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回京后的二三事
过了生日没两天，王澍便告别王溯，踏上了返京的旅途。
回京的第一件事，自然要是将行李给送回家。
随后，王澍便来到了李海林工作的医院，告诉对方自己平安回来的消息，顺便腻歪了好一阵，相约好晚上回家一起吃晚饭后，才告辞离开。
凭良心讲，李海林真的是一个很称职的母亲。
这些年，陈军、陈楠栖还有王澍，没长歪，首要功臣便是她。
一年365天，她至少会抽出360天来和三个孩子一起吃饭，哪怕一天中只有一顿。
家里更是收拾得干干净净，什么时候回来，都不会见到一副乱糟糟的模样。
其实过去，王澍有提过改口叫她和陈满福“爸妈”的事情，但被李海林给拒绝了。
她说，你有自己的父母，只是因为一些意外，不能亲自抚养你长大，我和你陈叔，只是代替他们照顾你，并不是你的父母。
记得那时候，她解释的很耐心，生怕作为一个小孩子的王澍听不懂，反反复复，念叨了得有一个月的时间吧？
反正王澍自那后，再没提过改口的事情，还是和以前叫他们“陈叔”和“李姨”。
仅这一件事，其实便可大致知道她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了。
另外工作方面，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没有过调动。
这其实是不太合理的，尤其是在他的丈夫不断地被委以重任的情况下。
她的牺牲不言而喻，尤其是在那个人人都在追求“进步”的时代，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家庭。
而王澍的母亲，更像是那个时代的典型。
走出家庭的独立女性，听起来是很不错的形容，解放后官方也曾一度极力赞扬。
可她们想要彻底掌握自己的命运，付出的代价也要比常人大得多。
接受了教育，有着独立的工作，和男性享有平等权利，这只是开始。
然而，在这背后，她们作为母亲的身份认同常常会出现问题。
后世的王溯曾经在《致女儿书》中这样回忆过自己的母亲：
“过去对她那么疯狂工作、没事也在医院呆着、七老八十了也不肯退休，经常讽刺。对她总逼你的功课，动不动就把姥姥那句名言“女孩子要念书，自立”挂在嘴边，自诩一生就是这句话的写照十分反感，认为他是个缺乏情感、被当时阶级伦理彻底洗脑的人——特别是爷爷得了血栓之后，我对她照常上班几乎感到气愤。”
所以很多时候，女性的地位看起来是提高了，但这种所谓的男女平等，实际上是以女性向男性认同，代替了自己身份的清晰认知。
事实上，妇女的命运，一旦与某种政治力量或者社会变革力量结合在一起，并献身于政治斗争或社会解放运动，她自身的一切也就为这种外在力量所决定和包容。
王溯的母亲，便是这样的以丧失掉女性特质为代价而成为的“新女性”。
这样的“新女性”，在意识形态的鼓励下，承担起与男性同样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却是以放弃家庭为代价的，当然没有能力成为一个合格的母亲。
王溯的《浮出海面》里，主人公是这样评价自己的母亲的：
“我妈妈是那样意中人，怎么说呢，是个地道的有中国特色的妈妈。总希望我和大家过一模一样的生活，总觉得她有义务指导我像她那样过“有意义的”生活。大家参军时，也要我去参军。大家上大学时，也要我去上大学。希望我加入组织，再找个组织内的对象。什么都考虑得很周到，就是不问我想干什么。”
“有中国特色的妈妈”听起来是个很有趣的评价，但这背后的含义却并不轻松。
她们的爱，就好像家里的老式家具，坚固而充满威严，却也让人感到距离。
她们的思维方式，如同挂钟的滴答声，总是在权威的节奏下前进。
这种权威不仅统一了她们的世界观，也塑造了她们对孩子的期望。
在这样的关系下，母亲与孩子之间必然会形成一种等级关系，失去在孩子最初岁月中彼此的亲密无间。
另外，这类母亲有一种很明显的向上爬的身份意识，以及矫揉造作或各式各样的“紧抓不放”。
