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九章 贤臣 2 当年的是非生死
刘宗周当初在朝之时，本来就是不赞同判熊廷弼死罪的，而是希望熊廷弼戴罪立功，只是邹元标、王纪、周应秋三司会审的判词出来之后他就没有再争辩。
李邦华虽对东林君子一直信心十足，但他并不是糊涂蛋，此时王战把问题拆分地细细的，条分缕析的一条条听在他的耳中，细思之下，顿感不那么信心十足了：广宁之败可是丢失了整个辽西，眼下只剩下山海关外一条窄窄的辽西走廊。只因为熊廷弼顶着个经略的名号、没能挽救王化贞的大败，就要把他和真正掌大军、弃广宁的王化贞同罪，在皇帝条分缕析的将主官的决策、掌握的兵力清清楚楚的展现出来的情况下，显然不那么说得过去了。
其他想回答的人也想不出该如何回答，顺着皇帝的问题想下去，想想广宁之败的前前后后，事件中的方方面面、熊廷弼和王化贞的最终结局在脑海中映衬，众人益发无言：
天启二年正月，东金六万大军根本没理会王化贞的所谓辽河防线，冲过辽河，围住西平堡，很明显一副惯常的围点打援的架势。正月二十二日，王化贞派出的广宁大军在平阳桥一触即溃，派去的孙得功带头逃跑、祸乱军心，熊廷弼派去的援军将领刘渠呀当场战死，祖大寿则逃往觉华岛，然后王化贞弃广宁城逃跑，军民一溃百里，等不到援军的西平堡守城副将罗一贯自尽殉节。
在此之后，王化贞被拿问下狱，熊廷弼也上疏请罪，但当时熊廷弼只是被罢官听查，并未下狱。而且也有如刘宗周一样的大臣建议让熊廷弼戴罪立功，虽然人数不多，但这些人所言也是有理有据的，而且这些人考虑的根本都是在边疆战事上——即使抛开二人掌兵与决策的区别，单单只为国家的长远考虑，是不是也应该让真正有能力的人至少有个戴罪立功的机会？熊廷弼在上一个任期的时候可是表现出了能力，此次王化贞大败也再一次证明了熊廷弼的策略才是对的。
但是两个月之后，三法司，刑部尚书王纪、大理寺卿周应秋和左都御史邹元标报出的判决书却将南辕北辙的熊廷弼和王化贞一起判了死罪。
顺着皇帝的思路继续往前追溯：
广宁之战前，熊廷弼由于深入前线，了解了军队战斗力的真实情况，所以主张以集兵守坚城来对付东虏，反对分散兵力于各个小屯堡，虽也利用朝鲜和鞑靼，却很清醒地对鞑靼保持警惕，不予指望。
但王化贞却主攻。“化贞一切反之，绝口不言守，谓我一渡河，河东人必内应，且腾书朝中，言仲秋之月，可高枕而听捷音”，看似胸有成竹，现在看来，实则是在根本不了解麾下军兵的粮饷装备、军心士气的情况下的盲目自信。完全不知道战斗力为何物，根本不知道自己手下的战斗力有多差；看似声势浩大，实则摊子铺开、兵力分散、予人各个击破之机；盲目依赖收买草原部落，妄想草原部落会替大曌全力出击。现在想想只能觉得可笑，凭什么就觉得人家会替你拼命啊？
王化贞还夸口大言说给我六万大军，我保证把东虏一举荡平，“愿得六万众，一举荡平”。当时的首辅叶向高，是王化贞考进士时的主考官，也就是所谓的“座师”，支持王化贞；在熊廷弼死后根本不敢去辽西、吓得告老还乡的张鹤鸣，是当时的兵部尚书，他也极其讨厌熊廷弼，也支持王化贞。在首辅叶向高和兵部尚书张鹤鸣以及一众东林大佬的支持下，“广宁兵十三万，粮数百万，尽属化贞”。
然后，王化贞在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的情况下，极轻率地分兵，结果就是，天启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大军在平阳桥一触即溃。
虽说一触即溃是因为前去支援的孙得功早就被东虏收买，接战时孙得功、鲍承先领头逃跑动摇军心，但大将能对己方丧失信心、被轻易收买，足见沈阳、辽阳失陷后，军心士气全无。若是明智的统军将领，一定会在之前的屡败之后随时注意军心士气的状况，也就会知道集中兵力凭城固守或许还可以，分兵则力弱，出城野战更是取死之道。但王化贞就这么轻率地分兵了，然后又被围点打援，派出的援军又是个叛徒。
孙得功逃回广宁之后，身为主帅的王化贞居然没有任何察觉任何追究，也无防范，然后孙得功再次作乱，这次王化贞只好弃广宁而逃，率数百万辽民哭嚎南奔。
废物至此。
偏向废物的叶向高是什么人？当朝大学士、内阁首辅、位列东林点将录第二位、天魁星及时雨，王化贞的座师。而举荐熊廷弼的刘一燝此时已经不在朝中，天启二年正月，被弹劾之后，虽被熹宗一再挽留，刘一燝还是坚决辞官回乡了。
“......”
