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八章 人情·爱情·婚外情（9）
然而就在刚才，王德贵打开了一个藏在书柜下面的保险柜，发现保险柜里面的一系列文件，这些文件指向了一件事，一件不得不让他重新审视及判断自己手头这个“简单委托”危险性及其背后真正含义的事。
那件事发生在1948年，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RB作为邪恶轴心战败、投降并被美军彻底占领的第三年。
由于二战后美国方面对东北亚局势的判断及之后的一系列相关行动的缘故，让RB这个美国确实掌握在手的远东第一跳板逐渐恢复了些社会活力。应是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战犯，却逃过战争审判的裕仁天皇，在这一年元旦恢复了自大正末年开始就已经中断了23年之久的新年参拜活动。而在元旦假期结束后不久，就在东京丰岛区长崎二丁目的帝国银行椎名町支行里走进了一名身着黑色风衣、右臂佩戴一枚白底红字袖章的中年男人。该男子自称“后藤里治”，隶属于“RB国厚生省东京都防疫班”，是由“东京都政府”委派来处理“严重痢疾病传染”的“厚生省厚生部员、医学博士”。
根据当时接待他的吉田代理行长在事后的描述，这位自称为“后藤里治”的男人穿着谈吐都非常有派头，而且行动利落干脆、举手投足自有一份威严，非常令人信服。
当时他要求吉田代理行长将支行当日在班的所有雇员全部集中到一起，宣称在银行附近的长崎二丁目出现了四例非常严重的痢疾感染病例，这种痢疾病具有非常强的传染性，而一名与感染者有过亲密接触的疑似感染者，曾在当天上午来银行里办理过业务。
“后藤里治”作为政府公共卫生安全特派人员，同时也接到了来自驻日美军司令部霍特克中尉的特别命令，将组织对椎名支行进行彻底消毒处理。现在他是提前来向银行方面通知这一情况，给有可能感染到痢疾的工作人员发放预防药品，并亲自示范、指导大家服用。
他要求银行按人数准备好自己和所有雇员的茶杯，并从随身携带的挎包中取出一只医院常用的褐色药品及铝制器械盒。他向在场的所有人解释，存放在药瓶中的药液就是预防痢疾的特效药：这种药物是由美国生产的，药效非常强，服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因为如果药液接触到牙齿珐琅质的话就会引起剧烈的疼痛，所以他要求所有人在服用药液的时候要注意用舌头接住然后立刻吞咽。
随后他又向众人展示了另外一瓶相对浑浊的药液，声称这是预防药的中和剂，随后就亲自向众人示范了药物的服用方法。
由于“后藤里治”表现出来的“官员气质”及“专业素养”蒙蔽了所有银行雇员，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真心害怕自己会被传染上痢疾——这种病在当时还属于无特效药的易致人死亡的高危传染病，所有人都按要求吞服下了那种透明的“预防药液”。
根据吉田代理行长的描述，他在喝下第一种药液后，很快喉头就感觉到如同喝下一大杯烈酒一样的强烈烧灼感，并伴随感到剧烈的头疼和恶心，其他的同事也都有类似的反应，于是争相喝下了第二种所谓的“中和药剂”，但是症状并没有得到缓解。
当时“后藤里治”安慰众人表示这都是正常反应，不必慌张，并建议出现口咽部疼痛的雇员可以用清水漱口的方法来缓解，于是大家纷纷跑去厕所或茶水间漱口。然而就在这个过程中，东京丰岛区长崎二丁目的帝国银行椎名町支行的雇员纷纷倒下，最终不幸身亡。而吉田代理银行长则是此次事件中的唯一幸存者。
这就是发生在1948年初，震惊整个RB的严重抢劫杀人案“帝银事件”。
事件的结果是在场的十二名银行雇员全部死亡，死因是氰化物中毒，侥幸活下来的代理行长吉田武次郎也在饱受中毒损伤的三年折磨后离开人世。
案犯“后藤里治”，也就是那位所谓的政府厚生省厚生部员，从椎名町支行共抢劫走现金六十四万三千四百一十日元，包括银行柜面上的所有现金、办公室存放的所有现金及部分死者身上的现金，还有一张存放在办公室的面值一万日元的支票——这在当时的RB这相当于一个上班族十年的薪水，是一笔巨款了。
吉田代理行长由于身体素质较好，在昏迷了数小时之后苏醒过来，他忍受着强烈的疼痛逃出银行向派出所报警，而此时距离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整整四个小时。由于幸存者只有吉田一人且他身受重伤难以配合警方的工作，所以警方对该起案件的调查进展得十分缓慢。幸而案犯似乎处于非常缺钱的状态，他迫不及待地在短短几天后跑去地处东京板桥区的另一家银行兑现那张面值一万元的支票，留下了一定的线索。根据这些线索，警方很快就绘制出嫌疑犯的模拟画像，并拟定了最初的调查方向。
