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与活阎王吵嘴
决定不上学的邵民望，第二天上午就被父亲带到队长面前。
父亲有些惭愧地对队长说，“我这犟种，他要下地做工分！今天，你就给他安排活路吧！”
“他不是在读书吗？”队长有些惊讶地问，“正是读书的时候，他怎么不上学？而且，他还考的是县一中，不读太可惜了！”
邵民望不想看到父亲被人看不起，就赶紧没好气地说，“叫你派工就派工，哪那么多的废话？”
队工讨了个没趣，就不无讽刺地说，“看你年纪不大，人还挺好强的，是条汉子！那你今天就跟大人一起挑大粪吧！”
父亲赶紧向队长说好话，“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他毕竟是头一天上工，你先让他试试别的吧！”
队长正要说什么，邵民望就抢先说，“不就是挑大粪吗？多大个事？我挑！”
“算个种！”队长不敢再小看这个邵民望了，也不说二话。
邵民望就跟着父亲，去挑大粪。
挑大粪不只是一桩很累的活路，还是一门技术活。会挑的人，满满的一担大粪，从窖里挑到地里，一点不泼。
挑大粪不像挑别的，别的泼在路上，没事，大粪泼在路上，就会散发一路的臭气，污染空气，还让人骂。
邵民望长到这么大，还没有真正干过一天这挑大粪的活路。过去偶尔挑一回水，他都不能挑得满满的，挑满了就会荡出来。
果然，挑大粪的汉子们，都一个个挑得满满的，都没有泼在路上，唯独他的一担大粪，一路上泼泼撒撒的，很不体面。
那些汉子就笑他不是个挑大粪的料，连队长也善意地笑骂他不会挑大粪。
邵民望是个认打不认输的人，他就不信别人做得到，他做不到。
细心观察，原来那些会挑大粪的人，都会掌握脚步与肩上的节奏，更善于随着那扁担的张力，把握着两只粪桶的平衡。
即使是中途换肩，他们也会随着扁担的张力，并且选择在张力向上的时候，迅速平稳地转移到另一个肩头上，不打乱整个扁担上下张力的节奏，也不会因此而让大粪泼出桶面。
而不是像他那样，非要歇下来，再换一次肩，耽误时间，还会让大粪因起步用力不均而泼出桶面。
几个来回，邵民望就学会了挑大粪，而且很快就加快了步伐，跟上了那些汉子们。
怕被人说他少跑了两趟，邵民望就加快速度，跑回了那两趟。
到真正收工的时候，他还比别人多跑了一趟。
挑完一天的大粪，邵民望也就累得差不多了。
刚一倒在床上，就想睡觉，饭都不想吃了。
父亲一边做饭，一边对他说，“现在还不是睡觉的时候，晚上还要到队里开会，评工分！评完了工分，再回来洗脚睡觉，一天才算结束！”
邵民望也知道这吃晚饭和吃完晚饭之后的那些过程，是摆在他人生路上的必然过程，只要强压着那袭来的睡意，强迫自己吃完晚饭之后，又跟着父亲一起去了队里的会议室。
会议室里早已坐满了前来开会的评分的社员群众。
虽然开会非常重要，是政治任务，但评工分更是大家关注的一件事。
一天的劳动，只有当工分划到各人的面前，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天的结束。
工分不只是一天的劳动登记，更是一个劳动力的价值呈现，也是一个家庭日积月累的经济来源。
开会的时候，还有不少人打瞌睡，有时甚至会出现集体打瞌睡的情况，整个会场，差不多就听到一个人在讲话，其它人都在真真假假地打瞌睡。
过去的安排是先评分，后开会，结果工分一评，会就没法开下去了。
不只是有人打瞌睡，还有人没事找事，提前溜走了。
等到开会的时候，人明显的少了许多。
后来队上就改了，先开会后评分。
社员群众果然就一个也没少。
队长说一声散会时，大家反倒精神抖擞，似乎他们来的目的，才真正开始进入。
会计开始评分，基本上就是一个点人头，队长就在会场上，哪些人出了工，哪些人没出工，哪些人做什么，他都心中有数。
整个评分过程中，几乎都处在一种彼此争吵的状态之中。在那个凭工分吃饭的年代，一个工分就是几分钱！几分钱就能买到一根油条或者两个馒头。
队长静静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只有当某个社员想要混工分的时候，他才会站出来，直接纠正。
队长不只是有这个权威，还因为所有社员群众所做的事情，都在他的分派之下进行的，他对全组社员的劳动情况，了如指掌。
轮到给邵民望评工分的时候，会计有些为难地看着队长说，“这小子是头一天上工，给他几个工分？”
队长想也不想就说，“给他八个，以后就按这个作底分！”
“什么？”邵民望马上跳了起来，“我跟别人一样挑粪，而且我还比别人多挑了一担，怎么只给我八个工分？”
