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五十章 最后的斗争 （一）
几天后，文天祥的妻子欧阳氏收拾他的尸体，发现他的面色如同生者一般（欧阳氏是否来收殓遗体，记载不一）。这时，刑场上出现十位江南义士，他们冒死来为文天祥办理后事。在遗体的衣带间，他们发现了这样一篇附有序言的赞：吾位居将相，不能救社稷，正天下，军败国辱，为囚虏，其当死久矣！顷被执以来，欲引决而无间，今天与之机，谨南向百拜以死。其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宋丞相文天祥绝笔。文天祥就义的消息传到南方后，他旧日在勤王军的部属和朋友非常悲痛，纷纷设酒祭奠，撰文赋诗，以表悼念之情。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文天祥归葬于故乡富田村东南二十里的鹜湖之原，乡人邓光荐为之作墓志铭。元至治三年（1323年），吉安郡学奉文天祥像于先贤堂，和欧阳修、杨邦乂、胡铨、周必大、杨万里并列。实现了文天祥少年时的志愿。明洪武九年（1376年），明廷在北平教忠坊建文丞相祠，岁时遣官致祭。后庐陵也建文丞相忠烈祠。终明一代，宣城、温州、汀州、潮阳、五坡岭、崖山、大兴均兴建了文天祥的纪念祠堂。明代宗景泰七年（1456年），经巡抚江西的右佥都御史韩雍、华盖殿大学士陈循等奏请，按照《谥法》中“临患不忘国曰‘忠’，秉德遵业曰‘烈’”的含义，代宗赐文天祥谥号为“忠烈”。清道光年间，文天祥从祀于孔庙。
文天祥不但是一位民族英雄，事实上还是理宗朝的状元。所以流传下来的诗词也非常多。文天祥前期诗歌约有三百余首，因为受生活环境的影响，所以这一时期大部分都是酬唱赠答与抒怀言志之作，这时候的诗歌在艺术及思想深度上虽不及他后期的创作，但是也不乏有一些脍炙人口的作品。比如《生日和谢爱山长句》中说“夜阑拂剑碧光寒，握手相期出云表”。这些诗写得豪迈奔放，雄健壮阔，将文天祥早期的那种蓬勃向上、积极进取的火热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他前期的作品中还出现有“何日洗兵马，车书四海同”（《题黄冈寺次吴履斋韵》）这一类描写南宋末年外族入侵，表达对恢复中原、统一全国、结束战乱的信心和愿望的思想性较深的作品。由于时代背景的影响，杜甫诗歌中所展现出的符合儒家传统伦理观的性情，正与文天祥提出的“性情”相契合，文天祥在杜诗中找到强烈的认同感，与杜甫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文天祥边塞诗中的浑浑正气波及甚广，不仅在当时，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巨大的影响。后期：爱国诗、纪行诗文天祥后期的作品大多收录在《指南录》《指南后录》《吟啸集》《集杜诗》中，一共有五百七十余首，这一时期文天祥被元兵囚禁，但他忠贞之心并未减少，创作量也很大，这一时期他的诗风主要是效法杜甫，以诗纪时事，以诗纪所遭。《指南录》中大部分篇章是叙述文天祥被俘北行，虽身处艰难困境，却依然充满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以国家命运为己任的纪事诗。《指南后录》是文天祥诗歌思想深度，表达感情最为强烈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文学史上爱国精神与民族正气最强烈的表现，是文天祥自励与忠贞的表现。此外，在《过零丁洋》《正气歌》中，还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这样的名句流传千古，激励了后世众多为理想而奋斗的仁人志士。他的《集杜诗》二百余首分别记述了南宋末年抗元斗争、起兵勤王被俘入狱与追忆前人旧事、感叹世事的个人生平遭遇，将国家兴亡、民族命运与自己的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充分表现出他爱国，不愿屈服于外族，誓死与国家命运共存亡的爱国之情。
