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六章 废城 1 初论
习惯观念的力量是强大的。
开疆拓土虽也被一些大臣攻讦为好大喜功、劳民伤财，但是身为万邦来朝的天朝上国，废城弃土却是大多数朝臣所难以想象的。当然，这只是在习惯上。
当形势十分不利、开拓无力，连守成都力不从心的情况下，也会有人觉得这城和土带来了巨大的麻烦、成为了国家巨大的负担，不如一抛了之。
更有人纯粹是自己无能、胆怯，拿不出任何办法，干脆回屋关门，过一天算一天。当年的高第就是如此。
固守边疆，关门弃土，这两种观点和人群在一定的客观形势之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不过，大多数文臣不愿意由自己说出弃土，以免名声不好。而干脆抛开这两种选择，积极的向外出击，在科举文臣这里基本是不存在的，尤其是王朝进入中期以后。
“老师与诸位爱卿说的都有道理，弃土不但使朝廷多年来数千万两的耗费化为流水，也确实有害于军心士气、有害于民心。朕也不想大曌的疆土在朕的手上越变越小、边关的百姓流离失所、被迫内迁。不过朕以为，有几个问题必须明确，必须说透，否则任何举动皆是盲动，徒耗民财民力，于国无益有害。”王战有条不紊的回应着孙承宗等人的意见。
“其一，大小凌河修筑完成，就能守住吗？更远的广宁诸城又能守得住吗？此次红歹为了立威大肆攻城，受损不小，若下次东奴带足粮草、围而不攻，把城里的人活活饿死怎么办？哪只援兵能在野外打败东奴解围？”
“其二，就算城保住了，能护住百姓、护住城外的庄稼吗？熟透的庄稼，让与东奴收割？”
“其三，若是护不住城外的百姓、庄稼，辽地所产便养不了辽地之兵，还是要关内输送巨量的辽饷。大曌还能这样持续几年？连年加派、水旱频仍，旱蝗并起、民不聊生！如今北方干旱，陕甘之地已经以人为食，落草为寇者在所多有。我大曌百姓如此之苦，朝廷还要加派，真要把他们都逼反吗？诸公就不怕到时候腹心糜烂，外患以外，又生内忧？”
王战将三个具体的问题摆在群臣面前，说罢，又将御案上的两封奏疏向前推了推：“因此类担忧，王之臣、阎鸣泰两大督臣也已上奏。”
听到两大督臣也有此类意思，群臣一时有些疑惑。他们都听得明白，皇帝不打算重建那些城池，但刚打了胜仗，两大督臣就提出类似担忧，实在是出乎所有人意料，包括魏忠贤、黄立极等人。
看到他们的神情，王战大致能猜到，魏忠贤一党早就预定好了要瓜分战功，而一旦袁崇焕被贬斥或因有功不赏而辞官，最合理去执掌关外的就是王之臣或阎鸣泰这两个督臣。但这两个家伙太胆小了，不愿意在关外面对东金，所以急急上奏主张放弃锦州，急到没来得及与魏忠贤等人商量——反正这一次的军功也足够魏忠贤一党用了，现在确保他们自己不去关外面对东金才是最重要的。
为了增加说服力，两大督臣还在奏疏中明确指出最初连袁崇焕都不敢派兵救锦州。
他们奏疏背后的意图与王战不同，但大部分内容确实可以为王战所用。
王战示意下，随堂太监沙哑的嗓音宣读起两封奏疏：
王之臣上奏，“臣闻关外各城堡，其垣墙垛口非不整峻，而大雨时行，多有塌损......我之肩背皆受敌之地也，乃第一吃紧全在粮饷接济......塔山低凹，逼近高山，非可守之地，其城垣亦且修筑未完......”
阎鸣泰上奏，“锦州遐僻奥区，原非扼要之地，当日议修已属失策......今若非圣上集兵之策，袁崇焕亦难救之......”
