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八章 废城 3 抱团的文臣
看着宝座下静立的群臣，王战心中泛起了一些东西。
去年三月初四，因为多年来从前至后、从李维翰至杨镐、郑之范、直至熊廷弼、王化贞皆屡战屡败，从开原至广宁全辽尽丧，“自己”感到“切齿痛心”，发下圣谕：
“委用俱不得人......实事毫无，全辽尽陷，每一言念，切齿痛心，皆因文武不和，互为欺玩。武臣则逢迎朘削以失军士之心，文臣或偏执徇私以掣武臣之肘，骗官盗饷视为固然，妬功害成牢不可破，欺蔽日甚......”
对武臣克扣军饷、贪墨军功、文臣徇私掣肘、骗官盗饷的痛心与失望之下，“自己”决定在各地设立镇守太监，实际上就是俗称的监军太监。
“令司礼监秉笔太监总督忠勇营兼掌御马监印务刘应坤为镇守太监，镇守山海。”
刘应坤如今在宁远。
“令乾清宫管事提督忠勇营御马监太监陶文、纪用为左右镇守太监。”
纪用如今在锦州。
“令乾清宫打卯牌子忠勇营中军御马监太监孙茂霖、武俊、王朝为分守中军太监，仍俱在山海关驻扎。”
派出这些太监，目的是“粮饷器械数目，官兵马匹强弱，务用心清查，毋容滥恶冒破......据实直写密封，不时星驰来奏”，且并不允其干预作战，“凡军中战守一应事务，著听文武将官持议而行，毋令掣肘”。
但是这派宦官出镇山海辽东之举，迎来的是举朝反对，包括黄立极、冯铨、顾秉谦这些阉党大员，也有王永光、王绍徽这样被骂为阉党但经常与魏忠贤意见不一的人。
圣谕既下，第三天，顾秉谦、丁绍轼、黄立极、冯铨等人就上疏反对：“皇上特遣内臣镇守山海，命臣等拟谕进呈矣，乃连日闻外廷议论纷纷，人心惶惧，皆以为不可......宁远道将一片死守之心，倘见皇上别遣内臣，将恐皇上之有疑于诸臣，而诸臣不敢任。又见别遣之人一有干与，且将尽诿卸于内臣，而诸臣不肯任......至若兵饷之数目，功罪之情状，廵关御史自可身经目睹......亦何烦多此一番举动乎？”
当时的兵部尚书王永光亦上疏：“高皇帝时各边未有镇守，夫高皇帝创业圣主也，不设立镇守，定有深意......然内臣帐下岂尽以内臣之心为心，而不相牴牾乎？袁崇焕誓死报国，必能与内臣悉心商确，其图灭虏，然崇焕部下岂尽以崇焕之心为心，而不相疑忌乎？......专任袁崇焕以一事权，而随以六内臣拥聚斗大一关，事权不愈棼乎？万一袁崇焕瞻迴顾望，致误封疆，则此罪崇焕任之乎？内臣任之乎？惟是钱谷冒破，信非内臣不能清，或间遣一二人出其不意即可稽覆奸弊，无烦设立镇守......皇上如不以臣言为然，乞敕下廷臣集议，务求万全之策，无以封疆为尝。”。
作为兵部尚书，王永光明确反对设立监军太监，赞同袁崇焕专一事权。对于皇帝希望监查吃空饷、贪墨钱粮之举，王永光建议随机突然派人，出其不意的查就可以，不必给太监设立固定职位。
第四天，顾秉谦、丁绍轼、黄立极、冯铨等人借着兵部尚书王永光这专管军事之人的奏疏，再次上奏反对派遣监军太监：“夫边计固本兵之专职也，今内臣一出，彼得藉以稍分其责......封疆之事成於同而坏於异，而委任不专，事权不一，则乖异之渐所繇开也......不妨如枢臣议，量遣一二人出其不意，事竣速还......使知皇上委任之专，事权之重”。
顾秉谦、丁绍轼、黄立极、冯铨等大员都赞成王永光“随机派人抽查，不给太监设固定职位”的建议。
第七天，吏部尚书王绍徽以及整个吏部衙门集体上疏反对设立镇守太监。
第十一天，兵部尚书王永光再次上疏反对设立监军太监：“奴报紧急，遣内臣镇守，兵柄四分，人心惶惑。臣忆先帝......值此大利大害，若惧祸缄默甘同寒蝉，生何以事皇上？死何以见先帝于地下乎？......”
