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高中同学 33父亲节有感 34我与《山路弯弯》 35惊险的一幕
32高中同学
春节前，弟来电话说有几个我高中的同学在一起，想与我说说话。弟拨通我的电话后，首先是徐龙说，老同学，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徐龙啊。你在我前面坐了两年……我说，啊，你是徐龙？
最后说的是贺运，贺运说，我是贺运，你还记得吗？我只好说，记得记得。贺运又问，老同学，这几十年，你过得还好吗？告诉我，你过得辛福吗？我说，一言难尽啊！
那年高中毕业后，就再没见过他们了。这几十年来，我常想：他（她）们都在哪里？干什么？我好想知道。听说有同学的消息，真的好兴奋！同学说，在明年的三十周年同学聚会，你一定要参加，我说，我也很想见见大家啊。不知到那时我有不有这个胆量。
正月初七，我突然接到女同学有英的电话。
“凡，终于找到你了，你来玩吧，我好想你，燕燕也好想你，快来吧，今天就来……”
一听是有英，我激动得大喊起来：“有英，你这个家伙在哪里？我以为你跑到国外去了，……”有英还跟从前一样爱笑，总是嘿嘿地笑。我与有英情同姐妹，我们从乡下跨入城里中学的第一天就相识了。记得头一天来到陌生的学校，我背着行李站在三层楼高的教学大楼前，感觉自己很渺小，像要被风吹起，那轻飘飘的感觉让我终身难忘。我一个人怯怯地去报名注册。在报名处，我得知有英不仅与我同姓，而且还是同班，我们相互问过后高兴极了，原来我们是家族啊！相信我们可以成为好朋友。以后不会孤独了。从此，我们俩行影不离，一起读书，一起吃饭，还共睡一张床铺到毕业。两年后，我们俩却不幸双双落榜。
落榜的我们两年后都嫁了人，有英住在县城，我在乡下。起初有英租住在水果批发市场后面，我去过她家几次，后来她搬走了，我就与她失去了联系，到此已有二十多年了。
春节期间，有英从我弟那里得知我的电话。听说贺运与我弟是战友，李生通过贺运认识我弟，有英又是通过罗生才知道我弟的电话。
除有英外，我与其他同学整整三十年没见上一面了。
昨天进城，我首先见了有英，有英已住进了漂亮的大楼，房子装修很高档。有英的样子跟以前差不多，只是显得有些苍老。我俩寒暄了好一阵后，便手挽着手来到楼下的阳光里聊着那些互不知晓的事情。有英打电话给在法院工作的李生和燕燕说我来了。不一会儿，李生开着一辆白色的小车来了。燕燕坐在里面。当燕燕从车上下来时，我还是认出了她，她变化不大，仅老了一点，还是那个短头发，戴着眼镜，穿着仍然是那样朴素，我与燕燕握过手后，看到从车上又钻出一个高大的男人，我以为是开车送燕燕的司机。当那男人伸出手朝我走来时，有英告诉我，这就是李生，我大吃一惊，忙上前握住他的手。啊！三十年，一晃三十年了，三十年前的那个翩翩少年，如今已变成健壮英俊的男子汉了！我们四人相聚一起，感慨万千。
我通过他（她）们三人才知道其他一部分同学的情况：好几个在机关单位、一个在大学教书、几个在省重点中学教书、一个当律师、几个是大老板……听说，有好几个是毕业后复习几年才考上大学的。我真佩服他（她）们的毅力和决心。正如有英所说：“我们班上的同学都是人才，除我们俩之外。”有英指的是她与我。其实，她也不在之外，因为她也是老板，一个大煤厂老板。真正混得最差的就是我，一个地球修理工。
33父亲节有感
明天是父亲节了，我有许多的话想说，二十多年了不知从何说起
