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专家到
当天晚上凑完情况又是十一点多，在回宾馆的车上，我跟付支队、张大队提出了一个请求：“两个领导，嘿嘿，我能不能提个小请求？明天测谎专家来了之后，让我参与参与测谎的过程呗？这么难得的机会，我实在不想错过。”
付支队听了挺高兴，对张志成说道：“哈哈，志成啊，你看李军的这个劲头真的挺好的，对咱的这些手段都感兴趣，而且愿意主动请缨参与进去，挺好挺好。”
张志成是我的直接领导，看到我被表扬他很高兴，说道：“哈哈，你看，付支队，这叫强将手下无弱兵！李军的这个想法有什么不行，军，明天测谎的时候你就跟着陈主任，搬搬仪器，打打下手，顺便不就见识了学习了吗？”
听了领导们同意了我的请求，我很高兴，赶紧表态：“好来，领导放心吧，我保证只帮忙不添乱！”
开了一晚上的会，付支队和张大队都累了，两人倚在车子靠背上开始有一句没一句的聊天。
付支队想到了一个好笑的事情，于是回头看向后排坐着的我俩说道：“跟你俩说个好玩的，说起测谎仪，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还拿那东西哄骗犯罪嫌疑人来着呢！哈哈，能把人笑死！”
张志成来了兴趣，催他道：“赶紧讲，付支队，我俩等着听呢！”
付支队头靠在副驾驶的椅背上，很放松很舒服的开始诉说：“嗯，是这么回事儿，我讲给你们听啊。我参加工作是80年代，那时候哪有什么高科技的技术，指纹、脚印这些传统的痕迹物证还能简单的培训培训，像DNA啊、文件检验等等根本连接触都接触不到，更别说应用了。那个年代的破案主要依靠的是口供，所以才有了口供是证据之王的说法，也因此发生了很多逼供信的事情。”
“啥叫逼供信啊，付支队？”我插了一句嘴。
付支队给我解释到：“这仨字并不是并列关系，而是逐步递进的关系。就是说公安机关采取刑讯的方式逼迫嫌疑人交代问题，嫌疑人在威逼之下开始胡编乱造的供述，司法机关对于刑讯得来的口供予以采纳，这三个环节连起来就产生了这么一个词语叫逼供信。”
解释完后，付支队继续刚才的话题：“那时候为了得到口供可以说是花样频出啊。那时候村里的民兵就是义务的治安联防队，村里丢了东西，公安民警跟附近村里的民兵连长交代一句，让他们第二天把各自村里手脚最不干净的两个孩子送到公安局接受审查，那第二天民兵就真的用绳子给你绑好了送过来，或者说民兵就直接把案子给破了。那时候的队伍就是这么给力！在审讯的时候，我们也会借用很多技巧，我要说的就是其中用过的一个小伎俩。”
我和张志成一声不吭的在安静的听着，虽说才过去了20来年，但是却是社会变革剧烈的二十年，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我俩听起来都很新奇，听得津津有味。
付支队接着说：“那时候电话是比较稀奇的，单位的电话机为了不让工作人员因为私事随便用，会做一个木盒子把电话放起来，工作时间就开放，下班之后就把盒子锁起来。那时候我们也是刚刚听说国外有测谎仪这么个东西，也不明白原理，等到抓了嫌疑人带到办公室审讯的时候，就会谎称那个盒子里的电话机是测谎仪，你说谎话的时候它就会响。因为电话被盒子挡住了真身，只看到方方正正一个盒子，这时候会找同事去配合着找另外的电话机往这边打电话，电话一响，嫌疑人各种表情就都出来了，让人哭笑不得。”
我觉得搞笑，就调侃到：“这段应该写到相声段子里！哈哈太搞笑了。”
笑了一会儿，付支队用比较严肃的声音感慨的说道：“军啊！你现在觉得好笑了，你知道我们那时候有多么无助吗？破案就跟猜谜语一样，可又没有啥好办法！”
张志军说道：“是啊！现在的法律都已经开始强调零口供了，可是零口供对我们收集客观证据的要求得要多高啊！”
