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章 生离
每隔两年一回的公司篮球赛总共参加了两次，外加第一年合同工身份，我不知不觉已经在这家外企待了五年。
前文说过，已经从普通的一线操作员，升职到了主管的我，从负责非成品出口，到第五年扩大了管理范围，把进口也纳入。麾下管理的正式工有两人，合同工则有几十人了。
就在第六年的伊始，刚过完农历新年，休完七天春节假期回到工作岗位，准备迎接万象更新的又一个起点。
此时，美国总部负责生产技术的老大，就在我们刚恢复上班的第二周，亲自飞来上海，并在工厂现场召开全体员工大会。
我们地处偏远的物流部，对类似这样的大会，过去一般都不会参加。这个偏远不仅仅是从公司业务层面上，技术研发、生产、销售始终都是核心部门，物流这样的支持部一向不怎么受待见。
所以就连我们所在的仓库位置，也是在整个厂区比较偏远的位置，离核心功能区，例如研发部、食堂、篮球场等地都挺远，快速步行的话也至少需要五分钟。
往常在厂区核心位置的大厅举行什么重要会议，我们物流最多派高级代表参加。那些个全员会议，大多也和生产技术等相关，类似我这样的物流部小喽罗，铁定是不会去参加的。
但这一次不同，美国老大亲自到场的新年开年全员大会被安排在上午十点。当天九点时候，我们物流老大在办公室特别通知各个小组的经理，所有在岗的人员等会一律放下手上工作，去大厅开会。
什么事那么重要？老板给大家训话，必须全员去现场聆听吗？过去发个邮件或搞个网络视频不是一样看嘛。难道美国人要入乡随俗，现场派红包抽奖？
带着疑惑，到点从仓库那栋楼出发，一路往厂区核心位置走，路上要经过好几个走廊过道。越是接近核心主楼越觉得奇怪。
那天从主楼外围到大厅，一路上都安排了保安人员，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有个平日在仓库上班的保安也在站岗，他和我们相熟，大家还打了招呼。
但此时这个保安是穿着便服，而且他刚翻完夜班，怎么今天又出现在公司？
有人顺口问了一句。他回答说也不知道今天什么活动，反正保安领班让他们集体加班，连制服也没来得及换就上岗了。
等我们物流部一队人马来到主楼大厅，这边已经被其他各个部门的同事们挤满了。
这也是第一次见到主楼会议大厅，没有排座位。以往要是有什么大型会议，厂务部门应该会搬出折叠椅，把这里布置成类似电影院的座位样式。
而这次估计是因为人数太多，只有最靠近前端主席台放了一排座位，让那些高级经理坐下。后边到场的人员全部都站着。
我们到的稍晚，整个会议大厅已经铺满了人，我们只能站在入口处。
我约莫估计全场不下五百人，除了生产线上那些不能离开机台设备的人员以外，其他办公室里的职员应该基本都到场了。
十点一到，老大直接上台开讲。美国人向来直爽，不绕弯子。起头没有什么“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的寒暄辞藻，很干脆直接的开门见山：
“因为目前全球的经济形势，和公司总部对于未来业务发展的战略规划，决定关闭在上海的这间工厂。”
之前还是有一点聒噪的会场，霎时安静下来，大约有二十秒钟，几百人的会场静到，若是有根针落地也能听见的程度。
随后老大继续补充道：
“工厂停产和关闭也不是立刻执行，而是有一个过程，目前计划是到今年十一月完全停产。从现在起到年底需要进行产能和人员的逐步缩减。”
就这样两段话，随后进入提问环节。
我真的很佩服美国总部的老大，这么重要的决定，除了会议现场几百人和全厂的两千多人，还关系着两千多个家庭。那么多人的生计和饭碗，仿佛在这两分钟之内，就被决定和宣布了。
底下与会的人员开始躁动起来，各种声音混合：有震惊、质问、不信、彷徨，甚至还有人哭泣起来。
坐在前排的生产计划部高级经理，第一个站起来向美国老大发难：
“前几个月总部已经宣布了全球产能缩减计划，涉及到关闭世界各地的多家工厂，但并不包括上海的。中国的市场需求依然强劲，而且上海工厂的良品率和工艺技术都是世界领先级别的，为什么此时总部会有这么突然的计划，是有什么隐情和变故吗？！”
老大的回复很官方，这里我就把后期了解到的各种信息汇总一下吧。
当时正在经历全球金融危机，从总部视角看世界的经济形势和市场需求处于低谷，虽然中国市场表现良好，但上海工厂的产能已经无法进一步扩展和优化，归根到底主要还是成本考虑。
上海的人力资源，基础设施供给，配套支持运作，还有关键的本地税收优惠等，相比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还有海外诸如东南亚等地，成本支出明显高出一大截。
这个时候深深理解马克思资本论揭示的某些真理，资本的逐利性让它永远向成本更低而回报率更高的地方流动，这是亘古不变的。