文天祥在《过零丁洋》中所作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激励了后世众多为理想而奋斗的仁人志士。如明代的名臣于谦、孙燧受到文天祥事迹的影响，在危难之际都能坚贞不屈。“九一八事变”后，文天祥作为抗元典型人物被从历史记忆中挑选出来鼓舞社会民众，文天祥的爱国精神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代表，被大力发掘、塑造和宣传。
有文天祥这样的民族英雄，更多的是像刘整，吕文焕这样不满朝廷最终投降北元的降将。南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此时的南宋都城临安城下，放眼望去，尽是黑压压望不到头的蒙古军队，率领这支大军的人，是元朝的丞相伯颜。
此时的南宋，早已是风中残烛，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一点风雨了。宋理宗景定二年（1261年），潼川安抚副使、知泸州刘整叛宋降元，这是一件影响了整个宋元战争战局的事情。忽必烈采纳了刘整的建议以后，于宋度宗咸淳四年（1268年）开始围攻襄阳樊城。经过五年多的苦苦支撑之下，咸淳九年（1273年），襄阳守将，京西安抚副使兼知襄阳吕文焕最终降元。吕文焕的投降，使得南宋北方边境门户大开，蒙古大军自襄阳沿长江东行，沿途州县望风而降。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就如同一个待宰的肥羊，摆上了蒙古大军的案头。孱弱的南宋朝廷面对元朝大军兵临城下的境地，也没有任何办法，只好上表乞降。同年三月，元军将宋恭帝赵显（音同显）及其母全太后等宋宗室押送大都。同年五月，赵显被封为“瀛国公”。宋末元初的诗人汪元量的《醉歌十首》中就曾经有“太后传宣许降国”，“满朝朱紫尽降臣”等这样的诗句，描述当时南宋宗室的惨状。所幸的是，临安城破之前，宋度宗的杨淑妃带着度宗之子益王赵昰（音同是）和广王赵昺（音同柄）逃出临安，辗转逃往了福州。在那里，左丞相陈宜中，枢密副使张世杰，签书枢密院事（相当于国防部代理部长）陆秀夫以及从元朝人的军营中逃脱辗转到达福州的右丞相文天祥，共同拥立益王赵昰为皇帝，史称宋端宗，改元景炎，而这个流亡的朝廷，史称“行朝”。
而组成这个行朝的三位核心成员，张世杰、陆秀夫和文天祥，历史上也被称为“宋末三杰”。遗憾的是，这段时间几乎是“宋末三杰”在整个“行朝”流亡岁月中仅有的短暂相聚，在后面的岁月中，文天祥很快就退出领导核心转而出外领兵，这“三杰”也就再也没有重聚过。
对于张世杰，文天祥在他的《文山先生全集》中有这样的评价：“然其人(张世杰)无远志，拥重兵厚赀（同资），惟务远遁”，对于自己为什么要离开行朝核心出外领兵，文天祥也在《文山先生全集》中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国方草创，陈宜中尸其事，专制于张世杰。予名宰相，徒取充位，遂不敢拜，议出督”。作为当时整个行朝朝廷中唯一手里有兵权的将领，张世杰在这个朝廷中几乎是一言九鼎，掌握了整个行朝的实权。平心而论，张世杰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忠心辅国的将领，他原来是金国涿州范阳人，因犯了罪投靠了南宋，从一个小兵做起，一路升到了黄州武定诸军都统制的位子上。在德祐元年（1275年），元朝丞相进攻南宋，当时南宋皇室急招天下兵马勤王，结果只有一个张世杰率领着所部官兵前来救驾，这让当时的皇室感到一丝安慰。“时方危急，征诸将勤王多不至，独世杰来，上下叹异。”（《宋史·张世杰传》）