听完了在外的两位督臣的奏疏，群臣都有些愕然：这怎么刚打完胜仗就有弃土的意思？看这意思皇帝居然赞同。
王战确实不打算再修那么多城池，但出发点却与群臣想的不一样。这两封奏疏，也不过是恰好契合了自己的目的，所以王战将之推了出来。
事实上，这两封奏疏与史书之上大体相同，都主张放弃锦州诸城。理由也都是说城墙朽坏，说锦州补给需经过辽西走廊，而辽西走廊太窄，敌军很容易在杏山、松山截断补给与援军，将锦州变成孤城。
奏疏上的内容，符合二人面对建州叛臣的胆怯，哪怕是在宁锦守城之战已经取得胜利的情况下，这种胆怯也没有消去，彼此两世皆如此。
只是在王战到来的时空下，上疏时间有所提前罢了。
来到此间已经一月有余，王战大致确定，眼前的大曌与史书中的大明没什么两样。
西北和东北边镇的失地农民很多人走投无路，为了活命，投身军伍混口饭吃，成为战兵或驿卒。其实这些人绝大多数原本就是军户，只不过现在的军户受到的盘剥比普通农民更多一道手续、更残酷，因为他们还要受到卫所军官、军法和军户户籍的制约，所以为了求口饭吃，只好投入战兵这个募兵体系。
但是自万历以来，为了对付东金，朝廷屡次向百姓加征，虽然表面上军费大增，但军费无论增加多少，最后还是被文臣武将和宦官等所有经手之人吞没绝大部分，因此西北和东北边镇投入战兵体系的这些穷人依旧缺饷严重。
尤其是西北边镇，因为地理和气候的原因，比东北更为贫困。作为底层士卒，还要被将领们白使唤，当牛做马，常常是衣不蔽体，难以糊口，甚至不得不将当兵障身的铠甲刀矛卖掉，更甚者卖妻鬻子，只为一口吃食。穷民走投无路投身军伍，本就为能有粮饷、有口饭吃，却被克扣至几欲饿死的地步，如此情形，怎么能不杀官造反？
史书上明末之时，天启末、崇祯初，欠饷有多至三十六个月的，现时大曌也好点不多。
王战记得很清楚，史书之上，宁锦大捷之后，袁崇焕有功却难赏，功劳都被魏忠贤一党分去了，故而辞官归乡。接替袁崇焕做辽东督师的王之臣上疏，内容便与现在的奏疏差不多，建议放弃锦州诸城。
当时天启帝的批复是“孤城抗虏业有明效，责成三帅照依信地用心防御，有进无退，无容示怯，以启戎心”，有进无退，不允弃城。可之后不久他便驾崩，崇祯登基，督师王之臣与天子和朝臣们商议之后，还是于崇祯元年二三月间彻底放弃锦州、高桥、杏山、塔山。
无论理由多么堂皇，无非是兵不敢战，孤城难守，督臣胆怯。
奏疏说城墙被雨淋坏了，说这些城池都不容易补给，说塔山地势也不好、不利于防守。说这么多是什么意思？无非是害怕、想放弃这些关外的城池，离敌人远一点。
城墙被雨淋坏？此时没大旱就不错了，山海关外何时有了这样经常性的“时行”大雨？
当然，客观上还有粮饷的沉重压力
之前，大曌天启元年，户部尚书李汝华上疏条陈：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到万历四十八年十二月，仅仅两年半，辽饷就发放了二千零一十八万八千三百六十六两！
发了这么多，“自己”还要被缺饷问题逼得问户部“何至外解中断，动以请帑为事”，最后只能“饷库一空.....朕衷姑准发帑五十万，作速解发，以救燃眉”，只能狠狠的说“各边镇、所、营、屯原有额设兵马足防虏患，乃地方文武官员偷安忘警，平时通不操练，军多占役，马多亏损。及至虏寇躏入，百无一备，以致杀掠人畜、失蹈城池，深为可恨。”
显然，国库空荡荡。银子没少发，士卒却没得到几分。除了少数将领及其部伍，其余的战力大多指望不上，督师高官也因此而都害怕面对东金。
王战很清楚，无论怎么说，现在关键的就是钱粮。本来自己练新军就钱粮压力巨大，若是再满足了袁崇焕辽西筑城的要求，后续自己对于新军的计划必然被钱粮空乏所压垮。压垮之后，关外再有围城打援的战事指望谁？整个大曌指望谁？
