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章 面向他·震慑他·打倒他（3）
王德贵现在甘心于只做一个普通的电器行老板及兴趣使然的私家侦探，可是却在那天夜里被我抢走了相机，这说明他的秘密将有暴露出去的危险：一开始他害怕被暴露给“红龙”，之后他又害怕我就是“迎圣会”的人。
“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
“因为我在教团里听说过你，”他不自然地扭动身体，“那些干部的爪牙提到过，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人侦探，我本以为是在说我，但是我听到他们提起你的名字。”
恐怕是因为我在帮桃谷樱做调查的缘故？
“他们还说什么？”
“他们说，你是‘特殊的人’。”
我皱起眉头：“什么是‘特殊的人’？”
“我不知道，”他猛烈摇头，“我真的不知道，我不敢和他们打交道，我只敢向他们行礼然后远远地躲开，我真的不知道。”
我被称为“特殊的人”，也许是因为我曾经接触过非正常事件，也许是因为我曾见过那个诡异的地下世界，也许是因为我帮小野老师和黄蜂仔抓住了百目多彦，有可能是很多原因——我知道自己很特殊，但是不知道他们看上了我什么，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已经盯上我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桃谷樱会莫名其妙地找我来调查婚外情，是不是因为有到了‘迎圣会’教团的授意？因为我是所谓的“特殊的人”？
想到这里我的心跳变快，联想前后我忽然有种感觉：桃谷樱的调查邀请其实是一场“他们”针对我的测试，而她突然终止了这个调查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测试已经有了结果。
那是什么样的结果？
“他们”在测试什么？
“他们”和我之前遇到的种种怪异事件是否有关？
我的后脊发凉，在这昏暗的杂物间烛火投下的光影中，我似乎又看到了那深埋于地下的白亮池塘，以及池塘中的——我心中不由得有些惧怕，于是立刻转移了话题：“告诉我，‘红龙银行’是什么？”
这个话题转折得是如此生硬，以至于王德贵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那张卡。”我提示他。
“啊啊，红龙，他们，他们是一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另一个超凡组织，他们好像很厉害。。。”
“你那么害怕这个‘红龙银行’，”我冷哼一声，“恐怕你知道的不止这些吧？”
“我，”他被我噎了一下，“好吧，‘迎圣会’与‘红龙银行’有联系，纯粹业务上的联系。‘红龙银行’是一个神秘的组织，他们好像会承接很多奇怪的业务，包括给一些非凡项目提供贷款，由于教团发展需要资金，所以干部就以‘超能力的开发和研究项目’为名联系上了‘红龙银行’并向‘红龙代理人’申请了贷款。那些钱当然不可能会花在什么狗屁‘超能力研究项目’上，干部们的计划就是如果‘红龙代理人’来检查项目情况，教团就会把我们这些只有‘微弱超能力’的人推到前面去当研究结果和申请更多资金的筹码。”
“有一次，有一个代理人，是一个很高很瘦的家伙，看起来非常阴森，我们照例表演了一下那些小把戏，他要求进行单独验证，轮到我的时候，他就那样坐在房间里，没有叫我坐下或者演示让电灯泡变暗，我们就那样僵持了五分钟，他忽然笑起来，他说，你很厉害的哦，你的相机很厉害哦。那时候我只有相机。他说，别想耍花样，我会盯紧你们的，他说，”王德贵浑身发抖，“我，我会，我会盯紧你的。”
他竟害怕成这样！所以在那天夜里他才表现得如此配合？
“那么那张卡片？”
“那是他们和雇主之间的契约证明，有的卡是记名的，有的是不记名的，记名卡的对象是人，不记名的对象是物品。我原以为那张和资料放在一起的不记名卡，就是牛山家委托红龙代理人针对那些资料提供托管服务的契约，他们的规矩是只要能出示那张卡就可以提供服务，所以我就。。。”
“好了。”他这个谎说得很不高明，首先和之前所谓“你竟然被红龙认可”的话有矛盾，更别说如果那真的是出示就可以获得服务的无记名契约凭证，为什么会和对象物品放在一起，那岂不是毫无意义吗？
当然，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结，就好像我根本不向纠结王德贵的话里有多少是真的一样——他的回答倒让我想起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那些材料上都写了什么？”