其次，她们还有一种无孔不入的特殊品质，这些母亲的爱是侵入性的爱，因为她们本人就如此渴望获得赞同和承认。
而母爱中最重要的成分恰恰是无私的奉献和爱，母亲与孩子的亲密关系构成了孩子对所生存世界最初的信任感。
而王溯，一开始就失去了这一切，这直接导致了他与母亲之间的恶劣关系。
所以人们常说，一个有问题的孩子后面实际上存在的是一个有问题的家庭。
其实像王溯和王澍这样的孩子，算是那个时代的特定产物，都属于“革命胜利者”的孩子。
他们的父母，大部分都会在革命中与旧的宗族家庭伦理决裂，用革命的逻辑代替曾经维系传统中国社会中发挥作用的家庭伦理，于是乎，家长和孩子都成了“公家人”。
家庭完全放弃了对孩子成长的帮手作用，把孩子完全交付给国家。
像王溯，从小就在保育院长大，对家庭的概念模糊不清。所以小时候的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知道人是爸爸妈妈生的，以为自己是国家生产的，像工厂产品一样，被放置在保育院中与其他孩子一同成长。
长时间的分离，导致他根本不认识自己的父母，再加上大家穿的衣服都差不多，每次都得王澍王羽帮忙指认，他能在人群中分辨出自己的父母。
直到十岁，他才离开了保育院。但基本上也是和他哥王羽两个人过日子，脖子上挂着钥匙，吃饭去食堂。
父亲在外地工作，一年回来一次，对当时的王溯来说，只有每个月寄回的汇款单才能证明他的存在。
母亲，去了一年门头沟，去了一年陇原，平时在家也是基本见不着人影——晚上八点以后回家，早上七点前就走了，一星期还要值两次夜班。
上了初中，他父亲才回来，一家人终于团聚，住在了一起。
但那个时候，王溯已经不习惯家里有这么个人了。
他看王溯也别扭，再加上自己在外面的工作并不顺利，有时会想在家里重新行使他的权威，而这通常会伴随暴力。
所以王溯对他父亲的第一印象就是怕。
怕到什么程度呢？
大部分家庭都会给孩子规定玩的时间，所以他们必须及时发现自己的父亲，抢在父亲到家前赶回去就可以假装遵守时间。
而令王溯每天最忧心的就是这个，他不能一下认出自己的父亲。
这点哥哥王羽也一样，分别的时间确实太久了。
早上离开家，父亲的面容就模糊了。
只记得是一个个子不高、阴郁暴躁的黑胖子，跟家里照片上那个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尽管是黑白摄影却也显得白净的小伙子毫无共同之处。
每次他下班回家，在都穿着军装的人群中，总像是突然冒出的一张脸，每次都能吓王溯一跳，实在是陌生大过熟悉。
当然，王溯的父亲肯定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
小时候，有段时间他还在燕京工作，下班吃完晚饭，经常会到保育院窗外偷偷观察王溯和王羽。
有一次保育院的阿姨没给王溯喂饭，还冲进来大闹了一场。
王溯自己应该是没什么印象，但王澍是记得的。
后来脾气变差，和他的经历也有关系吧。
解放后，王溯的父亲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几十年都泡在参谋、教员的位置上，经常自嘲“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
而像部队大院这种地方，其实没外界想得那么美好。
想象一下，一个连住房都得按身份高低划分得一清二楚的地方，居住在里面的人，又该有多别扭。
尤其像王溯父亲，在这个等级序列中又处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可想而知，得有多尴尬。
王溯说话喜欢带刺的性格或许也和这有关，表面上充满攻击性，但实际上只是他保护自己所做出的的一种姿态罢了。
至于哥哥王羽，王溯对他的感情是最为复杂的。
小的时候，两人关系是真的很好。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王溯和父母的关系越来越恶劣，夹在中间的王羽就很为难。
