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0章：安特生与仰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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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一堂专业课讲得生动有趣，让学生喜欢不讨厌，还是很考验任课老师讲课技巧的。
这个方面的制约，对于苏亦是不存在的。
他接受的最为新式的教育洗礼，见识过不少风度翩翩的名师，前世，身受某些网络段子手的影响。
他讲课的时候，从来不墨守成规，不拘一格，甚至，不需要受到教材的限制。
之前讲长滨文化海雷洞遗址，讲白岩洞二期文化，看到台下的学生目光有些呆滞。
他就知道跟大家分享知识，不应该这样照本宣科了。
恰好，现在严先生也没有让他停止的意思，苏亦顺势说道，“关于考古学文化命名，大多数是以第一次发觉的典型的遗迹的小地名为名，咱们中国也是一样，这一点，同学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观看一下夏鼎的论文，《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年4期。这文章很重要，相当于解决了，中国考古学文化上命名的诸多难题。”
那个方法最先是19世纪60年代法国考古学家在研究旧石器文化时开始采纳的，事实上借用的是地质学上地史分期的命名方法。
20世纪以后，这种命名方式被考古学家们普遍采纳。
“同学们，了解到这一点，以后去记各种遗址的命名就方便多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在内的考古学文化确实是如此命名的。”
“回到长滨文化，白岩洞文化都是以地名来命名的，同学们想要记住这些文化名称，就必须要在地理学上下一些功夫了。”
“长滨文化，是在台东长滨乡八仙洞，而海雷洞遗址则是八仙洞其中一个洞穴，按照地理的关系，就很好理解这些东西。那么如何记长滨文化呢？要做联想法，大家不了解台东，不了解台大发现这个遗址的教授，大家总该知道李济先生吧？”
“知道！”
“中国考古学之父。”
“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
“中国第一个独立主持田野发掘的人。”
嗯，都对。
显然，众人对李济跟裴老这些老一辈的考古大师，都不陌生。
“大家知道，李济先生，那记得长滨文化是李济先生命名便可以，同样知道，它是台湾第一个被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那么这个名词你们就不陌生了。”
“那么咱们回归到白莲洞，说到白莲洞文化，大家能找到什么熟悉的人吗？”苏亦继续引导。
“裴老？”
有学生小心翼翼回答。
“对头。”
苏亦朝着对方竖起一个大拇指，然后这位三十好几的老大哥，黝黑的脸颊，罕见的发红。
不好意思。
苏亦笑了，“确实裴老，就是在1956年被发现的，当时裴老还带中科院古脊椎所华南调查队对遗址进行发掘。说到裴老，说到华南探险队，大家又联想到什么呢？”
一时之间，大家都有些懵。
又是刚才的老哥，小心翼翼地说，“柳城巨猿洞？”
“没有错，这位同学，非常了不起。”
苏亦给了很热情的回复，他浮夸的表现，把对方吓一跳，倒是让整个教室都笑起来，课堂气氛也变得轻松起来。
“我是真心夸奖的，昨天在吕遵锷老师的课堂上，我跟大家说过裴老，说过柳城巨猿，然而，今天又说到白莲洞文化，还是涉及到裴老以及华南探险队，同样，大家看到华南调查队，肯定就知道白莲洞文化属于华南地区，这就是联想记忆法，用已知的去认未知的。咱们可以从地名，也可以从人名入手，我本人更加倾向于人名，因为这里面会有很多关于诸位师长人生的经历以及学术经历，深入了解这些考古学术史，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也便于咱们的了解在考古学之中一个枯燥的名词以及理论。”
说到这里，苏亦忍不住说，“要不，我跟我跟大家说一下说仰韶文化吧？”
结果他刚说完，又摇了摇头，“跑题了，不能占用严老师太多的课堂时间，如果同学们感兴趣，咱们课后交流。”
“咳，小师兄，别啊，正说到正精彩处呢，你就突然不说，咋回事啊。”
