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替换第四章中间）临淄钱庄
钱，从何而来呢？
齐国公室在列国之中算是相当富裕的了。
比如说齐国公室祭祀用的牛，就不用半夜从邻国那里牵来。
但是，根据诸儿的计算，以公室现有的积蓄，要供给伐纪的军需，恐怕不过半个月的功夫，自齐侯以下，都只能吃糠咽菜了。
先君庄公以来，至当今齐侯，共计将近百年的时间，齐国一直秉持着轻徭薄赋的政策，公室手中掌握的财富，相比于整个齐国民间蕴藏的，只是九牛一毛而已。
关键在于，如何从齐国的众多小贵族和富裕的商贾平民手中，把灭纪所需的资金筹集起来。
加税——当然是不可能加的。诸儿还指望着国人士庶尽忠为国，踊跃参战呢，先把人家手里的钱给占为己有了，让人家如何为公室忠心效力？
不能把齐人的钱占为己有，却又切实要花这些钱...
花别人的钱...
那就是举债嘛。
不能加税，那就加杠杆罢！
举债，大规模地举债，举国债。
然后用举债得来的钱灭掉纪国，再用灭掉纪国的收益来填平债务，把灭纪之事，从公室报自己的仇怨，变成一项举国上下共同参与的公共事业。
上下同欲，事无不成！
只是，举债总是需要信用的。齐国公室的信用，究竟能不能支撑起大规模的债务呢？
就在诸儿惴惴不安之时，临淄城中，些许变化也在悄然发生。
那日，诸儿在主干道上驰车而过，城中多有目击之人。
按照周礼，城中道路上是不允许驰车的。车辆正确的行驶操作应当是居于道路中央，让马匹缓步前行。
市井之中，于是多有批评之声。
好在平时达官贵人们驰车过街者比比皆是，诸儿这也不过是众多案例中的一个而已。
直到太子为友人跪请宽恕的消息不胫而走，舆论出现了戏剧般的反转。
五日之后，一篇新诗在坊间流传开来。
篇名为《驷车》。
驷车驰驰，齐道攸直。
君子逾制，乃为怜子。
闲人非訾，不知其思。
忧心忡忡，执辔驭骢。
小人汹汹，不为所动。
良友是恭，干城股肱。
短短数日之间，《驷车》之篇便已成为临淄之人口头传诵的齐风民歌之新宠。
招待友人赴宴之时，《驷车》也成了必奏的曲目。
正是瞌睡时有人送来了枕头。
诸儿逾礼违矩的这一下子，竟成了有德君子的典范代表。
后世之人看得通透。有道是：
仁，然后礼。礼而不仁，其非礼哉；仁而不礼，其尚仁哉！
先有了仁，然后才能有礼。内心没有仁，再讲礼仪也是无所谓有礼的；内心有了仁，即便行为不符合礼，那至少还有仁啊。
王九年六月，齐国国都，由太子诸儿亲自设立的临淄钱庄开始了营业。
钱庄设立的同时，齐国又公布了一项新的法令。
通货法。
素帛，粮食，海盐，这三种大宗商品获得了与钱币等同的地位，皆称为“通货”，彼此的价格互相绑定，不得任意变动。
公室规定了“通货”的法定规格：
素帛是未经染色的布料，宽二尺二寸，长四十尺为标准的一匹布；
粮食主要是粟米，也就是小米。标准的单位是“石”，相当于一个壮劳力一个月的需求量，也就是三十公斤左右*。