相比于王溯，早两年出生的他，和父母有过一段幸福的经历，对父母的印象一直保持在一个不错的状态。
而王溯是自己的弟弟，自然也占据了王羽心中柔软的一角。
所以双方一旦争吵起来，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管支持哪一方，心里都说不过去。
这就导致王溯时不时地迁怒于他，这么长时间没和他联系，就是这个原因。
好在王澍这次回来前，强制性地让王溯给他哥哥写了封信，离开医院后，顺道去王羽工作的地方交给了他。
收到信的王羽很是高兴，但王澍也不知道他这份高兴能持续多久。
这种事情，他是真的不好插手。
他和王溯王羽关系不错，但并不怎么去两人的家。
他们的父母并不怎么欢迎小孩来玩，母亲有时会给人脸色看，嫌他们把家搞乱了，父亲则是有时候会训别人家孩子。
不过对王澍，其实是蛮客气的，或许和陈满福的身份要比他高也有一定关系。
反正王澍不太爱去，基本上都是在外面和王溯他们碰面，或者他们来王澍家里。
和王羽告辞后，王溯来到了史佚生的家。
时间是下午三点多，史父在上班，妹妹史岚在上学，所以家里依旧只有史佚生一人。
两个人见面先是叙了叙旧，史佚生问了一些关于王溯的近况，王澍则是问他复习得怎么样。
在去青岛之前，王澍也是给他留了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的。
经过一番交流，发现史佚生学得很不错，估计平时在家没在创作的时候，就靠啃这些来打发时间了。
不过还是有不少疑惑的地方，王澍给他一一解答。
等全部梳理完之后，天色已经渐晚。
史佚生本想留王澍在家吃晚饭，但听他说要回去和家人共聚后，也没再多劝。
只说让他常过来玩，他还等着王澍带他去逛北海呢。
王澍笑着应下，然后回了家。
时间离李海林下班还有段时间，王澍也没干等着。
就着家里的食材，粗略地做了顿晚饭，等他回家。
李海林回家很是欣喜，夸了许久，说没想到王澍出去一趟竟然会做饭了，不像陈军和陈楠栖，一点长进没有。
说起陈军和陈楠栖，前者当兵已经好几年了，是陆军，在柱州那块，做的是军医；后者虽然和前者在同一个地方，但分属单位不同，从事宣传工作。
知道有可能恢复高考，前者打算直接考研继续深造一下，后者则表示没有兴趣，被一家其余四人轮番劝说，才勉强改了主意。
不过就她那态度，感觉可能考不上什么太好的大学，权当是混个资历吧，回到原单位也更好提升些。
陈满福则依旧在外地，据说负责的输油管道工程已经接近尾声，估计年底就能回京。
晚饭后，屋内弥漫着温馨的余香，李海林突然起身，步履轻快地走向房间。她在抽屉里翻找，终于找到了一封信，那是王澍期待已久的回音。信封上的地址——燕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12号，是《儿童文学》杂志社的所在地。
王澍接过信，心中既有些许激动也有些许紧张。在李海林好奇而期待的目光中，他小心翼翼地拆开了信封。
信中的字迹工整，内容简洁明了：编辑部对他的作品《狮子王》给予了肯定，并希望能够刊载。但由于《儿童文学》刚刚复刊，人手紧缺，下期发行的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们询问王澍是否愿意暂时不将稿件投递给其他出版社，并希望他能亲自前往杂志社，以便面对面地商讨稿件的具体事宜，包括稿酬问题。
王澍将信的内容和李海林分享，她听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她立刻想要与陈满福分享这个好消息，同时也提醒王澍在杂志发售后要告诉她，她计划购买多份，一是为了寄给陈满福，二是为了给陈军和陈楠栖，三是为了自家收藏——毕竟这是王澍发表的第一部作品，值得珍藏。
王澍微笑着回应，虽然发行日期尚未确定，但他承诺会及时通知她。
李海林则一点也不担心，她相信不管何时发售，这都是值得庆祝的事情。
家中的每一个角落，都将因为这份作品而增添一份特别的意义。