正好有王之臣和阎鸣泰这两个胆小鬼的奏疏可以顺势借用，比自己一个人主张多少能省些力气。
至于什么补给困难、援军难至、易成孤城这等理由，王战倒是真没当回事。不能战、不敢战，哪里不是孤城？即使身处四通八达的大平原，人家照样把你围成孤城，你能怎么样？哪只军队敢去解救？
开疆拓土虽也被一些大臣攻讦为好大喜功、劳民伤财，但是身为万邦来朝的天朝上国，废城弃土却是大多数朝臣所难以想象的。当然，这只是在习惯上。
当形势十分不利、开拓无力，连守成都力不从心的情况下，也会有人觉得这城和土带来了巨大的麻烦、成为了国家巨大的负担，不如一抛了之。
更有人纯粹是自己无能、胆怯，拿不出任何办法，干脆回屋关门，过一天算一天。当年的高第就是如此。
固守边疆，关门弃土，这两种观点和人群在一定的客观形势之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不过，大多数文臣不愿意由自己说出弃土，以免名声不好。而干脆抛开这两种选择，积极的向外出击，在科举文臣这里基本是不存在的，尤其是王朝进入中期以后。
“老师与诸位爱卿说的都有道理，弃土不但使朝廷多年来数千万两的耗费化为流水，也确实有害于军心士气、有害于民心。朕也不想大曌的疆土在朕的手上越变越小、边关的百姓流离失所、被迫内迁。不过朕以为，有几个问题必须明确，必须说透，否则任何举动皆是盲动，徒耗民财民力，于国无益有害。”王战有条不紊的回应着孙承宗等人的意见。
“其一，大小凌河修筑完成，就能守住吗？更远的广宁诸城又能守得住吗？此次红歹为了立威大肆攻城，受损不小，若下次东奴带足粮草、围而不攻，把城里的人活活饿死怎么办？哪只援兵能在野外打败东奴解围？”
“其二，就算城保住了，能护住百姓、护住城外的庄稼吗？熟透的庄稼，让与东奴收割？”
“其三，若是护不住城外的百姓、庄稼，辽地所产便养不了辽地之兵，还是要关内输送巨量的辽饷。大曌还能这样持续几年？连年加派、水旱频仍，旱蝗并起、民不聊生！如今北方干旱，陕甘之地已经以人为食，落草为寇者在所多有。我大曌百姓如此之苦，朝廷还要加派，真要把他们都逼反吗？诸公就不怕到时候腹心糜烂，外患以外，又生内忧？”
王战将三个具体的问题摆在群臣面前，说罢，又将御案上的两封奏疏向前推了推：“因此类担忧，王之臣、阎鸣泰两大督臣也已上奏。”
听到两大督臣也有此类意思，群臣一时有些疑惑。他们都听得明白，皇帝不打算重建那些城池，但刚打了胜仗，两大督臣就提出类似担忧，实在是出乎所有人意料，包括魏忠贤、黄立极等人。
看到他们的神情，王战大致能猜到，魏忠贤一党早就预定好了要瓜分战功，而一旦袁崇焕被贬斥或因有功不赏而辞官，最合理去执掌关外的就是王之臣或阎鸣泰这两个督臣。但这两个家伙太胆小了，不愿意在关外面对东金，所以急急上奏主张放弃锦州，急到没来得及与魏忠贤等人商量——反正这一次的军功也足够魏忠贤一党用了，现在确保他们自己不去关外面对东金才是最重要的。
为了增加说服力，两大督臣还在奏疏中明确指出最初连袁崇焕都不敢派兵救锦州。
他们奏疏背后的意图与王战不同，但大部分内容确实可以为王战所用。
王战示意下，随堂太监沙哑的嗓音宣读起两封奏疏：
王之臣上奏，“臣闻关外各城堡，其垣墙垛口非不整峻，而大雨时行，多有塌损......我之肩背皆受敌之地也，乃第一吃紧全在粮饷接济......塔山低凹，逼近高山，非可守之地，其城垣亦且修筑未完......”
阎鸣泰上奏，“锦州遐僻奥区，原非扼要之地，当日议修已属失策......今若非圣上集兵之策，袁崇焕亦难救之......”