“对啊，小师兄，你把我们的胃口都吊起来，就不讲了。可不行。”
“不止我们不担心，严老师也不答应，对吧，严老师。”
一帮学生眼巴巴的望向台上的严先生。
这就有趣了。
苏亦刚才纯粹是讲顺嘴，忘了刹车，甚至都忘了这是严先生的课堂。
等，他回过神来，似乎有些晚了。
显然，台下的学生不乐意了。
让苏亦意外的是，严先生竟然真的就同意了，“那么苏亦同学就继续跟同学们说一说吧，我也挺感兴趣的，反正时间有早。”
于是，苏亦就说了。
说到仰韶文化，肯定不得不说到一个人——安特生。
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拉开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掘的大幕，他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他改变了中国近代考古的面貌，他曾被中国评价为“了不起的学者”，也被骂作“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帮凶”，但最终还是回归为一个成就卓著的学者。
“大家都知道，1921年4月，安特生第一次在仰韶村断壁的口袋型灰坑中发掘出红底黑花、打磨光滑的彩陶残片和石斧等，他猜测，这很有可能是古人类活动的遗址。
“通过大量查阅资料，安特生发现较早发现的安诺遗址出土的陶器与仰韶村彩陶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在与安诺遗址对比时，他得出了它们有可能同出一源的结论，并认为最先发现的安诺彩陶早于仰韶，所以仰韶彩陶很有可能是从西方传过来的。”
“后来，经过考证，20世纪20年代，安特生倡导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曾被国际学术界普遍接受并因此闻名。”
“这个老头疯了吧？”
“就是，咱们中华泱泱大国，五千多年悠久灿烂的文化，那么多著名的新旧石器时代考古文化，这个老头敢通过仰韶文化就论证咱们中国华文化西来说？”
一时之间，同学们愤慨不已。
“确实，咱们中国第一个被发掘的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就是1921年发掘的仰韶文化。因此，1921年，也是咱们中国考古学的建立的元年。”
这是安氏在中国进行的最大规模的一次发掘，影响极大。但是，在此之前，即1921年6月至7月初，安特生就已经发掘了辽宁锦西沙锅屯洞穴遗址。因此，仰韶村虽是中国发现的第一个史前村落遗址。但却不是安特生更不是中国境内的第一次史前遗址的发掘。如果说安特生1921年在中国的考古发掘标记着中国史前考古学以及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开始的话，那么第一个应该提到的就是沙锅屯的发掘。不过，对沙锅屯的认识还是在发掘仰韶村之后。
仰韶文化的发现，不仅使中国无石器时代的理论不攻自破，而且也为了寻找中西方文化之间可能的早期练习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一次，因此硬气国际学术界的注目。安特生在1923年发表的《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中，即比较了仰韶文化与中亚的安诺和特里波列文化彩陶的异同，从彩陶纹饰的相近，他认为有传播的可能性。而据已有的考古学上的证据，他提出彩陶从西向东传播的假说。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同时也是为了验证这个假说，他才决定在甘青地区的河谷地带——设想的文化通道上——寻找史前的文化遗存。
于是，从西安向兰州进发，他在西安十里铺调查助手发现的史前遗址，认为这个遗址与河南的发现相似，同属于仰韶文化。
于是，他又在西宁十里堡发现遗址，发掘之后，发现有彩陶还有其他出土物，又把这个归结于仰韶文化。
如何把一堂专业课讲得生动有趣，让学生喜欢不讨厌，还是很考验任课老师讲课技巧的。
这个方面的制约，对于苏亦是不存在的。
他接受的最为新式的教育洗礼，见识过不少风度翩翩的名师，前世，身受某些网络段子手的影响。
他讲课的时候，从来不墨守成规，不拘一格，甚至，不需要受到教材的限制。