我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同时也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我一直想，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孩子没有了父亲，我要让孩子像别的孩子一样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终于我把二个儿子送进了大学。许多人说，即使父母双全培养一个孩子上大学也不容易，何况一个单亲妈妈培养两个孩子上了大学！大儿子是学美术专业，他上高三那年在省城长沙参加专业培训，因欠培训费，一天下午，老师把儿子赶出教室，一张画画了一半。儿子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正在广东打工，在甘蔗地里干活。此时正是上课时间，我就问怎么没上课？听儿子把话说完，我的眼泪已在眼眶里打转，但强忍住不让眼泪掉下来，并强作镇静与儿子通话，教儿子和老师说，我妈会尽快想办法借钱打过来，先我学习等等。放下电话，我再忍不住泪水哗哗地流，别人问我怎么啦，我已泣不成声，许久了还说不出话来。
假如孩子有父亲，需要钱时首先会问父亲，可我的孩子一切事情都问我，伤风感冒缺衣少食全由我负责！
记得大儿子六岁那年，他与村里的小孩子在后背山上玩耍，被一个差不多大的伙伴不小心用一个打烂的玻璃酒瓶扎到儿子的头上，鲜血染红了儿子身上的衣服，他奶奶怕我看见了儿子流这么多血心疼，她给儿子换了衣服洗了，这些我是之后才知道的。因为那天是当墟日，我去墟上摆摊去了，直到下午二三点钟才回家。一看到儿子头上有伤，身上还有血迹把我吓坏了，当问清情况后赶紧带儿子去村卫生室。可村卫生员看了伤口这么大不敢接，叫我带儿子马上去公社医院。已是旁晚，没汽车了，只好叫村里一个叔叔用摩托车送我们去公社医院。在医生给儿子清理伤口准备缝线时，我看到儿子头上的伤口涌泉水一样冒出鲜血，红了一大片，因为玻璃片扎断了大血管，医生怎么也止不住血，后来一个医生只好用夹子夹住那根血管才止住血！我站在一旁看着看看头就晕了，快要晕倒时一个人扶住了我说，你莫看了，晕血！我从没见过伤口会流这么血！缝了十多针，一个半圆形的口子。怕引起破伤风，再没钱也要儿子打破伤风防疫针，要打三次。这次受伤花掉了几百块钱，本来贫困的家庭又多出一笔不必要的开支！扎伤我儿子的孩子的家长看伤了这么重就拿20块钱给我，我没有要她的钱。20块钱换一次膏药还不够！当时，儿子自己看不到自己的伤口流了那么多血，可作为母亲的我心如刀割！如果儿子父亲在，他一定会陪在儿子身边，至少我不会这么害怕啊！
于2018年父亲节
34我与《山路弯弯》
有网友说我那篇《母亲，在那个年代》有点像朱德写他母亲的一篇文章。我没看过，不知是不是真的。但我决不是抄袭别人的文章。
还有人说，我写的东西有点类似耒阳作协副主席朱文科写的东西。这个嘛，我觉得有些奇怪。自从读了朱文科的《煤油灯》后，我就想，怎么他也有跟我类似的经历啊！我曾经为没有煤油灯学习苦恼过。我至今还清楚的记得，那年在高考前夕的一个晚上，我正在煤油下复习功课，一字不知的母亲，突然拿走桌子上的煤油灯，去做家务事，因煤油紧缺，家里只点了一盏灯。这一次，我真的哭了，哭得很伤心，哭了很久，在那个漆黑的小房子里，伏在一个用来当书桌用的旧皮箱上。因为我即将就要面临第二次的高考了啊！第一次落选了！所以，我对煤油灯的印象是很深的。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当得知朱文科主席写了一篇《山路弯弯》的长篇小说时，就更奇怪了。因为我在八十年代时，就想以《山路弯弯》为题写一篇爱情题材的小说，因为我的初恋在山冲里，那时，我每次从他家回来，他都要送我，因为有山路。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边走边谈，走很远了还不想分开。我的初恋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他的村子在山旮旯里。我当时的条件要比他好得多，至少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城里毕业的高中生！我选择的是当时农村姑娘都不理解也不喜欢的东西——文学。他爱文学，喜欢玩乐器，还写得一笔书法。那段时间发生了许多故事，我想把它们记录下来，可到如今都未写成。翻开日记本，《山路弯弯》的题目仍静静地躺在里面。
