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 非常时期

    七十年代初，我们东滩大队分成两个党支部以后，北村成立了好几个村办企业。规模最大也是投资最大的是橡胶厂，还买了不少机器，招收了不少工人，如果政策再倾斜一些，坚持到现在，那就厉害了，不啻国企。村里还兴办了木业组；兴办了铁业社，就是打铁，几个人围着一个烘炉，在师傅冯家老八的带领下，叮叮当当地捶打。不知道打什么东西，估计是农具之类的，要不就是刀刀剪剪的，没见过大物件。还有村卫生所，那也能算得上集体企业，工作人员都是村里的人，我哥哥是司药，就是医生开好了处方，哥哥照着处方抓药。都拿公分和补贴。我父亲被分配到木业社当会计，他好像还是铁业社的会计。橡胶厂可能不用他管，他没有提过橡胶厂的事情。父亲可能还兼着生产队的会计，因为大队木业社解散的时候，他还是忙着算账，忙着没明没夜地扒拉他的算盘珠子。父亲的算盘有两个，一个是十三档的，一个是十七档的，都是檀木的。他常用的是十三档的，用到最后，那珠子已经磨掉了半个，那竹子做的档杆也几乎透了，扒拉一下，珠子在那算盘上来回地摇动着，似乎要坠落了。就这样的一个算盘，伴随了父亲几十年。我父亲在大队木业社当会计也是天天上班，我去玩过，见到里边有好几个木匠师傅，现在还有几个健在的。在这些集体企业中，我觉得只有木业社最兴旺，因为我看看其它几个企业，大多数都是冷冷清清，人也不多。像那个橡胶厂，有时候就没有人，处于半歇业状态。木业社就不一样，好像总有干不完的活，一直都有人忙忙碌碌。木业工具也不先进，大多数还是手工制造。有个电锯，没有电锤电刨电凿子，都是人在那里手工操作。父亲也跟着学，那时候父亲已经是奔五的中年人了。常言道，人过三十不学艺，父亲就打破了这个常规，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凭着自己的文化知识，很快就掌握了木工的基本知识以及使用工具的技巧。在家里，我父亲还学会了编筐窝篓，用秫秸篾子编席，父亲早年的懒惰，这个时期彻底改掉了，这都是生活所迫。后来我发现，我父亲在家里也干木工活，他也会做一些简单的板凳课桌之类的，家里的工具也逐渐置买齐全了，就连那大锯都有了。我觉得父亲有更大的计划在里边。这个时期我仍然是以玩儿为主，附带着上学淘气。不过，这个时期我好像稳定了一些，那些稀奇古怪的念头稍有收敛。我觉得我对练武术比较上心，平时不是跟着哥哥到王庄找王老师学拳听经，就是带着我的小伙伴们练拳习武。我也有个梦想，那些全国冠军省里冠军的，还有些因为练武出名，拿了名次的，还出演电影，我们心里也盼着有这一天，也盼着能当一个明星，干一番大事业。哥哥的愿望还是能够上大学，将来走出这个黄河滩，走向社会，走到省里，走进BJ城，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们都在为这些虚无缥缈的远大前程努力着，父亲也在为他的远大谋划暗里攒着劲。哥哥上次被推荐的事情，对父亲和母亲来说，都是一个打击，他们觉得，只要不走出河滩，不上大学，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最多就是凭着父亲的人脉关系，当个大队小队干部，永远不会有大作为。我家就我弟兄两个，家里没有得力的人是很难站稳脚跟的，单门独户在村里就是一个另类部落，平时不怎么显眼，大家都是和睦相处，笑脸相迎的，到了关键时期，比如投票选举闹摩擦，你就处于劣势群体了。后来，我和哥哥走出黄河滩以后，村里有个干部嫌我弟兄说话多了，暗地里还发狠说，一个外乡人还想在东滩一手遮天？我们来到东滩五六十年，倒成了外乡人了。人到哪里都欺生。说到底，还是我们没有为家乡做出大贡献，对不起家乡的父老乡亲。其实我们平时是很注意这方面的事情的。所以，父亲就是坚定了一个信念，一定要让我和哥哥走出这个黄河滩，走向他心目中的圣地。

