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1）

    我的家乡——闽西的一个客家小乡镇——安远，农历逢三、八是圩。安远地处武夷山麓，山峦叠嶂，森林密布，地形支离破碎，村与村动辄间隔十几二十里山路。这样的地形，注定宜居地狭小，人口居住分散，给经济发展和往来交流造成诸多困难，造就了十里同话不同音的现象。例如我们村子，到乡政府有十几里山路，如果走宽敞些的大路更远。据传说最早的先祖为躲避战乱南迁到这无人涉足、鸟不屙屎的小山沟，在原始荒蛮中砍树建房，开垦田地，繁衍生息。时光流转，岁月更迭，历经一代代村民的开发，从深山独户发展成为一个行政村，还下辖周边几个小村。但是，全村人口仍不足百户，加之地形狭长、高低起伏，居住分散，交通不便，根本没有发展经济的条件。村里仅有一个简陋的小卖部，商品极度匮乏，仅售买日常生活必需品和低端零食，并且为了盈利售价比乡里稍高。除乡政府所在行政村，其他村子大同小异，故而乡里定期的圩市成为民众采购和交流的最佳时间和场所。

    安远的地形虽然不好，但地理位置还算不错。作为宁化县的北大门，除与同市的建宁县相邻外，还与江西的石城、广昌两县毗邻，成为这几个县民众交流往来的重镇和物资集散中心，给这个历来以农业为支柱产业的乡镇带来一缕发展经济的曙光。每逢圩天，商店全开，路边摊数不胜数、手推车数络绎不绝。商品琳琅满目，大到家具家电，小到自留地产的瓜果蔬菜。赶圩的人从四面八方的村镇麇至沓来，有买有卖，摩肩接踵，热闹至极。

    安远的圩市主要集中在两条街道——南大街和富民街。其中又以南大街尤为繁华，银行、卫生院、私人诊所和药店、珠宝店、百货超市、家电商行、服装店、理发店、餐饮服务……应有尽有。富民街主要是生鲜和土特产的交易市场，也被称作菜街。富民街旁有块大场是猪仔交易市场，小猪仔小牛仔就在此交易。除此之外，还有三条沟通这两条主街的横街。每到圩天，几条街都被挤得水泄不通，并且能够持续整个白昼。不了解情况的外地人把摩托车骑上街，被围堵在人群中死命摁喇叭，寸步难行。摩托车尚且如此，更别提小轿车，只不过那时有钱买小轿车的寥寥无几。村里偶有小轿车光临，我们小孩围绕它转，抚摸光亮如镜的车身，轻敲坚硬的外壳，垫把凳子一探车内光景。说不羡慕是假话，因为大部分家庭能拥有一辆摩托车已然不错。我们家也有一辆摩托车，是父亲结婚时借高利贷买的，至今没有偿清。父亲就是骑着摩托车把穿戴一身红的母亲娶进家门。父亲的车技稀烂，只驾驶了三年的摩托车被折腾得破旧不堪，像是从垃圾堆里淘的一堆破铜烂铁。但话又说回来，虽然破败，骑起来噪音“哐当哐当”震天响，但勉强能用，有胜于无，也为全家人省下不少脚力。

    父母很少带我赶圩，一怕我乱窜，二怕我乱买，三怕我乱抓。我每次听见摩托车启动的声音，或者看见母亲背上赶圩才会背的彩色横条纹布袋，就像跟屁虫一样形影不离的赖住母亲。不带我去，我就喊，就闹，就哭，甚至满地打滚。有时一块糖就能搞定我，可有时我也油盐不进。实在拿我没招，便只好带我一块去。我去赶圩，对看的、玩的、用的都不大感兴趣。我最感兴趣的是路旁的各色小吃摊，烧麦、春卷、扁食、仙草糕，等等，目不暇接，都是我的最爱。只要我赶圩，必定要在路边摊吃上一碗，才算不虚此行。如果不满足我的口腹之欲，我就像赖着要来赶圩一样赖在街上不肯回家。