带着这个疑问，我躺在了宾馆的床上。我考虑的是如果我们的技术水平收集到的证据不足以达到排除合理怀疑认定犯罪的地步，是不是就会让很多嫌疑人规避了法律的制裁。如果那样就只能依靠口供了！可是口供的可靠性到底有多大呢？那受一个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影响太大了！在威逼利诱下得到的口供可信度有多高？那我们破获的案件是否真的经得住历史的考验呢？
其实这个时候我想到了一个更可怕的结果，那就是存有私心、急功近利的状态下，很有可能会致使无辜的人蒙受冤屈。从最底层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想到这样就会有发自内心的深深的绝望！
越是想到这些，我就越是在心理暗暗下定决心，我不要做草菅人命的人，宁愿没有成绩也不愿为了成绩伤害他人。
想到这里，我觉得我加入的这个队伍也是一支严谨的队伍。否则指向性这么强的推论，早已有了采取进一步措施的心理动因。可是我们并没有草率的按照推论那样去做，我们还在耐心的求证，力求对每一个当事人负责。说明我们的法治意识、规范意识越来越强。我们不是草台班子，我们值得信赖！
纷乱的思绪伴着张志成越来越响的呼噜声，我沉沉睡去～
第二天上午，虽说前一天基本确定了重点怀疑对象，但是周波还是安排了侦查员继续下村排查，一方面是多跟老百姓聊聊总是能够收集来更多的情报，毕竟情报不会自己跑到公安局来，另一方面也是想对罗英妹两口子的测谎不要搞的针对性那么强。
我跟着付支队、张大队赶到了刑警大队的小会议室，周大队也在那里等着了。根据去省厅接人的同志反馈，刚上班不长时间，陈主任就请示了领导，领导同意后，他们已经收拾好器材往这里赶了，预计上午的十点左右能够赶到。
周大队又调度了孙树田媳妇的情况。孙树田媳妇和罗英妹果然如我们预测的那样，并没有舍得在省城住一晚上，而是连夜赶回了家里。因为老公不明原因死亡，所以三更半夜的她并没有敢回家睡觉，而是在左前邻罗英妹家休息了一晚，现在也还在她家。
寄希望于测谎实属无奈，屋子里几个领导愁的一根接一根的抽着烟不说话。
十点刚过，周大队终于等来了接人同志的电话：“周大队，陈主任到了，我们马上进院子。”
付支队听了挺高兴，对张志成说道：“哈哈，志成啊，你看李军的这个劲头真的挺好的，对咱的这些手段都感兴趣，而且愿意主动请缨参与进去，挺好挺好。”
张志成是我的直接领导，看到我被表扬他很高兴，说道：“哈哈，你看，付支队，这叫强将手下无弱兵！李军的这个想法有什么不行，军，明天测谎的时候你就跟着陈主任，搬搬仪器，打打下手，顺便不就见识了学习了吗？”
听了领导们同意了我的请求，我很高兴，赶紧表态：“好来，领导放心吧，我保证只帮忙不添乱！”
开了一晚上的会，付支队和张大队都累了，两人倚在车子靠背上开始有一句没一句的聊天。
付支队想到了一个好笑的事情，于是回头看向后排坐着的我俩说道：“跟你俩说个好玩的，说起测谎仪，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还拿那东西哄骗犯罪嫌疑人来着呢！哈哈，能把人笑死！”
张志成来了兴趣，催他道：“赶紧讲，付支队，我俩等着听呢！”
付支队头靠在副驾驶的椅背上，很放松很舒服的开始诉说：“嗯，是这么回事儿，我讲给你们听啊。我参加工作是80年代，那时候哪有什么高科技的技术，指纹、脚印这些传统的痕迹物证还能简单的培训培训，像DNA啊、文件检验等等根本连接触都接触不到，更别说应用了。那个年代的破案主要依靠的是口供，所以才有了口供是证据之王的说法，也因此发生了很多逼供信的事情。”
“啥叫逼供信啊，付支队？”我插了一句嘴。
付支队给我解释到：“这仨字并不是并列关系，而是逐步递进的关系。就是说公安机关采取刑讯的方式逼迫嫌疑人交代问题，嫌疑人在威逼之下开始胡编乱造的供述，司法机关对于刑讯得来的口供予以采纳，这三个环节连起来就产生了这么一个词语叫逼供信。”
