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 初考

    当时转学去东乡八中，不是我一个人，因为那里的教师队伍整体素质高，高学历老师特别集中，有开封的，也有县南的，本地老师不多。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我们离八中近些的南河籍的学生都去那里上学。这当然与我二舅和然智舅舅有直接关系，这期间介绍过去的好几个同学都是他俩办的。我开始是和我们村一个姓吴的女生一块儿去的，她是我二妗的小妹妹，比我大几岁，我喊她姨的，她也想通过复习参加高考，最终也是没有结果的结果。学校离我们家十二里地，我们步行去上学，我们拿着干粮咸菜，穿过王庄那片树林，翻过几个沙岗，然后走小路来到大堤上，翻过黄河大堤，穿过东乡村，来到村西头，就来到了八中。后来又有一个王庄的同学，姓王，叫不起名字了，他也在八中上过一年，也是不声不响地毕业了。听说他去了外地，不像是在家干农业的。再后来，曹庄村也有两个同学，一个姓曹，一个姓校，也都是半路出家，到东乡八中去碰运气的。也是“小虫跟着蝙蝠飞——光熬眼儿不吃啥儿。”吃了几天学校的熬米饭，排了几天长队，最后，拿到高中毕业证回家去了。我的陪伴都是昙花一现就消失了，就我一个不知疲倦的，带着家庭的希望，带着奶奶给做的黑谷轮馍馍，乐此不疲地踽踽独行在东滩至东乡八中那条蜿蜒曲折的沙土路上。那是一条没有退路的道路，也是一条走出农村的路，走出黄河滩的路，走向商品粮的路。我当时也没有想过，如果考不上......

    八中这个学校建校不是很早，学校是一高一低两处，据说这就是东乡的孔子“回车庙”处，有历史底蕴的。也有人说，当时的日伪县政府也设在这里。办公区域是在高岗上，当年黄河花园口开口，水就上不去。那里有老师的住室和办公室，都是寝办合一。教导处就在中间，那是乔老师的防区，学校的命令和制度，好消息和坏消息，都是从那里发出来的。那时候的学校主任老段，老革命，抗美援朝老兵，平时什么都不管，只看好他的厨房。他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同志，说话语速很快，声音不大，不过，他有个爱好，喜欢吃肉，所以他体型较胖。那时候都知道段主任的“大葱大姜”，就是说，煮肉的时候，一定要多放葱姜。我现在才知道，人家不是不管闲事，那是顺其自然，大象无形，大智若愚。不是我师兄的那种晃着脑袋背诵的“大道至简”，人家的“大道”是在心里存着的，从外表看不出来。我们的教室是在学校北边的一个大坑里，一排四个教室。东头后来又招来两班初中生，全公社的中学生都在这里。岗上西头也有几个教室和学生住室。我们的教室前边是个大操场，非常的大，地面每天都扫得很干净，也是我们各班的卫生区。学校西边是个沟，里边的水经常哗哗地流着，不下雨也有水，不知道是从哪里过来的水源。

