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章 历史转折
随着读书成长，萧卓钰对大齐朝的历史了解越多，越是无语。
大齐朝之前是大越，而大越的开国圣祖就比较有名了，袁崇焕，对，就是历史书上所讲的明末抗清大将袁崇焕。
崇祯二年之前的历史，就如现代九年义务教育过程中历史书上所讲，没有任何变化，改变就出现在崇祯三年。
明思宗朱由检继位之后，将辞官回乡的袁崇焕重新召回，而袁大将军不负皇恩，崇祯二年平定川湖兵变，启用尚方宝剑将毛文龙处决，击退皇太极，解京师被围之危，京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
但暗涌并未停止，朝中党争越演越烈，袁崇焕更是被魏忠贤余党视作眼中钉肉中刺，扭曲事实、捏造子虚乌有的罪名弹劾袁崇焕，皇太极抓住机会实施反间计，伪造证据坐实袁崇焕的罪名，十二月袁崇焕被下狱。
辽东、宁远等地大将抗击后金之余，对朝中动向高度关注，在得知皇上初心动摇，甚至杀心已起，使计救出袁崇焕，崇祯帝朱由检将袁崇焕罪名昭告天下，并下令追捕袁氏反贼。
自此，袁崇焕反，以辽东为大本营，联合抗金大将击退后金收复故土的同时，对崇祯皇帝宣战，旱灾之下，各地义军如雨后春笋，袁崇焕更改军制，收服义军，多地脱离明朝控制。
崇祯三年三月，驻守京城的禁卫军发生哗变，锦衣卫平哗时死伤惨重，眼看皇宫不保，崇祯帝自缢于乾清宫。
奇怪的是，崇祯帝自缢前并未下令宫妃自戕，袁崇焕进驻京师后，将明朝皇族全部圈禁，皇子出家为僧、公主削发为尼。
崇祯三年三月至十一月，袁崇焕提拔不被重用的同年，为党派之争下被构陷的官员平反，并凭借自己的旧友同窗、沉冤昭雪的官员重建朝廷，前朝位高权重者很少被重用。
清理东林党、宦官党等，解决党派之争，问罪奸佞，趁势收回大量土地，创“免租佃田”为农民分地，借助“免租佃田”快速平息了农民起义。
崇祯三年六月，袁崇焕下诏曰：“先宗勤勉于政，然党争宦乱，内困外扰，名不聊生，兵无粮饷，故土难归，上天不欲令其存。民无地无以为生，乃义军生生之源也；钟鸣鼎食之家，地逾万顷，此乃民无地之故；新朝初立，允某为主，才德虽非圣贤，然勉力复疆、安民富国，即更兵制、土制，此乃重振朝纲、收复故土之本。兵，抗敌卫国也，非常之际，非常之用，亦非不可为；吾之初心，安国复土，安内之举，柔刚皆用，史之记载，后世之评，犹可为正。故望我朝子民，复归仁心，多地者予流民，使其复归桑梓，焕感激不胜，立仁德碑以载此行，传诵千古之。”
此诏书被称为“分地诏”，该诏一出，天下哗然，公卿宰辅、富商大贾更是戚戚然。
不是没有富商反抗，但对于反抗者，一律出兵压制，强制分地，家中财产的八成更是收缴国库，名曰国库暂借。
强势的分地之举，使得很多富商敢怒不敢言，而有些人主动上交地契，并拿出家资捐献朝廷，以供兵饷、粮饷之用。
对于此类富商或前大吏，大越圣祖袁崇焕昭告天下的同时，将其排在“仁德碑”前列，并主动签发欠条，表示其所主动捐献的家资为朝廷户部所借，后续每年分量偿还，或是抵消商税。
经此一举，主动交地、捐献家产的豪商大吏更多了，最终，在八月之前收回了全国六成的土地，将地分给流民，无地的佃户，当季的产出就是口粮，同时免除当季秋税，为了避免分地过程中欺上瞒下，派出士兵监督当地府衙按规定分地的同时，一并征兵。
为了消弭民众的反对情绪，颁布新的征兵政策，应征入伍者，其家可多分一亩土地，可累计，收复故土后最多每人能分五亩地。
这条政令一出，地少强壮劳力多的农户，不止一人应征入伍，有效缓解了地少口粮不足、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同时，将大量青壮年充兵，减少了农民起义暴动的发生。