解释完后，付支队继续刚才的话题：“那时候为了得到口供可以说是花样频出啊。那时候村里的民兵就是义务的治安联防队，村里丢了东西，公安民警跟附近村里的民兵连长交代一句，让他们第二天把各自村里手脚最不干净的两个孩子送到公安局接受审查，那第二天民兵就真的用绳子给你绑好了送过来，或者说民兵就直接把案子给破了。那时候的队伍就是这么给力！在审讯的时候，我们也会借用很多技巧，我要说的就是其中用过的一个小伎俩。”
我和张志成一声不吭的在安静的听着，虽说才过去了20来年，但是却是社会变革剧烈的二十年，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我俩听起来都很新奇，听得津津有味。
付支队接着说：“那时候电话是比较稀奇的，单位的电话机为了不让工作人员因为私事随便用，会做一个木盒子把电话放起来，工作时间就开放，下班之后就把盒子锁起来。那时候我们也是刚刚听说国外有测谎仪这么个东西，也不明白原理，等到抓了嫌疑人带到办公室审讯的时候，就会谎称那个盒子里的电话机是测谎仪，你说谎话的时候它就会响。因为电话被盒子挡住了真身，只看到方方正正一个盒子，这时候会找同事去配合着找另外的电话机往这边打电话，电话一响，嫌疑人各种表情就都出来了，让人哭笑不得。”
我觉得搞笑，就调侃到：“这段应该写到相声段子里！哈哈太搞笑了。”
笑了一会儿，付支队用比较严肃的声音感慨的说道：“军啊！你现在觉得好笑了，你知道我们那时候有多么无助吗？破案就跟猜谜语一样，可又没有啥好办法！”
张志军说道：“是啊！现在的法律都已经开始强调零口供了，可是零口供对我们收集客观证据的要求得要多高啊！”
带着这个疑问，我躺在了宾馆的床上。我考虑的是如果我们的技术水平收集到的证据不足以达到排除合理怀疑认定犯罪的地步，是不是就会让很多嫌疑人规避了法律的制裁。如果那样就只能依靠口供了！可是口供的可靠性到底有多大呢？那受一个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影响太大了！在威逼利诱下得到的口供可信度有多高？那我们破获的案件是否真的经得住历史的考验呢？
其实这个时候我想到了一个更可怕的结果，那就是存有私心、急功近利的状态下，很有可能会致使无辜的人蒙受冤屈。从最底层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想到这样就会有发自内心的深深的绝望！
越是想到这些，我就越是在心理暗暗下定决心，我不要做草菅人命的人，宁愿没有成绩也不愿为了成绩伤害他人。
想到这里，我觉得我加入的这个队伍也是一支严谨的队伍。否则指向性这么强的推论，早已有了采取进一步措施的心理动因。可是我们并没有草率的按照推论那样去做，我们还在耐心的求证，力求对每一个当事人负责。说明我们的法治意识、规范意识越来越强。我们不是草台班子，我们值得信赖！
纷乱的思绪伴着张志成越来越响的呼噜声，我沉沉睡去～
第二天上午，虽说前一天基本确定了重点怀疑对象，但是周波还是安排了侦查员继续下村排查，一方面是多跟老百姓聊聊总是能够收集来更多的情报，毕竟情报不会自己跑到公安局来，另一方面也是想对罗英妹两口子的测谎不要搞的针对性那么强。
我跟着付支队、张大队赶到了刑警大队的小会议室，周大队也在那里等着了。根据去省厅接人的同志反馈，刚上班不长时间，陈主任就请示了领导，领导同意后，他们已经收拾好器材往这里赶了，预计上午的十点左右能够赶到。
周大队又调度了孙树田媳妇的情况。孙树田媳妇和罗英妹果然如我们预测的那样，并没有舍得在省城住一晚上，而是连夜赶回了家里。因为老公不明原因死亡，所以三更半夜的她并没有敢回家睡觉，而是在左前邻罗英妹家休息了一晚，现在也还在她家。
寄希望于测谎实属无奈，屋子里几个领导愁的一根接一根的抽着烟不说话。
十点刚过，周大队终于等来了接人同志的电话：“周大队，陈主任到了，我们马上进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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