李邦华也好，其他人也好，对朝堂上的争斗自然是心知肚明，顺着皇帝的思路，对王化贞在广宁的事也能想出个大概，尤其是看着那些奏疏，想想当年有多少人上疏主张熊廷弼与王化贞同罪、死刑，想想邹元标和王纪的判词。
这让李邦华怎么回答？
说叶向高不是东林？
当然可以说，因为东林点将录又不是什么绝对真理，只要是魏忠贤这阉人讨厌的，都可能被列进去。但叶向高绝对是当时大多数东林认可的首辅，是顾宪成和李三才力推的首辅，这是不可否认的。叶向高可能确非东林，因为叶向高对顾宪成等人的某些做法也有微辞，甚至是有很不好的看法。但此时在这种细节上的撇清，于丧兵失土以致斩杀封疆重臣的大事上完全于事无补，只会显得无耻。
说王化贞是对的？
那得多不要脸才能说出这种话？即使是邹元标和王纪那么想保住王化贞，把王化贞在判词中说得临危受命、痴心热心、赤胆忠心，也不敢不承认王化贞无能、“全不知兵”，所做的一切都错了：“......我皇上拔化贞于监司......化贞受命于败军之际，广宁危若累卵，只手持撑八阅月，呕尽心血、费尽力气，人谁不怜之？但生来是一朴实头地人，全不知兵，用虏而反为虏用，用间而反为间用，其叛逆如孙得功辈日侍左右而不悟，认贼作子，伎俩已知，乃敢口口声声要战、要渡河......哀哉化贞！有忧国之心而无谋国之智，有吞胡之气而无灭胡之才，是天下热心人也！是天下痴心人也！”
在皇帝条分缕析之下，此时再想这判词，李邦华亦不免心头踟蹰、面皮发热，冒出些自己十分不愿面对的想法。
他无法回答，旁边看着他的阉党诸人同样是亦喜亦忧，并没有因为皇帝质问当年的东林大佬而感到轻松。
侍立一旁的魏忠贤更是冷汗涔涔：王化贞和熊廷弼都被判死罪与他没关系，但最终熊廷弼的速死与他可是有直接关系，王化贞到现在还没死也与他有关系。而且事实证明，熊廷弼确实没银子，死后抄家的时候根本没有多少家产，连亲戚家的都算上，还是没有。当时的东夏知县王尔玉以为真有家产，眼红的去勒索熊廷弼的儿子熊兆珪，结果熊兆珪还是什么也拿不出来，最终只能被逼的自尽身亡。至此，熊廷弼人亡家亦破。
现在皇帝忽然说起熊廷弼，虽然是在质问东林，但魏忠贤怎能不冒冷汗？
不过紧张之中，心中有鬼、紧张过度的魏忠贤却没想明白，熊廷弼看似最终是死于自己之手，但在此时的皇帝那里，既然能将当初的奏疏判词都翻出来、能条分缕析到如此程度，显然，在皇帝心里，死因绝非仅止于那最后一怒、最后一刀，绝非仅止于他魏忠贤一党了，起源更不在他身上。
“你若想不起某些事情，可以看看这些当年的奏疏。”看着难言的李邦华，王战指了指御案上的那些奏疏。
“呃......谢陛下，不必了......”李邦华回答的十分勉强，明显话中有未尽之意，却没有了下文。
王战也不催他。
“圣上，现在看来，王化贞确实策略失当，然而熊廷弼当时也是辽东经略，广宁虽败，但宁远尚在，然而他却尽弃之，导致关外尽丧，他自然是难辞其咎。此事与是否为东林无关，东林只是一间书院，东林，无党。”半晌之后，李邦华深吸一口气，勉强镇定心神，再度开言，抓住唯一的稻草，维护心中的信念。
他能够痛快承认王化贞无能，能够勉强接受东林是有瑕疵的、承认东林办了蠢事，却实在是不愿意相信王纪、邹元标对熊廷弼的判决是出于党争、是故意的。在他心中，东林，代表着为国为民的君子，绝非朋党。
“嗯......”看到李邦华这样的反应，王战长出一口气，心中还是暗暗点头：还好，放不下东林，但不无耻，既没有美化王化贞所谓的赤胆忠心，也没有将一切都推到阉党身上。
熊廷弼死后，世间开始流传一种说法，说熊廷弼实是死于魏忠贤之手。说是案子拖到天启四年的时候，熊廷弼实在没有办法，为求免死，走投无路之下不得不向魏忠贤应允四万两银子，可熊廷弼根本没这么富裕，许了诺却拿不出来银子，魏忠贤因此大怒而欲速杀熊廷弼，“后当行刑，熊廷弼令汪文言贿内廷四万金祈缓，既而背之，魏忠贤大恨，誓速斩廷弼”。魏忠贤既怒，一众阉党走狗自然卖力构陷熊廷弼，于是梁梦环诬陷他贪污军饷十七万两，刘徽诬陷他有百万家产，最后，天启五年八月，冯铨为皇帝献上《辽东传》，说熊廷弼将自己说得英明无比，将责任都推给了朝廷和皇帝，天启帝因此大怒，在圣旨中怒斥熊廷弼，五年八月二十八日，熊廷弼被斩首，且传首九边。
李邦华当然知道这种说法，这说法士林之中无人不知。
但他也知道，拿出判词的三人之中，中周应秋在天启四年之后成为魏忠贤的走狗不假，但在当时的天启二年却不是。天启二年东林众正盈朝，魏忠贤的势力还远不足与之并肩，周应秋还没有成为后来的“煨蹄总宪”。此时的周应秋反倒是更想交好赵南星。而赵南星在天启三年还能利用主持癸亥京察的机会大肆打击非东林之人，单看此次京察贬斥的非东林之人就可见当时东林的势头——贬斥三百三十八人，空前绝后。
杨涟在天启四年初也还能升为都察院左副都御使。
拿出判词的另外两人，王纪和邹元标名列东林点将录：王纪，天慧星，拚命三郎；邹元标，天伤星，武行者。邹元标更是朝野皆知的东林三君之一。而且二人一个是刑部尚书一个是左都御史，一个司法，一个监察，地地道道的朝廷中枢法政首脑。
作为大名鼎鼎的东林六君子之一，当时的魏大中亦极力主张严惩熊廷弼，只因江秉谦、周宗建等人极力反对才没能当年便将熊廷弼秋后问斩。
所以，无论怎样，无论平日里士林中怎么说，思虑半晌、额头已经见汗的他虽然根本不惧魏忠贤，但此时还是说不出“阉党害死熊廷弼”这种结论。
王战当然也知道这种说法，无论是现在还是在彼世看书时。而且在此说法基础上还更进了一步，说叶向高不是东林党人，说叶向高和东林党人曾经尽力解救熊廷弼、企图帮其免除死罪去戍边，只是没成功。
可若真是如此，那最开始的邹元标、王纪、周应秋拿出的死罪判决是怎么回事？死罪谁定的？