回京的第一件事，自然要是将行李给送回家。
随后，王澍便来到了李海林工作的医院，告诉对方自己平安回来的消息，顺便腻歪了好一阵，相约好晚上回家一起吃晚饭后，才告辞离开。
凭良心讲，李海林真的是一个很称职的母亲。
这些年，陈军、陈楠栖还有王澍，没长歪，首要功臣便是她。
一年365天，她至少会抽出360天来和三个孩子一起吃饭，哪怕一天中只有一顿。
家里更是收拾得干干净净，什么时候回来，都不会见到一副乱糟糟的模样。
其实过去，王澍有提过改口叫她和陈满福“爸妈”的事情，但被李海林给拒绝了。
她说，你有自己的父母，只是因为一些意外，不能亲自抚养你长大，我和你陈叔，只是代替他们照顾你，并不是你的父母。
记得那时候，她解释的很耐心，生怕作为一个小孩子的王澍听不懂，反反复复，念叨了得有一个月的时间吧？
反正王澍自那后，再没提过改口的事情，还是和以前叫他们“陈叔”和“李姨”。
仅这一件事，其实便可大致知道她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了。
另外工作方面，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没有过调动。
这其实是不太合理的，尤其是在他的丈夫不断地被委以重任的情况下。
她的牺牲不言而喻，尤其是在那个人人都在追求“进步”的时代，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家庭。
而王澍的母亲，更像是那个时代的典型。
走出家庭的独立女性，听起来是很不错的形容，解放后官方也曾一度极力赞扬。
可她们想要彻底掌握自己的命运，付出的代价也要比常人大得多。
接受了教育，有着独立的工作，和男性享有平等权利，这只是开始。
然而，在这背后，她们作为母亲的身份认同常常会出现问题。
后世的王溯曾经在《致女儿书》中这样回忆过自己的母亲：
“过去对她那么疯狂工作、没事也在医院呆着、七老八十了也不肯退休，经常讽刺。对她总逼你的功课，动不动就把姥姥那句名言“女孩子要念书，自立”挂在嘴边，自诩一生就是这句话的写照十分反感，认为他是个缺乏情感、被当时阶级伦理彻底洗脑的人——特别是爷爷得了血栓之后，我对她照常上班几乎感到气愤。”
所以很多时候，女性的地位看起来是提高了，但这种所谓的男女平等，实际上是以女性向男性认同，代替了自己身份的清晰认知。
事实上，妇女的命运，一旦与某种政治力量或者社会变革力量结合在一起，并献身于政治斗争或社会解放运动，她自身的一切也就为这种外在力量所决定和包容。
王溯的母亲，便是这样的以丧失掉女性特质为代价而成为的“新女性”。
这样的“新女性”，在意识形态的鼓励下，承担起与男性同样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却是以放弃家庭为代价的，当然没有能力成为一个合格的母亲。
王溯的《浮出海面》里，主人公是这样评价自己的母亲的：
“我妈妈是那样意中人，怎么说呢，是个地道的有中国特色的妈妈。总希望我和大家过一模一样的生活，总觉得她有义务指导我像她那样过“有意义的”生活。大家参军时，也要我去参军。大家上大学时，也要我去上大学。希望我加入组织，再找个组织内的对象。什么都考虑得很周到，就是不问我想干什么。”
“有中国特色的妈妈”听起来是个很有趣的评价，但这背后的含义却并不轻松。
她们的爱，就好像家里的老式家具，坚固而充满威严，却也让人感到距离。
她们的思维方式，如同挂钟的滴答声，总是在权威的节奏下前进。
这种权威不仅统一了她们的世界观，也塑造了她们对孩子的期望。
在这样的关系下，母亲与孩子之间必然会形成一种等级关系，失去在孩子最初岁月中彼此的亲密无间。
另外，这类母亲有一种很明显的向上爬的身份意识，以及矫揉造作或各式各样的“紧抓不放”。
其次，她们还有一种无孔不入的特殊品质，这些母亲的爱是侵入性的爱，因为她们本人就如此渴望获得赞同和承认。
而母爱中最重要的成分恰恰是无私的奉献和爱，母亲与孩子的亲密关系构成了孩子对所生存世界最初的信任感。
