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周围的邻居（2）

    妈妈在闲暇之余，总是找邻居侯大娘和刘大娘聊天，她们之间也是互相帮着做针线活，比如过年前要拆洗和缝合一些被褥。洗过的被褥面放在外层，里面是厚厚的、机器网好的棉花里子，接下来要用针线把面子和里子缝接起来。大量密密麻麻的针线活是很耗时的，这时邻居家的大娘们会过来帮忙，她们盘坐在炕上，分别缝合着不同边，在谈话闲聊中，慢慢地把活做完了。在看电视剧“人世间”时，也看到东北人家这一幕，感觉非常亲切。

    我们家的后窗户，正对着侯大娘家的院子大门，侯大娘如果有事，只是敲敲我们的后窗户，妈妈就坐到了炕上，打开窗户和侯大娘聊起来。

    侯大娘有四个儿子，二个女儿，她的小儿子瑞瑞是我童年的玩伴，每次妈妈找侯大娘聊天，我也经常跟着。我和瑞瑞常常在一起看小人书，那时每个小朋友的家里都有很多小人书，大家经常互相借阅。妈妈和侯大娘有说不完的话，还记得她们俩的唠叨，有高兴的时候，她们放声大笑，也会聊到艰难的家事，有时看到侯大娘说着说着，流下了眼泪。

    刘大娘的老母亲经常从村里来他们家住，老人家快八十了，她是缠过脚的。每次看她颤颤颠颠艰难地行走在路上，我们小朋友都在笑，说一股风也会把她吹倒。她经常会来我们家和妈妈聊天，看到她盘着腿坐在炕沿上，我总是好奇地盯着她的一双小脚，后来她老人家在她的老家去世了。

    我们的姥爷也来过我们家，每次来，妈妈就让姥爷睡在暖暖的炕头上。记得姥爷白天盘着腿，坐在炕头上和忙着做饭的妈妈聊天。以前我们一大家人就睡在一个大炕上，一有亲戚来，家里睡觉的空间一下子就紧张起来。我们还有一个小屋，大哥结婚后，和大嫂以及大侄女住在那间。

    在山上有一户人家，丈夫是和爸爸一个单位的，妻子也没有孩子，没事就到我们家，找妈妈和大嫂聊天。有一次，她急急忙忙跑到我们家，一进门就叫妈妈赶快把门锁上，说她的丈夫要打她。果然，一会儿她丈夫气冲冲赶过来要打老婆，妈妈在门口堵住他，等他气消了让他进来，开始劝说他不要打老婆。

    爸爸在单位工会工作，其中一部分工作是处理职工的家庭矛盾。记得有一天中午吃饭时间，他带回一份调查信，和妈妈讲，他今天要和另一个同事干部，到山上的一个职工家里处理一些事。他吃完饭走了以后，那份信还留在家里，妈妈也没有收起来，我便看了起来。我那时应该三年级，可以读懂很多字，信里提到一个妻子控诉丈夫的虐待，有一段描述的话，我还是能记起来，想起来也挺恐怖的。

    三姐的一个同学住在山上，她经常来我们家找三姐玩。她有个姐姐有时也来，她姐姐走路是一拐一拐的，人们都说是小儿麻痹症，每次看她行走在山路上，十分的不便。后来又看到一个住在山上有同样问题的大男孩，他每次艰难地通过我们正在玩耍的街道时，都会引起我们的注意。

    小儿麻痹症在医学上叫脊髓灰质炎。病毒攻击的对象主要是7岁以下的儿童。起初症状与感冒无异，一旦暴发，可能一夜之间，孩子的腿脚手臂无法动弹。在新中国五十年代，在沿海地区有流行过，也有很多儿童死亡，疫苗是在六十年代后期才研发出来。

    中国后来在针对其他儿童疾病也有更多疫苗研发出来，比如麻疹，乙脑等。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种过，记得种过疫苗的人，在胳膊上方会有一个小圆点，我在我胳膊上看不到痕迹。

    上世纪七十年代，上海等地的红眼病流行性爆发，并迅速在全国各地蔓延，那时在我们矿区也流行起来，我们家和邻居家的大多数孩子都被感染过，红眼病即急性出血性结膜炎。大姐后来回忆到，他们听从专家建议，不要在家里混合使用一个毛巾，经常用盐水清洗眼部，慢慢地就治愈了。

    记得自己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生了一次病，也挺危险的，自己发烧生病在家里待了好几天，也忘了那时有没有药吃。有一天，我在家里睡觉，妈妈出去了一会儿和后排的邻居聊天，她还不时地从后窗玻璃看我醒了没有。等她回来，发现我摇不醒来，已经失去知觉，后来叫人把我抱到了医院。记得我醒来后，在医院里站了很多邻居们，妈妈在流泪，旁边的大娘一直反复地问我，是否能够认出她以及周围的人都是谁，我一一做了回答，后来就没事了。

    还有一次生病，下午看完医生后，妈妈背着我回家，那时我应该是二年级，已经七岁了。正碰上学校放学的时间，被几个同学看到，他们问妈妈我怎么了，我当时就特别害羞，果然等回到学校，同学们都笑话我。

    想起以前妈妈也是一个土医生，还记得邻居家的大人和大孩子们经常找妈妈扎针，我也被扎过一次，说是可以去火。妈妈通常把别人的一只胳膊从上到下使劲往下撸红，这样可以把更多的血流到手指中，然后妈妈用缝衣针，在所有的指头尖上调出一滴血。记得经常找妈妈扎针，是刘大娘家的大女儿，她一进来，经常讲“婶儿，能不能给我扎一下”。

    那时人们没有什么医学知识，也不知道这个土方法有没有用，可能一些必须的药物也不容易得到，只能用这种土办法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