王永光把天启的父亲泰昌帝临终托孤都搬出来了，而且提起尧舜之君，暗指派出镇守太监不是尧舜之举，用词不可谓不重了。
但还是没拦住“自己”。“自己”实在是不知道那些督臣和武将有几人几分可信，所以坚决无比地派出了镇守太监——以家奴来获取信息。
到了十一月底，又在宣、大、山西三镇派驻镇守太监五人。
因为极力反对设立监军太监，当时王永光已经被“自己”打发到南京去了，结果新接任的兵部尚书冯嘉会还是上疏反对：“国家设督抚重臣，假之节以弹压将吏，控驭边疆，而军旅之事不以烦及内臣者，诚慎之也......”
在这段持续了九个月的君臣辩驳攻防当中，五月初六王恭厂大爆炸之后，兵部尚书王永光等大臣还有多次上疏。
其中吏部尚书王绍徽于六月两次千言上疏：
“海内多故，东有奴酋之警，南兴问罪之师，朝有营建之役，州县征税之贮上供殆尽，内府累世之积日渐消耗，当事之臣姑为一切不得已之计，以佐经费。税粮外有杂徵，徵外复有加派，诛求已尽于錙銖，剥削直入于骨髓......”
王绍徽在数千言的奏疏中明言，担心三大殿营造给朝廷财政造成重大负担，担心辽饷加征、诸般私加滥派让百姓不堪重负，担心饥寒交迫的百姓造反，希望皇帝修省自身，辨明轻重缓急，分清本末，明断主次。
“辽左之复可以岁月计，难以卒办，要在定守局、覆实饷，量物力之所入，可持久以待奴酋之敝......”
对辽东，王绍徽在奏疏中的几个主张很明确也很明智：以守为主，不求速胜；核实兵额兵饷以做到实兵实饷，避免巨额的辽饷被飘没分润，这样就可以避免对老百姓更多的杂派加征；以大曌巨大的国力物力来持久消耗辽东一隅的东奴，使东奴凋敝，不战自败；对朝政，主张不要诛杀过多的大臣。
其实这些奏疏里面的有些批评建议已经与魏忠贤、崔呈秀有了极大的冲突：诛杀之人多数实为死于魏忠贤之手；极力主张派内官监军的也是魏忠贤，目的自然是掠取军功；三大殿营造更是崔呈秀贪财揽功、升官发财的来源。
所有这些阉党重臣，从尚书到阁老，全都反对派遣太监出镇监军，支持让袁崇焕专一事权、集中指挥，实质是反对皇帝信重太监的行为。
从这近一年的坚决反对也可以看出，这些被骂为阉党的文臣，究竟是自甘堕落与魏忠贤沆瀣一气、事事唯魏忠贤马首是瞻，还是为求存于朝堂而不得已托庇于魏忠贤：面对扩大太监权力的举动，阉党的绝大多数文臣也是极力反对的，绝不是事事都顺着魏忠贤。
魏忠贤这大太监，对这些大臣如此坚决的反对太监监军自然甚是恼怒，只是他最终却没能怎么样这些大臣：
魏忠贤不傻，知道自己终究不能跟所有这些人都翻脸，更不能把所有这些人全都下狱----毕竟他是太监，是内官，明面上、朝廷法理上，他没有在朝堂上提任何建议的权力。朝堂之上如果没有这些靠近自己的朝廷重臣，他就会立刻失去影响朝政的能力，有许多事都没法办，连自身都难保。
从实质上说，这些大臣虽是抱团反对皇帝和魏忠贤，但魏忠贤和这些大臣也是抱团取暖、互相协助，对抗一心要把非东林排斥出朝堂的东林。失去了彼此，他们在东林面前都是自身难保。
所以魏忠贤也只能忍着，虽然把王永光撵去了南京，顾秉谦、王绍徽后来更是辞官了，但魏忠贤也没进一步把他们怎么样。
事实上，在派遣内官太监出镇监军这件事情上，如果不是“自己”对于兵额和军饷的疑虑极大，在阁老尚书的反对声浪面前、在一道道反对的奏疏面前坚持派内官监军，凭魏忠贤是派不成内官监军的。
也是因为去年这些事，魏忠贤对皇帝现在的举动才是极度窃喜。皇帝对兵额军饷的疑虑，就是派出亲信太监的机会，当然也是将来进一步掠取军功、大肆获取封赏的机会。
不过内心极度的窃喜之余，对皇帝渐进的变化，魏忠贤也有些莫名的感觉，却又抓不到任何头绪。
不止魏忠贤，其实所有这些人谁都不知道，是否筑城确实是一件大事，但在皇帝这，绝不是最大的事，不过是个引子而已。