    我开始是住在然智老师的住室里，我从家里拿来的黑谷轮馍馍，放在一个布兜里，一般都是一吃一个星期。天气冷的时候，我的馍馍可以放得时间长一些；天气暖和一点，我的馍馍就开始变馊了，馍上长出来一些白毛毛。学校里有个大伙房，负责给学生馏馍，我们就把自己的馍馍拿去放在那大笼格里，摞的高高的。第二天开饭的时候，大家都去争着寻找自己的馍馍。东乡那时候都种稻子，条件比我们东滩好些，好多学生都不吃黑馍了，最少也是白面里掺上一点黑面，或者是做成花卷馍。我的馍是纯杂粮的，就这还不能保证春季能接上新粮食。我当时有点儿虚荣心，怕别人笑话，穷也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笑贫不笑娼么。我就不去馏馍，吃干馍喝白开水。只有非馏不可时，比如馍上长了白醭，发黏了，这才拿去偷偷地放在大笼屉上，反正馍多，谁也不知道哪个是我的馍。至于学校每天熬的那一锅大米饭，我是很难抢到手的。人多，就那么一锅饭，根本就不够。当时也叫排队，可学生都围着锅，把碗伸过去，叫着“万师傅舀我咧”，跟骂人似的。我不善于抢饭，大部分是提着我的黑馍就走了。有的条件特别好的，都是吃的“一块面”，白馍，老是被那些调皮的学生给“拿错了”。我不担心，我在那里上了两年学，从来没有同学把我的馍拿错了，这一点同学们还是比较照顾我的。我们班有个叫安彦军的同学，他是新寨的。他比我厉害，他每天都能第一个舀到一碗大米粥，甚至还能舀到第二碗，那粥顺着他的碗沿儿往下流，他边走还边歪着脑袋去舔。他是个很瘦很利索的人，平时爱和人较劲，他拿着碗从攒动的人头上伸过去，喊着“万师傅舀我咧”，把那老万气得没法。安彦军看我舀不到米粥，对我深表同情，他愿意伸出援助之手，他先把自己的碗舀满了，递给我说：

    “张广强，你先端住我这碗，我去给你舀。”

    接过我的破碗，又重新从人头上伸过碗去，大声喊道：“老万，舀我咧！老万，舀我咧！”

    一边也有同学跟着喊：“老万舀我咧！别舀安彦军咧，他刚舀了一碗。”

    万师傅恼了，他把勺子往锅里一扔说：“再不排队谁咧都不舀了！”

    最终，安彦军还是大获全胜，一毛钱给我舀回来满满一碗大米粥。别看这一碗米粥，喝进去就是肚子里唯一的细粮，这瘦瘦的露着肋骨的肚子里半天都是舒服的。也不是天天都是这样委托同学抢饭，我还是自我啃冷馍的时候多些，省事是一方面，主要是不好意思把我的黑鼓轮放到那蒸笼上馏。你想，人家都是白色或者花色的，就我的黑鼓轮，鹤立鸡群，有点难为情。我早在几十年以前在开封见过一次安彦军，他在开封西郊住，不知道是不是找的老婆是开封那厢的或者是投了亲，那天他拎着一个篮子去捡拾花生。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那一碗米粥，我愿意承他一辈子的情；我若是能再见到安彦军，我一定请他吃最好的席面，把我最好的酒拿出来让我这个老同学喝。

    我也有我的长处，我是奔着考大学去的，平时爱学习，可就是我的基础不行。我的英语书写的挺好，我的毛老师就特别欣赏我的英语书写样式，她把我的英语贴在全校的专栏里展览，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其实，我的英语水平也不是最好的，我只是书写稍微规范一些罢了。我们都很同情毛老师，她的丈夫是某一个大学的教师，和她是同学，后来有点看不起她，还有要离婚的打算，好长时间都不见一次面。毛老师也就是四十来岁吧，哪有这样夫妻不见面的？看来还是那个男家伙有了问题，喜新厌旧了。我这是偏向我的老师说的，事实上也不一定是这样的。真的，我挺喜欢毛老师的，她个子高高的，风风火火的，说话不加思考，非常简单的一个人，一个人过得挺快乐，不像有什么烦恼的样子。后来，毛老师终于被调走了，随她丈夫去了郑州某个大学。这也是后来听说的，但愿我的毛老师和她的丈夫能够白头偕老。