天启二年四月十七日，刑部尚书王纪，左都御史邹元标，大理寺卿周应秋等进呈判词，一千三四百字的判词，将熊廷弼说得比王化贞更可恶、更该死，“熊廷弼才识气魄睥睨一世，往年镇辽而存辽，去辽而辽亡，关系似非小可！再起经略，廷弼居然以卫霍自许，而人亦莫不卫霍廷弼也......丧师失地同，抱头鼠窜同又同......比之杨镐更多一逃，比之袁应泰反欠一死，若厚诛化贞而廷弼少及于宽，罪同罚异，非刑也！”
天启二年四月，满朝都是东林，周应秋根本不能左右邹元标与王纪，所以这份判词出于谁的意思？不是昭然若揭？
再把叶向高暂且抛开不论，单看东林诸君子。
若真是阉党想杀熊廷弼而东林君子想救熊廷弼，那众正盈朝的诸君子有何营救熊廷弼的作为呢？邹元标在拿出死罪判决之后，因为首善书院的事情而在天启二年十月辞官回乡，但是其余人可还是在朝的，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顾大章，每一个人都是战斗力十足、让阉党头疼不已的，赵南星还能在天启三年的京察中贬斥三百三十八人，那杨涟、赵南星他们做了什么？东林诸君子斗阉党的刚烈风骨呢？在“救”熊廷弼这件事情上可是完全没有体现出来，反而是熊廷弼被传首九边之后，王化贞这个当事主责在明史上又活了五六年；此世，到现在，仍然在“自己”这个大曌天启帝的眼皮底下活着，着实耐人寻味。
不是没有人反对杀熊廷弼，但绝不是上面那些人，而是从一开始就反对熊廷弼与王化贞同罪的人，江秉谦和周宗建。
而且还有一个地方，是创造这套说法的人最不愿提及的。
在这套说法当中，阉党诸走狗的所作所为都是真的，但有一点，传播这说法的人谁都不提：阉党梁梦环等人所做这一切，都是在天启四年之后，冯铨献上《辽东传》更是在天启五年，而熊廷弼是在天启二年四月被邹元标、王纪、周应秋定的死罪，比阉党的作为早了两三年。
无论是读史还是现世看奏疏，王战都是细细研读，捋清时间线，排列诸般奏疏时间和事件。
王战发现，邹元标不但在四月判了熊廷弼死罪，在判词中把熊廷弼说得比王化贞更可恨也更该死，他在五月还干了一件事：五月二十三日，左都御史邹元标请开言路，之后便以开言路的名义将之前因弹劾熊廷弼而被罢黜的冯三元、魏应嘉、张修德、郭巩、刘廷宣召回复用。
今日熊廷弼因广宁被判死罪，难道就能证明之前熊廷弼稳定辽东所做的那些事是错的吗？就能抹杀熊廷弼在辽阳、沈阳、抚顺的功绩吗？就能证明冯三元在泰昌元年的弹劾都是对的？显然不能。要知道，冯三元等人弹劾之后，熊廷弼去职，袁应泰上任，结果沈阳、辽阳失陷、死难几十万的恶果立刻呈现，袁应泰只能无力的自尽。事实如此清楚，怎能说今日熊廷弼死罪就证明当日冯三元正确？完全没有道理。但邹元标就是这么干了，判了熊廷弼死罪之后，把最开始攻击熊廷弼八无谋的冯三元等人找了回来。这些人都是因为熊廷弼而被皇帝罢的官，现在邹元标前脚判了熊廷弼死罪，后脚就把他们招回来，是何居心呢？真就为了开言路？
彼此两世，王战完全不信。
冯三元、刘廷宣、郭巩随后没多久就开始主张立斩熊廷弼，尤以郭巩最甚。
天启四年，九月十九日，督理军务大学士孙承宗请求免去王化贞、熊廷弼死刑，改为遣戍。熹宗还是很在意孙承宗的意见的，同意了。此次孙承宗还进言说就应该令出一门，一人专责，“经、抚不可兼设......向使任一人以责其成，而事不中制、人不多言，彼一人和愧之辞？”明言经、抚兼设是广宁之败的原因之一，不能将罪责都归到任事之人的头上。
此时的刑部尚书乔允升也请求宽恕熊廷弼。结果呢，六君子之一的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联合兵科给事中罗尚忠、刑科给事中顾其仁联名上疏，还有十三道御史的联名上疏，坚决反对改判——于是熊廷弼和王化贞死刑依旧。
另外，这说法本身就露出破绽了，“后当行刑，熊廷弼令汪文言贿内廷四万金祈缓”，就要执行斩立决了，熊廷弼才让汪文言贿赂魏忠贤。退一万步说，即使熊廷弼通过东林的汪文言向魏忠贤行贿的事是真的，那也正是天启二年的死罪判决逼得熊廷弼不得不在“行刑”前许诺给魏忠贤四万两银子，根源仍然还是在邹元标、王纪的死罪判决上。若是没有这份死罪判决，哪有“行刑”？没有“行刑”，熊廷弼何必去贿赂魏忠贤四万两银子？更不必因为拿不出四万两银子而让魏忠贤觉得他“背信”、“誓速斩廷弼”。如此，又何需东林救人？先判一个人死罪，然后再救这个人？
再者说，熊廷弼，通过东林汪文言向东林的死敌魏忠贤行贿？何其可笑？这怎么看都像是实在没办法编故事了，生编硬造。
王战自然不会把自己梳理出来的这些东西都在今天说出来、都在今天用来棒喝李邦华他们，王战还没想立刻就杀光魏忠贤一党，有些话还不到说的时候。但即便不说，李邦华等人一样是心中信念大受震撼，有了皇帝的梳理，回忆回忆，只要凭良心想一想，大致也可看出该不该杀熊廷弼、谁一力主张杀熊廷弼、谁想为国家保留熊廷弼。
想明白了，对东林的信仰就接近崩塌了，不可能不受震撼，要不然也不会半天不说话了。
现在说熊廷弼完全是死于阉党之手？把事件的时间线颠倒、倒果为因的跟皇帝说？现在的皇帝面前，谁敢？若是以前，见到李邦华、刘宗周等人被召回来，一定有东林之人感觉到风向的变化，会站出来毫不犹豫的这么说。现在？想想皇帝直接问出了王纪和邹元标，想想皇帝近月来的举措，看看面孔愈发黝黑而有棱角、愈发有英武之气的皇帝，看着御案上的那些奏疏和判词，他们不敢说了。
他们不敢说，而按照皇帝的梳理进行思考之后，李邦华和刘宗周则根本不会这么说，他们没那么无耻。
既然不敢，不会，那面对皇帝的问题，前兵部尚书张鹤鸣自然不是贤臣，可王纪、邹元标是贤臣吗？叶向高是吗？
亲贤臣、远小人？......