“圣上，封赏是应有之义，但令大军进京大可不必。朝廷自有定例，大军不得擅入京城。”在众人的担心之中，李国普却是注意到了皇帝让大军进京受赏，不由大为担心，连忙出言阻止或者说提醒皇帝。
“臣附议，此次大捷令将帅领赏即可，军中亦可派大臣携赏赐、宣圣意以激励之，不必令其进京。还请圣上三思。”孙承宗也出言反对。
“臣附议。”
......
大臣们纷纷反对：边军入京？那怎么得了？实在是易生祸端。
“众位爱卿不必担心，朕自有考量，此事稍后再说。还是先说说钱粮与军饷。”王战不慌不忙地把控住议题。
“方才说军饷要用到将士身上，那这军饷从何而来呢？张爱卿说每家每户不过几钱银子，那为什么那么多流民呐？更有甚者，居然还有杀官造反的。”王战又看向张瑞图。
“启奏陛下，多地天灾严重，旱蝗并起，颗粒无收。”张瑞图回到。
“天灾是不假，可是只有天灾吗？”王战反问道，“若是百姓家中有十石米，即便不饱足，亦可令一家五口活过一年，何必冒着杀头的危险造反？显然，百姓没有。辛苦劳作半生，居然连活过一年的口粮都积储不下。”
“若是我大曌各地的府库都充足，州县官员实心任事，即便是有天灾，官府免去税赋，再施以救济，百姓还会流离失所吗？不是实在活不下去，谁愿意抛弃祖宅、田亩，背井离乡阖家乞讨？但凡还有口吃的，谁会铤而走险杀官造反？”
“若是州县官员，对国初太祖时就修建完成的水渠、蓄水池时常修缮，年年清淤，除非江河彻底断流，否则绝不会颗粒无收。即便江河断流，府库若有钱粮，一样可以挖掘深井，打制水车，一样不会颗粒无收，怎么就背井离乡了？”
“国朝最低的田赋是三升三合五勺，即使再加上辽饷，均摊下来，每户也不过负担数钱银子，仍然不高。可是如此之低的田赋与加征，为什么百姓会逃亡、会拿自家的土地投献给别人？”
说到这里，王战停了下来，群臣则大为惊异：田赋，投献！皇帝怎么忽然说这些？
这些问题本就不好回答，种种思虑中，殿上一片寂静。
“便是因为除了这朝廷正赋之外还有让他们活不下去的私加滥派。这些私加滥派落入了谁的囊中？我大曌投献田亩的佃户至少与主家五五分账，甚至还有三七分账，亩产若是一石，便要交给主家五斗租甚至七斗租。便按五五分账算，投献之人宁可忍受五五分账的重赋，逃亡之人宁可去要饭也不愿意继续耕种自己的土地、不愿意自己面对地方官吏、面对所谓的朝廷税赋，可见，这些私加滥派远远超过了五五分账所要付出的田租，已经足够把老百姓逼死。”
“百姓或是拿自家的田亩投献给士绅，或是背井离乡，甚至杀官造反，朕思来想去，只能是三个原因。其一，朝廷所定税赋虽低，百姓实际缴纳的税赋却过重，致使其家无余粮，稍有灾害便有饿死之危险。甚至没有灾害也入不敷出。其二，各地官府府库空虚，拿不出钱粮救济。其三，乡间农田水利尽毁，毫无抵抗天灾、生产自救之能力。”
“所以，诸位爱卿好好想想，加征加派还要继续吗？还要把捉襟见肘的钱粮用到筑城上吗？诸公能保证，这加派真能均摊到天下每一亩田地上而不是都加到穷家小户的田地上吗？”
王战说出了群臣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皇帝会说的话。
面对皇帝的问话，群臣无人能予保证，心中更是升起寒意：皇帝去年要设镇守太监的时候说过‘偏执徇私、掣肘武臣、骗官盗饷’，但也就是泛泛的说说而已，今日这是怎么了？竟有越说越细、追根究底之势，竟然追问税赋的来源！
“面对满朝官员说话，实质便是对天下士绅、读书人说话，皇帝怎么能这么说？”寒意之后，群臣心中随之生起了隐隐的怒意。
“圣上，国朝税赋自有定制，加派亦是均摊于百姓各家，亦是为解家国之危急，实无多虑之必要。”
“确实如此，只待东奴之祸患弭平，百姓自无现在之负担。”
“军饷钱粮监察之事，去年诸位大人已多次上疏，随时派出御史突查便可，实无必要在御史之外另行安排。”
......
