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风雨飘摇
放学后走过校门口，躺在血泊里的老陈已经被抬走了，他倒下的地方盖上了厚厚的一层土，但还有一些喷溅到四周的血点没有被盖起来，暗红的血迹就像一根根钢针直刺心底。此刻我开始讨厌父亲，讨厌他为什么不和别人一样去逃难，如果离开这里也许我就不会看到今天的事情，也许就不会被卷入洪流。
几天后放学回家，走到胡同口看到前几天学校讲话的翻译官，他的头发油光发亮，身穿整洁的洋装，但是看上去心情低落，垂头丧气的从胡同里走出来。走到家门口听到院子里传来咒骂，家里大概已经乱成一团，推门进去院子里扔着几箱礼品，妹妹爬在奶妈怀里大哭，父亲脸色煞白站在院子里大骂汉奸、卖国贼，母亲在屋子里收拾东西。看到父亲生气我不敢多嘴，悄悄进屋，坐在桌子旁边假装读书。
趁李妈进屋的时候，我偷偷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支支吾吾半天不敢说。
我缠了她好一会她才告诉我:“你大姑妈家的大儿子从东洋留学回来了，当了日本人的翻译官，你父亲气不过来。”
“大姑妈，我怎么不知道还有姑妈呢？”
“你姑妈早就嫁到关外去了，你不知道。”
原来学校里看到的翻译官是我的表哥。他怎么和日本人在一起？父亲又为什么怒不可遏？
晚上父亲外出，我和妹妹躺在床上，我问母亲:“那个翻译官表哥是怎么回事？”
母亲生气得拉下脸，“又是李妈告诉你的吧。小孩子不该问的不要问。”
“他去过学堂，我见过他，他和日本人在一起。”
“你见过他？”她惊讶地问。
“昨天他和好多日本人去过我们学堂，还打死了看大门的老陈……”
“住嘴，不要说了，这些事情你们小孩子不该管也不该问，不管什么事情权当没看见好了。”她轻轻地摇摇头，拿起一件衣服开始缝补。没等我继续追问，她自己便絮絮叨叨说起了，“你表哥以前是个顶聪明的孩子，别人念一段文章，他听一遍就能背下来。现在怎么变成这样子了呢，他呀就是走错路了，他不该去东洋，十来岁就去那里，在那里长大，待了十多年都变成东洋人了，动不动就大日本帝国、我们日本人怎么样，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爹娘还在中国。不过也真是难为这孩子了，十来岁孩子什么都不懂，又生活在人家的圈子里，一定是被带坏了，只可惜走不了回头路了。你姑父不让他进门，他就来找你父亲去说情，你父亲要他去逃命，他还说什么事业。毕竟是自己家的孩子，怎么也要给他指条明路啊……”
“他又为什么和那些日本人在一起？”
“还不是被坏人蛊惑了，一旦上了贼船就身不由已了，就像鬼附身一样甩都甩不掉……打仗这事会让人变成疯子，多么胆小的人都会变成杀人如麻的屠夫……在他们眼里杀人和杀鸡没什么两样……我这半辈子见过打仗的多了，太吓人了，真的能把人吓傻……”
听着听着我就睡着了。
慢慢的生活又恢复了一些秩序，街上一些店铺重新开张了，我家里的布店也正常营业了。但小城里的气氛却说不出来的压抑，每个人都战战兢兢的过日子，街上再也看不见说话聊天的人了，也看不见玩耍的孩子们。每隔几天就会传出枪毙人的消息，可问起原因，每个人都闪烁其词，仿佛那是一个违禁的话题，也许人们并不知道原因，谁会去问死人为什么被杀呢，即便是死人会说话，他自己又能说得清楚吗？慢慢的人们好像已经习惯了。可是这样的消息总会让我感到恐惧，甚至浑身颤抖，仿佛它就发生在我身上一般。
自从日本人来了以后，学校教国文的先生都不见了，学校又加了新的课程——日文。由新的先生给我们上课，人们叫他假洋鬼子，学生们并不把日文课当回事，上课的时候装模作样的跟着假洋鬼子乱喊一气，调皮捣蛋的学生趁着假洋鬼子在黑板上写字把包着粪便的荷叶扔到讲台上，溅到处都是粪便，气的他哇哇乱叫。
有时候假洋鬼子看到谁在捣蛋，就把学生拖到操场上一顿毒打，即便是这样仍不能阻止学生们“恶作剧”。