“难、辞、其、咎，东、林、无、党？”王战似乎在看李邦华，又似乎没看，似乎是无意识地缓缓地念叨着，一字一顿。
“嗯......难辞其咎？朕问你，当时的宁远守得住吗？”停下自语和思绪，王战对李邦华以具体的宁远相问。
“......”李邦华愕然，有些不明所以，随后按照判熊廷弼死罪时惯常的说法回答道，“以熊廷弼之才略，若肯提剑振臂，当......可以为关外保留宁前之地。”
“嘿......这些大臣......”王战心中不禁长叹。
王战知道当时的宁远是什么状况，李邦华这类官员却没人关注过这些具体事务，事实上此时的文官通常的关注点和出发点都是圣贤书上的道德文章，微言大义，即使是互相攻讦，提起了具体的实务也只是做个引子，最终必定是要引向道德方面、在道德大义层面批倒对方，少有关注具体事务的。
李邦华清廉不假，也已经是少有的实干官员，但是对于关外的了解还是不多，当然，这也与此时官场习惯性的欺瞒有关。
“朕若说当时的宁远根本守不住，你想必难以置信，但确实是守不住。”王战肯定地说道，“其一，叶向高、张鹤鸣、方震孺一力支持的王化贞掌军十三万，而熊廷弼执掌的只有五千。其二，那十三万败兵已经丧胆，跑得漫山遍野，已无军伍形制。三四百万军民惊慌逃跑，宛如惊了的马群，人人仓皇，丧胆兵将跑的比老百姓还快。此时想拦住他们、想整军对敌，即便是孙武重生也难做到吧？其三，天启二年之初，宁远城没修完，完全不是去年袁崇焕炮轰老奴的宁远城，当时的宁远根本没有按照大明城池的标准来修。祖大寿以为朝廷重臣谁也不会到那关外偏远之地去，所以他只是敷衍修造一下，工程量只有我大曌城池修造标准的十分之一，地不够广，城不够高、墙不够厚，充其量可称之为宁远屯。这样的村寨屯堡一样的小城池，精兵也难守，何况是当时的丧胆败兵？”
“......”
李邦华更为愕然。
“嗯......关于宁远的情况，袁崇焕在天启三年九月大修宁远城你总该知道吧？”王战长吁一口气问道。
李邦华感觉到脸越发的烫。这些事他是不清楚的，朝廷众臣也没谁注意这些具体事务，更不用说远在关外的事务。但现在皇帝提起，袁崇焕修宁远他还是能够想起来的，可是想起来只会让脸更烫——袁崇焕修宁远要修一年，可见原来的宁远是什么样子。
“微臣惭愧，微臣不知当日宁远情况恶劣至此。”李邦华满面惭色，躬身施礼。
“现在知道了，那你说，判熊廷弼死罪的王纪是不是贤臣？邹元标是不是贤臣？”
“微臣......”李邦华语至半途，实在难言，后续便没了声息。
“身为朝廷大臣，身担国家安危，身系亿万生民福祉，怎能不知实情、不通实务？书上的文章是灭不了鞑虏、填不饱百姓肚子的。把书中读来的圣贤大道，真正实行于天下，使百姓得饱暖、国家得富强，那才是真正的大道。坐在屋里讲的天花乱坠，屋外的百姓却饥寒交迫，边关屡遭入侵，那不是圣贤之道。”王战目的是说理、是争取同道，也没想一味给李邦华难堪，便接着向下说。
“臣......惭愧！”李邦华面色彤红。
“圣上此言，大有圣道之真意，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刘宗周听了王战大道实行天下之言，一直如平湖一样的脸上隐现动容。
在此时的儒门众人中，他是最为讲究身体力行的，听皇帝说“把书中读来的圣贤大道，真正实行于天下，使百姓得饱暖、国家得富强”，自然是令他觉得遇到了大道上的同道，觉得“深得我心”。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紧随刘宗周，群臣齐声称颂。
“朕于五经并不精通，不敢大言至圣先师的圣道，只是时刻牢记国家安危、百姓福祉罢了。”听到了刘宗周的认可，王战语气越发平和，“李邦华，朕再来问你，顾宪成对李三才的赞誉是什么意思？为民请命的大忠臣、大清流李三才私拆他老师王锡爵写给万历爷的信件，将信件内容泄露给御史言官又是什么意思？可是君子所为？谁当首辅、谁不当首辅，难道由他们决定？难道这就是你说的‘东林无党’？他们将君父置于何地？”
庖丁解牛，快刀游刃，关节肯綮迎刃而解，皮、肉、筋、骨、脏、腑清晰陈列。如今王战同样如此，将问题细细剖开，邹元标和王纪已经作为第一块抛了出来，现在，顾宪成和李三才作为第二块又抛了出来，语气平和，内容却一如方才的尖锐。
