“文忠”一代巨匠就此陨落。欧阳修这样的大家走了，无数的小人和冗官却还在大宋的官场照样干不了什么活甚至干一些陷害忠良的事，却领着历朝历代以来官员最为丰厚的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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