可是他作为一名将领，军事能力确实是有点不足。在他领兵与元朝作战期间，虽然有一些胜利，但是这些胜利并没有太影响整个战局，反倒是他的几次失败，把仅剩的一点南宋军队赔掉了不少。当然，以蒙古军队当时席卷天下的态势来看，南宋军队本来就是很难取胜的，这也是难为张世杰了，可是张世杰自己在指挥中所犯下的一些错误，也是导致失败的一个原因，这也大大削弱了宋军本就不多的战斗力。张世杰作为一位致力于光复宋室的爱国将领来说，他的能力确实撑不起他的愿望。
于是张世杰带着南宋小朝廷沿着海岸线一路向南，背后是紧追不舍的元兵。行朝先潮州再惠州，沿途屡败屡战，宋军不断损失。直到到了井澳（今广东珠海市西南），行朝的船队遭遇了飓风，大量船只倾覆，士兵坠海，而小皇帝赵昰也历经水淹惊吓，最终落下了病根，最终在景炎二年（1277年）四月，逝于雷州半岛南部的硇（音同闹）洲岛，享年仅仅11岁。这位去世时还是一位少年的皇帝，就这样在战火与漂泊中，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端宗虽然去世了，可是还有一位皇室子弟那就是赵昺，现在也只好把他推上去当皇帝了。所以在安葬了端宗以后，7岁的赵昺即位，改元祥兴，拜陆秀夫为左丞相，张世杰为右丞相。而“行朝”也最终在祥兴元年（1278年）六月找到了另一个适合宋军落脚的地方，那就是位于广州新会的崖山（今新会县古井区官冲乡）。
崖山，终于来到了崖山。在《金华黄先生文集》中曾经这样评价崖山：“崖山者，在新会县南八十里，巨海中与奇石山相对立，如两扉，潮汐之所出入也。山故有镇戍，世杰以为此天险，可扼以自固，始不复事转徒矣。”新会的崖山，同样孤立于海中，但离潮阳和广州都各有四百里，与奇石莽山相对，犹如天生的两对海门。潮汐从这里出入，可以藏住船只和兵马，既有天险可守，又便于隐蔽流动作战。张世杰带着整个中国最后的抗元力量，决定就在这里结束自己的漂泊生涯。
根据《宋季三朝正要》中的记载，张世杰带着部队到了崖山以后，第一件事情首先是解决住的问题。“造行宫。六月，入山伐木，造军屋千间，起行宫三十间，内正殿以杨太妃，故立名慈元殿。时官民兵除逃窜死亡外，犹计二十万，多于船上住坐。资粮取办广右诸郡、海外四州。拘刷人匠，盖海院，造船只，治兵器，自六月至十月始罢。”从这些举动可以看出，这支宋朝最后的军队确实是想要在崖山长期驻扎的。到此时官民兵还有二十万，不过这二十万不全是军队，其中有很多是文官、以及军队的家眷等等，但是还有几万军队应该是起码的。张世杰带着赵昺和一干宋朝军民在崖山渡过了一段短暂的平静时光，很快，元军的脚步就到了。而率领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却是一个汉人，他就是张世杰的老领导之子——张弘范。
要谈张弘范，先得从他的父亲张柔说起。张柔，字德刚，易州定兴人，是金末河北地区汉人土豪。张世杰投南宋之前原来就是在张柔手下的。金朝末年，蒙古军大举攻伐，盗贼四起，张柔以聚众自保为名，拉起一支队伍，保乡为国。金国的中都经略使苗道润很赏识他。《元史·张柔传》中说：“道润表其才，加昭毅大将军，遥领永定军节度使，兼雄州管内观察使，权元帅左都监，行元帅府事。”所以，张柔本身并不是宋人，而是金国人。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他和他儿子后面的行为是很重要的。后来赏识张柔的苗道润被副手贾瑀杀了，张柔开始对金国心灰意冷。正好张柔与蒙古军队在狼牙岭交战，被蒙古俘虏，于是张柔就顺势投降了蒙古。此后张柔为蒙古屡建奇功，帮助蒙古军队攻占了金国汴京。