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3章 历史周期律（2）

    闯西诸将对金银财宝、古玩玉器这些东西一般兴趣不大，但是对宝马良驹、上等的武器铠甲这些东西都有嗜好。既然这些高官大员有这样的爱好，自然也就有人投其所好。前不久荷兰人为了打开商路，不惜重金运了五匹血统纯正的大食名马来，给李定国、袁宗第、刘希尧、孙可望、黄斌卿各送了一匹。因为马匹娇贵，荷兰人甚至对那艘船进行了专门的改造，为了给马留足空间，保证通风、卫生、温度，连别的货物都不装了，其价格之昂贵可想而知。第一个收到礼物的刘希尧立刻报告朝廷：礼物是洋人为示友好赠送的，拒绝太失礼数，但是以私人名义接受如此重礼又不妥。他决定把马留下，但是捐一笔银子给国库，就算是荷兰人送给朝廷，然后朝廷配发给他使用的。其余四位也不傻，自然全都照此办理。武昌朝廷厚待武将，俸禄十分优厚，刘希尧喜名马，王兴好女色，刘文秀爱图书，艾能奇嗜刀剑，蔺养成收藏欧洲进口的工艺燧发枪，米喇印甚至喜欢养骆驼，这种正常嗜好都能靠俸禄满足，没必要为此担受贿的名头。李定国、袁宗第、刘体纯他们这些人从一无所有的流民成长为国家栋梁，是历经无数严酷考验之后剩下的精英中的精英，自然懂得为了更高的目标而克制自己的欲望。但很显然，绝大部分人是不具备这样的自制力的，甚至包括很多高级将领。

    刘体纯这话也有警示孙可望的意思，他听说孙可望在建昌修建帅府，居然拆了一座县城的城墙作为建筑材料。帅府同时也是他处理川滇两省的公署所在，里面会有许多办公机构，不完全是孙可望个人的享受，所以也不能说是贪污。可是刘体纯还是想提醒一下他，这段时间，孙可望出门的仪仗、日常的饮食越发奢侈，金银饰品和丝绸的用量越来越大，虽说还没有超过他堂堂公爵的合法经济实力，可总归是不好的苗头。刘体纯自己与孙可望平级，也搞了一匹西域好马，身上的铠甲是名匠定制，但是他从不用那些花里胡哨的装饰，身上没有一件金银，全是钢铁，所有设计都是从武将作战的实用出发。他也从来不穿丝绸，只有家中女眷才有绸布衣服，他自己日常都穿棉麻服装。刘体纯统治的贵州是一个穷省，本地驻军还要外省协饷，如果当官的奢侈浪费，本地的士兵百姓看了岂能没有抱怨，所以刘体纯一直警示自己，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节俭。当武将的，以一身钢铁战甲示人肯定比以一身绫罗绸缎示人更能争取军心民心。他带头节俭，贵州的文武官员自然也不敢太铺张。

    对于那些在义兴元年以前就当过明军的人，刘体纯并没有抱多大期望，他们本来就是那路货色，像杨展、张鹏翼那样正统官军出身还不贪财的实在是太少了。这些人犯了罪，按律处罚就是了，而对于那些闯军、西军出身的将领，刘体纯则是爱之深责之切。他和李自成、张献忠都有很深的渊源，拿闯西两军的将领们都当自己的兄弟子侄，看到他们腐化堕落，怎能不痛心疾首。其实这实在是无法避免的，商洛山时期的老闯军的存在只是特殊个例，是由于有李自成这个极度简朴，不追求物质享受的领袖，而且被洪承畴、孙传庭打得实在太惨，筛掉了所有的不坚定分子。其中还有不少人，并不了解全军吃同样的饭、不私藏金银这样的条令有什么意义，只是因为李自成让他们这么做，他们才这么做。这种出于兄弟义气的廉洁并不能持久，比如说郝摇旗，在李自成死后也开始追求美食、好酒了。实际上，在崇祯十四年闯军壮大起来之后，这种清教徒式的清廉就越来越难以维持了，李自成用严格的军法能制止杀人放火、奸淫掳掠，能做到不杀耕牛，不踩踏禾苗，不拖欠军饷，不虐待驿卒，却不可能杜绝强买强卖、敲诈勒索、偷鸡摸狗、吃拿卡要、经手三分肥之类的只谋财不害命的事情。至于其他农民军队伍，张献忠、罗汝才本人都逃不过酒色财气四个字，更难以要求下面的将领不追求个人享受。

    刘体纯说：“南方文人多传说，我们闯军进了京城，是因为只顾着抢劫财物，吃喝玩乐，才被鞑子赶出来的，这当然是放屁。我当时虽然不在京城，但是先帝和捷轩兄、补之兄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还是清楚的。但这种事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有人住在明朝降官的家里，勒索钱财酒肉，有人抢劫绸缎庄，光是我知道的被处决的就不少，那私底下没查出来的小偷小摸还不知道有多少。我们是比原来的崇祯朝廷强，可他们那是个什么德行？比周奎、杨嗣昌、高起潜那帮人强也没什么可自豪的。确实，现在贪赃枉法的人还是少数，我也派人暗访过，老百姓多说新来的官是青天大老爷，不受贿，不刮地皮。可我们要是放松了，要不了一代人的时间，我们义军又要和原来的官府没区别了。太祖皇帝杀贪官杀得那么狠，以致无辜株连，可贪官依旧杀不绝，甚至于他的子孙后代成了最大的贪官。这里头到底是因为什么，我是个粗人，想不明白，我只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只要我刘体纯还活着，我的治下就不能有贪、奢之风。”

    因为一辈子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刘体纯去世后爵位由刘体统的儿子继承，刘家后辈儿孙都很平庸，科举也不成，当兵也不敢，经商也不会，按照降等袭爵的规则，到了第六代的时候就成了庶人，只能打短工谋生。所以刘体纯很幸运，他的子孙后代并没有变成贪官。当两百年后的共和军攻下贵阳权将军公署时，他们在公署的后院找到了刘体纯留下的一块石碑：“我乃百姓，为贪官所逼，故杀而代之。后任者若仍做贪官，我当转世再为流寇，取尔等首级。——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麾下右营右果毅将军，二只虎刘体纯。”

    新任贵州督军丁宝桢抚摩碑文，唏嘘良久。闯军来得太早了，他们没有蒸汽机，没有煤与钢的洪流，所以他们能开创的，至多也只是一个封建王朝下的太平盛世。但是后继之人终究会把所有的理想全都实现。

    如果没有长期和平导致的经济繁荣和人口暴增；如果没有义兴朝鼓励海贸的政策；如果没有田兵制度普及导致的地租收益降低，资本向工商业转移，农民收入提高，购买力增加……甚至，如果没有义兴四年的那场胜利，如果最终统治全国的是爱新觉罗家族而不是那个“反贼之子”，如果发生在辽东、直隶、山东、扬州、江阴、镇江等地的惨剧在全国范围内重演，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丁宝桢不敢想象。但他知道，就算两百年前的农民军的子孙最终也变成了顽固的封建统治者，明末崇祯、义兴两朝的“反贼”们，他们的理想，他们的功绩，他们的错误，依然是引领后来者的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