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初三开学不久，那个常来打国际长途的漂亮阿姨情绪变得低落起来。听爸妈聊天，她常跟着人去中国城，还磕了摇头丸。妈妈说那东西吃不得，但她丝毫听不进去。有一次，她和妈妈坐在那儿聊天，说着说着，就哭了。原来，她之前是打电话给台湾的情夫，那段时间两个人起了矛盾。很快，她就和在中国城认识的男人厮混在一起。不知为什么，这个故事让当时的我感到心碎。
很快又到了寒假。我在楼上看着书。爸爸突然在下面喊我，让我赶紧下去。我稍微磨蹭了一会儿，他就开始暴跳如雷。
等我拿起书，急匆匆地爬下楼梯。爸爸已经骑上了摩托车。妈妈靠在他背上，脸色惨白。我从她狰狞的表情上，感受到了难以忍受的痛苦。甚至都没交代我一声，爸爸就一拧油门冲到了街上的人潮中。
我一个人守着店铺，再也无心看书。那天下了雨，以往摆在路边的水果摊就放在了门口。这样，电话亭和水果摊还能兼顾得过来。一直等到天黑，爸妈也没有回来。我走到门口，看着清冷的街道。
左边不远就是个三岔路口，往下走是文庙，往上走是新建的街道办。其实，路口还有个巷子，就是全县最老的商业街之一，南门街。与冷江河之间只隔了一个菜市场。涨洪水时，这一片是最容易被淹的。很多房屋都不知被河水浸泡过多少次了，走进去总能闻到一股霉味。从南门街出来，抬头就能看见中华书社。从书社过来，走过几家粉店，就到了一家包子铺。在包子铺和小超市旁边，有一条昏暗的走廊。走进去，墙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小广告。右手边有一道楼梯，墙面掉落了不少，露出了里边的红砖。那位漂亮阿姨的家就从这里上到四楼，顺着走廊走到尽头。
与小超市紧挨着的，就是隔壁的宠物店。再过去十几米，就会看见一个铁架搭的拱形大门，上面挂着舜帝宾馆四个大字。这个铁架早已满是锈迹，“馆”字也只剩右边那一半。里边的宾馆年岁太久，生意正在慢慢衰落。我经常站在楼上的窗户边数停车场里的车。
这个大门对面是一道青石板铺的台阶，在无数人的踩踏下，表面凹凸不平。走上台阶，就是一道拱形门，也充满了年代感。去大舅家，就得从这里走。台阶旁边，是肉贩子的地盘。他有一张二十多公分厚的实木大桌，足够放下一整头猪。台阶过来，有餐馆、干洗店、彩票店。爸爸那件皮衣，就是拿到对面的干洗店洗的。我还跟着叔叔来买过彩票，中了好几版的棒棒糖。实在忙不过来，爸爸也会去餐馆炒一两个菜回来。餐馆总是把污水倒在路边，走上去黏糊糊的。有的方形地砖还松了，踩上去会溅人一脚的污水。
我把这一条街看了一遍又一遍，也没看见爸妈的身影。一个在旁边上网的男孩拿走买走最后一节甘蔗后，我带好手套，拿起镰刀，选了一根结节较稀的削了起来。那段时间常来和爸爸下象棋的叔叔过来了，问我爸爸在哪儿。我说去医院了。他本想打道回府，但似乎看我一个人怪可怜的，就坐到了沙发上，说等我削完甘蔗和我下棋。我还没削完，爸爸就骑着摩托车一个人回来了。
他和那个叔叔三言两语说了几句，冲进里边拿着桶装了些东西出来。他让我别削了，太晚了，会卖不完的。
“晚点外婆就过来帮忙收东西。收完你把门放下来锁好，记得把旁边的钢筋插上，就自己先睡吧。”说完就骑着摩托车走了。我看见桶里装着毛巾、牙刷和衣服，想起来他刚刚提到的手术，呆在了那里。
等回过神来，把削了一半的甘蔗靠在墙上，我就也坐到了沙发上。我问那个叔叔：“我妈妈的病很严重吗？”
“那个病很多人都会犯的。你不要太担心。”他面露难色，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
“那为什么要做手术？”在我看过的所有小说和电视剧里，动手术都是很严重的病。
“因为要切掉一些东西。”他说话越加谨慎，生怕我多想。
“影响大吗？有危险吗？”
“就是个小手术，和剖腹产差不多。你是剖腹产的吗？”见我点了点头，他长舒一口气，“你看你妈妈现在不是也没受多大影响。”
我心里的石头终于放下来了。过了一会儿，我想起了爸爸这些年来的吝啬。他从来不肯给我买两百以上的衣服和鞋。我在安踏、李宁等店里看中一双鞋，都要装作若无其事地偷偷看一眼价格才敢试。每次跟着他们去打篮球，看见别人都穿着大品牌的球鞋，甚至有耐克和阿迪达斯，自己却穿着帆布鞋就让我格外沮丧。我的身高上了初中就再未见涨，妈妈想买纯牛奶给我喝，但爸爸却坚持让我继续泡奶粉，理由是纯牛奶容易上火。他们甚至在大街上吵了起来。我的内心深处，早就接受了家境贫寒的事实。我曾在小说里看过突发事故，被迫辍学的情节。我挣扎了许久，终于战胜了可笑的自尊心，鼓起勇气红着脸问道：“这个手术要花很多钱吗？”
叔叔看着攥紧的双手，看破了我的心思，笑了笑：“你放心，你的学费家里还是有的。”
终于，外婆从那道拱门里走了下来。我问她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她说今晚就动手术，但得在医院住一个星期。外婆不放心，留下来陪我睡在店里。但我还是一夜没睡着。