父亲也觉得儿子说得有理，因此没有出声。
队长就说，“就算你跟别人一样挑得多，也是这个分数！你的底分标准在这里，不得违反规定！”
“为什么我只有八个底分？”邵民望大声抗议，“不是说大劳动力的底气是十二分吗？”
“你不是大劳动力！”队长有根有据地说，“大劳动力是指结了婚的男人，你还没有结婚！”
“屁话！”邵民望说，“那要是一个人打了单身汉，一生都结不了婚，岂不就永远拿不到大劳动力的工分？”
队长非常沉着地说，“这个队上还有一条规定，过了二十岁，不管结婚没结婚，就算大过力了！”
“扯蛋！”邵民望说，“国家明文规定，年满十八岁的人，就算是大人了！”
队长笑着说，“这个不是国家说了算，而是队上说了算的！讨论底分的时候，是经过了队委会的，还有群众代表参加，不是我这个当队长的一个人说了算！”
“这不合理！”邵民望非常生气地抗议，“我做的跟大人一样的事，却得不到大人一样的工分，这就是欺负人了！”
“谁欺负人？”队长也生气了，红着眼质问邵民望。
“你欺负人！”邵民望毫不畏惧地说。
在那个凭工分吃饭的年代，队长是全队的人王，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人敢跟队长作对的，跟队长作对，就等于是跟自己过不去。
队长不只是掌握着工分，还掌握着每个人的活路，同样的活路，有轻有重，工分却是一样的。在社员群众的心目中，队长就是每个人面前的活阎王。
因此，大多数人都选择不与队长作对，并尽量讨好队长。
“凭什么说我欺负人？”队长也恼火了。
“你就是欺负人！”邵民望大声指责，“做同样的事，却拿不到同样的工分，这不是欺负人吗？”
眼看就要发生冲突了，住队干部熊书记赶紧站出来表态，“邵民望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但队上的规矩不能坏，就算有这种不公平现象，也要等到队上重新开会讨论，再作新的规定！”
几句里打外消的话，很快就让会场上的冲突气氛降温了。
邵三恒就赶紧劝拉着儿子说，“既然住队干部说了公道话，我们就回去，以后再说！”
一边说，一边把儿子往外拉。
“我不服！”邵民望一边随着父亲往外退，一边大声发话，“我就是不服！我明天就找大队书记说事儿！”
父亲有些惭愧地对队长说，“我这犟种，他要下地做工分！今天，你就给他安排活路吧！”
“他不是在读书吗？”队长有些惊讶地问，“正是读书的时候，他怎么不上学？而且，他还考的是县一中，不读太可惜了！”
邵民望不想看到父亲被人看不起，就赶紧没好气地说，“叫你派工就派工，哪那么多的废话？”
队工讨了个没趣，就不无讽刺地说，“看你年纪不大，人还挺好强的，是条汉子！那你今天就跟大人一起挑大粪吧！”
父亲赶紧向队长说好话，“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他毕竟是头一天上工，你先让他试试别的吧！”
队长正要说什么，邵民望就抢先说，“不就是挑大粪吗？多大个事？我挑！”
“算个种！”队长不敢再小看这个邵民望了，也不说二话。
邵民望就跟着父亲，去挑大粪。
挑大粪不只是一桩很累的活路，还是一门技术活。会挑的人，满满的一担大粪，从窖里挑到地里，一点不泼。
挑大粪不像挑别的，别的泼在路上，没事，大粪泼在路上，就会散发一路的臭气，污染空气，还让人骂。
邵民望长到这么大，还没有真正干过一天这挑大粪的活路。过去偶尔挑一回水，他都不能挑得满满的，挑满了就会荡出来。
果然，挑大粪的汉子们，都一个个挑得满满的，都没有泼在路上，唯独他的一担大粪，一路上泼泼撒撒的，很不体面。
那些汉子就笑他不是个挑大粪的料，连队长也善意地笑骂他不会挑大粪。
邵民望是个认打不认输的人，他就不信别人做得到，他做不到。
细心观察，原来那些会挑大粪的人，都会掌握脚步与肩上的节奏，更善于随着那扁担的张力，把握着两只粪桶的平衡。
即使是中途换肩，他们也会随着扁担的张力，并且选择在张力向上的时候，迅速平稳地转移到另一个肩头上，不打乱整个扁担上下张力的节奏，也不会因此而让大粪泼出桶面。
而不是像他那样，非要歇下来，再换一次肩，耽误时间，还会让大粪因起步用力不均而泼出桶面。
几个来回，邵民望就学会了挑大粪，而且很快就加快了步伐，跟上了那些汉子们。
怕被人说他少跑了两趟，邵民望就加快速度，跑回了那两趟。
到真正收工的时候，他还比别人多跑了一趟。
挑完一天的大粪，邵民望也就累得差不多了。
刚一倒在床上，就想睡觉，饭都不想吃了。
父亲一边做饭，一边对他说，“现在还不是睡觉的时候，晚上还要到队里开会，评工分！评完了工分，再回来洗脚睡觉，一天才算结束！”