宜将剩勇追穷寇，丝毫不给喘息之机，王战觉得，争取同道同样应该如此。
李邦华虽对东林君子一直信心十足，但他并不是糊涂蛋，此时王战把问题拆分地细细的，条分缕析的一条条听在他的耳中，细思之下，顿感不那么信心十足了：广宁之败可是丢失了整个辽西，眼下只剩下山海关外一条窄窄的辽西走廊。只因为熊廷弼顶着个经略的名号、没能挽救王化贞的大败，就要把他和真正掌大军、弃广宁的王化贞同罪，在皇帝条分缕析的将主官的决策、掌握的兵力清清楚楚的展现出来的情况下，显然不那么说得过去了。
其他想回答的人也想不出该如何回答，顺着皇帝的问题想下去，想想广宁之败的前前后后，事件中的方方面面、熊廷弼和王化贞的最终结局在脑海中映衬，众人益发无言：
天启二年正月，东金六万大军根本没理会王化贞的所谓辽河防线，冲过辽河，围住西平堡，很明显一副惯常的围点打援的架势。正月二十二日，王化贞派出的广宁大军在平阳桥一触即溃，派去的孙得功带头逃跑、祸乱军心，熊廷弼派去的援军将领刘渠呀当场战死，祖大寿则逃往觉华岛，然后王化贞弃广宁城逃跑，军民一溃百里，等不到援军的西平堡守城副将罗一贯自尽殉节。
在此之后，王化贞被拿问下狱，熊廷弼也上疏请罪，但当时熊廷弼只是被罢官听查，并未下狱。而且也有如刘宗周一样的大臣建议让熊廷弼戴罪立功，虽然人数不多，但这些人所言也是有理有据的，而且这些人考虑的根本都是在边疆战事上——即使抛开二人掌兵与决策的区别，单单只为国家的长远考虑，是不是也应该让真正有能力的人至少有个戴罪立功的机会？熊廷弼在上一个任期的时候可是表现出了能力，此次王化贞大败也再一次证明了熊廷弼的策略才是对的。
但是两个月之后，三法司，刑部尚书王纪、大理寺卿周应秋和左都御史邹元标报出的判决书却将南辕北辙的熊廷弼和王化贞一起判了死罪。
顺着皇帝的思路继续往前追溯：
广宁之战前，熊廷弼由于深入前线，了解了军队战斗力的真实情况，所以主张以集兵守坚城来对付东虏，反对分散兵力于各个小屯堡，虽也利用朝鲜和鞑靼，却很清醒地对鞑靼保持警惕，不予指望。
但王化贞却主攻。“化贞一切反之，绝口不言守，谓我一渡河，河东人必内应，且腾书朝中，言仲秋之月，可高枕而听捷音”，看似胸有成竹，现在看来，实则是在根本不了解麾下军兵的粮饷装备、军心士气的情况下的盲目自信。完全不知道战斗力为何物，根本不知道自己手下的战斗力有多差；看似声势浩大，实则摊子铺开、兵力分散、予人各个击破之机；盲目依赖收买草原部落，妄想草原部落会替大曌全力出击。现在想想只能觉得可笑，凭什么就觉得人家会替你拼命啊？
王化贞还夸口大言说给我六万大军，我保证把东虏一举荡平，“愿得六万众，一举荡平”。当时的首辅叶向高，是王化贞考进士时的主考官，也就是所谓的“座师”，支持王化贞；在熊廷弼死后根本不敢去辽西、吓得告老还乡的张鹤鸣，是当时的兵部尚书，他也极其讨厌熊廷弼，也支持王化贞。在首辅叶向高和兵部尚书张鹤鸣以及一众东林大佬的支持下，“广宁兵十三万，粮数百万，尽属化贞”。
然后，王化贞在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的情况下，极轻率地分兵，结果就是，天启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大军在平阳桥一触即溃。
虽说一触即溃是因为前去支援的孙得功早就被东虏收买，接战时孙得功、鲍承先领头逃跑动摇军心，但大将能对己方丧失信心、被轻易收买，足见沈阳、辽阳失陷后，军心士气全无。若是明智的统军将领，一定会在之前的屡败之后随时注意军心士气的状况，也就会知道集中兵力凭城固守或许还可以，分兵则力弱，出城野战更是取死之道。但王化贞就这么轻率地分兵了，然后又被围点打援，派出的援军又是个叛徒。
孙得功逃回广宁之后，身为主帅的王化贞居然没有任何察觉任何追究，也无防范，然后孙得功再次作乱，这次王化贞只好弃广宁而逃，率数百万辽民哭嚎南奔。
废物至此。
偏向废物的叶向高是什么人？当朝大学士、内阁首辅、位列东林点将录第二位、天魁星及时雨，王化贞的座师。而举荐熊廷弼的刘一燝此时已经不在朝中，天启二年正月，被弹劾之后，虽被熹宗一再挽留，刘一燝还是坚决辞官回乡了。
“......”