听完了在外的两位督臣的奏疏，群臣都有些愕然：这怎么刚打完胜仗就有弃土的意思？看这意思皇帝居然赞同。
王战确实不打算再修那么多城池，但出发点却与群臣想的不一样。这两封奏疏，也不过是恰好契合了自己的目的，所以王战将之推了出来。
事实上，这两封奏疏与史书之上大体相同，都主张放弃锦州诸城。理由也都是说城墙朽坏，说锦州补给需经过辽西走廊，而辽西走廊太窄，敌军很容易在杏山、松山截断补给与援军，将锦州变成孤城。
奏疏上的内容，符合二人面对建州叛臣的胆怯，哪怕是在宁锦守城之战已经取得胜利的情况下，这种胆怯也没有消去，彼此两世皆如此。
只是在王战到来的时空下，上疏时间有所提前罢了。
来到此间已经一月有余，王战大致确定，眼前的大曌与史书中的大明没什么两样。
西北和东北边镇的失地农民很多人走投无路，为了活命，投身军伍混口饭吃，成为战兵或驿卒。其实这些人绝大多数原本就是军户，只不过现在的军户受到的盘剥比普通农民更多一道手续、更残酷，因为他们还要受到卫所军官、军法和军户户籍的制约，所以为了求口饭吃，只好投入战兵这个募兵体系。
但是自万历以来，为了对付东金，朝廷屡次向百姓加征，虽然表面上军费大增，但军费无论增加多少，最后还是被文臣武将和宦官等所有经手之人吞没绝大部分，因此西北和东北边镇投入战兵体系的这些穷人依旧缺饷严重。
尤其是西北边镇，因为地理和气候的原因，比东北更为贫困。作为底层士卒，还要被将领们白使唤，当牛做马，常常是衣不蔽体，难以糊口，甚至不得不将当兵障身的铠甲刀矛卖掉，更甚者卖妻鬻子，只为一口吃食。穷民走投无路投身军伍，本就为能有粮饷、有口饭吃，却被克扣至几欲饿死的地步，如此情形，怎么能不杀官造反？
史书上明末之时，天启末、崇祯初，欠饷有多至三十六个月的，现时大曌也好点不多。
王战记得很清楚，史书之上，宁锦大捷之后，袁崇焕有功却难赏，功劳都被魏忠贤一党分去了，故而辞官归乡。接替袁崇焕做辽东督师的王之臣上疏，内容便与现在的奏疏差不多，建议放弃锦州诸城。
当时天启帝的批复是“孤城抗虏业有明效，责成三帅照依信地用心防御，有进无退，无容示怯，以启戎心”，有进无退，不允弃城。可之后不久他便驾崩，崇祯登基，督师王之臣与天子和朝臣们商议之后，还是于崇祯元年二三月间彻底放弃锦州、高桥、杏山、塔山。
无论理由多么堂皇，无非是兵不敢战，孤城难守，督臣胆怯。
奏疏说城墙被雨淋坏了，说这些城池都不容易补给，说塔山地势也不好、不利于防守。说这么多是什么意思？无非是害怕、想放弃这些关外的城池，离敌人远一点。
城墙被雨淋坏？此时没大旱就不错了，山海关外何时有了这样经常性的“时行”大雨？
当然，客观上还有粮饷的沉重压力
之前，大曌天启元年，户部尚书李汝华上疏条陈：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到万历四十八年十二月，仅仅两年半，辽饷就发放了二千零一十八万八千三百六十六两！
发了这么多，“自己”还要被缺饷问题逼得问户部“何至外解中断，动以请帑为事”，最后只能“饷库一空.....朕衷姑准发帑五十万，作速解发，以救燃眉”，只能狠狠的说“各边镇、所、营、屯原有额设兵马足防虏患，乃地方文武官员偷安忘警，平时通不操练，军多占役，马多亏损。及至虏寇躏入，百无一备，以致杀掠人畜、失蹈城池，深为可恨。”
显然，国库空荡荡。银子没少发，士卒却没得到几分。除了少数将领及其部伍，其余的战力大多指望不上，督师高官也因此而都害怕面对东金。
王战很清楚，无论怎么说，现在关键的就是钱粮。本来自己练新军就钱粮压力巨大，若是再满足了袁崇焕辽西筑城的要求，后续自己对于新军的计划必然被钱粮空乏所压垮。压垮之后，关外再有围城打援的战事指望谁？整个大曌指望谁？
正好有王之臣和阎鸣泰这两个胆小鬼的奏疏可以顺势借用，比自己一个人主张多少能省些力气。
至于什么补给困难、援军难至、易成孤城这等理由，王战倒是真没当回事。不能战、不敢战，哪里不是孤城？即使身处四通八达的大平原，人家照样把你围成孤城，你能怎么样？哪只军队敢去解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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