死后极尽哀荣。《元史·张柔传》中载“延祐五年（1318年），加封汝南王，谥忠武。”有这样一位父亲，张弘范也是能力很强的。《元史·张弘范》载“张弘范，字仲畴，柔第九子也。善马槊，颇能为歌诗。”可以说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将领。后来他在元军攻占樊城、襄阳、芜湖，以及在与张世杰上一次对决的焦山战役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到了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在率军平定了台州之乱以后，张弘范已经做到了镇国上将军、江东道宣慰使。这个级别基本上是在蒙古的汉族将领第一了。这一次派张弘范来指挥对行朝的军事行动，其实张弘范自己并不是很乐意的。那倒不是出于张弘范是汉人不愿意灭汉人王朝的原因，而是张弘范对于自身地位的谨慎。在《元史·张弘范传》中有这样的记载：本来元世祖忽必烈此次出兵是让张弘范做蒙古汉军都元帅，这意思就是蒙古人和汉军都管了。张弘范感到有点为难，于是去觐见忽必烈说：“汉人没有统领蒙古军队的先例，还是派一位蒙古大臣作为统帅吧（汉人无统蒙古军者，乞以蒙古信臣为首帅。）”忽必烈就安慰张弘范：“以前你父亲有一次跟着察罕（一位蒙古将领）一起打仗，结果因为俩人意见不统一，结果造成战况焦灼几次反复，这就是没有专权委任的原因。如今我把灭宋的大事交托给你，就绝对不能让你再有你父亲那样的后悔之事。（汝知而父与察罕之事乎？其破安丰也，汝父欲留兵守之，察罕不从。师既南，安丰复为宋有，进退几失据，汝父深悔恨，良由委任不专故也，岂可使汝复有汝父之悔乎？今付汝大事，能以汝父之心为心，则予汝嘉。）”忽必烈亲自赐给张弘范宝剑和盔甲，并且晓谕众军：“剑，汝之副也，不用令者，以此处之。”作为一个蒙古皇帝，能够这样信任一位汉族将领，并且把这样重要的军事行动交给他执行，张弘范的心情是可想而知了。于是张弘范自挥军南下之日起，连战连捷。在这中间，张弘范还抓到了宋朝的一位重要人物，那就是文天祥。
前面说过，文天祥在行朝呆了没几天就因为受不了张世杰的排挤所以自请出外带兵了，他先后在江西、广东等地坚持反元斗争。祥兴元年闰十二月二十日中午，文天祥的队伍在海丰县的五坡岭正吃午饭。此时张弘范的弟弟张弘正在地方势力陈懿的带领下包抄上来了，宋兵猝不及防，伤亡惨重，而文天祥也被元军所擒获。他想要吞冰片自杀未成，于是就跟着元军被押往崖山战场。张弘范对文天祥还是不错的，《元史·张弘范传》载：“获宋丞相文天祥于五坡岭，使之拜，不屈，弘范义之，待以宾礼。”
文天祥不但是一位民族英雄，事实上还是理宗朝的状元。所以流传下来的诗词也非常多。文天祥前期诗歌约有三百余首，因为受生活环境的影响，所以这一时期大部分都是酬唱赠答与抒怀言志之作，这时候的诗歌在艺术及思想深度上虽不及他后期的创作，但是也不乏有一些脍炙人口的作品。比如《生日和谢爱山长句》中说“夜阑拂剑碧光寒，握手相期出云表”。这些诗写得豪迈奔放，雄健壮阔，将文天祥早期的那种蓬勃向上、积极进取的火热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他前期的作品中还出现有“何日洗兵马，车书四海同”（《题黄冈寺次吴履斋韵》）这一类描写南宋末年外族入侵，表达对恢复中原、统一全国、结束战乱的信心和愿望的思想性较深的作品。由于时代背景的影响，杜甫诗歌中所展现出的符合儒家传统伦理观的性情，正与文天祥提出的“性情”相契合，文天祥在杜诗中找到强烈的认同感，与杜甫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文天祥边塞诗中的浑浑正气波及甚广，不仅在当时，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巨大的影响。