之前讲长滨文化海雷洞遗址，讲白岩洞二期文化，看到台下的学生目光有些呆滞。
他就知道跟大家分享知识，不应该这样照本宣科了。
恰好，现在严先生也没有让他停止的意思，苏亦顺势说道，“关于考古学文化命名，大多数是以第一次发觉的典型的遗迹的小地名为名，咱们中国也是一样，这一点，同学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观看一下夏鼎的论文，《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年4期。这文章很重要，相当于解决了，中国考古学文化上命名的诸多难题。”
那个方法最先是19世纪60年代法国考古学家在研究旧石器文化时开始采纳的，事实上借用的是地质学上地史分期的命名方法。
20世纪以后，这种命名方式被考古学家们普遍采纳。
“同学们，了解到这一点，以后去记各种遗址的命名就方便多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在内的考古学文化确实是如此命名的。”
“回到长滨文化，白岩洞文化都是以地名来命名的，同学们想要记住这些文化名称，就必须要在地理学上下一些功夫了。”
“长滨文化，是在台东长滨乡八仙洞，而海雷洞遗址则是八仙洞其中一个洞穴，按照地理的关系，就很好理解这些东西。那么如何记长滨文化呢？要做联想法，大家不了解台东，不了解台大发现这个遗址的教授，大家总该知道李济先生吧？”
“知道！”
“中国考古学之父。”
“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
“中国第一个独立主持田野发掘的人。”
嗯，都对。
显然，众人对李济跟裴老这些老一辈的考古大师，都不陌生。
“大家知道，李济先生，那记得长滨文化是李济先生命名便可以，同样知道，它是台湾第一个被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那么这个名词你们就不陌生了。”
“那么咱们回归到白莲洞，说到白莲洞文化，大家能找到什么熟悉的人吗？”苏亦继续引导。
“裴老？”
有学生小心翼翼回答。
“对头。”
苏亦朝着对方竖起一个大拇指，然后这位三十好几的老大哥，黝黑的脸颊，罕见的发红。
不好意思。
苏亦笑了，“确实裴老，就是在1956年被发现的，当时裴老还带中科院古脊椎所华南调查队对遗址进行发掘。说到裴老，说到华南探险队，大家又联想到什么呢？”
一时之间，大家都有些懵。
又是刚才的老哥，小心翼翼地说，“柳城巨猿洞？”
“没有错，这位同学，非常了不起。”
苏亦给了很热情的回复，他浮夸的表现，把对方吓一跳，倒是让整个教室都笑起来，课堂气氛也变得轻松起来。
“我是真心夸奖的，昨天在吕遵锷老师的课堂上，我跟大家说过裴老，说过柳城巨猿，然而，今天又说到白莲洞文化，还是涉及到裴老以及华南探险队，同样，大家看到华南调查队，肯定就知道白莲洞文化属于华南地区，这就是联想记忆法，用已知的去认未知的。咱们可以从地名，也可以从人名入手，我本人更加倾向于人名，因为这里面会有很多关于诸位师长人生的经历以及学术经历，深入了解这些考古学术史，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也便于咱们的了解在考古学之中一个枯燥的名词以及理论。”
说到这里，苏亦忍不住说，“要不，我跟我跟大家说一下说仰韶文化吧？”
结果他刚说完，又摇了摇头，“跑题了，不能占用严老师太多的课堂时间，如果同学们感兴趣，咱们课后交流。”
“咳，小师兄，别啊，正说到正精彩处呢，你就突然不说，咋回事啊。”
“对啊，小师兄，你把我们的胃口都吊起来，就不讲了。可不行。”
“不止我们不担心，严老师也不答应，对吧，严老师。”
一帮学生眼巴巴的望向台上的严先生。
这就有趣了。
苏亦刚才纯粹是讲顺嘴，忘了刹车，甚至都忘了这是严先生的课堂。
等，他回过神来，似乎有些晚了。
显然，台下的学生不乐意了。
让苏亦意外的是，严先生竟然真的就同意了，“那么苏亦同学就继续跟同学们说一说吧，我也挺感兴趣的，反正时间有早。”
于是，苏亦就说了。
说到仰韶文化，肯定不得不说到一个人——安特生。