然而这件离奇案件却结束得极为匪夷所思。
一开始RB警方并没有根据线索找到那名所谓的“后藤里治”，而是逮捕了一名据说是协助“后藤里治”制作名片的画家平泽贞通。随后警方又公布说这位平泽贞通已经招认自己就是在“帝银事件”中化名“后藤里治”的案犯。
但是包括吉田代理行长在内的，曾经接触过案犯“后藤里治”的十一名证人中有六人都在嫌犯指认流程中表示“平泽贞通”并非“后藤里治”，其余人则表示“样貌似乎相像”，且警方除了从其小樽老家中搜查出写有“后藤里治”名片之外也没有找到更多的直接证据证明观点。
然而东京地检署依然在当年的10月12日，以案犯口供充分为由以抢劫杀人罪名对平泽贞通提起了公诉。两个月后，东京都地方裁判所对这一案件进行了第一次公开审理，其后由于证据不充分、辩方坚持平泽贞通患有精神疾病等原因，案件的审理进度被一拖再拖。直到两年后的1950年，东京都地方裁判所才终于宣判平泽贞通罪名成立，被判处死刑。
在平泽贞通被收押之后情况更是一波三折，社会上出现了平泽贞通遭受刑讯逼供的说法，更有人组织起了“平泽贞通支援会”。而从1950年到1962年的十二年间平泽贞通共上诉12次全部被驳回，且以不同原因向RB最高裁判所、RB法务省提出特别抗辩10次，也全部被驳回。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虽然案件审理早已结束且RB官方完全没有重新开启、重新审理该案件的迹象，可针对平泽贞通的死刑却久久未能执行。其中固然有平泽坚持上诉及抗辩的理由，也有RB这个国家法律建设等等问题。
最终，这位被认定为1948年“帝银事件”第一案犯的平泽贞通在1987年，也就是我来到RB的前一年，病故于东京都八王子医疗监狱，享年95岁。
让我们重新回到1948年1月26日位于丰岛区长崎一丁目的帝国银行椎名支行：这一天中午午休时，副行长吉田武次郎接到了支行行长从家中打来的电话，称他在外面吃过午饭之后，突然感觉到肠胃不适无法继续工作，所以要请假回家休息半天，并将行长职权暂交吉田代理。
这一位因肠胃不适请假回家而逃过一劫的银行行长名叫牛山淳。
那件事发生在1948年，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RB作为邪恶轴心战败、投降并被美军彻底占领的第三年。
由于二战后美国方面对东北亚局势的判断及之后的一系列相关行动的缘故，让RB这个美国确实掌握在手的远东第一跳板逐渐恢复了些社会活力。应是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战犯，却逃过战争审判的裕仁天皇，在这一年元旦恢复了自大正末年开始就已经中断了23年之久的新年参拜活动。而在元旦假期结束后不久，就在东京丰岛区长崎二丁目的帝国银行椎名町支行里走进了一名身着黑色风衣、右臂佩戴一枚白底红字袖章的中年男人。该男子自称“后藤里治”，隶属于“RB国厚生省东京都防疫班”，是由“东京都政府”委派来处理“严重痢疾病传染”的“厚生省厚生部员、医学博士”。
根据当时接待他的吉田代理行长在事后的描述，这位自称为“后藤里治”的男人穿着谈吐都非常有派头，而且行动利落干脆、举手投足自有一份威严，非常令人信服。
当时他要求吉田代理行长将支行当日在班的所有雇员全部集中到一起，宣称在银行附近的长崎二丁目出现了四例非常严重的痢疾感染病例，这种痢疾病具有非常强的传染性，而一名与感染者有过亲密接触的疑似感染者，曾在当天上午来银行里办理过业务。
“后藤里治”作为政府公共卫生安全特派人员，同时也接到了来自驻日美军司令部霍特克中尉的特别命令，将组织对椎名支行进行彻底消毒处理。现在他是提前来向银行方面通知这一情况，给有可能感染到痢疾的工作人员发放预防药品，并亲自示范、指导大家服用。
他要求银行按人数准备好自己和所有雇员的茶杯，并从随身携带的挎包中取出一只医院常用的褐色药品及铝制器械盒。他向在场的所有人解释，存放在药瓶中的药液就是预防痢疾的特效药：这种药物是由美国生产的，药效非常强，服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因为如果药液接触到牙齿珐琅质的话就会引起剧烈的疼痛，所以他要求所有人在服用药液的时候要注意用舌头接住然后立刻吞咽。