浙党一系起初对于“分地诏”极力反对，甚至密谋反抗，袁崇焕亲自写信给姚宗文，表示浙党势大已久，短期内必不能重用，而江浙一带为国之粮仓，动武势必两败俱伤，因此，定国号为“越”，以表浙党一系新朝建立后的贡献，浙党一系从未入朝做官的子孙可科举入仕，父祖辈出仕者三代后可参加科举。
姚宗文得信后，思量良久，最终回信，只四个字，“谢主隆恩”。
姚宗文的地位比较特殊，当时虽被弹劾罢官，但既是魏忠贤余党的领头人，也是浙党的主事人，因此，不论在朝中还是江浙一带，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的表态，不仅是代表身后的势力服从新王朝的管制，同时向大越圣祖袁崇焕表明，会执行分地诏，主动向朝廷捐献财粮，至于身后势力的反对声，自会想办法解决。
萧卓钰看到这段历史的时候，给出了“奸猾”两个字。
姚宗文天启年间依附魏忠贤作恶多端，崇祯初，方从哲卒后，只是被弹劾罢官。新朝建立后，借助身后势力为儿孙谋了个好前程，真真是祸害遗千年！
对于袁崇焕成为大越国主，改写历史，萧卓钰除了惊叹外，就是感慨“如果当时”力量之伟大。
回想现代学明末清初历史的时候，对于袁崇焕往往用一句“悲情英雄”哀叹其抗后金之壮举、命运之悲惨。
大越持续刚二百年，共传十帝。以萧卓钰知全史的眼光来看，大越前八位皇帝都可以称为“明君”。
众所周知，明末清初为小冰河时期，气候异常导致农收不丰、天灾频发。因此，能接手明末残局，一边抗击兵马强壮的后金，收复故土；同时稳固朝政、安抚民心，让天下超过八成的平民过上安稳的生活，得“明君”之称不为过。
大越圣祖一生贫穷，为子为臣时穷困潦倒，为皇称帝后国库一直未能充盈，因此即便当了皇帝，依然节俭不移，可以称得上是大越朝最穷皇帝。因为知道农民的苦，勤政为民，筹粮为兵，甚至因将贪污列入重罪被御史撞柱劝谏。
将皇极殿改名为“耿政殿”，将家训立诏：“养俭德，静修身；勤朝政，心系民；穷心志，富养兵；兄弟和，济世民。”
一直到第七代皇帝和安帝，都是谨记家训，以诏为行，因而，即便连续多年算不上风调雨顺，但大越国运蒸蒸日上，前七代皇帝身体力行了“忧劳可以兴国”。
和安帝对太子的教导也非常严格，太子在朝中声望极高，但不幸的是，太子英年早逝，发恶疾，不治而亡。
太子殇对和安帝的打击非常大，这位大越第七代帝王已经六十高龄，痛不欲生，选立太子时在其他三个儿子之间摇摆不定，最终立嫡次子袁子奕为太子。
这位前太子嫡弟也是和安帝幼子，喜好行军打仗，对朝政素不上心，为了大哥，为了母后，最终还是放下金戈铁马的理想，回归现实学着处理朝政。
为了避免二子、三子威胁新太子之位，将俩个庶出儿子封王赐地，分别镇守西北、西南，二皇子镇北王、三皇子安南王因着此次封王与父皇、嫡弟产生间隙。
和安帝手把手教导嫡次子处理朝政，不足三年驾崩，第八代皇帝宁济帝继位。
此后不过十年，大越名为一朝，实为三国，镇北王、安南王相继宣布脱离朝廷管辖，此时，虽然一分为三，但并未发生内乱。
两位兄长自立为王的消息传来时，宁济帝怒火攻心、当朝吐血。因着父皇的分封之举，对两位兄长一直有愧于心，因此朝觐、赋税等都非常宽松，军饷、粮饷更是有求必应。未曾想，两位兄长不顾父皇遗命、不尊家规，脱离朝廷。
宁济帝悲愤交加之余，对刚刚十岁太子的教导更为严苛，让太子亲手处理部分朝政，选择辅臣为太子监国铺路，更是勤练兵马、囤积粮草。
练兵备战，足足准备了八年，宁济十九年，下诏太子监国、众臣辅政，歃血祭天、御驾亲征。