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拉开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掘的大幕，他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他改变了中国近代考古的面貌，他曾被中国评价为“了不起的学者”，也被骂作“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帮凶”，但最终还是回归为一个成就卓著的学者。
“大家都知道，1921年4月，安特生第一次在仰韶村断壁的口袋型灰坑中发掘出红底黑花、打磨光滑的彩陶残片和石斧等，他猜测，这很有可能是古人类活动的遗址。
“通过大量查阅资料，安特生发现较早发现的安诺遗址出土的陶器与仰韶村彩陶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在与安诺遗址对比时，他得出了它们有可能同出一源的结论，并认为最先发现的安诺彩陶早于仰韶，所以仰韶彩陶很有可能是从西方传过来的。”
“后来，经过考证，20世纪20年代，安特生倡导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曾被国际学术界普遍接受并因此闻名。”
“这个老头疯了吧？”
“就是，咱们中华泱泱大国，五千多年悠久灿烂的文化，那么多著名的新旧石器时代考古文化，这个老头敢通过仰韶文化就论证咱们中国华文化西来说？”
一时之间，同学们愤慨不已。
“确实，咱们中国第一个被发掘的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就是1921年发掘的仰韶文化。因此，1921年，也是咱们中国考古学的建立的元年。”
这是安氏在中国进行的最大规模的一次发掘，影响极大。但是，在此之前，即1921年6月至7月初，安特生就已经发掘了辽宁锦西沙锅屯洞穴遗址。因此，仰韶村虽是中国发现的第一个史前村落遗址。但却不是安特生更不是中国境内的第一次史前遗址的发掘。如果说安特生1921年在中国的考古发掘标记着中国史前考古学以及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开始的话，那么第一个应该提到的就是沙锅屯的发掘。不过，对沙锅屯的认识还是在发掘仰韶村之后。
仰韶文化的发现，不仅使中国无石器时代的理论不攻自破，而且也为了寻找中西方文化之间可能的早期练习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一次，因此硬气国际学术界的注目。安特生在1923年发表的《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中，即比较了仰韶文化与中亚的安诺和特里波列文化彩陶的异同，从彩陶纹饰的相近，他认为有传播的可能性。而据已有的考古学上的证据，他提出彩陶从西向东传播的假说。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同时也是为了验证这个假说，他才决定在甘青地区的河谷地带——设想的文化通道上——寻找史前的文化遗存。
于是，他又在西宁十里堡发现遗址，发掘之后，发现有彩陶还有其他出土物，又把这个归结于仰韶文化。
如何把一堂专业课讲得生动有趣，让学生喜欢不讨厌，还是很考验任课老师讲课技巧的。
这个方面的制约，对于苏亦是不存在的。
他接受的最为新式的教育洗礼，见识过不少风度翩翩的名师，前世，身受某些网络段子手的影响。
他讲课的时候，从来不墨守成规，不拘一格，甚至，不需要受到教材的限制。
之前讲长滨文化海雷洞遗址，讲白岩洞二期文化，看到台下的学生目光有些呆滞。
他就知道跟大家分享知识，不应该这样照本宣科了。
恰好，现在严先生也没有让他停止的意思，苏亦顺势说道，“关于考古学文化命名，大多数是以第一次发觉的典型的遗迹的小地名为名，咱们中国也是一样，这一点，同学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观看一下夏鼎的论文，《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年4期。这文章很重要，相当于解决了，中国考古学文化上命名的诸多难题。”
那个方法最先是19世纪60年代法国考古学家在研究旧石器文化时开始采纳的，事实上借用的是地质学上地史分期的命名方法。
20世纪以后，这种命名方式被考古学家们普遍采纳。
