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魏兴农·不动组·北海道（1）
告别了魏兴农，我乘坐出租车来到函馆机场，却没想到因为迟来的台风，我被困在了这里。全日空的飞机已经晚点超过十个小时——手头的烟已经抽完了，机场候机楼里也没有卖烟的地方，我更不敢随随便便地离开，只好看着那些停在跑道上一动不动的客机发呆。
不过解决了老魏的委托还是让我觉得挺高兴的，觉得之前欠他的人情总算是还上了一点，虽然我一直把他当作朋友，不过十年里他却从未联系过我，有时我会想他恐怕并没有把我们之间的交情看得多重。
我和魏兴农相识在1992年，在RB函馆和乙岳部山下某个小镇之间的某条公路上，那时我才25岁。
那时我因为一个案子要跑去北海道，一路上我一直在想上辈子到底是做了什么孽，要在大冬天跑到北海道来受这份活罪——就在我盯着车窗外斜飞的雪片胡思乱想的时候，车身一阵颠簸，伴随着一声闷响从车底传来，大巴车抛锚了。司机打开车门下车检查，十五分钟后又重新爬回车里，他顾不上掸去身上的积雪，就气哼哼地抓起对讲机吼了起来。
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位听力有障碍的老先生，一个劲地抓着我问出了什么事，我只好对着他的耳朵大声解释：“车子坏啦，我们得在这等救援了！”一个坐在前排穿运动上衣的年轻人开始不耐烦地在车厢里来回踱步，司机两次出言制止他，要他安心坐在位子上“不要给其他人添麻烦”，那个年轻人怒火中烧，一把拉住大巴司机的衣领，吐出一口关西腔：“你他妈的叫我别给人添麻烦，你他妈的给老子添了多少麻烦你知道吗！”口水喷到司机脸上，司机把头一缩，不停低声下气地说着“对不起”。
其他乘客就这样看着他们，车厢里弥漫着一种不安的气氛。那小痞子先把司机大骂了一顿，才问道：“你要老子等到几点？”司机擦着额头上的冷汗：“公，公司正在调配车辆过来，但是今天的雪这么大，我想，我想可能要等五六个小时。”他的声音越来越小。“五六个小时！你他妈是想把我们都冻死在这里吗！啊？你他妈是想搞谋杀吗？”我实在忍不住了几步走到车门口：“请开门，我要出去抽烟。”司机和小痞子一起看向我。
“请开门。”我又重复了一遍。
“你他妈的。。。”那个小痞子想要继续发作，我不自觉地把手往羽绒服大襟里面伸，他立刻就闭上嘴。我掏出烟盒晃了晃：“请开门。”
事实证明，站在雪地里抽烟是一件极不明智到我想抽自己一耳光的行为。在我换了各种角度试着打火不下一百次却失败后，我毅然放弃了抽烟这个想法，可我又不想回车上去，只好站在雪地里研究起公路来——公路上的雪已经积到了我的脚踝，若没有明显的标志，真是完全分不清哪里是公路哪里是公路以外，远眺我们的来处与将去之处都是一望无际的素白与昏暗，我的心中不免有些怅然若失。
事情要从在此之前的三天开始说起。
三天前，“不动组”的黄蜂仔来到我的办事处，说组长大金有事要委托我——虽然到RB之后我极不想和黑社会帮派扯上关系，可惜应了那句老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吃上侦探这碗饭之前，组长没有少照顾我，人嘛，总要讲些义理人情。
大金是朝鲜人，一张大饼脸，他约我去社团办公室吃龙虾，其实就是我端着一杯麦茶看他坐在老板桌后面大嚼龙虾钳：“陶桑，我就不和你客套了。”他示意黄蜂仔去把东西取来，是一份地图。
“这是哪里？”我问。
“北海道，乙部岳附近的山里，就在函馆附近。”他擦擦沾满油腻的手，“本来这块地已经被一个财团买下来预备造度假酒店，谁知道他们派去做勘察的小队发现这个山沟沟里竟然还住着人，准确的说，是一群没有身份的中国人。”
“是偷渡客吗？”这种事也算是挺常见的。
“也许吧。”他摸摸下巴，暧昧不清地答道，“总之他们就是不想搬走，这就让人很困扰啦。”
“也许他们只是想要钱。”我推测着说道。
“陶桑，这话你不觉得很王八蛋吗？讲道理他们和这块地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他一边啧啧地剔着牙一边说。
“可他们现在就住在那，如果让他们立刻搬走，这也是需要钱的。”
“唉，是有这样的道理。可是那个财团的老板是个这个，”他举起右手，“对你们，当然也包括对我，他都是很看不起的。所以他并不想和那帮中国人谈什么补偿的事，他只要他们能尽快地搬走、迁走、移走，总之从他的地上消失。”
“于是他找到了你。”
“是的。”大金点头，我不由觉得好笑，一个死硬右翼分子因为一群中国偷渡客的事来找朝鲜黑帮来摆平，只因为“不动组”就是专业干这个的而且业绩很好——这真是典型的商人思维。
“那你把我找来是想我去办什么事呢？”我问大金。
大金眉头紧锁，低头盯着桌上的龙虾壳，手指轻扣桌面，过了一会他又示意黄蜂仔把东西拿过来：是一张照片。
“他叫山田洋一，绰号黑狗，是我的得力干将。两周前我把他派到北海道去探路，上周一我们最后一次联络，他告诉我已经和那群中国人接触上并准备开始工作，之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你们有去找过他吗？”
“去了，我们还报了警。警察带着我们的人去调查过，什么也没有发现。”
“也许是在山里走失了。”我推测说。