    我去八中那一年是一九七七年，当时郑泽一高在全县公开搜集尖子生。那时的村办高中社办高中都比较多，不是每一个学生都是笨蛋，程度差也是因为政治形势造成的。人才还是有的。我那点儿小聪明绝对不足挂齿，在东滩好像是猴子就成了大王，到了八中，乃至全县，我不值一提。县里统一选拔尖子生，我也参加了考试，我的两个同学被郑泽一中录取，我仍旧留在八中上学。好像也不全是这么回事，我去八中是插班生，这里可能还有点其他原因吧。他俩头一年就考上了师范学校，名义上是开封第二师范学校，实际上是郑泽县师范的前身。据说是冲着县里师资力量薄弱招生的。我累得要死要活的，最终，我和我所有的一百多个淘金的同学，全部名落孙山，一个都没有晋级。这一届学生算是历史的受害者，毋庸置疑了。全都奔赴了农村第一线，都是高中生，回乡以后，都有了不同的用场，有的当了大队干部，有的当了民办教师，有的当了工人，有的当了兵。不管怎么说，也还是高中生，是曾经冲向高考前沿的莘莘学子。我有两个同学有必要提一提，他就是辛志友和刘玉有，一个语文好，一个数学好，我不如他俩。这两个人吧，一个高一个低，高的是辛志友，他外号叫辛大个，高的不是一般的高，我想想他只比穆铁柱低些；低个叫刘玉有，他比我还低，低得多。我们平时都喜欢在一起的，我们仨在一起时长短不齐，我据中间。刘玉有这个人逻辑思维能力超强，数学最好，比我强，特别是列方程式，寻找等量关系，远远在我之上，我还没有弄明白呢，他就已经找到了。朱老师对刘玉有很赞赏，他是数学科的代表。辛志友是我们的班长，他的综合成绩还是不错的，他这个人的优点就是勤学好问，但凡是有了疑难问题，就带着我和刘玉有去找老师，找朱老师的多些。最后，我坚持下去了，他俩因为家庭问题没有坚持下去，回村当了民师。估计现在的工资都比我高，最起码，他们早就是高级教师了。我虽然付出了更大的努力，最终的结局也是差强人意，甚至还差一段距离。所以，现在想起来，考大学也未必就是唯一的出路。由于政策的宽松，在家里发展的，也有佼佼者，都很有成就的。

    这期间，我的青春的萌动也有过，我那时候特别看中我的校同学，她那时候也是我们班上的优秀生，个子不高，但是，她长得特别耐看，我看着那么多的女同学都没她有魅力，她对我的吸引力特别大，只要她从我跟前走过去，我就开始心猿意马了。可是，我发现，她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连一个正眼都没有瞧过我，这让我非常失望又伤心。我曾经不止一次的想，她凭啥就对我不屑一顾呢？我的学习也不落后，我个人也很努力，我也没有不良嗜好，老老实实的，她咋就看不上我呢？不知道。就这样在懵懵懂懂的意识中，过去了一个冬天，一个夏天，一个高考季节。

    那年的春节，老家门口的瘦孩儿哥突然告诉我说：“广强，东乡有个女的，姓韩，她样中你了，想叫我给你说说，你看咋样？”

    我猛吃一惊，忙问：“她叫啥呀？”我想着不会是我的校同学吧。

    瘦孩儿哥说：“她就在学校门口住。她的个子不高，有点胖，说话总带着笑。她的学习没有你好。你可能不注意她，她可是盯着你多少天了。她叫啥我也记不清了，我们是亲戚。”

    这让我更加吃惊。就我这样一个小孩儿，稚气未退，竟然还有人暗中看上了我，我很意外。可是，我对她的印象不深，也对不上号，就推脱说：“我不认识她，我们都没有说过话。”

    瘦孩儿哥问：“你是不是看中谁了？”

    我老老实实地回答：“我看中一个姓校的，他可能没看中我，她比我大，我是个小孩儿，人家怎能看上我呢？我还是继续考学吧，这个事儿咱先不说。”

    瘦孩儿哥说：“人家也没打算和你成事儿，你一门心思考学呢，你考上学肯定就走了，这个事儿就更不可能了。除非你们俩都考上了。”