李邦华也好，其他人也好，对朝堂上的争斗自然是心知肚明，顺着皇帝的思路，对王化贞在广宁的事也能想出个大概，尤其是看着那些奏疏，想想当年有多少人上疏主张熊廷弼与王化贞同罪、死刑，想想邹元标和王纪的判词。
这让李邦华怎么回答？
说叶向高不是东林？
当然可以说，因为东林点将录又不是什么绝对真理，只要是魏忠贤这阉人讨厌的，都可能被列进去。但叶向高绝对是当时大多数东林认可的首辅，是顾宪成和李三才力推的首辅，这是不可否认的。叶向高可能确非东林，因为叶向高对顾宪成等人的某些做法也有微辞，甚至是有很不好的看法。但此时在这种细节上的撇清，于丧兵失土以致斩杀封疆重臣的大事上完全于事无补，只会显得无耻。
说王化贞是对的？
那得多不要脸才能说出这种话？即使是邹元标和王纪那么想保住王化贞，把王化贞在判词中说得临危受命、痴心热心、赤胆忠心，也不敢不承认王化贞无能、“全不知兵”，所做的一切都错了：“......我皇上拔化贞于监司......化贞受命于败军之际，广宁危若累卵，只手持撑八阅月，呕尽心血、费尽力气，人谁不怜之？但生来是一朴实头地人，全不知兵，用虏而反为虏用，用间而反为间用，其叛逆如孙得功辈日侍左右而不悟，认贼作子，伎俩已知，乃敢口口声声要战、要渡河......哀哉化贞！有忧国之心而无谋国之智，有吞胡之气而无灭胡之才，是天下热心人也！是天下痴心人也！”
在皇帝条分缕析之下，此时再想这判词，李邦华亦不免心头踟蹰、面皮发热，冒出些自己十分不愿面对的想法。
他无法回答，旁边看着他的阉党诸人同样是亦喜亦忧，并没有因为皇帝质问当年的东林大佬而感到轻松。
侍立一旁的魏忠贤更是冷汗涔涔：王化贞和熊廷弼都被判死罪与他没关系，但最终熊廷弼的速死与他可是有直接关系，王化贞到现在还没死也与他有关系。而且事实证明，熊廷弼确实没银子，死后抄家的时候根本没有多少家产，连亲戚家的都算上，还是没有。当时的东夏知县王尔玉以为真有家产，眼红的去勒索熊廷弼的儿子熊兆珪，结果熊兆珪还是什么也拿不出来，最终只能被逼的自尽身亡。至此，熊廷弼人亡家亦破。
现在皇帝忽然说起熊廷弼，虽然是在质问东林，但魏忠贤怎能不冒冷汗？
不过紧张之中，心中有鬼、紧张过度的魏忠贤却没想明白，熊廷弼看似最终是死于自己之手，但在此时的皇帝那里，既然能将当初的奏疏判词都翻出来、能条分缕析到如此程度，显然，在皇帝心里，死因绝非仅止于那最后一怒、最后一刀，绝非仅止于他魏忠贤一党了，起源更不在他身上。
“你若想不起某些事情，可以看看这些当年的奏疏。”看着难言的李邦华，王战指了指御案上的那些奏疏。
“呃......谢陛下，不必了......”李邦华回答的十分勉强，明显话中有未尽之意，却没有了下文。
王战也不催他。
“圣上，现在看来，王化贞确实策略失当，然而熊廷弼当时也是辽东经略，广宁虽败，但宁远尚在，然而他却尽弃之，导致关外尽丧，他自然是难辞其咎。此事与是否为东林无关，东林只是一间书院，东林，无党。”半晌之后，李邦华深吸一口气，勉强镇定心神，再度开言，抓住唯一的稻草，维护心中的信念。
他能够痛快承认王化贞无能，能够勉强接受东林是有瑕疵的、承认东林办了蠢事，却实在是不愿意相信王纪、邹元标对熊廷弼的判决是出于党争、是故意的。在他心中，东林，代表着为国为民的君子，绝非朋党。
“嗯......”看到李邦华这样的反应，王战长出一口气，心中还是暗暗点头：还好，放不下东林，但不无耻，既没有美化王化贞所谓的赤胆忠心，也没有将一切都推到阉党身上。
熊廷弼死后，世间开始流传一种说法，说熊廷弼实是死于魏忠贤之手。说是案子拖到天启四年的时候，熊廷弼实在没有办法，为求免死，走投无路之下不得不向魏忠贤应允四万两银子，可熊廷弼根本没这么富裕，许了诺却拿不出来银子，魏忠贤因此大怒而欲速杀熊廷弼，“后当行刑，熊廷弼令汪文言贿内廷四万金祈缓，既而背之，魏忠贤大恨，誓速斩廷弼”。魏忠贤既怒，一众阉党走狗自然卖力构陷熊廷弼，于是梁梦环诬陷他贪污军饷十七万两，刘徽诬陷他有百万家产，最后，天启五年八月，冯铨为皇帝献上《辽东传》，说熊廷弼将自己说得英明无比，将责任都推给了朝廷和皇帝，天启帝因此大怒，在圣旨中怒斥熊廷弼，五年八月二十八日，熊廷弼被斩首，且传首九边。
李邦华当然知道这种说法，这说法士林之中无人不知。
但他也知道，拿出判词的三人之中，中周应秋在天启四年之后成为魏忠贤的走狗不假，但在当时的天启二年却不是。天启二年东林众正盈朝，魏忠贤的势力还远不足与之并肩，周应秋还没有成为后来的“煨蹄总宪”。此时的周应秋反倒是更想交好赵南星。而赵南星在天启三年还能利用主持癸亥京察的机会大肆打击非东林之人，单看此次京察贬斥的非东林之人就可见当时东林的势头——贬斥三百三十八人，空前绝后。
杨涟在天启四年初也还能升为都察院左副都御使。
拿出判词的另外两人，王纪和邹元标名列东林点将录：王纪，天慧星，拚命三郎；邹元标，天伤星，武行者。邹元标更是朝野皆知的东林三君之一。而且二人一个是刑部尚书一个是左都御史，一个司法，一个监察，地地道道的朝廷中枢法政首脑。
作为大名鼎鼎的东林六君子之一，当时的魏大中亦极力主张严惩熊廷弼，只因江秉谦、周宗建等人极力反对才没能当年便将熊廷弼秋后问斩。
所以，无论怎样，无论平日里士林中怎么说，思虑半晌、额头已经见汗的他虽然根本不惧魏忠贤，但此时还是说不出“阉党害死熊廷弼”这种结论。
王战当然也知道这种说法，无论是现在还是在彼世看书时。而且在此说法基础上还更进了一步，说叶向高不是东林党人，说叶向高和东林党人曾经尽力解救熊廷弼、企图帮其免除死罪去戍边，只是没成功。
可若真是如此，那最开始的邹元标、王纪、周应秋拿出的死罪判决是怎么回事？死罪谁定的？
