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二章 共和国与皇帝（六）
当公主珍正在调兵遣将，准备前往香料群岛镇压反贼时，却发现一位军官正在看一本名为《法先王》的书籍。
这是一位燕国思想家写出来的书籍，讲述的内容大致就是：我们燕国要学习先祖康时代的传统美德，恢复先祖康时期的制度，给予行会代表们更多的议会权力。
这是标准的“托古改制”，行会们不敢直接向贵族索要权力，只能假借燕国先君王康的名义，来为自己的改革摇旗呐喊。
这种行为，本质上跟中原士族天天嚷嚷君主要学习上古先君尧舜禹，并没有本质区别。
都是不敢明着说自己要分享权力、自己也想加入权力的游戏，于是假借政治正确的某个标准，把自己的利益诉求，套在这个标准上面，用这个正确的标准来为自己的利益诉求进行打掩护。
我不是要权力，只是希望统治者能够学习尧舜禹/先祖王康。
至于尧舜禹/王康时期究竟是不是我描述的这样，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觉得那个时期就是这样的，而那个时期又是我们的正确，所以我们必须这样改革。
王康在燕国，好比尧舜禹在中原，是天然的政治正确，在中原，如果想要改革，都会说，上古尧舜禹时期就是如何如何，所以我们也要如何如何，而在燕国，如果想要改革，也得说，上古王康时期就是如何如何，所以我们也要如何如何。
【托古改制】就是这样的，托古只是手段，改制才是目的，托古可以托尧舜禹，也可以托王康，具体托谁，得看在当地，谁更正确。
虽然先祖康时期，压根没有行会，但这一点也不妨碍行会们鼓吹先祖康时期行会繁荣，并且希望燕国贵族能够提高行会地位。
虽然尧舜禹时期，压根没有士大夫，但这一点也不妨碍士大夫们鼓吹尧舜禹时期的士人风骨，并且希望君主能提高士人的地位。
一些燕国本土的士大夫和圣教神侍们，也开始把王康描述成上古贤君，然后以这个被描述出来的标准，对燕国贵族们进行道德要求。
上古时期，贤君康非常圣明，体谅臣民，你们这些贵族，身为贤君康的后代，怎么能不做我说的这些贤明的事呢？那不就是背叛你们自己的先祖吗？
燕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明，开始从华夏文明独立，不再是华夏文明的一员，而是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文明。
这个文明，有自己的尧舜禹（王康、王泰浩、王泰然），有自己的周公（先祖王珏），有自己的汉文帝（燕煦），有自己的商汤周武（王枔），有自己的秦皇汉武（王恋），有自己的夏桀商纣（王霆），有自己的道德价值体系（圣教），有自己的社会制度（贵族议会共和国），有自己的文明历史记录（燕国官方史书、王氏家族史），有自己的民族（神族、燕族），有自己的诸子百家（百家复兴），有自己的语言文字（燕语、燕文），有自己的礼仪文化（燕礼、燕俗），有自己的神话传说故事（封神榜、西游记）。
燕国的文字语言虽然跟中原有相通之处，但这些年来，已经原创了很多部分。
比如王康的【康】这个字，已经不是中原的写法了，在燕国，【康】这个字，是一个自创的字，这个字看起来像是一位圣洁的神明正在创造世界。
王康的【康】字被自创，而普通的【康】字，则依旧保留了西汉时期的样子，但是已经不再是王康的【康】，先祖王康的【康】，是专门自创的一个无比圣洁的字。
不仅文字搞自创，语言也搞自创，燕国自创了一种【神语/圣语】，把这种语言混进了燕国的汉语中进行融合，导致与中原的语言已经有了区别。
不过【神语/圣语】主要用在祭祀上面，平时也没人去说，因为这种自创的圣语，为了听起来有一种神明圣洁的感觉，故意搞得非常拗口。
这是最可怕的，已经不是单纯的诸侯国，而是一个完全自成体系的文明。
不仅如此，燕国士人们，非常怀念王康、王泰浩、王泰然时期，认为这是上古三代圣王时期，是真正的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时期，后世子孙，都应该效仿学习上古三代圣王。
同时，王珏在燕国也是如同周公孔子般的人物，有燕国士人怀念道：“天不生王珏，万古如长夜！”
女君王枔，就是如同商汤周武一样的人物，拯救天下万民于水火之中，以有德取代无德。
女君王恋，则是如同秦皇汉武般的人物，评价两级化，有人认为她是开疆扩土的千古一帝，也有人认为她是穷兵黩武的暴君。
君主王霆，就如同夏桀商纣杨广，被彻底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君主燕煦，就如同汉文帝，是燕国的文治君主顶级。
看着《法先王》这本书，公主珍也有了自己的想法，既然大家都以上古三代圣王（王康、王泰浩、王泰然）作为道德的最高标准，那自己为什么不能托古改制，用三代圣王的名义，来改变燕国的现状呢？
先燕以士人为代表的“法古”的一种政治观，主张效法古代圣明君王的言行、制度，言必称王康、王泰浩、王泰然。士人主张仁政与“康道”，其心目中的楷模就是古代圣洛王康。或曰：“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王康而已矣。不以康之所以治民，贼其民者也。”古代圣君王康被先燕士人们称为“先王”。燕国士人所提倡的仁政也就是效法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在燕国士人看来，为政必须“遵先君王康之法”，否则就是离经叛道，就可以人神共诛之，燕国流行的法先王思想是先燕士人们所固有的政治倾向。
用自己构想出来的一套理念标准，来要求现实中的统治者，是燕国士人的一种获得“为民请命”权力的手段。——《世界通史·宋·李清照》