资本家们的决策，也导致处于工人阶级的我们，无论是基层操作员工，还是中高层管理人员，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首先我们工厂物流部，除了资深的仓库主管老乔，自愿前往中国西部的新工厂，算是继续留在了公司以外，其余自我向上向下数三级的老板同事，最终全都先后离职了。
应帅跳槽去了一家台湾公司，升职成了仓库主管。崔哈雷跳槽去了一家物流供应商做项目经理。王竹竿、黑鸭子等人均另谋高就。
我们物流中国区老大原本可以转去本公司的销售部门，且保留职级，但他似乎更愿意留在物流行业，所以跳槽去了别的外企。但听说出去不太顺利，不出半年辗转了两三家公司。
工厂物流部经理Nancy跳槽去了医药公司做物流部总监，N年后的今天好像还在那儿，倒是稳定。
我的直线老板跳槽去了另一家五百强制造企业，但离开上海去了中国西部城市。
最后是我个人，倒是因为这次公司战略调整，开拓了事业发展的新机遇。
当时这家五百强外企在上海除了投资规模最大、人员最多的工厂以外，还有另外三家公司。分别是中国区总公司（负责投资销售业务），和售后服务贸易公司，还有一家新成立的研发中心公司。
我作为唯一原工厂物流部的职员，转去了总公司，继续负责物流业务，而且范围是涵盖上述三家公司的所有进出口操作。
虽然职级和工资是一分没涨，但听上去这业务范畴可大的去了。而且离开工厂所在的保税区，到特殊监管区域以外，进出口业务的流程和复杂程度也完全不一样。
这个转型对自己的职业发展大有裨益，关键是其他绝大部分同事都只能拿补偿走人，所以对我可以说是羡慕嫉妒，应该没有恨。
之所以我能脱颖而出获得这个机会，也是之前多年在非成品操作业务上的积累。
在工厂物流部，成品进出口才是主营业务，也更容易做出成绩，受到上层的重视。
但工厂要是没了，也就没有出产成品了。其他业务板块例如销售、研发、售后等等，大多均是非成品操作的范畴。
而我之前一直在非主流业务的耕耘和任劳任怨，在公司发生如此重大变故之时，反而变成了优势，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总之，我人生职业道路上遇到的这个重大冲击，也算是一次转折，真的是令人印象无比深刻。
虽然也没有残酷到宣布后立马卷铺盖走人，但目送着熟悉的同事们一波一波离开，还有工厂的产量一点一点的减少，设备材料一批一批的运走，也是一种别样的“生离”体验。
前文说过，已经从普通的一线操作员，升职到了主管的我，从负责非成品出口，到第五年扩大了管理范围，把进口也纳入。麾下管理的正式工有两人，合同工则有几十人了。
就在第六年的伊始，刚过完农历新年，休完七天春节假期回到工作岗位，准备迎接万象更新的又一个起点。
此时，美国总部负责生产技术的老大，就在我们刚恢复上班的第二周，亲自飞来上海，并在工厂现场召开全体员工大会。
我们地处偏远的物流部，对类似这样的大会，过去一般都不会参加。这个偏远不仅仅是从公司业务层面上，技术研发、生产、销售始终都是核心部门，物流这样的支持部一向不怎么受待见。
所以就连我们所在的仓库位置，也是在整个厂区比较偏远的位置，离核心功能区，例如研发部、食堂、篮球场等地都挺远，快速步行的话也至少需要五分钟。
往常在厂区核心位置的大厅举行什么重要会议，我们物流最多派高级代表参加。那些个全员会议，大多也和生产技术等相关，类似我这样的物流部小喽罗，铁定是不会去参加的。
但这一次不同，美国老大亲自到场的新年开年全员大会被安排在上午十点。当天九点时候，我们物流老大在办公室特别通知各个小组的经理，所有在岗的人员等会一律放下手上工作，去大厅开会。
什么事那么重要？老板给大家训话，必须全员去现场聆听吗？过去发个邮件或搞个网络视频不是一样看嘛。难道美国人要入乡随俗，现场派红包抽奖？
带着疑惑，到点从仓库那栋楼出发，一路往厂区核心位置走，路上要经过好几个走廊过道。越是接近核心主楼越觉得奇怪。
那天从主楼外围到大厅，一路上都安排了保安人员，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有个平日在仓库上班的保安也在站岗，他和我们相熟，大家还打了招呼。
但此时这个保安是穿着便服，而且他刚翻完夜班，怎么今天又出现在公司？
有人顺口问了一句。他回答说也不知道今天什么活动，反正保安领班让他们集体加班，连制服也没来得及换就上岗了。
等我们物流部一队人马来到主楼大厅，这边已经被其他各个部门的同事们挤满了。
这也是第一次见到主楼会议大厅，没有排座位。以往要是有什么大型会议，厂务部门应该会搬出折叠椅，把这里布置成类似电影院的座位样式。
而这次估计是因为人数太多，只有最靠近前端主席台放了一排座位，让那些高级经理坐下。后边到场的人员全部都站着。
我们到的稍晚，整个会议大厅已经铺满了人，我们只能站在入口处。