天启二年四月十七日，刑部尚书王纪，左都御史邹元标，大理寺卿周应秋等进呈判词，一千三四百字的判词，将熊廷弼说得比王化贞更可恶、更该死，“熊廷弼才识气魄睥睨一世，往年镇辽而存辽，去辽而辽亡，关系似非小可！再起经略，廷弼居然以卫霍自许，而人亦莫不卫霍廷弼也......丧师失地同，抱头鼠窜同又同......比之杨镐更多一逃，比之袁应泰反欠一死，若厚诛化贞而廷弼少及于宽，罪同罚异，非刑也！”
天启二年四月，满朝都是东林，周应秋根本不能左右邹元标与王纪，所以这份判词出于谁的意思？不是昭然若揭？
再把叶向高暂且抛开不论，单看东林诸君子。
若真是阉党想杀熊廷弼而东林君子想救熊廷弼，那众正盈朝的诸君子有何营救熊廷弼的作为呢？邹元标在拿出死罪判决之后，因为首善书院的事情而在天启二年十月辞官回乡，但是其余人可还是在朝的，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顾大章，每一个人都是战斗力十足、让阉党头疼不已的，赵南星还能在天启三年的京察中贬斥三百三十八人，那杨涟、赵南星他们做了什么？东林诸君子斗阉党的刚烈风骨呢？在“救”熊廷弼这件事情上可是完全没有体现出来，反而是熊廷弼被传首九边之后，王化贞这个当事主责在明史上又活了五六年；此世，到现在，仍然在“自己”这个大曌天启帝的眼皮底下活着，着实耐人寻味。
不是没有人反对杀熊廷弼，但绝不是上面那些人，而是从一开始就反对熊廷弼与王化贞同罪的人，江秉谦和周宗建。
而且还有一个地方，是创造这套说法的人最不愿提及的。
在这套说法当中，阉党诸走狗的所作所为都是真的，但有一点，传播这说法的人谁都不提：阉党梁梦环等人所做这一切，都是在天启四年之后，冯铨献上《辽东传》更是在天启五年，而熊廷弼是在天启二年四月被邹元标、王纪、周应秋定的死罪，比阉党的作为早了两三年。
无论是读史还是现世看奏疏，王战都是细细研读，捋清时间线，排列诸般奏疏时间和事件。
王战发现，邹元标不但在四月判了熊廷弼死罪，在判词中把熊廷弼说得比王化贞更可恨也更该死，他在五月还干了一件事：五月二十三日，左都御史邹元标请开言路，之后便以开言路的名义将之前因弹劾熊廷弼而被罢黜的冯三元、魏应嘉、张修德、郭巩、刘廷宣召回复用。
今日熊廷弼因广宁被判死罪，难道就能证明之前熊廷弼稳定辽东所做的那些事是错的吗？就能抹杀熊廷弼在辽阳、沈阳、抚顺的功绩吗？就能证明冯三元在泰昌元年的弹劾都是对的？显然不能。要知道，冯三元等人弹劾之后，熊廷弼去职，袁应泰上任，结果沈阳、辽阳失陷、死难几十万的恶果立刻呈现，袁应泰只能无力的自尽。事实如此清楚，怎能说今日熊廷弼死罪就证明当日冯三元正确？完全没有道理。但邹元标就是这么干了，判了熊廷弼死罪之后，把最开始攻击熊廷弼八无谋的冯三元等人找了回来。这些人都是因为熊廷弼而被皇帝罢的官，现在邹元标前脚判了熊廷弼死罪，后脚就把他们招回来，是何居心呢？真就为了开言路？
彼此两世，王战完全不信。
冯三元、刘廷宣、郭巩随后没多久就开始主张立斩熊廷弼，尤以郭巩最甚。
天启四年，九月十九日，督理军务大学士孙承宗请求免去王化贞、熊廷弼死刑，改为遣戍。熹宗还是很在意孙承宗的意见的，同意了。此次孙承宗还进言说就应该令出一门，一人专责，“经、抚不可兼设......向使任一人以责其成，而事不中制、人不多言，彼一人和愧之辞？”明言经、抚兼设是广宁之败的原因之一，不能将罪责都归到任事之人的头上。
此时的刑部尚书乔允升也请求宽恕熊廷弼。结果呢，六君子之一的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联合兵科给事中罗尚忠、刑科给事中顾其仁联名上疏，还有十三道御史的联名上疏，坚决反对改判——于是熊廷弼和王化贞死刑依旧。
另外，这说法本身就露出破绽了，“后当行刑，熊廷弼令汪文言贿内廷四万金祈缓”，就要执行斩立决了，熊廷弼才让汪文言贿赂魏忠贤。退一万步说，即使熊廷弼通过东林的汪文言向魏忠贤行贿的事是真的，那也正是天启二年的死罪判决逼得熊廷弼不得不在“行刑”前许诺给魏忠贤四万两银子，根源仍然还是在邹元标、王纪的死罪判决上。若是没有这份死罪判决，哪有“行刑”？没有“行刑”，熊廷弼何必去贿赂魏忠贤四万两银子？更不必因为拿不出四万两银子而让魏忠贤觉得他“背信”、“誓速斩廷弼”。如此，又何需东林救人？先判一个人死罪，然后再救这个人？
再者说，熊廷弼，通过东林汪文言向东林的死敌魏忠贤行贿？何其可笑？这怎么看都像是实在没办法编故事了，生编硬造。
王战自然不会把自己梳理出来的这些东西都在今天说出来、都在今天用来棒喝李邦华他们，王战还没想立刻就杀光魏忠贤一党，有些话还不到说的时候。但即便不说，李邦华等人一样是心中信念大受震撼，有了皇帝的梳理，回忆回忆，只要凭良心想一想，大致也可看出该不该杀熊廷弼、谁一力主张杀熊廷弼、谁想为国家保留熊廷弼。
想明白了，对东林的信仰就接近崩塌了，不可能不受震撼，要不然也不会半天不说话了。
现在说熊廷弼完全是死于阉党之手？把事件的时间线颠倒、倒果为因的跟皇帝说？现在的皇帝面前，谁敢？若是以前，见到李邦华、刘宗周等人被召回来，一定有东林之人感觉到风向的变化，会站出来毫不犹豫的这么说。现在？想想皇帝直接问出了王纪和邹元标，想想皇帝近月来的举措，看看面孔愈发黝黑而有棱角、愈发有英武之气的皇帝，看着御案上的那些奏疏和判词，他们不敢说了。
他们不敢说，而按照皇帝的梳理进行思考之后，李邦华和刘宗周则根本不会这么说，他们没那么无耻。
既然不敢，不会，那面对皇帝的问题，前兵部尚书张鹤鸣自然不是贤臣，可王纪、邹元标是贤臣吗？叶向高是吗？
亲贤臣、远小人？......