我想，如果有类似的地方的话，也许是因为都是出身农村吧！
35惊险的一幕
那是发生在八十年代的一件事。
我第一次去广东打工，进了一家丝花厂。
一天，我突然接到丈夫从家里打来的电报：女病，速回。那时，村里还没有电话，手机更不用说了。于是，我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求老板给我算工钱。我怀椯着一月200元的工资，于当天傍晚跟着刘云去了建筑包头刘建那里，刘云和刘建都是老乡，那里还有三个要回家的年轻人。
晚上，我在刘建家里吃过饭后就去了工棚休息。工棚的床是木板搭成的。整个工棚搭成两排大床，男同志睡一边，我睡一边。工棚没电，我摸索着和衣躺下休息。
“你们睡觉注意点，不要睡死了。”刘建的妻子说，“怕派出所的来查夜，查到了要罚我们包工头的钱，一个50啊！不管你在不在这里做工。”
躺在没棉被的床上，又是冬天，一听要查夜，我就打哆嗦了，越打越厉害，牙齿格格响。黑暗中，老乡们说，这是最后一晚上了，要是偏偏让查到，出来二十多天，事没找到，钱没赚到，还倒罚五十块，那就倒霉了。要不这样吧，我们听到狗叫声，有人来了，肯定会狗叫的，就让一个人去侦察。发现真的来了，赶紧报信，做蛙叫，听到蛙叫，没证的就快逃。
老乡们的话让我害怕得不得了，心都快要跳出喉咙了。
我听说过查夜，但从未碰到过查夜。
半夜了，提心吊胆的我，一直处在半睡半醒的状态。蛇皮袋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就枕在脑壳下，逃——时刻准备着。
真的，就在这时，隐隐约约听到远处有狗叫声，之后便听到蛙叫了，再之后，听到人急急地说话声：“快走，来了。”
我一跃而起，抖着双手去摸蛇皮袋，想第一个冲出去。真见鬼！竟摸不着蛇皮袋了，分明就放在身边的。
刘建的妻子听出我在摸东西的声音，低声摧促我：“快走，东西不要拿，等走了再回来。”、
我摸索着到了工棚门口，朝外看，不见一个人。他们到哪儿去了？我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而且是晚上来的，不知该向哪里跑。我高一脚低一脚来到工棚外的场地上，焦急地向四周环顾，企图寻找一个藏身的地方。刚走几步，就踢了一脚，一摸，原来是木材，乱七八糟的堆着。我想绕过去，蹲在木材后面。“那是藏不到的，他们有电筒。”不知从哪个角落发出来的男低音。“那怎么办？”我急得想哭了。“只有出去了，爬围墙出去，前面的铁门是锁了的。”
立刻，围墙上，模模糊糊现出了几个黑影，只闪了一下就不见了，几个老乡爬出了围墙。情急之中，我想都没想就跟着爬。虽不是逃命，我也要拼命地逃。不然，我那两百块钱，罚五十又除车费，没有了。
那时不知道我是怎样爬上那个比我还高的围墙，又是怎样从围墙上跳下去的。幸运的是，我不但没摔断脚和手，而且脚一落地就像箭一样冲走了，跟着那几个黑影向田野的一条小马路冲去了。冲了很远才停下来，看看“电筒”到了哪里。那几只电筒像探照灯一样，能照亮很远的马路。他们每到一个建筑工地，角角落落都要用电筒扫一遍，看看有没有外地人躲在里面。
眼看那些“电筒”朝刘建的工地和我们逃的方向来了，我们都跳下比马路低几尺深的稻田里。稻田是干的，收了禾，田里堆着一垛一垛的干稻草。我们蹲着，躲在稻草垛的后面，眼睛注视着“电筒”。电筒一闪一闪的在向前移动。我们猫着腰退到后面的稻草垛后面。“电筒”向前，我们后退。那情形，活像电影里鬼子进村的镜头。看见“电筒”朝刘建工地去了，我悬着的心才放下来。怕“电筒”杀回马枪，我们直等到“电筒”向来的方向回去时，才直起腰杆冲到马路上欢呼：好险啊，差点活捉了！
这事已过去许多年，却像发生在昨天。