而王溯，一开始就失去了这一切，这直接导致了他与母亲之间的恶劣关系。
所以人们常说，一个有问题的孩子后面实际上存在的是一个有问题的家庭。
其实像王溯和王澍这样的孩子，算是那个时代的特定产物，都属于“革命胜利者”的孩子。
他们的父母，大部分都会在革命中与旧的宗族家庭伦理决裂，用革命的逻辑代替曾经维系传统中国社会中发挥作用的家庭伦理，于是乎，家长和孩子都成了“公家人”。
家庭完全放弃了对孩子成长的帮手作用，把孩子完全交付给国家。
像王溯，从小就在保育院长大，对家庭的概念模糊不清。所以小时候的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知道人是爸爸妈妈生的，以为自己是国家生产的，像工厂产品一样，被放置在保育院中与其他孩子一同成长。
长时间的分离，导致他根本不认识自己的父母，再加上大家穿的衣服都差不多，每次都得王澍王羽帮忙指认，他能在人群中分辨出自己的父母。
直到十岁，他才离开了保育院。但基本上也是和他哥王羽两个人过日子，脖子上挂着钥匙，吃饭去食堂。
父亲在外地工作，一年回来一次，对当时的王溯来说，只有每个月寄回的汇款单才能证明他的存在。
母亲，去了一年门头沟，去了一年陇原，平时在家也是基本见不着人影——晚上八点以后回家，早上七点前就走了，一星期还要值两次夜班。
上了初中，他父亲才回来，一家人终于团聚，住在了一起。
但那个时候，王溯已经不习惯家里有这么个人了。
他看王溯也别扭，再加上自己在外面的工作并不顺利，有时会想在家里重新行使他的权威，而这通常会伴随暴力。
所以王溯对他父亲的第一印象就是怕。
怕到什么程度呢？
大部分家庭都会给孩子规定玩的时间，所以他们必须及时发现自己的父亲，抢在父亲到家前赶回去就可以假装遵守时间。
而令王溯每天最忧心的就是这个，他不能一下认出自己的父亲。
这点哥哥王羽也一样，分别的时间确实太久了。
早上离开家，父亲的面容就模糊了。
只记得是一个个子不高、阴郁暴躁的黑胖子，跟家里照片上那个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尽管是黑白摄影却也显得白净的小伙子毫无共同之处。
每次他下班回家，在都穿着军装的人群中，总像是突然冒出的一张脸，每次都能吓王溯一跳，实在是陌生大过熟悉。
当然，王溯的父亲肯定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
小时候，有段时间他还在燕京工作，下班吃完晚饭，经常会到保育院窗外偷偷观察王溯和王羽。
有一次保育院的阿姨没给王溯喂饭，还冲进来大闹了一场。
王溯自己应该是没什么印象，但王澍是记得的。
后来脾气变差，和他的经历也有关系吧。
解放后，王溯的父亲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几十年都泡在参谋、教员的位置上，经常自嘲“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
而像部队大院这种地方，其实没外界想得那么美好。
想象一下，一个连住房都得按身份高低划分得一清二楚的地方，居住在里面的人，又该有多别扭。
尤其像王溯父亲，在这个等级序列中又处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可想而知，得有多尴尬。
王溯说话喜欢带刺的性格或许也和这有关，表面上充满攻击性，但实际上只是他保护自己所做出的的一种姿态罢了。
至于哥哥王羽，王溯对他的感情是最为复杂的。
小的时候，两人关系是真的很好。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王溯和父母的关系越来越恶劣，夹在中间的王羽就很为难。
相比于王溯，早两年出生的他，和父母有过一段幸福的经历，对父母的印象一直保持在一个不错的状态。
而王溯是自己的弟弟，自然也占据了王羽心中柔软的一角。