随后他又向众人展示了另外一瓶相对浑浊的药液，声称这是预防药的中和剂，随后就亲自向众人示范了药物的服用方法。
由于“后藤里治”表现出来的“官员气质”及“专业素养”蒙蔽了所有银行雇员，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真心害怕自己会被传染上痢疾——这种病在当时还属于无特效药的易致人死亡的高危传染病，所有人都按要求吞服下了那种透明的“预防药液”。
根据吉田代理行长的描述，他在喝下第一种药液后，很快喉头就感觉到如同喝下一大杯烈酒一样的强烈烧灼感，并伴随感到剧烈的头疼和恶心，其他的同事也都有类似的反应，于是争相喝下了第二种所谓的“中和药剂”，但是症状并没有得到缓解。
当时“后藤里治”安慰众人表示这都是正常反应，不必慌张，并建议出现口咽部疼痛的雇员可以用清水漱口的方法来缓解，于是大家纷纷跑去厕所或茶水间漱口。然而就在这个过程中，东京丰岛区长崎二丁目的帝国银行椎名町支行的雇员纷纷倒下，最终不幸身亡。而吉田代理银行长则是此次事件中的唯一幸存者。
这就是发生在1948年初，震惊整个RB的严重抢劫杀人案“帝银事件”。
事件的结果是在场的十二名银行雇员全部死亡，死因是氰化物中毒，侥幸活下来的代理行长吉田武次郎也在饱受中毒损伤的三年折磨后离开人世。
案犯“后藤里治”，也就是那位所谓的政府厚生省厚生部员，从椎名町支行共抢劫走现金六十四万三千四百一十日元，包括银行柜面上的所有现金、办公室存放的所有现金及部分死者身上的现金，还有一张存放在办公室的面值一万日元的支票——这在当时的RB这相当于一个上班族十年的薪水，是一笔巨款了。
吉田代理行长由于身体素质较好，在昏迷了数小时之后苏醒过来，他忍受着强烈的疼痛逃出银行向派出所报警，而此时距离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整整四个小时。由于幸存者只有吉田一人且他身受重伤难以配合警方的工作，所以警方对该起案件的调查进展得十分缓慢。幸而案犯似乎处于非常缺钱的状态，他迫不及待地在短短几天后跑去地处东京板桥区的另一家银行兑现那张面值一万元的支票，留下了一定的线索。根据这些线索，警方很快就绘制出嫌疑犯的模拟画像，并拟定了最初的调查方向。
然而这件离奇案件却结束得极为匪夷所思。
一开始RB警方并没有根据线索找到那名所谓的“后藤里治”，而是逮捕了一名据说是协助“后藤里治”制作名片的画家平泽贞通。随后警方又公布说这位平泽贞通已经招认自己就是在“帝银事件”中化名“后藤里治”的案犯。
但是包括吉田代理行长在内的，曾经接触过案犯“后藤里治”的十一名证人中有六人都在嫌犯指认流程中表示“平泽贞通”并非“后藤里治”，其余人则表示“样貌似乎相像”，且警方除了从其小樽老家中搜查出写有“后藤里治”名片之外也没有找到更多的直接证据证明观点。
然而东京地检署依然在当年的10月12日，以案犯口供充分为由以抢劫杀人罪名对平泽贞通提起了公诉。两个月后，东京都地方裁判所对这一案件进行了第一次公开审理，其后由于证据不充分、辩方坚持平泽贞通患有精神疾病等原因，案件的审理进度被一拖再拖。直到两年后的1950年，东京都地方裁判所才终于宣判平泽贞通罪名成立，被判处死刑。
在平泽贞通被收押之后情况更是一波三折，社会上出现了平泽贞通遭受刑讯逼供的说法，更有人组织起了“平泽贞通支援会”。而从1950年到1962年的十二年间平泽贞通共上诉12次全部被驳回，且以不同原因向RB最高裁判所、RB法务省提出特别抗辩10次，也全部被驳回。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虽然案件审理早已结束且RB官方完全没有重新开启、重新审理该案件的迹象，可针对平泽贞通的死刑却久久未能执行。其中固然有平泽坚持上诉及抗辩的理由，也有RB这个国家法律建设等等问题。
最终，这位被认定为1948年“帝银事件”第一案犯的平泽贞通在1987年，也就是我来到RB的前一年，病故于东京都八王子医疗监狱，享年95岁。
让我们重新回到1948年1月26日位于丰岛区长崎一丁目的帝国银行椎名支行：这一天中午午休时，副行长吉田武次郎接到了支行行长从家中打来的电话，称他在外面吃过午饭之后，突然感觉到肠胃不适无法继续工作，所以要请假回家休息半天，并将行长职权暂交吉田代理。
这一位因肠胃不适请假回家而逃过一劫的银行行长名叫牛山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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