春节前，弟来电话说有几个我高中的同学在一起，想与我说说话。弟拨通我的电话后，首先是徐龙说，老同学，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徐龙啊。你在我前面坐了两年……我说，啊，你是徐龙？
最后说的是贺运，贺运说，我是贺运，你还记得吗？我只好说，记得记得。贺运又问，老同学，这几十年，你过得还好吗？告诉我，你过得辛福吗？我说，一言难尽啊！
那年高中毕业后，就再没见过他们了。这几十年来，我常想：他（她）们都在哪里？干什么？我好想知道。听说有同学的消息，真的好兴奋！同学说，在明年的三十周年同学聚会，你一定要参加，我说，我也很想见见大家啊。不知到那时我有不有这个胆量。
正月初七，我突然接到女同学有英的电话。
“凡，终于找到你了，你来玩吧，我好想你，燕燕也好想你，快来吧，今天就来……”
一听是有英，我激动得大喊起来：“有英，你这个家伙在哪里？我以为你跑到国外去了，……”有英还跟从前一样爱笑，总是嘿嘿地笑。我与有英情同姐妹，我们从乡下跨入城里中学的第一天就相识了。记得头一天来到陌生的学校，我背着行李站在三层楼高的教学大楼前，感觉自己很渺小，像要被风吹起，那轻飘飘的感觉让我终身难忘。我一个人怯怯地去报名注册。在报名处，我得知有英不仅与我同姓，而且还是同班，我们相互问过后高兴极了，原来我们是家族啊！相信我们可以成为好朋友。以后不会孤独了。从此，我们俩行影不离，一起读书，一起吃饭，还共睡一张床铺到毕业。两年后，我们俩却不幸双双落榜。
落榜的我们两年后都嫁了人，有英住在县城，我在乡下。起初有英租住在水果批发市场后面，我去过她家几次，后来她搬走了，我就与她失去了联系，到此已有二十多年了。
春节期间，有英从我弟那里得知我的电话。听说贺运与我弟是战友，李生通过贺运认识我弟，有英又是通过罗生才知道我弟的电话。
除有英外，我与其他同学整整三十年没见上一面了。
昨天进城，我首先见了有英，有英已住进了漂亮的大楼，房子装修很高档。有英的样子跟以前差不多，只是显得有些苍老。我俩寒暄了好一阵后，便手挽着手来到楼下的阳光里聊着那些互不知晓的事情。有英打电话给在法院工作的李生和燕燕说我来了。不一会儿，李生开着一辆白色的小车来了。燕燕坐在里面。当燕燕从车上下来时，我还是认出了她，她变化不大，仅老了一点，还是那个短头发，戴着眼镜，穿着仍然是那样朴素，我与燕燕握过手后，看到从车上又钻出一个高大的男人，我以为是开车送燕燕的司机。当那男人伸出手朝我走来时，有英告诉我，这就是李生，我大吃一惊，忙上前握住他的手。啊！三十年，一晃三十年了，三十年前的那个翩翩少年，如今已变成健壮英俊的男子汉了！我们四人相聚一起，感慨万千。
我通过他（她）们三人才知道其他一部分同学的情况：好几个在机关单位、一个在大学教书、几个在省重点中学教书、一个当律师、几个是大老板……听说，有好几个是毕业后复习几年才考上大学的。我真佩服他（她）们的毅力和决心。正如有英所说：“我们班上的同学都是人才，除我们俩之外。”有英指的是她与我。其实，她也不在之外，因为她也是老板，一个大煤厂老板。真正混得最差的就是我，一个地球修理工。
33父亲节有感
明天是父亲节了，我有许多的话想说，二十多年了不知从何说起
我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同时也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我一直想，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孩子没有了父亲，我要让孩子像别的孩子一样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终于我把二个儿子送进了大学。许多人说，即使父母双全培养一个孩子上大学也不容易，何况一个单亲妈妈培养两个孩子上了大学！