自1927年RB国内发生“昭和银行危机”之后，RB政府对国内金融业的把持和操控就日益加深，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期，RB逐渐进入所谓的“金融管制”时期，也就是通过颁布《银行法》、《军需企业制定金融机关制度》等法律法规，强制要求国内各银行与各军需企业、军用物资采买部门、军队技术研究部门配对，保证RB侵略军及附属于侵略军的各个企业、部门、组织能够优先获得充裕的资金，从而在经济上全面支持侵略战争的推进。
而牛山淳在战争时期，就是帝国银行中专理这一业务的负责人之一。
当时牛山淳主要负责与隶属于RB关东军相关研究部门之间的业务往来。其中联系最频繁的、恐怕也是和牛山私交最为密切的，应是当时“731”部队在东京分部的部门负责人北野政次，北野政次作为继“731部队”头号刽子手、战犯的石井四郎之后的第二号人物，于1942年前任“731部队”东京总部负责人，1942年被调往哈尔冰任“731部队”第二部队长。资料中有时任“731”部队第二代部队长的北野政次与牛山之间的多封来往书信，书信中的绝大多数内容都是北野向牛山抱怨石井四郎“策略保守”、“效率过低”、“对待‘马路他’（731部队中对中国人及中国实验活体的蔑称）过于仁慈”，以及为自己设计的更为变态的、更为邪恶恐怖血腥的实验计划进行大力鼓吹，当然，除此之外他还透漏出自己对于故乡东京的思念、对于前线战事的不满并要求牛山照顾好他的家人及在东京的资产。
战争末期，北野对战事的绝望溢于言表，他开始表述自己担心未来会上军事法庭并被判处死刑，希望牛山能够利用自己在东京的人脉关系为他脱罪，牛山亦有所应承。战争结束前一个月，通过牛山的运作，北野被调离哈尔冰来到上海，并在上海以军医部长的身份被俘，1946年与其他战犯一道被遣送回国。
森田的资料显示，牛山曾通过帝银的账目替北野隐瞒了巨额的私人财产，但是这些财产的大半最后又是经由牛山的手流出。而此时的北野似乎是有希望按一般军人身份而非战犯的身份被就地遣散的，但是此时苏联方面对外公布了“731部队”中主要负责人的名单，要求按国际特别法庭审批要求对这些战犯进行重点审理，而北野政次的名字赫然在名单上。
牛山再次为了自己这位“朋友”而奔波。资料显示牛山去拜访了一位神秘的美国人“约翰·华尔兹”上校，并带去了从北野那里获得的原“731部队”部分研究报告，似乎正是因此促成了后来的GHQ对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一干“731部队”战犯的全面保护。在其后的信件来往中，北野表示了对牛山的感谢，却又不满于美国人将石井四郎一并纳入到了保护当中：『石井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他不过是个坐享其成的官僚。』但是牛山的回应则要冷静得多：『愚有此安排，乃因米国方面曾反复强调石井的价值。其于君亦有益处，当知石井为一等档案项目中之一号负责人，若事后盟军追究起来必以其为罪首，余下不过附庸，量刑必有不同。况且米国方所承诺者名为保护，实际应为软禁，君之研究成果大半不在一等档案中，必不被认为是核心研究人员，不过三五载则可重获自由，盼君体量。』
与此同时，牛山淳还与其他的“731部队”干部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大多为各研究部的负责人或实际研究员，其中有人对牛山的救命之恩大为感激的，也有人对牛山的行为大为不耻的：“牛山君所为，虽于我等有活命之恩，但忘却了米国与我国互为仇敌之实！因小利而失大节，实为卖国求生、卖国求荣之举尔！百年后必被世人所唾弃哉！”
于是在GHQ的操作下，北野政次被藏于东京帝国大学内担任图书馆翻译，后美国方面又对其身份完成了进一步的改变和漂洗，最终他与石井双双从公众视线中消失，彻底被美军“保护”了起来。
而“731”部队的其他余孽，也因此一道摆脱了遭受审判的命运。除了被美军直接保护及雇佣的一等档案项目相关人员之外，大多数人以普通军人的身份被就地遣散。与其他被就地遣散的部队类似，原“731部队”的士兵、工作人员、研究员组成了“RB关东军给水防疫部队复原军人团”，并在东京和其他几个城市设立了联络站用以串联。
一如一些资料中所描述的，原RB侵略军的军官在美军的扶持下大多被留用在了RB战后设立的“第一、第二复原省”中。到1950年RB成立自卫队后，这部分军官又被调回自卫队中继续担任武职。而普通复原军人则在领到了微薄的遣散费后，就被要求立刻回到原籍，余生只能靠打零工、干苦力来勉强维持。
基于这样的现状，“RB关东军给水防疫部队复原军人团”多次向牛山提出如“需要金钱来谋生”、“家庭已经破裂，自己需要重新开始生活”之类的要求云云，而最终的结果就是在牛山的默许和帮助下，“RB关东军给水防疫部队复原军人团”协作完成了“帝银事件”这一震惊全国的抢劫杀人事件。