    他想着我们这些学生都在做着鲤鱼跳龙门的梦，考上就能吃商品粮，就安排工作。农村和城市那可不是只差一步啊。其实谁能说得清楚看得到呢？人哪，怎样过都是一辈子。

    后来，我到学校就注意寻找我的红颜知己韩同学。最后，虽然她没在那灯火阑珊处，我还是在攒动的人群中寻觅到了她的芳踪。并且，我发现她也在寻找我。我们像闪电一般对视一眼，随后就急忙闪开，再也不敢去看对方了。至于她后来看不看我，我真不知道，我这里是不敢再偷窥她了，我估计她一直在留意我的行踪。后来我也想了，这些事情都很奇怪，你说我看上了校同学，校同学都却对我正眼不看一眼，她比我大些，对我这个小孩儿不屑一顾吧；韩同学看上了我，这有点不可思议，她怎么可能会看上我呢？反正就是看上了，王八看绿豆，各自对眼吧。我这里却对她没有感觉，就在人群中搜寻过一次，也就完事儿了。冥冥之中，上天自有安排，不是你我能左右的。是不是这样呢？我看就是这样的。后来，我想起来这些事的时候，就想起来我和邻居孙家姐姐的故事，再往前追忆，我记得我们俩是六七岁的时候就开始在一起过家家了，她当妈妈我当爸爸，我们抱着一个布娃娃，或者是一个枕头，玩儿的很开心，也很专注。我们一直没有过海誓山盟，没有花前月下，没有湖边漫步，没有同甘共苦，更没有死去活来，可是，我的心里总时时想着我和她的童年时光，想着我们最终能够结为夫妻。谁知道呢？最后竟然咫尺天涯了。哦，我那遥远的然而又是近在眼前的爱情之梦啊！

    七八年我参加了我的第一次高考。高考那一年，我们村有好几个人参加，我们家两个，还有其他几个人，都是和哥哥一块儿淘金的同学。那一年的考场设在郑泽县城，我们每人骑一辆自行车，从我们村往县里走，足有五十多里地的路程。我们家一辆自行车也没有，全是借的，我们全村也没有几辆自行车，都是那在外工作的人才有的。我记得我骑那辆车很破，连泥瓦都没有，是一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老爷车。我还不愿意骑，可是，不骑连这样的也找不到了。就这还是父亲跑到大东头找到董金秀借来的。我们头天晚上出发，来到县里，不知道去了哪个学校认了考场。在那里考了两天，结束以后，我们都信心满满的，然而又是心怀忐忑地回到了我们的老窝东滩村。发榜下来，尽管我们竭尽了全力，尽管我吃尽了苦头，最终的结局，依然全部名落孙山。我们村和我们学校没有一人上榜。

    我哥哥由理科改文科，尽管也是三更明月五更鸡的，最后还是没能如愿。这个时候，想起来头一次的考试，填报志愿的时候，不应该那么绝对，应该写上“同意分配”的字样，那样也许会考上一所比较理想的大学呢。我父亲我母亲，以及我的爷爷奶奶都陷入了失望之中。

    从各科的考分上看，我的语文和政治考的都是很高的，这与我平时爱读书多少有一点关系，我的这两科成绩在东乡也是最高的。可是，我的数理化就不行了，这就是吃了我在东滩初中和高中的亏，课本上就没有东西，基础没有打好，到八中插班，等于是空中楼阁。平时不诵真经，临时抱佛脚，你心纵然虔诚，佛祖也不会眷顾。我当时选择回乡务农，不再做这苦行僧，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去。至于我哥哥，他要考就考，叫他继续复习，反正大队卫生所是个闲差，闲着也是闲着，再下一年功夫也许能够成功。

    父亲和母亲商量以后，觉得我们哥俩都不能半途而废，就是吃再大的苦，也要冲过这一关。父亲还争着另外一口气，就是哥哥推荐工农兵大学生那次，他想，必须把这口气争起来，不能退宿，他要哥哥自己证明自己本来就行，老天注定他就是应该上大学的，不是哪个人能够阻挡得了的。他也豁出去了，他的木工手艺已经日臻成熟，他情愿再吃一些苦，再出几身痱子，再忍几顿饥寒，也要把全家的这桩心事了了。

    全家人商定并且最后决定，我和哥哥继续冲锋，继续复习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