大儿子是学美术专业，他上高三那年在省城长沙参加专业培训，因欠培训费，一天下午，老师把儿子赶出教室，一张画画了一半。儿子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正在广东打工，在甘蔗地里干活。此时正是上课时间，我就问怎么没上课？听儿子把话说完，我的眼泪已在眼眶里打转，但强忍住不让眼泪掉下来，并强作镇静与儿子通话，教儿子和老师说，我妈会尽快想办法借钱打过来，先我学习等等。放下电话，我再忍不住泪水哗哗地流，别人问我怎么啦，我已泣不成声，许久了还说不出话来。
假如孩子有父亲，需要钱时首先会问父亲，可我的孩子一切事情都问我，伤风感冒缺衣少食全由我负责！
记得大儿子六岁那年，他与村里的小孩子在后背山上玩耍，被一个差不多大的伙伴不小心用一个打烂的玻璃酒瓶扎到儿子的头上，鲜血染红了儿子身上的衣服，他奶奶怕我看见了儿子流这么多血心疼，她给儿子换了衣服洗了，这些我是之后才知道的。因为那天是当墟日，我去墟上摆摊去了，直到下午二三点钟才回家。一看到儿子头上有伤，身上还有血迹把我吓坏了，当问清情况后赶紧带儿子去村卫生室。可村卫生员看了伤口这么大不敢接，叫我带儿子马上去公社医院。已是旁晚，没汽车了，只好叫村里一个叔叔用摩托车送我们去公社医院。在医生给儿子清理伤口准备缝线时，我看到儿子头上的伤口涌泉水一样冒出鲜血，红了一大片，因为玻璃片扎断了大血管，医生怎么也止不住血，后来一个医生只好用夹子夹住那根血管才止住血！我站在一旁看着看看头就晕了，快要晕倒时一个人扶住了我说，你莫看了，晕血！我从没见过伤口会流这么血！缝了十多针，一个半圆形的口子。怕引起破伤风，再没钱也要儿子打破伤风防疫针，要打三次。这次受伤花掉了几百块钱，本来贫困的家庭又多出一笔不必要的开支！扎伤我儿子的孩子的家长看伤了这么重就拿20块钱给我，我没有要她的钱。20块钱换一次膏药还不够！当时，儿子自己看不到自己的伤口流了那么多血，可作为母亲的我心如刀割！如果儿子父亲在，他一定会陪在儿子身边，至少我不会这么害怕啊！
于2018年父亲节
34我与《山路弯弯》
有网友说我那篇《母亲，在那个年代》有点像朱德写他母亲的一篇文章。我没看过，不知是不是真的。但我决不是抄袭别人的文章。
还有人说，我写的东西有点类似耒阳作协副主席朱文科写的东西。这个嘛，我觉得有些奇怪。自从读了朱文科的《煤油灯》后，我就想，怎么他也有跟我类似的经历啊！我曾经为没有煤油灯学习苦恼过。我至今还清楚的记得，那年在高考前夕的一个晚上，我正在煤油下复习功课，一字不知的母亲，突然拿走桌子上的煤油灯，去做家务事，因煤油紧缺，家里只点了一盏灯。这一次，我真的哭了，哭得很伤心，哭了很久，在那个漆黑的小房子里，伏在一个用来当书桌用的旧皮箱上。因为我即将就要面临第二次的高考了啊！第一次落选了！所以，我对煤油灯的印象是很深的。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当得知朱文科主席写了一篇《山路弯弯》的长篇小说时，就更奇怪了。因为我在八十年代时，就想以《山路弯弯》为题写一篇爱情题材的小说，因为我的初恋在山冲里，那时，我每次从他家回来，他都要送我，因为有山路。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边走边谈，走很远了还不想分开。我的初恋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他的村子在山旮旯里。我当时的条件要比他好得多，至少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城里毕业的高中生！我选择的是当时农村姑娘都不理解也不喜欢的东西——文学。他爱文学，喜欢玩乐器，还写得一笔书法。那段时间发生了许多故事，我想把它们记录下来，可到如今都未写成。翻开日记本，《山路弯弯》的题目仍静静地躺在里面。