祖辈历经几代人，好不容易一统山河，多位皇室嫡系更是自请守疆，一生驻守边关，几代帝王兢兢业业、勤政守业，打拼的江山不能毁在自己手里，宁济帝出征前在太庙发誓，必统大越！
自此，大越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内乱，最终朝廷虽夺回了西北、西南地区的管辖权，但大越积攒的国力被消耗殆尽，虽未加征粮税，但连续多年的征兵使得田间劳力锐减，民众的日子一日不如一日，朝政更是不复以往廉效。
宁济帝回京途中见到中原大地满目荒野，百姓困苦，悔恨交织之下旧疾加重，崩于石门。
大越第九代皇帝袁怀寰将年号定为“康阜”，可惜的是，在位二十年未能恢复大越王朝的兴盛，且因两位伯父脱离朝廷最终与父亲兵戎相见，对边关大将疑心甚重，在边关军营随意安插监军，导致文官与武官集团矛盾增加，押扣军饷、粮饷更是加剧了边关大将与京师朝堂的冲突。
康阜帝驾崩时不足五十岁，军政混乱、民政不堪，未能达成父亲遗愿，自身抱负也没有实现，心力交瘁，郁郁而终！
其子袁文思不足弱冠之年匆匆继位，定国号为“昌泰”，但从未亲自执政，被四大辅臣架空，大越王朝名存实亡。
此时边关虽稳定，但已生内乱之象，朝中贪污腐败盛行，安逸享乐已经成为上流社会的日常，京师更是奢靡至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京郊恶狗食人。
最可怕的是，为了敛财，朝臣建议提税，可民不果腹，哪有余粮余钱交税，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四大辅臣以“提军饷”之名加税，此举败露后战乱四起，关外异族虎视眈眈，关内腹地土匪横行。
平静了不过二百年的中原大地又一次狼烟四起。
大齐朝之前是大越，而大越的开国圣祖就比较有名了，袁崇焕，对，就是历史书上所讲的明末抗清大将袁崇焕。
崇祯二年之前的历史，就如现代九年义务教育过程中历史书上所讲，没有任何变化，改变就出现在崇祯三年。
明思宗朱由检继位之后，将辞官回乡的袁崇焕重新召回，而袁大将军不负皇恩，崇祯二年平定川湖兵变，启用尚方宝剑将毛文龙处决，击退皇太极，解京师被围之危，京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
但暗涌并未停止，朝中党争越演越烈，袁崇焕更是被魏忠贤余党视作眼中钉肉中刺，扭曲事实、捏造子虚乌有的罪名弹劾袁崇焕，皇太极抓住机会实施反间计，伪造证据坐实袁崇焕的罪名，十二月袁崇焕被下狱。
辽东、宁远等地大将抗击后金之余，对朝中动向高度关注，在得知皇上初心动摇，甚至杀心已起，使计救出袁崇焕，崇祯帝朱由检将袁崇焕罪名昭告天下，并下令追捕袁氏反贼。
自此，袁崇焕反，以辽东为大本营，联合抗金大将击退后金收复故土的同时，对崇祯皇帝宣战，旱灾之下，各地义军如雨后春笋，袁崇焕更改军制，收服义军，多地脱离明朝控制。
崇祯三年三月，驻守京城的禁卫军发生哗变，锦衣卫平哗时死伤惨重，眼看皇宫不保，崇祯帝自缢于乾清宫。
奇怪的是，崇祯帝自缢前并未下令宫妃自戕，袁崇焕进驻京师后，将明朝皇族全部圈禁，皇子出家为僧、公主削发为尼。
崇祯三年三月至十一月，袁崇焕提拔不被重用的同年，为党派之争下被构陷的官员平反，并凭借自己的旧友同窗、沉冤昭雪的官员重建朝廷，前朝位高权重者很少被重用。
清理东林党、宦官党等，解决党派之争，问罪奸佞，趁势收回大量土地，创“免租佃田”为农民分地，借助“免租佃田”快速平息了农民起义。