反应过来之后，满朝大臣纷纷言说税赋之定制、言说现下加征中的家国大义，反对御史之外的监察，无一人去说五五分账甚至三七分账之沉重田租，没有任何实质的回答。
“哼，一涉及到赋税钱粮，一涉及到监察，还真是抱团啊！”看着所谓的臣子，王战心中冷哼。
“大曌军人能战敢战，要城墙何用？早该向边疆进发，收复失地。不能战不敢战，坚城亦为废城。没有敢战强兵，东奴一来便要我大曌举国来救，否则便只能躲在城里面生生饿死，纵想做缩头乌龟亦不可得，这城继续筑下去有何意义？便是为了让百姓不堪重负吗？”
王战声音不高，也不去顺着群臣的话去争辩，只是坚定的抛出反问。
面对不上套路的皇帝，群臣再度静了下来。
......
“圣上是要弃土吗？”寂静中，一个并不激昂的声音惊醒了众人。
去年三月初四，因为多年来从前至后、从李维翰至杨镐、郑之范、直至熊廷弼、王化贞皆屡战屡败，从开原至广宁全辽尽丧，“自己”感到“切齿痛心”，发下圣谕：
“委用俱不得人......实事毫无，全辽尽陷，每一言念，切齿痛心，皆因文武不和，互为欺玩。武臣则逢迎朘削以失军士之心，文臣或偏执徇私以掣武臣之肘，骗官盗饷视为固然，妬功害成牢不可破，欺蔽日甚......”
对武臣克扣军饷、贪墨军功、文臣徇私掣肘、骗官盗饷的痛心与失望之下，“自己”决定在各地设立镇守太监，实际上就是俗称的监军太监。
“令司礼监秉笔太监总督忠勇营兼掌御马监印务刘应坤为镇守太监，镇守山海。”
刘应坤如今在宁远。
“令乾清宫管事提督忠勇营御马监太监陶文、纪用为左右镇守太监。”
纪用如今在锦州。
“令乾清宫打卯牌子忠勇营中军御马监太监孙茂霖、武俊、王朝为分守中军太监，仍俱在山海关驻扎。”
派出这些太监，目的是“粮饷器械数目，官兵马匹强弱，务用心清查，毋容滥恶冒破......据实直写密封，不时星驰来奏”，且并不允其干预作战，“凡军中战守一应事务，著听文武将官持议而行，毋令掣肘”。
但是这派宦官出镇山海辽东之举，迎来的是举朝反对，包括黄立极、冯铨、顾秉谦这些阉党大员，也有王永光、王绍徽这样被骂为阉党但经常与魏忠贤意见不一的人。
圣谕既下，第三天，顾秉谦、丁绍轼、黄立极、冯铨等人就上疏反对：“皇上特遣内臣镇守山海，命臣等拟谕进呈矣，乃连日闻外廷议论纷纷，人心惶惧，皆以为不可......宁远道将一片死守之心，倘见皇上别遣内臣，将恐皇上之有疑于诸臣，而诸臣不敢任。又见别遣之人一有干与，且将尽诿卸于内臣，而诸臣不肯任......至若兵饷之数目，功罪之情状，廵关御史自可身经目睹......亦何烦多此一番举动乎？”