八月的一天，我在店里扫地，突然店门被人一脚踹开，几个中国人带着三个醉醺醺的日本兵大摇大摆地闯进布店，放在地上的一切似乎都成了他们发泄的工具，凳子、扫帚被他们踢得到处都是。
“几位官爷要点什么？”胆小的伙计哪见过这架势，胆怯地看着他们不敢劝阻。
“伙计，把上好的布拿出来。”一个中国人大声喊。
伙计不敢怠慢，走上前结结巴巴地说：“官爷，看……看这里，这……这都是苏州产的真丝面料，是上等的好货。”
两个人点头哈腰带着日本兵看布，日本兵满意地点点头。一个中国人转过头大声呵斥伙计：“还愣着干什么，快点把这两匹布包起来。”
伙计赶紧把布包好，他们一人抱着一卷布转身向门口走。伙计看他们没有给钱跑上前去拦住他们，日本人大怒，甩手给了伙计一个嘴巴，伙计被打的一个趔跄，委屈地捂着嘴巴仍不肯让开。父亲听到声音从后屋跑出来。
父亲把伙计拉到一边，平静地说:“你们买东西不给钱和抢东西有什么区别？”
“你是不是找死啊。”一个中国人气急败坏地围着父亲乱窜，活像街上杂耍的猴子。
日本人楞了一下，上下打量着父亲，点了点头，从兜里摸出钱摔到父亲脸上，几个人怒气冲冲地摔门而出。
父亲叹口气捡起钱交给账房先生，安慰了一下被打的伙计。他愁容满面的坐在柜台后面一言不发。
打烊的时候父亲把店里的伙计召集起来，给每个人发了工钱。
“今天我们得罪了日本人，恐怕他们不会就此罢手，我打算先把店关了，大家回家避几天，等风声过了再回来吧。”他无奈地摇摇头。
“东家，我留下来照顾店铺吧。”下午被打的伙计说。
“店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就不留人了……各位，以前我有什么对不住的地方大家多担待；以后我有求于大家的地方，希望各位能高抬贵手。”说完父亲给人们鞠了一躬，“没有什么事情，大家早点回去吧。”
我第一次感觉父亲并不像平时看到的那么坚强，在战争面前他也像孩子一样柔弱，虽然面对日本人的时候他都没弯过腰。
父亲和账房先生送走伙计，两个人又低声交谈了很久，最后送走账房先生才回屋休息，他坐在凳子上一句话都没说。半夜醒来看到他仍旧呆呆的坐在房间里，脸上充满了憔悴。
第二天清晨，父亲把我叫到书房，他看着我郑重其事地说：“孩子，以后我不在的时候，你就听账房先生的话，有什么事情也要去找他，他说话就等于我说话。知道了吗？”
“为什么？”我大惑不解。
“你只管照做就可以了，其他事情都不要问。还有，今天你向先生请假，以后不去上学了，这几天把你和你妹妹送到开城你大爷家住一段时间。”
我早就盼望着离开这里，对于去开城这事我早就知道，并不觉得奇怪。
“你和母亲也去吗？”只要能和家人在一起，我才不在乎去哪里呢。
“我们晚些时候去。”
我胡乱点点头。就在我刚要退出来的时候，父亲突然把我抱在怀里。这让我很惊讶，父亲历来非常严厉，而且从不表达感情，他已经很多年没有抱我了，上一次抱我还是冬天我掉进水缸里差点冻死的时候。
我收拾好东西向学校走去，走过粮店看到粮店老板在干活，以前都是他儿子秋生在店里忙活。秋生是一个充满热情的青年，每次看到我他都会和我打招呼，说几句玩笑，还会大喊：学习可不是闹着玩的，不识字眼睛睁得再大也是个瞎子。自从上次游行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我盼望着他教我唱歌呢。
放学后我向先生请假，先生摇摇头，自言自语：“走吧，走的清净。中国那么大又能往那里逃呢。”
“先生，我不明白您说的什么意思，您能告诉我吗？”
“亡国之殇，何以言表。”先生抬起头望着空空如也的天空，言语中充满了哀伤。
回家路过菜市口，看到人们把菜市口围得水泄不通，听老人说满清的时候那里是砍头的地方，孩子不能靠近，我们从不去那里玩耍，可这次我却好奇地往人群里面挤，想看看发生了什么。我刚把头钻进人群的缝隙里就被拉了出来，回头一看是账房先生，他穿着一身破旧的衣服，低着头，头上戴着一个大斗笠。