后期：爱国诗、纪行诗文天祥后期的作品大多收录在《指南录》《指南后录》《吟啸集》《集杜诗》中，一共有五百七十余首，这一时期文天祥被元兵囚禁，但他忠贞之心并未减少，创作量也很大，这一时期他的诗风主要是效法杜甫，以诗纪时事，以诗纪所遭。《指南录》中大部分篇章是叙述文天祥被俘北行，虽身处艰难困境，却依然充满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以国家命运为己任的纪事诗。《指南后录》是文天祥诗歌思想深度，表达感情最为强烈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文学史上爱国精神与民族正气最强烈的表现，是文天祥自励与忠贞的表现。此外，在《过零丁洋》《正气歌》中，还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这样的名句流传千古，激励了后世众多为理想而奋斗的仁人志士。他的《集杜诗》二百余首分别记述了南宋末年抗元斗争、起兵勤王被俘入狱与追忆前人旧事、感叹世事的个人生平遭遇，将国家兴亡、民族命运与自己的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充分表现出他爱国，不愿屈服于外族，誓死与国家命运共存亡的爱国之情。
文天祥在《过零丁洋》中所作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激励了后世众多为理想而奋斗的仁人志士。如明代的名臣于谦、孙燧受到文天祥事迹的影响，在危难之际都能坚贞不屈。“九一八事变”后，文天祥作为抗元典型人物被从历史记忆中挑选出来鼓舞社会民众，文天祥的爱国精神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代表，被大力发掘、塑造和宣传。
有文天祥这样的民族英雄，更多的是像刘整，吕文焕这样不满朝廷最终投降北元的降将。南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此时的南宋都城临安城下，放眼望去，尽是黑压压望不到头的蒙古军队，率领这支大军的人，是元朝的丞相伯颜。
此时的南宋，早已是风中残烛，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一点风雨了。宋理宗景定二年（1261年），潼川安抚副使、知泸州刘整叛宋降元，这是一件影响了整个宋元战争战局的事情。忽必烈采纳了刘整的建议以后，于宋度宗咸淳四年（1268年）开始围攻襄阳樊城。经过五年多的苦苦支撑之下，咸淳九年（1273年），襄阳守将，京西安抚副使兼知襄阳吕文焕最终降元。吕文焕的投降，使得南宋北方边境门户大开，蒙古大军自襄阳沿长江东行，沿途州县望风而降。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就如同一个待宰的肥羊，摆上了蒙古大军的案头。孱弱的南宋朝廷面对元朝大军兵临城下的境地，也没有任何办法，只好上表乞降。同年三月，元军将宋恭帝赵显（音同显）及其母全太后等宋宗室押送大都。同年五月，赵显被封为“瀛国公”。宋末元初的诗人汪元量的《醉歌十首》中就曾经有“太后传宣许降国”，“满朝朱紫尽降臣”等这样的诗句，描述当时南宋宗室的惨状。所幸的是，临安城破之前，宋度宗的杨淑妃带着度宗之子益王赵昰（音同是）和广王赵昺（音同柄）逃出临安，辗转逃往了福州。在那里，左丞相陈宜中，枢密副使张世杰，签书枢密院事（相当于国防部代理部长）陆秀夫以及从元朝人的军营中逃脱辗转到达福州的右丞相文天祥，共同拥立益王赵昰为皇帝，史称宋端宗，改元景炎，而这个流亡的朝廷，史称“行朝”。
