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问鼎瓦岗（2）
《资治通鉴》告诉我们，当时洛阳朝廷和百姓认为，李密一伙是一群无组织、无纪律的盗贼，乌合之众很容易击破，参军作战不过是列个阵、办个受降仪式而已，立功易如反掌。
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就连国子三馆的学士以及洛阳贵族的亲属也来凑热闹，目的只有一个，借机立功封爵。
当时，大军集结场景可以这样描述：刘长恭率部从洛阳出发，所部兵士个个衣着光鲜整洁，士气高昂，兵器锃光瓦亮，旌旗飘飘，鼓角争鸣，大军浩浩荡荡一路向西开进。不明就理的，还以为是洛阳的精锐部队。岂不知，这是一群未曾参加过训练的百姓，他们怀着立功封爵的美梦出发了。
估计刘长恭和房崱也认为，此次出征只不过是走个过场，大军一到，李密必然闻风而降。
然而，他们低估了对手李密的智商和实力是要吃败仗的。
刘长恭的作战策略是，他率部当先锋（立功心切），裴仁基率所部兵马自汜水西入以掩其后，两部兵马约定在兴洛仓城南对李密实施前后夹击。
我们再看看李密那边派出的大将，命令徐世绩、单雄信、王伯当分别率部为左右翼，李密亲自引军正面迎敌。
当刘长恭率军抵达巩县时，被早已埋伏在此的李密和徐世绩、单雄信、王伯当几员猛将包了饺子。瓦岗军素来勇猛，骁勇善战，不缺亡命之徒，而刘长恭的部队大多是新招来的士兵，几无战斗力可言，更没什么作战经验，是真正的乌合之众，打起仗来就如一个长期训练的自由搏击高手打一个涉事未深的少年，相当于刘长恭敬这颗刚孵化出来的鸡蛋，去碰李密这块坚硬无比的石头。
不出所料，倾刻间刘长恭的先锋部队和裴仁基所部就被击溃，死者十之五六，伤者不计其数，刘长恭本人换上士兵衣服才得以逃脱，狼狈逃回东都。
李密再胜一战，收缴了大量的辎重器甲，声威大振。
这个时候，王世充的五万大军还远在江都，如果李密能一鼓作气，乘势进攻洛阳，或许就能一举拿下。遗憾的是，李密偃旗息鼓了，不是修整兵马准备再战，而是忙着召开换届大会。
巩县战役结束后，李密的功勋和威望达到顶点，瓦岗军部将推李密为首领的呼声越来越高。鉴于此，翟让主动提出推李密为王。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二月十九日，李密自立为魏公，建立大魏政权，设立行军元帅魏公府。至此，瓦岗军有了自己的旗帜，李密正式问鼎瓦岗。
当月，山东、河北、江淮片区的变民军纷纷前来归附。
一众归附者有齐郡（今山东济南）的孟让，平原（今山东陵县）郡的郝孝德、王德仁，济阴（今山东定陶县）郡的房献伯，上谷（今河北易县）的王君廓等12支队伍。
他们之所以归附李密，一方面缘于“桃李子，得天下”的政治预言，另一方面，希望能依附一个未来真正的天下共主，这样既能洗白自己的身份，又能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
李密趁热打铁，率领大军攻取了安陆、汝南、淮安、济阳等，当时河南、山东几乎所有的郡县皆归李密所有。
随后，唐初名将程咬金，虎牢关守将、担任过杨坚侍卫的裴仁基以及他的儿子裴行俨、他的手下、唐初名将秦琼、贾闰甫等悉数投奔了李密。
李密得了裴仁基后，不但不计较此前与他为敌、死守虎牢关使他吃尽了苦头，反而大喜，拜裴仁基为上柱国、河东公。
为了稳固大魏政权，李密建了座周长四十余里的城池，取名洛口城，作为大本营，并命护军将军田茂广造了三百具攻城器械，取名“将军炮”。
“将军炮”实际上就是手动投石机，并不是火炮，火器到了唐朝末年才被用在军事上。
四月，李密命裴仁基与孟让率兵二万袭取回洛仓，很顺利，一举攻占。随后又在天津桥（洛阳城内）打了一仗，大胜。之后，便是大败。
当时打了两大胜仗后，不知是哪根筋抽抽了，或许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裴仁基和孟让形势一片大好之时，竟纵兵在城里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