当时的兵部尚书王永光亦上疏：“高皇帝时各边未有镇守，夫高皇帝创业圣主也，不设立镇守，定有深意......然内臣帐下岂尽以内臣之心为心，而不相牴牾乎？袁崇焕誓死报国，必能与内臣悉心商确，其图灭虏，然崇焕部下岂尽以崇焕之心为心，而不相疑忌乎？......专任袁崇焕以一事权，而随以六内臣拥聚斗大一关，事权不愈棼乎？万一袁崇焕瞻迴顾望，致误封疆，则此罪崇焕任之乎？内臣任之乎？惟是钱谷冒破，信非内臣不能清，或间遣一二人出其不意即可稽覆奸弊，无烦设立镇守......皇上如不以臣言为然，乞敕下廷臣集议，务求万全之策，无以封疆为尝。”。
作为兵部尚书，王永光明确反对设立监军太监，赞同袁崇焕专一事权。对于皇帝希望监查吃空饷、贪墨钱粮之举，王永光建议随机突然派人，出其不意的查就可以，不必给太监设立固定职位。
第四天，顾秉谦、丁绍轼、黄立极、冯铨等人借着兵部尚书王永光这专管军事之人的奏疏，再次上奏反对派遣监军太监：“夫边计固本兵之专职也，今内臣一出，彼得藉以稍分其责......封疆之事成於同而坏於异，而委任不专，事权不一，则乖异之渐所繇开也......不妨如枢臣议，量遣一二人出其不意，事竣速还......使知皇上委任之专，事权之重”。
顾秉谦、丁绍轼、黄立极、冯铨等大员都赞成王永光“随机派人抽查，不给太监设固定职位”的建议。
第七天，吏部尚书王绍徽以及整个吏部衙门集体上疏反对设立镇守太监。
第十一天，兵部尚书王永光再次上疏反对设立监军太监：“奴报紧急，遣内臣镇守，兵柄四分，人心惶惑。臣忆先帝......值此大利大害，若惧祸缄默甘同寒蝉，生何以事皇上？死何以见先帝于地下乎？......”
王永光把天启的父亲泰昌帝临终托孤都搬出来了，而且提起尧舜之君，暗指派出镇守太监不是尧舜之举，用词不可谓不重了。
但还是没拦住“自己”。“自己”实在是不知道那些督臣和武将有几人几分可信，所以坚决无比地派出了镇守太监——以家奴来获取信息。
到了十一月底，又在宣、大、山西三镇派驻镇守太监五人。
因为极力反对设立监军太监，当时王永光已经被“自己”打发到南京去了，结果新接任的兵部尚书冯嘉会还是上疏反对：“国家设督抚重臣，假之节以弹压将吏，控驭边疆，而军旅之事不以烦及内臣者，诚慎之也......”
在这段持续了九个月的君臣辩驳攻防当中，五月初六王恭厂大爆炸之后，兵部尚书王永光等大臣还有多次上疏。
其中吏部尚书王绍徽于六月两次千言上疏：
“海内多故，东有奴酋之警，南兴问罪之师，朝有营建之役，州县征税之贮上供殆尽，内府累世之积日渐消耗，当事之臣姑为一切不得已之计，以佐经费。税粮外有杂徵，徵外复有加派，诛求已尽于錙銖，剥削直入于骨髓......”
王绍徽在数千言的奏疏中明言，担心三大殿营造给朝廷财政造成重大负担，担心辽饷加征、诸般私加滥派让百姓不堪重负，担心饥寒交迫的百姓造反，希望皇帝修省自身，辨明轻重缓急，分清本末，明断主次。
“辽左之复可以岁月计，难以卒办，要在定守局、覆实饷，量物力之所入，可持久以待奴酋之敝......”