海盐以“升”为单位，相当于后世二百毫升略少*，是一个壮劳力五六天的消耗量。盐必须是精制过的细盐，那些粗制滥造的劣盐则是没有通货地位的。粗盐的颗粒太大，盛满“豆”的铜量器，重量比精致盐要轻上不少。
一石粟米，与一匹素帛等价，又与十六升细盐等价。
凡是使用符合规格的“通货”进行交易，不得以“只收铜钱”为由拒绝。
“通货”可以用于纳税，也可以在钱庄进行存取。
钱庄的存货利率，定为一年二厘，借出利率，则定为一年六厘。
相比于城中原有私营的钱庄，存货的利率虽然稍低，但有太子乃至整个齐国公室的信誉背书，不怕黑心商人卷钱跑路，而借出利率更是低于所有其他钱庄，即便是偿还不上，也不用担心被催债的恶棍打断手脚，只需要为公室义务劳动来挣取还债的资金即可。
至于在临淄钱庄借了通货，打算卷起铺盖逃亡到别国去的坏分子，诸儿自然也有应对的手段。
钱庄借出货物，只能使用，不能交易，也不能跨城运输。借出的粟米之中，混有少量的大麦，只要粟米出城，必在城门处严加检查，一旦发现混有既定比例的麦粒，当即将这些粟米扣押；同样的手法也用于布帛，钱庄借出的布帛，皆以朱红标记，海盐则干脆只允许登记在册的盐商运输贩售，而盐商的家小都掌握在公室的名册之中，以为人质。
钱庄的存取凭证颇为讲究，小额的存货，以木制的契券作为凭证，大额的，则以小片素帛作为凭证，写上存货的人名和额度，再定下取货或是偿还的日期。齐侯之女孟姜亲自绘制了太子驰车画像，由临淄最好的玉匠转刻至玉印之上，作为防伪的印记，敲在素帛的一角。
临淄钱庄刚刚投入营业，大笔的存货便从临淄乃至附近城邑和乡野的社会各界集中了起来。
名义上，这些存货当然还是属于原本的主人，但存期之内，这些货物资源的使用权，却被让渡到了诸儿的手中。
入秋，天降暴雨，淄水、济水水位暴涨。
洪水冲垮堤坝，淹没水岸两旁的田地，田埂和水渠遭到破坏，亟待修缮。
大风吹垮了不少破旧的房屋，光是临淄城中，就有近万名国人无家可归。
齐国卿族国氏的末子，不幸在淄水中翻船溺亡。
闻知噩耗，已经久病卧床的国卿口吐鲜血，当夜便在家中逝世。
齐侯禄甫极为重视此次的灾情，暴雨成灾之时，不等次日上朝，便临时召开了朝议。
议题便是，动员公室的财政和众卿大夫的家资，全力赈灾。
齐国公室在列国之中算是相当富裕的了。
比如说齐国公室祭祀用的牛，就不用半夜从邻国那里牵来。
但是，根据诸儿的计算，以公室现有的积蓄，要供给伐纪的军需，恐怕不过半个月的功夫，自齐侯以下，都只能吃糠咽菜了。
先君庄公以来，至当今齐侯，共计将近百年的时间，齐国一直秉持着轻徭薄赋的政策，公室手中掌握的财富，相比于整个齐国民间蕴藏的，只是九牛一毛而已。
关键在于，如何从齐国的众多小贵族和富裕的商贾平民手中，把灭纪所需的资金筹集起来。
加税——当然是不可能加的。诸儿还指望着国人士庶尽忠为国，踊跃参战呢，先把人家手里的钱给占为己有了，让人家如何为公室忠心效力？
不能把齐人的钱占为己有，却又切实要花这些钱...
花别人的钱...