所以双方一旦争吵起来，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管支持哪一方，心里都说不过去。
这就导致王溯时不时地迁怒于他，这么长时间没和他联系，就是这个原因。
好在王澍这次回来前，强制性地让王溯给他哥哥写了封信，离开医院后，顺道去王羽工作的地方交给了他。
收到信的王羽很是高兴，但王澍也不知道他这份高兴能持续多久。
这种事情，他是真的不好插手。
他和王溯王羽关系不错，但并不怎么去两人的家。
他们的父母并不怎么欢迎小孩来玩，母亲有时会给人脸色看，嫌他们把家搞乱了，父亲则是有时候会训别人家孩子。
不过对王澍，其实是蛮客气的，或许和陈满福的身份要比他高也有一定关系。
反正王澍不太爱去，基本上都是在外面和王溯他们碰面，或者他们来王澍家里。
和王羽告辞后，王溯来到了史佚生的家。
时间是下午三点多，史父在上班，妹妹史岚在上学，所以家里依旧只有史佚生一人。
两个人见面先是叙了叙旧，史佚生问了一些关于王溯的近况，王澍则是问他复习得怎么样。
在去青岛之前，王澍也是给他留了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的。
经过一番交流，发现史佚生学得很不错，估计平时在家没在创作的时候，就靠啃这些来打发时间了。
不过还是有不少疑惑的地方，王澍给他一一解答。
等全部梳理完之后，天色已经渐晚。
史佚生本想留王澍在家吃晚饭，但听他说要回去和家人共聚后，也没再多劝。
只说让他常过来玩，他还等着王澍带他去逛北海呢。
王澍笑着应下，然后回了家。
时间离李海林下班还有段时间，王澍也没干等着。
就着家里的食材，粗略地做了顿晚饭，等他回家。
李海林回家很是欣喜，夸了许久，说没想到王澍出去一趟竟然会做饭了，不像陈军和陈楠栖，一点长进没有。
说起陈军和陈楠栖，前者当兵已经好几年了，是陆军，在柱州那块，做的是军医；后者虽然和前者在同一个地方，但分属单位不同，从事宣传工作。
知道有可能恢复高考，前者打算直接考研继续深造一下，后者则表示没有兴趣，被一家其余四人轮番劝说，才勉强改了主意。
不过就她那态度，感觉可能考不上什么太好的大学，权当是混个资历吧，回到原单位也更好提升些。
陈满福则依旧在外地，据说负责的输油管道工程已经接近尾声，估计年底就能回京。
晚饭后，屋内弥漫着温馨的余香，李海林突然起身，步履轻快地走向房间。她在抽屉里翻找，终于找到了一封信，那是王澍期待已久的回音。信封上的地址——燕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12号，是《儿童文学》杂志社的所在地。
王澍接过信，心中既有些许激动也有些许紧张。在李海林好奇而期待的目光中，他小心翼翼地拆开了信封。
信中的字迹工整，内容简洁明了：编辑部对他的作品《狮子王》给予了肯定，并希望能够刊载。但由于《儿童文学》刚刚复刊，人手紧缺，下期发行的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们询问王澍是否愿意暂时不将稿件投递给其他出版社，并希望他能亲自前往杂志社，以便面对面地商讨稿件的具体事宜，包括稿酬问题。
王澍将信的内容和李海林分享，她听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她立刻想要与陈满福分享这个好消息，同时也提醒王澍在杂志发售后要告诉她，她计划购买多份，一是为了寄给陈满福，二是为了给陈军和陈楠栖，三是为了自家收藏——毕竟这是王澍发表的第一部作品，值得珍藏。
王澍微笑着回应，虽然发行日期尚未确定，但他承诺会及时通知她。
李海林则一点也不担心，她相信不管何时发售，这都是值得庆祝的事情。
家中的每一个角落，都将因为这份作品而增添一份特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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