这是一位燕国思想家写出来的书籍，讲述的内容大致就是：我们燕国要学习先祖康时代的传统美德，恢复先祖康时期的制度，给予行会代表们更多的议会权力。
这是标准的“托古改制”，行会们不敢直接向贵族索要权力，只能假借燕国先君王康的名义，来为自己的改革摇旗呐喊。
这种行为，本质上跟中原士族天天嚷嚷君主要学习上古先君尧舜禹，并没有本质区别。
都是不敢明着说自己要分享权力、自己也想加入权力的游戏，于是假借政治正确的某个标准，把自己的利益诉求，套在这个标准上面，用这个正确的标准来为自己的利益诉求进行打掩护。
我不是要权力，只是希望统治者能够学习尧舜禹/先祖王康。
至于尧舜禹/王康时期究竟是不是我描述的这样，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觉得那个时期就是这样的，而那个时期又是我们的正确，所以我们必须这样改革。
王康在燕国，好比尧舜禹在中原，是天然的政治正确，在中原，如果想要改革，都会说，上古尧舜禹时期就是如何如何，所以我们也要如何如何，而在燕国，如果想要改革，也得说，上古王康时期就是如何如何，所以我们也要如何如何。
【托古改制】就是这样的，托古只是手段，改制才是目的，托古可以托尧舜禹，也可以托王康，具体托谁，得看在当地，谁更正确。
虽然先祖康时期，压根没有行会，但这一点也不妨碍行会们鼓吹先祖康时期行会繁荣，并且希望燕国贵族能够提高行会地位。
虽然尧舜禹时期，压根没有士大夫，但这一点也不妨碍士大夫们鼓吹尧舜禹时期的士人风骨，并且希望君主能提高士人的地位。
一些燕国本土的士大夫和圣教神侍们，也开始把王康描述成上古贤君，然后以这个被描述出来的标准，对燕国贵族们进行道德要求。
上古时期，贤君康非常圣明，体谅臣民，你们这些贵族，身为贤君康的后代，怎么能不做我说的这些贤明的事呢？那不就是背叛你们自己的先祖吗？
燕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明，开始从华夏文明独立，不再是华夏文明的一员，而是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文明。
这个文明，有自己的尧舜禹（王康、王泰浩、王泰然），有自己的周公（先祖王珏），有自己的汉文帝（燕煦），有自己的商汤周武（王枔），有自己的秦皇汉武（王恋），有自己的夏桀商纣（王霆），有自己的道德价值体系（圣教），有自己的社会制度（贵族议会共和国），有自己的文明历史记录（燕国官方史书、王氏家族史），有自己的民族（神族、燕族），有自己的诸子百家（百家复兴），有自己的语言文字（燕语、燕文），有自己的礼仪文化（燕礼、燕俗），有自己的神话传说故事（封神榜、西游记）。
燕国的文字语言虽然跟中原有相通之处，但这些年来，已经原创了很多部分。
比如王康的【康】这个字，已经不是中原的写法了，在燕国，【康】这个字，是一个自创的字，这个字看起来像是一位圣洁的神明正在创造世界。
王康的【康】字被自创，而普通的【康】字，则依旧保留了西汉时期的样子，但是已经不再是王康的【康】，先祖王康的【康】，是专门自创的一个无比圣洁的字。
不仅文字搞自创，语言也搞自创，燕国自创了一种【神语/圣语】，把这种语言混进了燕国的汉语中进行融合，导致与中原的语言已经有了区别。
不过【神语/圣语】主要用在祭祀上面，平时也没人去说，因为这种自创的圣语，为了听起来有一种神明圣洁的感觉，故意搞得非常拗口。
这是最可怕的，已经不是单纯的诸侯国，而是一个完全自成体系的文明。
不仅如此，燕国士人们，非常怀念王康、王泰浩、王泰然时期，认为这是上古三代圣王时期，是真正的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时期，后世子孙，都应该效仿学习上古三代圣王。
同时，王珏在燕国也是如同周公孔子般的人物，有燕国士人怀念道：“天不生王珏，万古如长夜！”
女君王枔，就是如同商汤周武一样的人物，拯救天下万民于水火之中，以有德取代无德。
女君王恋，则是如同秦皇汉武般的人物，评价两级化，有人认为她是开疆扩土的千古一帝，也有人认为她是穷兵黩武的暴君。
君主王霆，就如同夏桀商纣杨广，被彻底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君主燕煦，就如同汉文帝，是燕国的文治君主顶级。
看着《法先王》这本书，公主珍也有了自己的想法，既然大家都以上古三代圣王（王康、王泰浩、王泰然）作为道德的最高标准，那自己为什么不能托古改制，用三代圣王的名义，来改变燕国的现状呢？
先燕以士人为代表的“法古”的一种政治观，主张效法古代圣明君王的言行、制度，言必称王康、王泰浩、王泰然。士人主张仁政与“康道”，其心目中的楷模就是古代圣洛王康。或曰：“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王康而已矣。不以康之所以治民，贼其民者也。”古代圣君王康被先燕士人们称为“先王”。燕国士人所提倡的仁政也就是效法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在燕国士人看来，为政必须“遵先君王康之法”，否则就是离经叛道，就可以人神共诛之，燕国流行的法先王思想是先燕士人们所固有的政治倾向。
用自己构想出来的一套理念标准，来要求现实中的统治者，是燕国士人的一种获得“为民请命”权力的手段。——《世界通史·宋·李清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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