对辽东，王绍徽在奏疏中的几个主张很明确也很明智：以守为主，不求速胜；核实兵额兵饷以做到实兵实饷，避免巨额的辽饷被飘没分润，这样就可以避免对老百姓更多的杂派加征；以大曌巨大的国力物力来持久消耗辽东一隅的东奴，使东奴凋敝，不战自败；对朝政，主张不要诛杀过多的大臣。
其实这些奏疏里面的有些批评建议已经与魏忠贤、崔呈秀有了极大的冲突：诛杀之人多数实为死于魏忠贤之手；极力主张派内官监军的也是魏忠贤，目的自然是掠取军功；三大殿营造更是崔呈秀贪财揽功、升官发财的来源。
所有这些阉党重臣，从尚书到阁老，全都反对派遣太监出镇监军，支持让袁崇焕专一事权、集中指挥，实质是反对皇帝信重太监的行为。
从这近一年的坚决反对也可以看出，这些被骂为阉党的文臣，究竟是自甘堕落与魏忠贤沆瀣一气、事事唯魏忠贤马首是瞻，还是为求存于朝堂而不得已托庇于魏忠贤：面对扩大太监权力的举动，阉党的绝大多数文臣也是极力反对的，绝不是事事都顺着魏忠贤。
魏忠贤这大太监，对这些大臣如此坚决的反对太监监军自然甚是恼怒，只是他最终却没能怎么样这些大臣：
魏忠贤不傻，知道自己终究不能跟所有这些人都翻脸，更不能把所有这些人全都下狱----毕竟他是太监，是内官，明面上、朝廷法理上，他没有在朝堂上提任何建议的权力。朝堂之上如果没有这些靠近自己的朝廷重臣，他就会立刻失去影响朝政的能力，有许多事都没法办，连自身都难保。
从实质上说，这些大臣虽是抱团反对皇帝和魏忠贤，但魏忠贤和这些大臣也是抱团取暖、互相协助，对抗一心要把非东林排斥出朝堂的东林。失去了彼此，他们在东林面前都是自身难保。
所以魏忠贤也只能忍着，虽然把王永光撵去了南京，顾秉谦、王绍徽后来更是辞官了，但魏忠贤也没进一步把他们怎么样。
事实上，在派遣内官太监出镇监军这件事情上，如果不是“自己”对于兵额和军饷的疑虑极大，在阁老尚书的反对声浪面前、在一道道反对的奏疏面前坚持派内官监军，凭魏忠贤是派不成内官监军的。
也是因为去年这些事，魏忠贤对皇帝现在的举动才是极度窃喜。皇帝对兵额军饷的疑虑，就是派出亲信太监的机会，当然也是将来进一步掠取军功、大肆获取封赏的机会。
不过内心极度的窃喜之余，对皇帝渐进的变化，魏忠贤也有些莫名的感觉，却又抓不到任何头绪。
不止魏忠贤，其实所有这些人谁都不知道，是否筑城确实是一件大事，但在皇帝这，绝不是最大的事，不过是个引子而已。
“圣上，封赏是应有之义，但令大军进京大可不必。朝廷自有定例，大军不得擅入京城。”在众人的担心之中，李国普却是注意到了皇帝让大军进京受赏，不由大为担心，连忙出言阻止或者说提醒皇帝。
“臣附议，此次大捷令将帅领赏即可，军中亦可派大臣携赏赐、宣圣意以激励之，不必令其进京。还请圣上三思。”孙承宗也出言反对。
“臣附议。”
......