那就是举债嘛。
不能加税，那就加杠杆罢！
举债，大规模地举债，举国债。
然后用举债得来的钱灭掉纪国，再用灭掉纪国的收益来填平债务，把灭纪之事，从公室报自己的仇怨，变成一项举国上下共同参与的公共事业。
上下同欲，事无不成！
只是，举债总是需要信用的。齐国公室的信用，究竟能不能支撑起大规模的债务呢？
就在诸儿惴惴不安之时，临淄城中，些许变化也在悄然发生。
那日，诸儿在主干道上驰车而过，城中多有目击之人。
按照周礼，城中道路上是不允许驰车的。车辆正确的行驶操作应当是居于道路中央，让马匹缓步前行。
市井之中，于是多有批评之声。
好在平时达官贵人们驰车过街者比比皆是，诸儿这也不过是众多案例中的一个而已。
直到太子为友人跪请宽恕的消息不胫而走，舆论出现了戏剧般的反转。
五日之后，一篇新诗在坊间流传开来。
篇名为《驷车》。
驷车驰驰，齐道攸直。
君子逾制，乃为怜子。
闲人非訾，不知其思。
忧心忡忡，执辔驭骢。
小人汹汹，不为所动。
良友是恭，干城股肱。
短短数日之间，《驷车》之篇便已成为临淄之人口头传诵的齐风民歌之新宠。
招待友人赴宴之时，《驷车》也成了必奏的曲目。
正是瞌睡时有人送来了枕头。
诸儿逾礼违矩的这一下子，竟成了有德君子的典范代表。
后世之人看得通透。有道是：
仁，然后礼。礼而不仁，其非礼哉；仁而不礼，其尚仁哉！
先有了仁，然后才能有礼。内心没有仁，再讲礼仪也是无所谓有礼的；内心有了仁，即便行为不符合礼，那至少还有仁啊。
王九年六月，齐国国都，由太子诸儿亲自设立的临淄钱庄开始了营业。
钱庄设立的同时，齐国又公布了一项新的法令。
通货法。
素帛，粮食，海盐，这三种大宗商品获得了与钱币等同的地位，皆称为“通货”，彼此的价格互相绑定，不得任意变动。
公室规定了“通货”的法定规格：
素帛是未经染色的布料，宽二尺二寸，长四十尺为标准的一匹布；
粮食主要是粟米，也就是小米。标准的单位是“石”，相当于一个壮劳力一个月的需求量，也就是三十公斤左右*。
海盐以“升”为单位，相当于后世二百毫升略少*，是一个壮劳力五六天的消耗量。盐必须是精制过的细盐，那些粗制滥造的劣盐则是没有通货地位的。粗盐的颗粒太大，盛满“豆”的铜量器，重量比精致盐要轻上不少。
一石粟米，与一匹素帛等价，又与十六升细盐等价。
凡是使用符合规格的“通货”进行交易，不得以“只收铜钱”为由拒绝。
“通货”可以用于纳税，也可以在钱庄进行存取。
钱庄的存货利率，定为一年二厘，借出利率，则定为一年六厘。
相比于城中原有私营的钱庄，存货的利率虽然稍低，但有太子乃至整个齐国公室的信誉背书，不怕黑心商人卷钱跑路，而借出利率更是低于所有其他钱庄，即便是偿还不上，也不用担心被催债的恶棍打断手脚，只需要为公室义务劳动来挣取还债的资金即可。
至于在临淄钱庄借了通货，打算卷起铺盖逃亡到别国去的坏分子，诸儿自然也有应对的手段。
钱庄借出货物，只能使用，不能交易，也不能跨城运输。借出的粟米之中，混有少量的大麦，只要粟米出城，必在城门处严加检查，一旦发现混有既定比例的麦粒，当即将这些粟米扣押；同样的手法也用于布帛，钱庄借出的布帛，皆以朱红标记，海盐则干脆只允许登记在册的盐商运输贩售，而盐商的家小都掌握在公室的名册之中，以为人质。
钱庄的存取凭证颇为讲究，小额的存货，以木制的契券作为凭证，大额的，则以小片素帛作为凭证，写上存货的人名和额度，再定下取货或是偿还的日期。齐侯之女孟姜亲自绘制了太子驰车画像，由临淄最好的玉匠转刻至玉印之上，作为防伪的印记，敲在素帛的一角。
临淄钱庄刚刚投入营业，大笔的存货便从临淄乃至附近城邑和乡野的社会各界集中了起来。
名义上，这些存货当然还是属于原本的主人，但存期之内，这些货物资源的使用权，却被让渡到了诸儿的手中。
入秋，天降暴雨，淄水、济水水位暴涨。
洪水冲垮堤坝，淹没水岸两旁的田地，田埂和水渠遭到破坏，亟待修缮。
大风吹垮了不少破旧的房屋，光是临淄城中，就有近万名国人无家可归。
齐国卿族国氏的末子，不幸在淄水中翻船溺亡。
闻知噩耗，已经久病卧床的国卿口吐鲜血，当夜便在家中逝世。
齐侯禄甫极为重视此次的灾情，暴雨成灾之时，不等次日上朝，便临时召开了朝议。
议题便是，动员公室的财政和众卿大夫的家资，全力赈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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