而组成这个行朝的三位核心成员，张世杰、陆秀夫和文天祥，历史上也被称为“宋末三杰”。遗憾的是，这段时间几乎是“宋末三杰”在整个“行朝”流亡岁月中仅有的短暂相聚，在后面的岁月中，文天祥很快就退出领导核心转而出外领兵，这“三杰”也就再也没有重聚过。
对于张世杰，文天祥在他的《文山先生全集》中有这样的评价：“然其人(张世杰)无远志，拥重兵厚赀（同资），惟务远遁”，对于自己为什么要离开行朝核心出外领兵，文天祥也在《文山先生全集》中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国方草创，陈宜中尸其事，专制于张世杰。予名宰相，徒取充位，遂不敢拜，议出督”。作为当时整个行朝朝廷中唯一手里有兵权的将领，张世杰在这个朝廷中几乎是一言九鼎，掌握了整个行朝的实权。平心而论，张世杰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忠心辅国的将领，他原来是金国涿州范阳人，因犯了罪投靠了南宋，从一个小兵做起，一路升到了黄州武定诸军都统制的位子上。在德祐元年（1275年），元朝丞相进攻南宋，当时南宋皇室急招天下兵马勤王，结果只有一个张世杰率领着所部官兵前来救驾，这让当时的皇室感到一丝安慰。“时方危急，征诸将勤王多不至，独世杰来，上下叹异。”（《宋史·张世杰传》）
可是他作为一名将领，军事能力确实是有点不足。在他领兵与元朝作战期间，虽然有一些胜利，但是这些胜利并没有太影响整个战局，反倒是他的几次失败，把仅剩的一点南宋军队赔掉了不少。当然，以蒙古军队当时席卷天下的态势来看，南宋军队本来就是很难取胜的，这也是难为张世杰了，可是张世杰自己在指挥中所犯下的一些错误，也是导致失败的一个原因，这也大大削弱了宋军本就不多的战斗力。张世杰作为一位致力于光复宋室的爱国将领来说，他的能力确实撑不起他的愿望。
于是张世杰带着南宋小朝廷沿着海岸线一路向南，背后是紧追不舍的元兵。行朝先潮州再惠州，沿途屡败屡战，宋军不断损失。直到到了井澳（今广东珠海市西南），行朝的船队遭遇了飓风，大量船只倾覆，士兵坠海，而小皇帝赵昰也历经水淹惊吓，最终落下了病根，最终在景炎二年（1277年）四月，逝于雷州半岛南部的硇（音同闹）洲岛，享年仅仅11岁。这位去世时还是一位少年的皇帝，就这样在战火与漂泊中，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端宗虽然去世了，可是还有一位皇室子弟那就是赵昺，现在也只好把他推上去当皇帝了。所以在安葬了端宗以后，7岁的赵昺即位，改元祥兴，拜陆秀夫为左丞相，张世杰为右丞相。而“行朝”也最终在祥兴元年（1278年）六月找到了另一个适合宋军落脚的地方，那就是位于广州新会的崖山（今新会县古井区官冲乡）。
崖山，终于来到了崖山。在《金华黄先生文集》中曾经这样评价崖山：“崖山者，在新会县南八十里，巨海中与奇石山相对立，如两扉，潮汐之所出入也。山故有镇戍，世杰以为此天险，可扼以自固，始不复事转徒矣。”新会的崖山，同样孤立于海中，但离潮阳和广州都各有四百里，与奇石莽山相对，犹如天生的两对海门。潮汐从这里出入，可以藏住船只和兵马，既有天险可守，又便于隐蔽流动作战。张世杰带着整个中国最后的抗元力量，决定就在这里结束自己的漂泊生涯。
根据《宋季三朝正要》中的记载，张世杰带着部队到了崖山以后，第一件事情首先是解决住的问题。“造行宫。六月，入山伐木，造军屋千间，起行宫三十间，内正殿以杨太妃，故立名慈元殿。时官民兵除逃窜死亡外，犹计二十万，多于船上住坐。资粮取办广右诸郡、海外四州。拘刷人匠，盖海院，造船只，治兵器，自六月至十月始罢。”从这些举动可以看出，这支宋朝最后的军队确实是想要在崖山长期驻扎的。到此时官民兵还有二十万，不过这二十万不全是军队，其中有很多是文官、以及军队的家眷等等，但是还有几万军队应该是起码的。张世杰带着赵昺和一干宋朝军民在崖山渡过了一段短暂的平静时光，很快，元军的脚步就到了。而率领这支部队的指挥官，却是一个汉人，他就是张世杰的老领导之子——张弘范。