这就是那些资料中记载的全部始末。
“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
“因为我在教团里听说过你，”他不自然地扭动身体，“那些干部的爪牙提到过，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人侦探，我本以为是在说我，但是我听到他们提起你的名字。”
恐怕是因为我在帮桃谷樱做调查的缘故？
“他们还说什么？”
“他们说，你是‘特殊的人’。”
我皱起眉头：“什么是‘特殊的人’？”
“我不知道，”他猛烈摇头，“我真的不知道，我不敢和他们打交道，我只敢向他们行礼然后远远地躲开，我真的不知道。”
我被称为“特殊的人”，也许是因为我曾经接触过非正常事件，也许是因为我曾见过那个诡异的地下世界，也许是因为我帮小野老师和黄蜂仔抓住了百目多彦，有可能是很多原因——我知道自己很特殊，但是不知道他们看上了我什么，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已经盯上我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桃谷樱会莫名其妙地找我来调查婚外情，是不是因为有到了‘迎圣会’教团的授意？因为我是所谓的“特殊的人”？
想到这里我的心跳变快，联想前后我忽然有种感觉：桃谷樱的调查邀请其实是一场“他们”针对我的测试，而她突然终止了这个调查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测试已经有了结果。
那是什么样的结果？
“他们”在测试什么？
“他们”和我之前遇到的种种怪异事件是否有关？
我的后脊发凉，在这昏暗的杂物间烛火投下的光影中，我似乎又看到了那深埋于地下的白亮池塘，以及池塘中的——我心中不由得有些惧怕，于是立刻转移了话题：“告诉我，‘红龙银行’是什么？”
这个话题转折得是如此生硬，以至于王德贵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那张卡。”我提示他。
“啊啊，红龙，他们，他们是一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另一个超凡组织，他们好像很厉害。。。”
“你那么害怕这个‘红龙银行’，”我冷哼一声，“恐怕你知道的不止这些吧？”
“我，”他被我噎了一下，“好吧，‘迎圣会’与‘红龙银行’有联系，纯粹业务上的联系。‘红龙银行’是一个神秘的组织，他们好像会承接很多奇怪的业务，包括给一些非凡项目提供贷款，由于教团发展需要资金，所以干部就以‘超能力的开发和研究项目’为名联系上了‘红龙银行’并向‘红龙代理人’申请了贷款。那些钱当然不可能会花在什么狗屁‘超能力研究项目’上，干部们的计划就是如果‘红龙代理人’来检查项目情况，教团就会把我们这些只有‘微弱超能力’的人推到前面去当研究结果和申请更多资金的筹码。”
“有一次，有一个代理人，是一个很高很瘦的家伙，看起来非常阴森，我们照例表演了一下那些小把戏，他要求进行单独验证，轮到我的时候，他就那样坐在房间里，没有叫我坐下或者演示让电灯泡变暗，我们就那样僵持了五分钟，他忽然笑起来，他说，你很厉害的哦，你的相机很厉害哦。那时候我只有相机。他说，别想耍花样，我会盯紧你们的，他说，”王德贵浑身发抖，“我，我会，我会盯紧你的。”
他竟害怕成这样！所以在那天夜里他才表现得如此配合？
“那么那张卡片？”
“那是他们和雇主之间的契约证明，有的卡是记名的，有的是不记名的，记名卡的对象是人，不记名的对象是物品。我原以为那张和资料放在一起的不记名卡，就是牛山家委托红龙代理人针对那些资料提供托管服务的契约，他们的规矩是只要能出示那张卡就可以提供服务，所以我就。。。”
“好了。”他这个谎说得很不高明，首先和之前所谓“你竟然被红龙认可”的话有矛盾，更别说如果那真的是出示就可以获得服务的无记名契约凭证，为什么会和对象物品放在一起，那岂不是毫无意义吗？
当然，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结，就好像我根本不向纠结王德贵的话里有多少是真的一样——他的回答倒让我想起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那些材料上都写了什么？”
自1927年RB国内发生“昭和银行危机”之后，RB政府对国内金融业的把持和操控就日益加深，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期，RB逐渐进入所谓的“金融管制”时期，也就是通过颁布《银行法》、《军需企业制定金融机关制度》等法律法规，强制要求国内各银行与各军需企业、军用物资采买部门、军队技术研究部门配对，保证RB侵略军及附属于侵略军的各个企业、部门、组织能够优先获得充裕的资金，从而在经济上全面支持侵略战争的推进。