事情就坏在这里，隋军见裴仁基军队大乱，只顾抢东西，于是乘机攻之。就这样，回洛仓刚到手还没捂热就“还”给了隋军。（《资治通鉴》：遂烧天津桥，纵兵大掠。东都出兵击之，仁基等败走。）
纵兵大掠之行径，或许令人难以想通，因为此时他们已经打下回洛仓，并不缺食少衣，只要稍微拉笼一下民心，相信不日便可攻克洛阳。
回洛仓丢掉后，李密亲率三万大军，重新攻取回洛仓，东都派将军段达、虎贲郎将高毗、刘长林等七万拒之，结果大败于李密。
这也可见，裴仁基不久前先胜后败，不是因为指挥失策，也不是因为作战不力，归根到底还是“义”字作祟，丢掉了“义”字也就失去了民心。瓦岗军就是靠打家劫舍起家的，原班人马还好，坚持“盗亦有道”，一向是“劫富济贫”，可是后来随着队伍的壮大便鱼龙混杂起来，或许正是一部分瓦岗军“贫富通吃”的思维惯性，一入城本性就不自觉地暴露出来。就像一个赌徒，一时心血来潮，加入了反赌队伍，但常在河边走就不行了，就会由止赌变为参赌，这绝不是头脑发热、一时冲动，说到底还是缺乏“义”字。
所以，尽管此时的瓦岗军有了自己的旗帜，但还称不上“义军”，因为义军是不会抢掠百姓的。因此，瓦岗军只能称为“反政府武装”。
由此可见，义军、匪盗、变民军绝不是一个无所谓、无意义的称谓，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而已。之所以称之为“义军”，是因为他们能够维护百姓的利益，至少在起义之初是与老百姓站在一起的，为的是更大范围的建立统一战线，得到更多人的拥护和支持，这也是李渊团队最终成功的根本原因。
而匪盗、变民军就不好说了，特别是匪盗，他们的社会职务是街头地痞流氓，善长的是四处打家劫舍，在这些人的眼中是没有军纪的，有的只是眼前的利益，如果给这些人一个贴切的身份，只能是“流氓无产者”。所以，文中一直是义军、匪盗、变民军等诸多称呼。
至此，李密终于兵临东都城下。那么，此时的李密究竟是兵锋甚锐如入无人之境，还是再次陷入浩劫？
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就连国子三馆的学士以及洛阳贵族的亲属也来凑热闹，目的只有一个，借机立功封爵。
当时，大军集结场景可以这样描述：刘长恭率部从洛阳出发，所部兵士个个衣着光鲜整洁，士气高昂，兵器锃光瓦亮，旌旗飘飘，鼓角争鸣，大军浩浩荡荡一路向西开进。不明就理的，还以为是洛阳的精锐部队。岂不知，这是一群未曾参加过训练的百姓，他们怀着立功封爵的美梦出发了。
估计刘长恭和房崱也认为，此次出征只不过是走个过场，大军一到，李密必然闻风而降。
然而，他们低估了对手李密的智商和实力是要吃败仗的。
刘长恭的作战策略是，他率部当先锋（立功心切），裴仁基率所部兵马自汜水西入以掩其后，两部兵马约定在兴洛仓城南对李密实施前后夹击。
我们再看看李密那边派出的大将，命令徐世绩、单雄信、王伯当分别率部为左右翼，李密亲自引军正面迎敌。
当刘长恭率军抵达巩县时，被早已埋伏在此的李密和徐世绩、单雄信、王伯当几员猛将包了饺子。瓦岗军素来勇猛，骁勇善战，不缺亡命之徒，而刘长恭的部队大多是新招来的士兵，几无战斗力可言，更没什么作战经验，是真正的乌合之众，打起仗来就如一个长期训练的自由搏击高手打一个涉事未深的少年，相当于刘长恭敬这颗刚孵化出来的鸡蛋，去碰李密这块坚硬无比的石头。
不出所料，倾刻间刘长恭的先锋部队和裴仁基所部就被击溃，死者十之五六，伤者不计其数，刘长恭本人换上士兵衣服才得以逃脱，狼狈逃回东都。
李密再胜一战，收缴了大量的辎重器甲，声威大振。
这个时候，王世充的五万大军还远在江都，如果李密能一鼓作气，乘势进攻洛阳，或许就能一举拿下。遗憾的是，李密偃旗息鼓了，不是修整兵马准备再战，而是忙着召开换届大会。
巩县战役结束后，李密的功勋和威望达到顶点，瓦岗军部将推李密为首领的呼声越来越高。鉴于此，翟让主动提出推李密为王。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二月十九日，李密自立为魏公，建立大魏政权，设立行军元帅魏公府。至此，瓦岗军有了自己的旗帜，李密正式问鼎瓦岗。