几天后放学回家，走到胡同口看到前几天学校讲话的翻译官，他的头发油光发亮，身穿整洁的洋装，但是看上去心情低落，垂头丧气的从胡同里走出来。走到家门口听到院子里传来咒骂，家里大概已经乱成一团，推门进去院子里扔着几箱礼品，妹妹爬在奶妈怀里大哭，父亲脸色煞白站在院子里大骂汉奸、卖国贼，母亲在屋子里收拾东西。看到父亲生气我不敢多嘴，悄悄进屋，坐在桌子旁边假装读书。
趁李妈进屋的时候，我偷偷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支支吾吾半天不敢说。
我缠了她好一会她才告诉我:“你大姑妈家的大儿子从东洋留学回来了，当了日本人的翻译官，你父亲气不过来。”
“大姑妈，我怎么不知道还有姑妈呢？”
“你姑妈早就嫁到关外去了，你不知道。”
原来学校里看到的翻译官是我的表哥。他怎么和日本人在一起？父亲又为什么怒不可遏？
晚上父亲外出，我和妹妹躺在床上，我问母亲:“那个翻译官表哥是怎么回事？”
母亲生气得拉下脸，“又是李妈告诉你的吧。小孩子不该问的不要问。”
“他去过学堂，我见过他，他和日本人在一起。”
“你见过他？”她惊讶地问。
“昨天他和好多日本人去过我们学堂，还打死了看大门的老陈……”
“住嘴，不要说了，这些事情你们小孩子不该管也不该问，不管什么事情权当没看见好了。”她轻轻地摇摇头，拿起一件衣服开始缝补。没等我继续追问，她自己便絮絮叨叨说起了，“你表哥以前是个顶聪明的孩子，别人念一段文章，他听一遍就能背下来。现在怎么变成这样子了呢，他呀就是走错路了，他不该去东洋，十来岁就去那里，在那里长大，待了十多年都变成东洋人了，动不动就大日本帝国、我们日本人怎么样，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爹娘还在中国。不过也真是难为这孩子了，十来岁孩子什么都不懂，又生活在人家的圈子里，一定是被带坏了，只可惜走不了回头路了。你姑父不让他进门，他就来找你父亲去说情，你父亲要他去逃命，他还说什么事业。毕竟是自己家的孩子，怎么也要给他指条明路啊……”
“他又为什么和那些日本人在一起？”
“还不是被坏人蛊惑了，一旦上了贼船就身不由已了，就像鬼附身一样甩都甩不掉……打仗这事会让人变成疯子，多么胆小的人都会变成杀人如麻的屠夫……在他们眼里杀人和杀鸡没什么两样……我这半辈子见过打仗的多了，太吓人了，真的能把人吓傻……”
听着听着我就睡着了。
慢慢的生活又恢复了一些秩序，街上一些店铺重新开张了，我家里的布店也正常营业了。但小城里的气氛却说不出来的压抑，每个人都战战兢兢的过日子，街上再也看不见说话聊天的人了，也看不见玩耍的孩子们。每隔几天就会传出枪毙人的消息，可问起原因，每个人都闪烁其词，仿佛那是一个违禁的话题，也许人们并不知道原因，谁会去问死人为什么被杀呢，即便是死人会说话，他自己又能说得清楚吗？慢慢的人们好像已经习惯了。可是这样的消息总会让我感到恐惧，甚至浑身颤抖，仿佛它就发生在我身上一般。
自从日本人来了以后，学校教国文的先生都不见了，学校又加了新的课程——日文。由新的先生给我们上课，人们叫他假洋鬼子，学生们并不把日文课当回事，上课的时候装模作样的跟着假洋鬼子乱喊一气，调皮捣蛋的学生趁着假洋鬼子在黑板上写字把包着粪便的荷叶扔到讲台上，溅到处都是粪便，气的他哇哇乱叫。
有时候假洋鬼子看到谁在捣蛋，就把学生拖到操场上一顿毒打，即便是这样仍不能阻止学生们“恶作剧”。
八月的一天，我在店里扫地，突然店门被人一脚踹开，几个中国人带着三个醉醺醺的日本兵大摇大摆地闯进布店，放在地上的一切似乎都成了他们发泄的工具，凳子、扫帚被他们踢得到处都是。
“几位官爷要点什么？”胆小的伙计哪见过这架势，胆怯地看着他们不敢劝阻。