“那我也要个确切的消息！”大金怒气冲冲地站了起来，然后在窗户边来回踱步，等到怒气稍消才转头看向我，“我听黄蜂仔说你曾处理过一些奇异的案件，是吗？”
不过解决了老魏的委托还是让我觉得挺高兴的，觉得之前欠他的人情总算是还上了一点，虽然我一直把他当作朋友，不过十年里他却从未联系过我，有时我会想他恐怕并没有把我们之间的交情看得多重。
我和魏兴农相识在1992年，在RB函馆和乙岳部山下某个小镇之间的某条公路上，那时我才25岁。
那时我因为一个案子要跑去北海道，一路上我一直在想上辈子到底是做了什么孽，要在大冬天跑到北海道来受这份活罪——就在我盯着车窗外斜飞的雪片胡思乱想的时候，车身一阵颠簸，伴随着一声闷响从车底传来，大巴车抛锚了。司机打开车门下车检查，十五分钟后又重新爬回车里，他顾不上掸去身上的积雪，就气哼哼地抓起对讲机吼了起来。
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位听力有障碍的老先生，一个劲地抓着我问出了什么事，我只好对着他的耳朵大声解释：“车子坏啦，我们得在这等救援了！”一个坐在前排穿运动上衣的年轻人开始不耐烦地在车厢里来回踱步，司机两次出言制止他，要他安心坐在位子上“不要给其他人添麻烦”，那个年轻人怒火中烧，一把拉住大巴司机的衣领，吐出一口关西腔：“你他妈的叫我别给人添麻烦，你他妈的给老子添了多少麻烦你知道吗！”口水喷到司机脸上，司机把头一缩，不停低声下气地说着“对不起”。
其他乘客就这样看着他们，车厢里弥漫着一种不安的气氛。那小痞子先把司机大骂了一顿，才问道：“你要老子等到几点？”司机擦着额头上的冷汗：“公，公司正在调配车辆过来，但是今天的雪这么大，我想，我想可能要等五六个小时。”他的声音越来越小。“五六个小时！你他妈是想把我们都冻死在这里吗！啊？你他妈是想搞谋杀吗？”我实在忍不住了几步走到车门口：“请开门，我要出去抽烟。”司机和小痞子一起看向我。
“请开门。”我又重复了一遍。
“你他妈的。。。”那个小痞子想要继续发作，我不自觉地把手往羽绒服大襟里面伸，他立刻就闭上嘴。我掏出烟盒晃了晃：“请开门。”
事实证明，站在雪地里抽烟是一件极不明智到我想抽自己一耳光的行为。在我换了各种角度试着打火不下一百次却失败后，我毅然放弃了抽烟这个想法，可我又不想回车上去，只好站在雪地里研究起公路来——公路上的雪已经积到了我的脚踝，若没有明显的标志，真是完全分不清哪里是公路哪里是公路以外，远眺我们的来处与将去之处都是一望无际的素白与昏暗，我的心中不免有些怅然若失。
事情要从在此之前的三天开始说起。
三天前，“不动组”的黄蜂仔来到我的办事处，说组长大金有事要委托我——虽然到RB之后我极不想和黑社会帮派扯上关系，可惜应了那句老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吃上侦探这碗饭之前，组长没有少照顾我，人嘛，总要讲些义理人情。
大金是朝鲜人，一张大饼脸，他约我去社团办公室吃龙虾，其实就是我端着一杯麦茶看他坐在老板桌后面大嚼龙虾钳：“陶桑，我就不和你客套了。”他示意黄蜂仔去把东西取来，是一份地图。
“这是哪里？”我问。
“北海道，乙部岳附近的山里，就在函馆附近。”他擦擦沾满油腻的手，“本来这块地已经被一个财团买下来预备造度假酒店，谁知道他们派去做勘察的小队发现这个山沟沟里竟然还住着人，准确的说，是一群没有身份的中国人。”
“是偷渡客吗？”这种事也算是挺常见的。
“也许吧。”他摸摸下巴，暧昧不清地答道，“总之他们就是不想搬走，这就让人很困扰啦。”
“也许他们只是想要钱。”我推测着说道。
“陶桑，这话你不觉得很王八蛋吗？讲道理他们和这块地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他一边啧啧地剔着牙一边说。
“可他们现在就住在那，如果让他们立刻搬走，这也是需要钱的。”
“唉，是有这样的道理。可是那个财团的老板是个这个，”他举起右手，“对你们，当然也包括对我，他都是很看不起的。所以他并不想和那帮中国人谈什么补偿的事，他只要他们能尽快地搬走、迁走、移走，总之从他的地上消失。”
“于是他找到了你。”
“是的。”大金点头，我不由觉得好笑，一个死硬右翼分子因为一群中国偷渡客的事来找朝鲜黑帮来摆平，只因为“不动组”就是专业干这个的而且业绩很好——这真是典型的商人思维。
“那你把我找来是想我去办什么事呢？”我问大金。
大金眉头紧锁，低头盯着桌上的龙虾壳，手指轻扣桌面，过了一会他又示意黄蜂仔把东西拿过来：是一张照片。
“他叫山田洋一，绰号黑狗，是我的得力干将。两周前我把他派到北海道去探路，上周一我们最后一次联络，他告诉我已经和那群中国人接触上并准备开始工作，之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你们有去找过他吗？”
“去了，我们还报了警。警察带着我们的人去调查过，什么也没有发现。”
“也许是在山里走失了。”我推测说。
“那我也要个确切的消息！”大金怒气冲冲地站了起来，然后在窗户边来回踱步，等到怒气稍消才转头看向我，“我听黄蜂仔说你曾处理过一些奇异的案件，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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