当月，山东、河北、江淮片区的变民军纷纷前来归附。
一众归附者有齐郡（今山东济南）的孟让，平原（今山东陵县）郡的郝孝德、王德仁，济阴（今山东定陶县）郡的房献伯，上谷（今河北易县）的王君廓等12支队伍。
他们之所以归附李密，一方面缘于“桃李子，得天下”的政治预言，另一方面，希望能依附一个未来真正的天下共主，这样既能洗白自己的身份，又能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
李密趁热打铁，率领大军攻取了安陆、汝南、淮安、济阳等，当时河南、山东几乎所有的郡县皆归李密所有。
随后，唐初名将程咬金，虎牢关守将、担任过杨坚侍卫的裴仁基以及他的儿子裴行俨、他的手下、唐初名将秦琼、贾闰甫等悉数投奔了李密。
李密得了裴仁基后，不但不计较此前与他为敌、死守虎牢关使他吃尽了苦头，反而大喜，拜裴仁基为上柱国、河东公。
为了稳固大魏政权，李密建了座周长四十余里的城池，取名洛口城，作为大本营，并命护军将军田茂广造了三百具攻城器械，取名“将军炮”。
“将军炮”实际上就是手动投石机，并不是火炮，火器到了唐朝末年才被用在军事上。
四月，李密命裴仁基与孟让率兵二万袭取回洛仓，很顺利，一举攻占。随后又在天津桥（洛阳城内）打了一仗，大胜。之后，便是大败。
当时打了两大胜仗后，不知是哪根筋抽抽了，或许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裴仁基和孟让形势一片大好之时，竟纵兵在城里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
事情就坏在这里，隋军见裴仁基军队大乱，只顾抢东西，于是乘机攻之。就这样，回洛仓刚到手还没捂热就“还”给了隋军。（《资治通鉴》：遂烧天津桥，纵兵大掠。东都出兵击之，仁基等败走。）
纵兵大掠之行径，或许令人难以想通，因为此时他们已经打下回洛仓，并不缺食少衣，只要稍微拉笼一下民心，相信不日便可攻克洛阳。
回洛仓丢掉后，李密亲率三万大军，重新攻取回洛仓，东都派将军段达、虎贲郎将高毗、刘长林等七万拒之，结果大败于李密。
这也可见，裴仁基不久前先胜后败，不是因为指挥失策，也不是因为作战不力，归根到底还是“义”字作祟，丢掉了“义”字也就失去了民心。瓦岗军就是靠打家劫舍起家的，原班人马还好，坚持“盗亦有道”，一向是“劫富济贫”，可是后来随着队伍的壮大便鱼龙混杂起来，或许正是一部分瓦岗军“贫富通吃”的思维惯性，一入城本性就不自觉地暴露出来。就像一个赌徒，一时心血来潮，加入了反赌队伍，但常在河边走就不行了，就会由止赌变为参赌，这绝不是头脑发热、一时冲动，说到底还是缺乏“义”字。
所以，尽管此时的瓦岗军有了自己的旗帜，但还称不上“义军”，因为义军是不会抢掠百姓的。因此，瓦岗军只能称为“反政府武装”。
由此可见，义军、匪盗、变民军绝不是一个无所谓、无意义的称谓，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而已。之所以称之为“义军”，是因为他们能够维护百姓的利益，至少在起义之初是与老百姓站在一起的，为的是更大范围的建立统一战线，得到更多人的拥护和支持，这也是李渊团队最终成功的根本原因。
而匪盗、变民军就不好说了，特别是匪盗，他们的社会职务是街头地痞流氓，善长的是四处打家劫舍，在这些人的眼中是没有军纪的，有的只是眼前的利益，如果给这些人一个贴切的身份，只能是“流氓无产者”。所以，文中一直是义军、匪盗、变民军等诸多称呼。
至此，李密终于兵临东都城下。那么，此时的李密究竟是兵锋甚锐如入无人之境，还是再次陷入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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