    农历的十二月二十八，是年前的最后一个圩，也是一年之中最热闹、最拥挤的圩。大家赶上一年的末班车，抓紧时间采办年货。我骑在父亲肩上，看见整条街人头攒动，变成一条黑河，毫无秩序地缓慢流动。各种口音的叫卖声、讨价还价声、聊天声、呼喊声、车喇叭声等等混杂在一起，足以令人双耳疲倦，头疼欲裂。我在黑压压的发海上寻觅到一株高耸的鲜红耀眼的“糖葫芦树”。一只手兴奋地指着“糖葫芦树”，一只手急切地拍打父亲的脑袋，并用不大利索的嘴大喊大嚎：“要！要！要！”，把周围的陌生行人逗得前俯后仰。卖糖葫芦的矮个子老汉听觉绝对异常灵敏，能在嘈杂拥挤的人群中循声而来，将糖葫芦准确无误地递到我手上。

    母亲把家里的六只鸡抓进篾笼，放到富民街的圩市售卖。富民街上几乎快没有落脚的地方，摊位早已一抢而空。空气里充斥着鸡粪鸭粪的臭味。多亏两位和蔼善良的老伯兼并腾挪，母亲才在街尾的角落占得一个偏僻狭小的摊位。酒香不怕巷子深，鸡好不怕摊位偏，加之年关的土鸡供不应求，顷刻售罄。母亲用卖鸡所得置办年货，给祖父、哥哥和我一人添置一件新衣裳。母亲鲜少给我买新衣裳，总是把哥哥穿不下的从箱底翻出，拣些干净完好的，或用缝纫机稍作缝补和裁改，便成了我的新衣裳。

    除夕日，父亲把剩下的一只公鸡宰了，卸下四个鸡腿，我很长时间都无法理解，两只脚走路的鸡，如何砍出四个鸡腿。母亲烹调满桌子菜，还蒸了一锅香飘十里、令人馋虫作祟的松糕。哥哥和我没等天黑，就迫不及待地洗完澡，换上新衣裳，还互不相让地争论自己的新衣裳更好看。其实哥哥和我的衣裳，除尺寸大小别无二致，但胜负欲上脑的我们还是非争出高低不可。吃年夜饭时，祖父和父亲喝新发酵的香芬甜美的宁化酒酿，两人推杯换盏，后劲上头，脸蛋红扑扑。哥哥和我又为鸡腿大打口水仗，最终在祖父的谦让疼爱和母亲的耐心调解下每人两个。虽然争得起劲，但我的两个鸡腿各啃了几口，总的算来恐怕连半个也没有啃完。在母亲的驱使下，哥哥和我以汤代酒敬祝祖父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祖父祝我们健康成长、出人头地。或许出于高兴，从不沾酒的母亲也浅尝了一小杯。

    年夜饭后，我收到了母亲的压岁钱。每年过年，都是母亲包压岁钱，因为她把持着家里的财政大权。祖父虽然没什么钱，但每年都把母亲包给他的红包一拆为二给我和哥哥。那时候和哥哥私底下比钱多，搞不懂面额大小，只要在张数上不比他少便心满意足。我小心翼翼把红包揣进新衣裳的内兜，时不时地取出来瞧瞧、点点，生怕钱长出腿凭空消失似的。

    有钱人开始放烟花，一处刚歇一处又起，璀璨夺目，叹为观止。可惜这比我新衣裳还贵的烟花如流星划过，刹那无踪，只听得几声响、看到几束光。我问母亲为什么我们家不买烟花，母亲说等我将来挣大钱买比他们更大更漂亮的。我和几个小伙伴偷偷摸摸放爆竹，炸石头、炸酒瓶、炸牛粪，越玩越离谱，将一个小伙伴的新衣裳溅满牛粪，骂骂咧咧不欢而散。

    秉着“正月初一少干活，一年到头轻松过”的原则，大人在除夕夜还有很多活要忙。父亲要煮好明天的饭，按明年几个月从米缸里量几次米。母亲要连夜把一大家子换下的衣物清洗干净。祖父、哥哥、还有我，磕着瓜子早早地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春节联欢晚会。到晚会过大半，母亲才收拾完手头的活，搬一把凳子坐下来。全家人欢声笑语、其乐融融，为忙碌的一年画上完美的句点。

    母亲说，这是打她嫁过来算起，过的第一个像样的年。母亲坚信，她的养鸡计划可以改善我们家的生活。没有人有任何理由怀疑她，因为桌上的饭菜和身上的新衣说明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