崇祯三年六月，袁崇焕下诏曰：“先宗勤勉于政，然党争宦乱，内困外扰，名不聊生，兵无粮饷，故土难归，上天不欲令其存。民无地无以为生，乃义军生生之源也；钟鸣鼎食之家，地逾万顷，此乃民无地之故；新朝初立，允某为主，才德虽非圣贤，然勉力复疆、安民富国，即更兵制、土制，此乃重振朝纲、收复故土之本。兵，抗敌卫国也，非常之际，非常之用，亦非不可为；吾之初心，安国复土，安内之举，柔刚皆用，史之记载，后世之评，犹可为正。故望我朝子民，复归仁心，多地者予流民，使其复归桑梓，焕感激不胜，立仁德碑以载此行，传诵千古之。”
此诏书被称为“分地诏”，该诏一出，天下哗然，公卿宰辅、富商大贾更是戚戚然。
不是没有富商反抗，但对于反抗者，一律出兵压制，强制分地，家中财产的八成更是收缴国库，名曰国库暂借。
强势的分地之举，使得很多富商敢怒不敢言，而有些人主动上交地契，并拿出家资捐献朝廷，以供兵饷、粮饷之用。
对于此类富商或前大吏，大越圣祖袁崇焕昭告天下的同时，将其排在“仁德碑”前列，并主动签发欠条，表示其所主动捐献的家资为朝廷户部所借，后续每年分量偿还，或是抵消商税。
经此一举，主动交地、捐献家产的豪商大吏更多了，最终，在八月之前收回了全国六成的土地，将地分给流民，无地的佃户，当季的产出就是口粮，同时免除当季秋税，为了避免分地过程中欺上瞒下，派出士兵监督当地府衙按规定分地的同时，一并征兵。
为了消弭民众的反对情绪，颁布新的征兵政策，应征入伍者，其家可多分一亩土地，可累计，收复故土后最多每人能分五亩地。
这条政令一出，地少强壮劳力多的农户，不止一人应征入伍，有效缓解了地少口粮不足、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同时，将大量青壮年充兵，减少了农民起义暴动的发生。
浙党一系起初对于“分地诏”极力反对，甚至密谋反抗，袁崇焕亲自写信给姚宗文，表示浙党势大已久，短期内必不能重用，而江浙一带为国之粮仓，动武势必两败俱伤，因此，定国号为“越”，以表浙党一系新朝建立后的贡献，浙党一系从未入朝做官的子孙可科举入仕，父祖辈出仕者三代后可参加科举。
姚宗文得信后，思量良久，最终回信，只四个字，“谢主隆恩”。
姚宗文的地位比较特殊，当时虽被弹劾罢官，但既是魏忠贤余党的领头人，也是浙党的主事人，因此，不论在朝中还是江浙一带，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的表态，不仅是代表身后的势力服从新王朝的管制，同时向大越圣祖袁崇焕表明，会执行分地诏，主动向朝廷捐献财粮，至于身后势力的反对声，自会想办法解决。
萧卓钰看到这段历史的时候，给出了“奸猾”两个字。
姚宗文天启年间依附魏忠贤作恶多端，崇祯初，方从哲卒后，只是被弹劾罢官。新朝建立后，借助身后势力为儿孙谋了个好前程，真真是祸害遗千年！
对于袁崇焕成为大越国主，改写历史，萧卓钰除了惊叹外，就是感慨“如果当时”力量之伟大。
回想现代学明末清初历史的时候，对于袁崇焕往往用一句“悲情英雄”哀叹其抗后金之壮举、命运之悲惨。
大越持续刚二百年，共传十帝。以萧卓钰知全史的眼光来看，大越前八位皇帝都可以称为“明君”。
众所周知，明末清初为小冰河时期，气候异常导致农收不丰、天灾频发。因此，能接手明末残局，一边抗击兵马强壮的后金，收复故土；同时稳固朝政、安抚民心，让天下超过八成的平民过上安稳的生活，得“明君”之称不为过。
大越圣祖一生贫穷，为子为臣时穷困潦倒，为皇称帝后国库一直未能充盈，因此即便当了皇帝，依然节俭不移，可以称得上是大越朝最穷皇帝。因为知道农民的苦，勤政为民，筹粮为兵，甚至因将贪污列入重罪被御史撞柱劝谏。