我约莫估计全场不下五百人，除了生产线上那些不能离开机台设备的人员以外，其他办公室里的职员应该基本都到场了。
十点一到，老大直接上台开讲。美国人向来直爽，不绕弯子。起头没有什么“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的寒暄辞藻，很干脆直接的开门见山：
“因为目前全球的经济形势，和公司总部对于未来业务发展的战略规划，决定关闭在上海的这间工厂。”
之前还是有一点聒噪的会场，霎时安静下来，大约有二十秒钟，几百人的会场静到，若是有根针落地也能听见的程度。
随后老大继续补充道：
“工厂停产和关闭也不是立刻执行，而是有一个过程，目前计划是到今年十一月完全停产。从现在起到年底需要进行产能和人员的逐步缩减。”
就这样两段话，随后进入提问环节。
我真的很佩服美国总部的老大，这么重要的决定，除了会议现场几百人和全厂的两千多人，还关系着两千多个家庭。那么多人的生计和饭碗，仿佛在这两分钟之内，就被决定和宣布了。
底下与会的人员开始躁动起来，各种声音混合：有震惊、质问、不信、彷徨，甚至还有人哭泣起来。
坐在前排的生产计划部高级经理，第一个站起来向美国老大发难：
“前几个月总部已经宣布了全球产能缩减计划，涉及到关闭世界各地的多家工厂，但并不包括上海的。中国的市场需求依然强劲，而且上海工厂的良品率和工艺技术都是世界领先级别的，为什么此时总部会有这么突然的计划，是有什么隐情和变故吗？！”
老大的回复很官方，这里我就把后期了解到的各种信息汇总一下吧。
当时正在经历全球金融危机，从总部视角看世界的经济形势和市场需求处于低谷，虽然中国市场表现良好，但上海工厂的产能已经无法进一步扩展和优化，归根到底主要还是成本考虑。
上海的人力资源，基础设施供给，配套支持运作，还有关键的本地税收优惠等，相比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还有海外诸如东南亚等地，成本支出明显高出一大截。
这个时候深深理解马克思资本论揭示的某些真理，资本的逐利性让它永远向成本更低而回报率更高的地方流动，这是亘古不变的。
资本家们的决策，也导致处于工人阶级的我们，无论是基层操作员工，还是中高层管理人员，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首先我们工厂物流部，除了资深的仓库主管老乔，自愿前往中国西部的新工厂，算是继续留在了公司以外，其余自我向上向下数三级的老板同事，最终全都先后离职了。
应帅跳槽去了一家台湾公司，升职成了仓库主管。崔哈雷跳槽去了一家物流供应商做项目经理。王竹竿、黑鸭子等人均另谋高就。
我们物流中国区老大原本可以转去本公司的销售部门，且保留职级，但他似乎更愿意留在物流行业，所以跳槽去了别的外企。但听说出去不太顺利，不出半年辗转了两三家公司。
工厂物流部经理Nancy跳槽去了医药公司做物流部总监，N年后的今天好像还在那儿，倒是稳定。
我的直线老板跳槽去了另一家五百强制造企业，但离开上海去了中国西部城市。
最后是我个人，倒是因为这次公司战略调整，开拓了事业发展的新机遇。
当时这家五百强外企在上海除了投资规模最大、人员最多的工厂以外，还有另外三家公司。分别是中国区总公司（负责投资销售业务），和售后服务贸易公司，还有一家新成立的研发中心公司。
我作为唯一原工厂物流部的职员，转去了总公司，继续负责物流业务，而且范围是涵盖上述三家公司的所有进出口操作。
虽然职级和工资是一分没涨，但听上去这业务范畴可大的去了。而且离开工厂所在的保税区，到特殊监管区域以外，进出口业务的流程和复杂程度也完全不一样。
这个转型对自己的职业发展大有裨益，关键是其他绝大部分同事都只能拿补偿走人，所以对我可以说是羡慕嫉妒，应该没有恨。
之所以我能脱颖而出获得这个机会，也是之前多年在非成品操作业务上的积累。
在工厂物流部，成品进出口才是主营业务，也更容易做出成绩，受到上层的重视。
但工厂要是没了，也就没有出产成品了。其他业务板块例如销售、研发、售后等等，大多均是非成品操作的范畴。
而我之前一直在非主流业务的耕耘和任劳任怨，在公司发生如此重大变故之时，反而变成了优势，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总之，我人生职业道路上遇到的这个重大冲击，也算是一次转折，真的是令人印象无比深刻。
虽然也没有残酷到宣布后立马卷铺盖走人，但目送着熟悉的同事们一波一波离开，还有工厂的产量一点一点的减少，设备材料一批一批的运走，也是一种别样的“生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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