要谈张弘范，先得从他的父亲张柔说起。张柔，字德刚，易州定兴人，是金末河北地区汉人土豪。张世杰投南宋之前原来就是在张柔手下的。金朝末年，蒙古军大举攻伐，盗贼四起，张柔以聚众自保为名，拉起一支队伍，保乡为国。金国的中都经略使苗道润很赏识他。《元史·张柔传》中说：“道润表其才，加昭毅大将军，遥领永定军节度使，兼雄州管内观察使，权元帅左都监，行元帅府事。”所以，张柔本身并不是宋人，而是金国人。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他和他儿子后面的行为是很重要的。后来赏识张柔的苗道润被副手贾瑀杀了，张柔开始对金国心灰意冷。正好张柔与蒙古军队在狼牙岭交战，被蒙古俘虏，于是张柔就顺势投降了蒙古。此后张柔为蒙古屡建奇功，帮助蒙古军队攻占了金国汴京。死后极尽哀荣。《元史·张柔传》中载“延祐五年（1318年），加封汝南王，谥忠武。”有这样一位父亲，张弘范也是能力很强的。《元史·张弘范》载“张弘范，字仲畴，柔第九子也。善马槊，颇能为歌诗。”可以说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将领。后来他在元军攻占樊城、襄阳、芜湖，以及在与张世杰上一次对决的焦山战役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到了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在率军平定了台州之乱以后，张弘范已经做到了镇国上将军、江东道宣慰使。这个级别基本上是在蒙古的汉族将领第一了。这一次派张弘范来指挥对行朝的军事行动，其实张弘范自己并不是很乐意的。那倒不是出于张弘范是汉人不愿意灭汉人王朝的原因，而是张弘范对于自身地位的谨慎。在《元史·张弘范传》中有这样的记载：本来元世祖忽必烈此次出兵是让张弘范做蒙古汉军都元帅，这意思就是蒙古人和汉军都管了。张弘范感到有点为难，于是去觐见忽必烈说：“汉人没有统领蒙古军队的先例，还是派一位蒙古大臣作为统帅吧（汉人无统蒙古军者，乞以蒙古信臣为首帅。）”忽必烈就安慰张弘范：“以前你父亲有一次跟着察罕（一位蒙古将领）一起打仗，结果因为俩人意见不统一，结果造成战况焦灼几次反复，这就是没有专权委任的原因。如今我把灭宋的大事交托给你，就绝对不能让你再有你父亲那样的后悔之事。（汝知而父与察罕之事乎？其破安丰也，汝父欲留兵守之，察罕不从。师既南，安丰复为宋有，进退几失据，汝父深悔恨，良由委任不专故也，岂可使汝复有汝父之悔乎？今付汝大事，能以汝父之心为心，则予汝嘉。）”忽必烈亲自赐给张弘范宝剑和盔甲，并且晓谕众军：“剑，汝之副也，不用令者，以此处之。”作为一个蒙古皇帝，能够这样信任一位汉族将领，并且把这样重要的军事行动交给他执行，张弘范的心情是可想而知了。于是张弘范自挥军南下之日起，连战连捷。在这中间，张弘范还抓到了宋朝的一位重要人物，那就是文天祥。
前面说过，文天祥在行朝呆了没几天就因为受不了张世杰的排挤所以自请出外带兵了，他先后在江西、广东等地坚持反元斗争。祥兴元年闰十二月二十日中午，文天祥的队伍在海丰县的五坡岭正吃午饭。此时张弘范的弟弟张弘正在地方势力陈懿的带领下包抄上来了，宋兵猝不及防，伤亡惨重，而文天祥也被元军所擒获。他想要吞冰片自杀未成，于是就跟着元军被押往崖山战场。张弘范对文天祥还是不错的，《元史·张弘范传》载：“获宋丞相文天祥于五坡岭，使之拜，不屈，弘范义之，待以宾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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