而牛山淳在战争时期，就是帝国银行中专理这一业务的负责人之一。
当时牛山淳主要负责与隶属于RB关东军相关研究部门之间的业务往来。其中联系最频繁的、恐怕也是和牛山私交最为密切的，应是当时“731”部队在东京分部的部门负责人北野政次，北野政次作为继“731部队”头号刽子手、战犯的石井四郎之后的第二号人物，于1942年前任“731部队”东京总部负责人，1942年被调往哈尔冰任“731部队”第二部队长。资料中有时任“731”部队第二代部队长的北野政次与牛山之间的多封来往书信，书信中的绝大多数内容都是北野向牛山抱怨石井四郎“策略保守”、“效率过低”、“对待‘马路他’（731部队中对中国人及中国实验活体的蔑称）过于仁慈”，以及为自己设计的更为变态的、更为邪恶恐怖血腥的实验计划进行大力鼓吹，当然，除此之外他还透漏出自己对于故乡东京的思念、对于前线战事的不满并要求牛山照顾好他的家人及在东京的资产。
战争末期，北野对战事的绝望溢于言表，他开始表述自己担心未来会上军事法庭并被判处死刑，希望牛山能够利用自己在东京的人脉关系为他脱罪，牛山亦有所应承。战争结束前一个月，通过牛山的运作，北野被调离哈尔冰来到上海，并在上海以军医部长的身份被俘，1946年与其他战犯一道被遣送回国。
森田的资料显示，牛山曾通过帝银的账目替北野隐瞒了巨额的私人财产，但是这些财产的大半最后又是经由牛山的手流出。而此时的北野似乎是有希望按一般军人身份而非战犯的身份被就地遣散的，但是此时苏联方面对外公布了“731部队”中主要负责人的名单，要求按国际特别法庭审批要求对这些战犯进行重点审理，而北野政次的名字赫然在名单上。
牛山再次为了自己这位“朋友”而奔波。资料显示牛山去拜访了一位神秘的美国人“约翰·华尔兹”上校，并带去了从北野那里获得的原“731部队”部分研究报告，似乎正是因此促成了后来的GHQ对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一干“731部队”战犯的全面保护。在其后的信件来往中，北野表示了对牛山的感谢，却又不满于美国人将石井四郎一并纳入到了保护当中：『石井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他不过是个坐享其成的官僚。』但是牛山的回应则要冷静得多：『愚有此安排，乃因米国方面曾反复强调石井的价值。其于君亦有益处，当知石井为一等档案项目中之一号负责人，若事后盟军追究起来必以其为罪首，余下不过附庸，量刑必有不同。况且米国方所承诺者名为保护，实际应为软禁，君之研究成果大半不在一等档案中，必不被认为是核心研究人员，不过三五载则可重获自由，盼君体量。』
与此同时，牛山淳还与其他的“731部队”干部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大多为各研究部的负责人或实际研究员，其中有人对牛山的救命之恩大为感激的，也有人对牛山的行为大为不耻的：“牛山君所为，虽于我等有活命之恩，但忘却了米国与我国互为仇敌之实！因小利而失大节，实为卖国求生、卖国求荣之举尔！百年后必被世人所唾弃哉！”
于是在GHQ的操作下，北野政次被藏于东京帝国大学内担任图书馆翻译，后美国方面又对其身份完成了进一步的改变和漂洗，最终他与石井双双从公众视线中消失，彻底被美军“保护”了起来。
而“731”部队的其他余孽，也因此一道摆脱了遭受审判的命运。除了被美军直接保护及雇佣的一等档案项目相关人员之外，大多数人以普通军人的身份被就地遣散。与其他被就地遣散的部队类似，原“731部队”的士兵、工作人员、研究员组成了“RB关东军给水防疫部队复原军人团”，并在东京和其他几个城市设立了联络站用以串联。
一如一些资料中所描述的，原RB侵略军的军官在美军的扶持下大多被留用在了RB战后设立的“第一、第二复原省”中。到1950年RB成立自卫队后，这部分军官又被调回自卫队中继续担任武职。而普通复原军人则在领到了微薄的遣散费后，就被要求立刻回到原籍，余生只能靠打零工、干苦力来勉强维持。
基于这样的现状，“RB关东军给水防疫部队复原军人团”多次向牛山提出如“需要金钱来谋生”、“家庭已经破裂，自己需要重新开始生活”之类的要求云云，而最终的结果就是在牛山的默许和帮助下，“RB关东军给水防疫部队复原军人团”协作完成了“帝银事件”这一震惊全国的抢劫杀人事件。
这就是那些资料中记载的全部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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