大臣们纷纷反对：边军入京？那怎么得了？实在是易生祸端。
“众位爱卿不必担心，朕自有考量，此事稍后再说。还是先说说钱粮与军饷。”王战不慌不忙地把控住议题。
“方才说军饷要用到将士身上，那这军饷从何而来呢？张爱卿说每家每户不过几钱银子，那为什么那么多流民呐？更有甚者，居然还有杀官造反的。”王战又看向张瑞图。
“启奏陛下，多地天灾严重，旱蝗并起，颗粒无收。”张瑞图回到。
“天灾是不假，可是只有天灾吗？”王战反问道，“若是百姓家中有十石米，即便不饱足，亦可令一家五口活过一年，何必冒着杀头的危险造反？显然，百姓没有。辛苦劳作半生，居然连活过一年的口粮都积储不下。”
“若是我大曌各地的府库都充足，州县官员实心任事，即便是有天灾，官府免去税赋，再施以救济，百姓还会流离失所吗？不是实在活不下去，谁愿意抛弃祖宅、田亩，背井离乡阖家乞讨？但凡还有口吃的，谁会铤而走险杀官造反？”
“若是州县官员，对国初太祖时就修建完成的水渠、蓄水池时常修缮，年年清淤，除非江河彻底断流，否则绝不会颗粒无收。即便江河断流，府库若有钱粮，一样可以挖掘深井，打制水车，一样不会颗粒无收，怎么就背井离乡了？”
“国朝最低的田赋是三升三合五勺，即使再加上辽饷，均摊下来，每户也不过负担数钱银子，仍然不高。可是如此之低的田赋与加征，为什么百姓会逃亡、会拿自家的土地投献给别人？”
说到这里，王战停了下来，群臣则大为惊异：田赋，投献！皇帝怎么忽然说这些？
这些问题本就不好回答，种种思虑中，殿上一片寂静。
“便是因为除了这朝廷正赋之外还有让他们活不下去的私加滥派。这些私加滥派落入了谁的囊中？我大曌投献田亩的佃户至少与主家五五分账，甚至还有三七分账，亩产若是一石，便要交给主家五斗租甚至七斗租。便按五五分账算，投献之人宁可忍受五五分账的重赋，逃亡之人宁可去要饭也不愿意继续耕种自己的土地、不愿意自己面对地方官吏、面对所谓的朝廷税赋，可见，这些私加滥派远远超过了五五分账所要付出的田租，已经足够把老百姓逼死。”
“百姓或是拿自家的田亩投献给士绅，或是背井离乡，甚至杀官造反，朕思来想去，只能是三个原因。其一，朝廷所定税赋虽低，百姓实际缴纳的税赋却过重，致使其家无余粮，稍有灾害便有饿死之危险。甚至没有灾害也入不敷出。其二，各地官府府库空虚，拿不出钱粮救济。其三，乡间农田水利尽毁，毫无抵抗天灾、生产自救之能力。”
“所以，诸位爱卿好好想想，加征加派还要继续吗？还要把捉襟见肘的钱粮用到筑城上吗？诸公能保证，这加派真能均摊到天下每一亩田地上而不是都加到穷家小户的田地上吗？”
王战说出了群臣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皇帝会说的话。
面对皇帝的问话，群臣无人能予保证，心中更是升起寒意：皇帝去年要设镇守太监的时候说过‘偏执徇私、掣肘武臣、骗官盗饷’，但也就是泛泛的说说而已，今日这是怎么了？竟有越说越细、追根究底之势，竟然追问税赋的来源！
“面对满朝官员说话，实质便是对天下士绅、读书人说话，皇帝怎么能这么说？”寒意之后，群臣心中随之生起了隐隐的怒意。
“圣上，国朝税赋自有定制，加派亦是均摊于百姓各家，亦是为解家国之危急，实无多虑之必要。”
“确实如此，只待东奴之祸患弭平，百姓自无现在之负担。”
“军饷钱粮监察之事，去年诸位大人已多次上疏，随时派出御史突查便可，实无必要在御史之外另行安排。”
......
反应过来之后，满朝大臣纷纷言说税赋之定制、言说现下加征中的家国大义，反对御史之外的监察，无一人去说五五分账甚至三七分账之沉重田租，没有任何实质的回答。
“哼，一涉及到赋税钱粮，一涉及到监察，还真是抱团啊！”看着所谓的臣子，王战心中冷哼。
“大曌军人能战敢战，要城墙何用？早该向边疆进发，收复失地。不能战不敢战，坚城亦为废城。没有敢战强兵，东奴一来便要我大曌举国来救，否则便只能躲在城里面生生饿死，纵想做缩头乌龟亦不可得，这城继续筑下去有何意义？便是为了让百姓不堪重负吗？”
王战声音不高，也不去顺着群臣的话去争辩，只是坚定的抛出反问。
面对不上套路的皇帝，群臣再度静了下来。
......
“圣上是要弃土吗？”寂静中，一个并不激昂的声音惊醒了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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