邵民望也知道这吃晚饭和吃完晚饭之后的那些过程，是摆在他人生路上的必然过程，只要强压着那袭来的睡意，强迫自己吃完晚饭之后，又跟着父亲一起去了队里的会议室。
会议室里早已坐满了前来开会的评分的社员群众。
虽然开会非常重要，是政治任务，但评工分更是大家关注的一件事。
一天的劳动，只有当工分划到各人的面前，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天的结束。
工分不只是一天的劳动登记，更是一个劳动力的价值呈现，也是一个家庭日积月累的经济来源。
开会的时候，还有不少人打瞌睡，有时甚至会出现集体打瞌睡的情况，整个会场，差不多就听到一个人在讲话，其它人都在真真假假地打瞌睡。
过去的安排是先评分，后开会，结果工分一评，会就没法开下去了。
不只是有人打瞌睡，还有人没事找事，提前溜走了。
等到开会的时候，人明显的少了许多。
后来队上就改了，先开会后评分。
社员群众果然就一个也没少。
队长说一声散会时，大家反倒精神抖擞，似乎他们来的目的，才真正开始进入。
会计开始评分，基本上就是一个点人头，队长就在会场上，哪些人出了工，哪些人没出工，哪些人做什么，他都心中有数。
整个评分过程中，几乎都处在一种彼此争吵的状态之中。在那个凭工分吃饭的年代，一个工分就是几分钱！几分钱就能买到一根油条或者两个馒头。
队长静静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只有当某个社员想要混工分的时候，他才会站出来，直接纠正。
队长不只是有这个权威，还因为所有社员群众所做的事情，都在他的分派之下进行的，他对全组社员的劳动情况，了如指掌。
轮到给邵民望评工分的时候，会计有些为难地看着队长说，“这小子是头一天上工，给他几个工分？”
队长想也不想就说，“给他八个，以后就按这个作底分！”
“什么？”邵民望马上跳了起来，“我跟别人一样挑粪，而且我还比别人多挑了一担，怎么只给我八个工分？”
父亲也觉得儿子说得有理，因此没有出声。
队长就说，“就算你跟别人一样挑得多，也是这个分数！你的底分标准在这里，不得违反规定！”
“为什么我只有八个底分？”邵民望大声抗议，“不是说大劳动力的底气是十二分吗？”
“你不是大劳动力！”队长有根有据地说，“大劳动力是指结了婚的男人，你还没有结婚！”
“屁话！”邵民望说，“那要是一个人打了单身汉，一生都结不了婚，岂不就永远拿不到大劳动力的工分？”
队长非常沉着地说，“这个队上还有一条规定，过了二十岁，不管结婚没结婚，就算大过力了！”
“扯蛋！”邵民望说，“国家明文规定，年满十八岁的人，就算是大人了！”
队长笑着说，“这个不是国家说了算，而是队上说了算的！讨论底分的时候，是经过了队委会的，还有群众代表参加，不是我这个当队长的一个人说了算！”
“这不合理！”邵民望非常生气地抗议，“我做的跟大人一样的事，却得不到大人一样的工分，这就是欺负人了！”
“谁欺负人？”队长也生气了，红着眼质问邵民望。
“你欺负人！”邵民望毫不畏惧地说。
在那个凭工分吃饭的年代，队长是全队的人王，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人敢跟队长作对的，跟队长作对，就等于是跟自己过不去。
队长不只是掌握着工分，还掌握着每个人的活路，同样的活路，有轻有重，工分却是一样的。在社员群众的心目中，队长就是每个人面前的活阎王。
因此，大多数人都选择不与队长作对，并尽量讨好队长。
“凭什么说我欺负人？”队长也恼火了。
“你就是欺负人！”邵民望大声指责，“做同样的事，却拿不到同样的工分，这不是欺负人吗？”
眼看就要发生冲突了，住队干部熊书记赶紧站出来表态，“邵民望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但队上的规矩不能坏，就算有这种不公平现象，也要等到队上重新开会讨论，再作新的规定！”
几句里打外消的话，很快就让会场上的冲突气氛降温了。
邵三恒就赶紧劝拉着儿子说，“既然住队干部说了公道话，我们就回去，以后再说！”
一边说，一边把儿子往外拉。
“我不服！”邵民望一边随着父亲往外退，一边大声发话，“我就是不服！我明天就找大队书记说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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