我想，如果有类似的地方的话，也许是因为都是出身农村吧！
35惊险的一幕
那是发生在八十年代的一件事。
我第一次去广东打工，进了一家丝花厂。
一天，我突然接到丈夫从家里打来的电报：女病，速回。那时，村里还没有电话，手机更不用说了。于是，我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求老板给我算工钱。我怀椯着一月200元的工资，于当天傍晚跟着刘云去了建筑包头刘建那里，刘云和刘建都是老乡，那里还有三个要回家的年轻人。
晚上，我在刘建家里吃过饭后就去了工棚休息。工棚的床是木板搭成的。整个工棚搭成两排大床，男同志睡一边，我睡一边。工棚没电，我摸索着和衣躺下休息。
“你们睡觉注意点，不要睡死了。”刘建的妻子说，“怕派出所的来查夜，查到了要罚我们包工头的钱，一个50啊！不管你在不在这里做工。”
躺在没棉被的床上，又是冬天，一听要查夜，我就打哆嗦了，越打越厉害，牙齿格格响。黑暗中，老乡们说，这是最后一晚上了，要是偏偏让查到，出来二十多天，事没找到，钱没赚到，还倒罚五十块，那就倒霉了。要不这样吧，我们听到狗叫声，有人来了，肯定会狗叫的，就让一个人去侦察。发现真的来了，赶紧报信，做蛙叫，听到蛙叫，没证的就快逃。
老乡们的话让我害怕得不得了，心都快要跳出喉咙了。
我听说过查夜，但从未碰到过查夜。
半夜了，提心吊胆的我，一直处在半睡半醒的状态。蛇皮袋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就枕在脑壳下，逃——时刻准备着。
真的，就在这时，隐隐约约听到远处有狗叫声，之后便听到蛙叫了，再之后，听到人急急地说话声：“快走，来了。”
我一跃而起，抖着双手去摸蛇皮袋，想第一个冲出去。真见鬼！竟摸不着蛇皮袋了，分明就放在身边的。
刘建的妻子听出我在摸东西的声音，低声摧促我：“快走，东西不要拿，等走了再回来。”、
我摸索着到了工棚门口，朝外看，不见一个人。他们到哪儿去了？我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而且是晚上来的，不知该向哪里跑。我高一脚低一脚来到工棚外的场地上，焦急地向四周环顾，企图寻找一个藏身的地方。刚走几步，就踢了一脚，一摸，原来是木材，乱七八糟的堆着。我想绕过去，蹲在木材后面。“那是藏不到的，他们有电筒。”不知从哪个角落发出来的男低音。“那怎么办？”我急得想哭了。“只有出去了，爬围墙出去，前面的铁门是锁了的。”
立刻，围墙上，模模糊糊现出了几个黑影，只闪了一下就不见了，几个老乡爬出了围墙。情急之中，我想都没想就跟着爬。虽不是逃命，我也要拼命地逃。不然，我那两百块钱，罚五十又除车费，没有了。
那时不知道我是怎样爬上那个比我还高的围墙，又是怎样从围墙上跳下去的。幸运的是，我不但没摔断脚和手，而且脚一落地就像箭一样冲走了，跟着那几个黑影向田野的一条小马路冲去了。冲了很远才停下来，看看“电筒”到了哪里。那几只电筒像探照灯一样，能照亮很远的马路。他们每到一个建筑工地，角角落落都要用电筒扫一遍，看看有没有外地人躲在里面。
眼看那些“电筒”朝刘建的工地和我们逃的方向来了，我们都跳下比马路低几尺深的稻田里。稻田是干的，收了禾，田里堆着一垛一垛的干稻草。我们蹲着，躲在稻草垛的后面，眼睛注视着“电筒”。电筒一闪一闪的在向前移动。我们猫着腰退到后面的稻草垛后面。“电筒”向前，我们后退。那情形，活像电影里鬼子进村的镜头。看见“电筒”朝刘建工地去了，我悬着的心才放下来。怕“电筒”杀回马枪，我们直等到“电筒”向来的方向回去时，才直起腰杆冲到马路上欢呼：好险啊，差点活捉了！
这事已过去许多年，却像发生在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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