第二天一早，爸爸回来拿东西，顺便把我带到了医院。我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妈妈，眼泪就掉了下来。妈妈气息微弱地夸我削甘蔗的事。我的眼泪掉得更快了。
很快又到了寒假。我在楼上看着书。爸爸突然在下面喊我，让我赶紧下去。我稍微磨蹭了一会儿，他就开始暴跳如雷。
等我拿起书，急匆匆地爬下楼梯。爸爸已经骑上了摩托车。妈妈靠在他背上，脸色惨白。我从她狰狞的表情上，感受到了难以忍受的痛苦。甚至都没交代我一声，爸爸就一拧油门冲到了街上的人潮中。
我一个人守着店铺，再也无心看书。那天下了雨，以往摆在路边的水果摊就放在了门口。这样，电话亭和水果摊还能兼顾得过来。一直等到天黑，爸妈也没有回来。我走到门口，看着清冷的街道。
左边不远就是个三岔路口，往下走是文庙，往上走是新建的街道办。其实，路口还有个巷子，就是全县最老的商业街之一，南门街。与冷江河之间只隔了一个菜市场。涨洪水时，这一片是最容易被淹的。很多房屋都不知被河水浸泡过多少次了，走进去总能闻到一股霉味。从南门街出来，抬头就能看见中华书社。从书社过来，走过几家粉店，就到了一家包子铺。在包子铺和小超市旁边，有一条昏暗的走廊。走进去，墙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小广告。右手边有一道楼梯，墙面掉落了不少，露出了里边的红砖。那位漂亮阿姨的家就从这里上到四楼，顺着走廊走到尽头。
与小超市紧挨着的，就是隔壁的宠物店。再过去十几米，就会看见一个铁架搭的拱形大门，上面挂着舜帝宾馆四个大字。这个铁架早已满是锈迹，“馆”字也只剩右边那一半。里边的宾馆年岁太久，生意正在慢慢衰落。我经常站在楼上的窗户边数停车场里的车。
这个大门对面是一道青石板铺的台阶，在无数人的踩踏下，表面凹凸不平。走上台阶，就是一道拱形门，也充满了年代感。去大舅家，就得从这里走。台阶旁边，是肉贩子的地盘。他有一张二十多公分厚的实木大桌，足够放下一整头猪。台阶过来，有餐馆、干洗店、彩票店。爸爸那件皮衣，就是拿到对面的干洗店洗的。我还跟着叔叔来买过彩票，中了好几版的棒棒糖。实在忙不过来，爸爸也会去餐馆炒一两个菜回来。餐馆总是把污水倒在路边，走上去黏糊糊的。有的方形地砖还松了，踩上去会溅人一脚的污水。
我把这一条街看了一遍又一遍，也没看见爸妈的身影。一个在旁边上网的男孩拿走买走最后一节甘蔗后，我带好手套，拿起镰刀，选了一根结节较稀的削了起来。那段时间常来和爸爸下象棋的叔叔过来了，问我爸爸在哪儿。我说去医院了。他本想打道回府，但似乎看我一个人怪可怜的，就坐到了沙发上，说等我削完甘蔗和我下棋。我还没削完，爸爸就骑着摩托车一个人回来了。
他和那个叔叔三言两语说了几句，冲进里边拿着桶装了些东西出来。他让我别削了，太晚了，会卖不完的。
“晚点外婆就过来帮忙收东西。收完你把门放下来锁好，记得把旁边的钢筋插上，就自己先睡吧。”说完就骑着摩托车走了。我看见桶里装着毛巾、牙刷和衣服，想起来他刚刚提到的手术，呆在了那里。
等回过神来，把削了一半的甘蔗靠在墙上，我就也坐到了沙发上。我问那个叔叔：“我妈妈的病很严重吗？”
“那个病很多人都会犯的。你不要太担心。”他面露难色，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
“那为什么要做手术？”在我看过的所有小说和电视剧里，动手术都是很严重的病。
“因为要切掉一些东西。”他说话越加谨慎，生怕我多想。
“影响大吗？有危险吗？”
“就是个小手术，和剖腹产差不多。你是剖腹产的吗？”见我点了点头，他长舒一口气，“你看你妈妈现在不是也没受多大影响。”
我心里的石头终于放下来了。过了一会儿，我想起了爸爸这些年来的吝啬。他从来不肯给我买两百以上的衣服和鞋。我在安踏、李宁等店里看中一双鞋，都要装作若无其事地偷偷看一眼价格才敢试。每次跟着他们去打篮球，看见别人都穿着大品牌的球鞋，甚至有耐克和阿迪达斯，自己却穿着帆布鞋就让我格外沮丧。我的身高上了初中就再未见涨，妈妈想买纯牛奶给我喝，但爸爸却坚持让我继续泡奶粉，理由是纯牛奶容易上火。他们甚至在大街上吵了起来。我的内心深处，早就接受了家境贫寒的事实。我曾在小说里看过突发事故，被迫辍学的情节。我挣扎了许久，终于战胜了可笑的自尊心，鼓起勇气红着脸问道：“这个手术要花很多钱吗？”
叔叔看着攥紧的双手，看破了我的心思，笑了笑：“你放心，你的学费家里还是有的。”
终于，外婆从那道拱门里走了下来。我问她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她说今晚就动手术，但得在医院住一个星期。外婆不放心，留下来陪我睡在店里。但我还是一夜没睡着。
第二天一早，爸爸回来拿东西，顺便把我带到了医院。我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妈妈，眼泪就掉了下来。妈妈气息微弱地夸我削甘蔗的事。我的眼泪掉得更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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