将皇极殿改名为“耿政殿”，将家训立诏：“养俭德，静修身；勤朝政，心系民；穷心志，富养兵；兄弟和，济世民。”
一直到第七代皇帝和安帝，都是谨记家训，以诏为行，因而，即便连续多年算不上风调雨顺，但大越国运蒸蒸日上，前七代皇帝身体力行了“忧劳可以兴国”。
和安帝对太子的教导也非常严格，太子在朝中声望极高，但不幸的是，太子英年早逝，发恶疾，不治而亡。
太子殇对和安帝的打击非常大，这位大越第七代帝王已经六十高龄，痛不欲生，选立太子时在其他三个儿子之间摇摆不定，最终立嫡次子袁子奕为太子。
这位前太子嫡弟也是和安帝幼子，喜好行军打仗，对朝政素不上心，为了大哥，为了母后，最终还是放下金戈铁马的理想，回归现实学着处理朝政。
为了避免二子、三子威胁新太子之位，将俩个庶出儿子封王赐地，分别镇守西北、西南，二皇子镇北王、三皇子安南王因着此次封王与父皇、嫡弟产生间隙。
和安帝手把手教导嫡次子处理朝政，不足三年驾崩，第八代皇帝宁济帝继位。
此后不过十年，大越名为一朝，实为三国，镇北王、安南王相继宣布脱离朝廷管辖，此时，虽然一分为三，但并未发生内乱。
两位兄长自立为王的消息传来时，宁济帝怒火攻心、当朝吐血。因着父皇的分封之举，对两位兄长一直有愧于心，因此朝觐、赋税等都非常宽松，军饷、粮饷更是有求必应。未曾想，两位兄长不顾父皇遗命、不尊家规，脱离朝廷。
宁济帝悲愤交加之余，对刚刚十岁太子的教导更为严苛，让太子亲手处理部分朝政，选择辅臣为太子监国铺路，更是勤练兵马、囤积粮草。
练兵备战，足足准备了八年，宁济十九年，下诏太子监国、众臣辅政，歃血祭天、御驾亲征。
祖辈历经几代人，好不容易一统山河，多位皇室嫡系更是自请守疆，一生驻守边关，几代帝王兢兢业业、勤政守业，打拼的江山不能毁在自己手里，宁济帝出征前在太庙发誓，必统大越！
自此，大越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内乱，最终朝廷虽夺回了西北、西南地区的管辖权，但大越积攒的国力被消耗殆尽，虽未加征粮税，但连续多年的征兵使得田间劳力锐减，民众的日子一日不如一日，朝政更是不复以往廉效。
宁济帝回京途中见到中原大地满目荒野，百姓困苦，悔恨交织之下旧疾加重，崩于石门。
大越第九代皇帝袁怀寰将年号定为“康阜”，可惜的是，在位二十年未能恢复大越王朝的兴盛，且因两位伯父脱离朝廷最终与父亲兵戎相见，对边关大将疑心甚重，在边关军营随意安插监军，导致文官与武官集团矛盾增加，押扣军饷、粮饷更是加剧了边关大将与京师朝堂的冲突。
康阜帝驾崩时不足五十岁，军政混乱、民政不堪，未能达成父亲遗愿，自身抱负也没有实现，心力交瘁，郁郁而终！
其子袁文思不足弱冠之年匆匆继位，定国号为“昌泰”，但从未亲自执政，被四大辅臣架空，大越王朝名存实亡。
此时边关虽稳定，但已生内乱之象，朝中贪污腐败盛行，安逸享乐已经成为上流社会的日常，京师更是奢靡至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京郊恶狗食人。
最可怕的是，为了敛财，朝臣建议提税，可民不果腹，哪有余粮余钱交税，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四大辅臣以“提军饷”之名加税，此举败露后战乱四起，关外异族虎视眈眈，关内腹地土匪横行。
平静了不过二百年的中原大地又一次狼烟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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