“伙计，把上好的布拿出来。”一个中国人大声喊。
伙计不敢怠慢，走上前结结巴巴地说：“官爷，看……看这里，这……这都是苏州产的真丝面料，是上等的好货。”
两个人点头哈腰带着日本兵看布，日本兵满意地点点头。一个中国人转过头大声呵斥伙计：“还愣着干什么，快点把这两匹布包起来。”
伙计赶紧把布包好，他们一人抱着一卷布转身向门口走。伙计看他们没有给钱跑上前去拦住他们，日本人大怒，甩手给了伙计一个嘴巴，伙计被打的一个趔跄，委屈地捂着嘴巴仍不肯让开。父亲听到声音从后屋跑出来。
父亲把伙计拉到一边，平静地说:“你们买东西不给钱和抢东西有什么区别？”
“你是不是找死啊。”一个中国人气急败坏地围着父亲乱窜，活像街上杂耍的猴子。
日本人楞了一下，上下打量着父亲，点了点头，从兜里摸出钱摔到父亲脸上，几个人怒气冲冲地摔门而出。
父亲叹口气捡起钱交给账房先生，安慰了一下被打的伙计。他愁容满面的坐在柜台后面一言不发。
打烊的时候父亲把店里的伙计召集起来，给每个人发了工钱。
“今天我们得罪了日本人，恐怕他们不会就此罢手，我打算先把店关了，大家回家避几天，等风声过了再回来吧。”他无奈地摇摇头。
“东家，我留下来照顾店铺吧。”下午被打的伙计说。
“店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就不留人了……各位，以前我有什么对不住的地方大家多担待；以后我有求于大家的地方，希望各位能高抬贵手。”说完父亲给人们鞠了一躬，“没有什么事情，大家早点回去吧。”
我第一次感觉父亲并不像平时看到的那么坚强，在战争面前他也像孩子一样柔弱，虽然面对日本人的时候他都没弯过腰。
父亲和账房先生送走伙计，两个人又低声交谈了很久，最后送走账房先生才回屋休息，他坐在凳子上一句话都没说。半夜醒来看到他仍旧呆呆的坐在房间里，脸上充满了憔悴。
第二天清晨，父亲把我叫到书房，他看着我郑重其事地说：“孩子，以后我不在的时候，你就听账房先生的话，有什么事情也要去找他，他说话就等于我说话。知道了吗？”
“为什么？”我大惑不解。
“你只管照做就可以了，其他事情都不要问。还有，今天你向先生请假，以后不去上学了，这几天把你和你妹妹送到开城你大爷家住一段时间。”
我早就盼望着离开这里，对于去开城这事我早就知道，并不觉得奇怪。
“你和母亲也去吗？”只要能和家人在一起，我才不在乎去哪里呢。
“我们晚些时候去。”
我胡乱点点头。就在我刚要退出来的时候，父亲突然把我抱在怀里。这让我很惊讶，父亲历来非常严厉，而且从不表达感情，他已经很多年没有抱我了，上一次抱我还是冬天我掉进水缸里差点冻死的时候。
我收拾好东西向学校走去，走过粮店看到粮店老板在干活，以前都是他儿子秋生在店里忙活。秋生是一个充满热情的青年，每次看到我他都会和我打招呼，说几句玩笑，还会大喊：学习可不是闹着玩的，不识字眼睛睁得再大也是个瞎子。自从上次游行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我盼望着他教我唱歌呢。
放学后我向先生请假，先生摇摇头，自言自语：“走吧，走的清净。中国那么大又能往那里逃呢。”
“先生，我不明白您说的什么意思，您能告诉我吗？”
“亡国之殇，何以言表。”先生抬起头望着空空如也的天空，言语中充满了哀伤。
回家路过菜市口，看到人们把菜市口围得水泄不通，听老人说满清的时候那里是砍头的地方，孩子不能靠近，我们从不去那里玩耍，可这次我却好奇地往人群里面挤，想看看发生了什么。我刚把头钻进人群的缝隙里就被拉了出来，回头一看是账房先生，他穿着一身破旧的衣服，低着头，头上戴着一个大斗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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