    我初中毕业了，全公社实行村办高中，我村和西村都有了高中部。老师不够，上级教育部门不给调来，就从村里找，标准高了找不到，就降低标准再找。最后连那些只有初中毕业学历的民师都登上了高中教师的讲台，我们班的班主任就是个初中生，听说还是个学习不好的初中毕业生。他教我们高一的语文。他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我们都不服气，觉得他根本不能胜任高中教学。他知道了以后，在讲台上公开讲道，“谁说初中生教不了高中，我这不是教了你们语文课了嘛？”我们班有个别学生很不服气，都是一个村的，都相互知道底细，不买他的账。因为教学上的偏差，闹了不少笑话。后来，这个老师去了其它年级任教了。我们几个从来不和老师闹别扭，除非是哪个老师偏听偏信，故意找茬，我们也会在某种情况下宣泄一下不满情绪。我是以学习为上的，这也是我一直坚持的原则，学习上不能落后，也是父亲的要求，不管到了什么时候他都是这样。何况，我心中还承载着全家的希望。

    一九七六年，我们的朱总司令，我们的周总理，我们的毛主席，都相继去世了。毛主席逝世那一年，我还在东滩上初中，噩耗传来，我们都哭了。全校召开大会，宣布这一噩耗，我们都把脑袋扎到最低，暗地里抽泣。那时候的感情是很朴素的，真挚的，就觉得毛主席就是我们的主心骨，就是我们的天，没有了他老人家，我们就觉得太阳失去了光辉，行路没了方向，不知道下面的日子该怎么过。所以，我们都一样地低下了顽皮和狂妄的头，低声啜泣，夜不能寐。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去世，使全国人民陷入了无限的悲痛之中。我们学校召开了多次悼念的会议。老师和同学们都很认真地听，学校内外，包括家里，空气当中都充满了悲伤。那时候，一连多日下雨，还闹地震，真可谓是山河挥泪，大地沉浮。那时候，再也听不到任何歌声。

    .......

    世界风云变幻无常，当年就发生了重大事变，那就是老同志们复出。恢复高考制度是第二年的九月，在这之前。我父亲就得知了消息，哥哥也从不同渠道知道了这个喜讯，他和他的同学们都开始了没明没夜的复习，为高考备战。那是停了十年的高考制度的恢复，这对于贫家子弟来说，无疑是一个想象不到的大好机会，谁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天，这预示着那由各级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时代结束了。父亲也看到了一线光明，他的努力没有白费，我哥哥也准备大干一场。他当时在卫生所司药，这个工作实际上是个闲差，他有的是学习时间；特别是晚上，都回家去了，大队卫生所就他一个人，他就可以专心致志地投入复习。村里有好多下乡知识青年都投入了复习，准备迎战高考。村里那几个上过高中的，都在备战，几个有志的大龄青年时常聚在一起商讨，除了交流学习心得，就是展望未来，梦想着如何迈着矫健的步伐，稳步走进BJ城。心劲高得很呢。当时还是大集体，还是工分制，家家户户都还是贫穷加落后。

    至于我，父亲很快就想到，东滩高中简直就是一个笑话，教材浅陋，教师整体水平太差，别说学习了，大部分都是躲避劳动混日子的人，实际上学校高中部的存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可是，上到半路也无法解散，就在那里熬着等拿毕业证。我呢，父亲可是等不及了，他通过我的二舅找到东乡高中的老师，那时候我的二舅是东乡公社太平庄学校的校长。我还有一个远门的舅舅叫曹然智，他在东乡高中当历史教师。我在太平庄学校住了几天，就随着二舅到东乡高中报到，直接进了高中二年级。那时仍然是高中两年制。我本来在东滩也是高中一年级，接近期末，等于随着年级走了。