“难、辞、其、咎，东、林、无、党？”王战似乎在看李邦华，又似乎没看，似乎是无意识地缓缓地念叨着，一字一顿。
“嗯......难辞其咎？朕问你，当时的宁远守得住吗？”停下自语和思绪，王战对李邦华以具体的宁远相问。
“......”李邦华愕然，有些不明所以，随后按照判熊廷弼死罪时惯常的说法回答道，“以熊廷弼之才略，若肯提剑振臂，当......可以为关外保留宁前之地。”
“嘿......这些大臣......”王战心中不禁长叹。
王战知道当时的宁远是什么状况，李邦华这类官员却没人关注过这些具体事务，事实上此时的文官通常的关注点和出发点都是圣贤书上的道德文章，微言大义，即使是互相攻讦，提起了具体的实务也只是做个引子，最终必定是要引向道德方面、在道德大义层面批倒对方，少有关注具体事务的。
李邦华清廉不假，也已经是少有的实干官员，但是对于关外的了解还是不多，当然，这也与此时官场习惯性的欺瞒有关。
“朕若说当时的宁远根本守不住，你想必难以置信，但确实是守不住。”王战肯定地说道，“其一，叶向高、张鹤鸣、方震孺一力支持的王化贞掌军十三万，而熊廷弼执掌的只有五千。其二，那十三万败兵已经丧胆，跑得漫山遍野，已无军伍形制。三四百万军民惊慌逃跑，宛如惊了的马群，人人仓皇，丧胆兵将跑的比老百姓还快。此时想拦住他们、想整军对敌，即便是孙武重生也难做到吧？其三，天启二年之初，宁远城没修完，完全不是去年袁崇焕炮轰老奴的宁远城，当时的宁远根本没有按照大明城池的标准来修。祖大寿以为朝廷重臣谁也不会到那关外偏远之地去，所以他只是敷衍修造一下，工程量只有我大曌城池修造标准的十分之一，地不够广，城不够高、墙不够厚，充其量可称之为宁远屯。这样的村寨屯堡一样的小城池，精兵也难守，何况是当时的丧胆败兵？”
“......”
李邦华更为愕然。
“嗯......关于宁远的情况，袁崇焕在天启三年九月大修宁远城你总该知道吧？”王战长吁一口气问道。
李邦华感觉到脸越发的烫。这些事他是不清楚的，朝廷众臣也没谁注意这些具体事务，更不用说远在关外的事务。但现在皇帝提起，袁崇焕修宁远他还是能够想起来的，可是想起来只会让脸更烫——袁崇焕修宁远要修一年，可见原来的宁远是什么样子。
“微臣惭愧，微臣不知当日宁远情况恶劣至此。”李邦华满面惭色，躬身施礼。
“现在知道了，那你说，判熊廷弼死罪的王纪是不是贤臣？邹元标是不是贤臣？”
“微臣......”李邦华语至半途，实在难言，后续便没了声息。
“身为朝廷大臣，身担国家安危，身系亿万生民福祉，怎能不知实情、不通实务？书上的文章是灭不了鞑虏、填不饱百姓肚子的。把书中读来的圣贤大道，真正实行于天下，使百姓得饱暖、国家得富强，那才是真正的大道。坐在屋里讲的天花乱坠，屋外的百姓却饥寒交迫，边关屡遭入侵，那不是圣贤之道。”王战目的是说理、是争取同道，也没想一味给李邦华难堪，便接着向下说。
“臣......惭愧！”李邦华面色彤红。
“圣上此言，大有圣道之真意，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刘宗周听了王战大道实行天下之言，一直如平湖一样的脸上隐现动容。
在此时的儒门众人中，他是最为讲究身体力行的，听皇帝说“把书中读来的圣贤大道，真正实行于天下，使百姓得饱暖、国家得富强”，自然是令他觉得遇到了大道上的同道，觉得“深得我心”。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紧随刘宗周，群臣齐声称颂。
“朕于五经并不精通，不敢大言至圣先师的圣道，只是时刻牢记国家安危、百姓福祉罢了。”听到了刘宗周的认可，王战语气越发平和，“李邦华，朕再来问你，顾宪成对李三才的赞誉是什么意思？为民请命的大忠臣、大清流李三才私拆他老师王锡爵写给万历爷的信件，将信件内容泄露给御史言官又是什么意思？可是君子所为？谁当首辅、谁不当首辅，难道由他们决定？难道这就是你说的‘东林无党’？他们将君父置于何地？”
庖丁解牛，快刀游刃，关节肯綮迎刃而解，皮、肉、筋、骨、脏、腑清晰陈列。如今王战同样如此，将问题细细剖开，邹元标和王纪已经作为第一块抛了出来，现在，顾宪成和李三才作为第二块又抛了出来，语气平和，内容却一如方才的尖锐。
宜将剩勇追穷寇，丝毫不给喘息之机，王战觉得，争取同道同样应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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