    我离校的时候，东滩高中一年级也就我们一个班，总共三十多个人。孙云霞还在上着，大家都是一个心思，混个高中毕业证。预备着将来招工、上学用。其实，事实证明，没有任何用处。那些村办高中，早已像秋风一样，一阵肆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国家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切都在拨乱反正中。回复高考以后，我父亲的心劲就上去了，他早已把推荐上大学的事抛在了脑后。我的高考之路也被全家放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我本来学习就不落后，这时候，父亲从我身上看到了希望。我找对象的事，已经很不重要，那个李晓鸾，还有另外的介绍人，都被家里人拒之门外，似乎我已经是大学生了。最起码，我成了大学坯子。这时候，孙云霞已经和开封郊区的那个男生订亲，我这还是听同学们说的。她本人肯定不会承认，我看得出，她本人不是十分愿意，只是碍于父母亲戚的面子，不得已才答应的。那时候也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小小年纪就定下了。我哥就是十三四岁定的娃娃亲。我去东乡高中上学之前，心里还是放不下孙云霞。但是，我也没有勇气向她表白，我本来就害羞，就胆怯，谁敢提这样的事啊。我们俩也没有机会单独见面，只是用眼神看过几次对方，表达了一下失落的情绪，最后，我还是按照大人的要求，转学了。人一走，这种朦胧的情愫也就随之烟消云散。本来也没有什么，也就是吵了几次嘴，相互不承认找对象的事。当时李嫦娥好像还在东滩学校，她虽然是商品粮户口，但是，她没有机会上技校，那就得在家里等指标。听说，上了技校就能分配工作了。她父亲是公社干部，她不愁工作的。自从她从中传递不实消息，我在心里对她有了成见，平时连看都不看她。在我眼里，她长得一点儿都不漂亮。尽管她比我们都吃得胖。我们都是瘦子，我当时只有七八十斤，脖子像爷爷的烟袋锅，小学毕业照上，我们一个比一个苗条，我的脖子格外的长。我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额头前突，土话叫“奔楼头”，门口的爷爷奶奶们给我起个外号，叫“猪八戒”。想想我长得丑不丑吧。可是，我不知道李晓鸾她家里人为啥会看上了我，可能因为我是生产队会计家的孩子？要不就是因为我学习好？或者是我弹弓打得好？或者是因为我会造手枪？或者是看我将来可能要上大学？这是我瞎猜的，人家的心思我真的不明白。那孙云霞怎么就毫不犹豫地找了个开封郊区的对象呢？我想到她，心里就起了疙瘩。暗下决心，以后谁都不理睬谁。其实，我转学以后，也真的没有机会见到她了。拼命读书，消尖了脑袋往书本里钻，准备真的考上大学，真的成为吃商品粮的人，能不拼命嘛。

    关于我转学考大学的事，当时学校里有几个开封女知青还说我的坏话。那时候她们几个都是老师，只是教的小学。其中有一个大圆脸女老师，她平时特别矫情，我亲眼看到她在胡家西院诉苦。她揉揉惺忪睡眼，当着我们社员的面说：

    “我觉得这个院子里有鬼，晚上把我吓得用被子捂住脑袋，就这还是睡不着。我弟弟来了，我让我弟弟睡我旁边，还是睡不着。我搂着我弟弟才睡着了一小会儿。”

    队长是个老头，他是土改时期的干部，对这些下乡知青很是看不上。他瞪了一眼那个开封女士说：“我都五六十了，也没听说这里有鬼。哼！”

    我们都撇撇嘴，心里说，城里人就是娇气，哪里会有鬼啊。我们还在这里上过课，土改时还在这里抓过土匪秃李煜。这里还住过我党的地下工作者，有鬼也早就被吓跑了。

    听说，她也是开封某个高中毕业，恢复高考，她也要考大学。我走了以后，听思桐连棚他们说，这个女知青在背后说我的坏话，贬低我的光辉形象。她说，就那个奔楼头啊？脖子像个烟袋锅，瘦得像电线杆，还想考大学。我听说了以后，气的没法。那时候，听说她已经辞去教师职务，回城复习备考了。

    他几个安慰我说，娘们家，别理她。要是男的，收拾他一顿。你好好学你的习，考上了叫她看看。她头不奔楼，她长得齐整，考大学也不是看谁长得好看，那是要看考试成绩。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这些对我不利的话，也对我的高考产生了动力，你想，长成这样，不好好考试，将来连个媳妇都找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