“同学们，了解到这一点，以后去记各种遗址的命名就方便多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在内的考古学文化确实是如此命名的。”
“回到长滨文化，白岩洞文化都是以地名来命名的，同学们想要记住这些文化名称，就必须要在地理学上下一些功夫了。”
“长滨文化，是在台东长滨乡八仙洞，而海雷洞遗址则是八仙洞其中一个洞穴，按照地理的关系，就很好理解这些东西。那么如何记长滨文化呢？要做联想法，大家不了解台东，不了解台大发现这个遗址的教授，大家总该知道李济先生吧？”
“知道！”
“中国考古学之父。”
“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
“中国第一个独立主持田野发掘的人。”
嗯，都对。
显然，众人对李济跟裴老这些老一辈的考古大师，都不陌生。
“大家知道，李济先生，那记得长滨文化是李济先生命名便可以，同样知道，它是台湾第一个被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那么这个名词你们就不陌生了。”
“那么咱们回归到白莲洞，说到白莲洞文化，大家能找到什么熟悉的人吗？”苏亦继续引导。
“裴老？”
有学生小心翼翼回答。
“对头。”
苏亦朝着对方竖起一个大拇指，然后这位三十好几的老大哥，黝黑的脸颊，罕见的发红。
不好意思。
苏亦笑了，“确实裴老，就是在1956年被发现的，当时裴老还带中科院古脊椎所华南调查队对遗址进行发掘。说到裴老，说到华南探险队，大家又联想到什么呢？”
一时之间，大家都有些懵。
又是刚才的老哥，小心翼翼地说，“柳城巨猿洞？”
“没有错，这位同学，非常了不起。”
苏亦给了很热情的回复，他浮夸的表现，把对方吓一跳，倒是让整个教室都笑起来，课堂气氛也变得轻松起来。
“我是真心夸奖的，昨天在吕遵锷老师的课堂上，我跟大家说过裴老，说过柳城巨猿，然而，今天又说到白莲洞文化，还是涉及到裴老以及华南探险队，同样，大家看到华南调查队，肯定就知道白莲洞文化属于华南地区，这就是联想记忆法，用已知的去认未知的。咱们可以从地名，也可以从人名入手，我本人更加倾向于人名，因为这里面会有很多关于诸位师长人生的经历以及学术经历，深入了解这些考古学术史，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也便于咱们的了解在考古学之中一个枯燥的名词以及理论。”
说到这里，苏亦忍不住说，“要不，我跟我跟大家说一下说仰韶文化吧？”
结果他刚说完，又摇了摇头，“跑题了，不能占用严老师太多的课堂时间，如果同学们感兴趣，咱们课后交流。”
“咳，小师兄，别啊，正说到正精彩处呢，你就突然不说，咋回事啊。”
“对啊，小师兄，你把我们的胃口都吊起来，就不讲了。可不行。”
“不止我们不担心，严老师也不答应，对吧，严老师。”
一帮学生眼巴巴的望向台上的严先生。
这就有趣了。
苏亦刚才纯粹是讲顺嘴，忘了刹车，甚至都忘了这是严先生的课堂。
等，他回过神来，似乎有些晚了。
显然，台下的学生不乐意了。
让苏亦意外的是，严先生竟然真的就同意了，“那么苏亦同学就继续跟同学们说一说吧，我也挺感兴趣的，反正时间有早。”
于是，苏亦就说了。
说到仰韶文化，肯定不得不说到一个人——安特生。
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拉开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掘的大幕，他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他改变了中国近代考古的面貌，他曾被中国评价为“了不起的学者”，也被骂作“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帮凶”，但最终还是回归为一个成就卓著的学者。
“大家都知道，1921年4月，安特生第一次在仰韶村断壁的口袋型灰坑中发掘出红底黑花、打磨光滑的彩陶残片和石斧等，他猜测，这很有可能是古人类活动的遗址。
“通过大量查阅资料，安特生发现较早发现的安诺遗址出土的陶器与仰韶村彩陶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在与安诺遗址对比时，他得出了它们有可能同出一源的结论，并认为最先发现的安诺彩陶早于仰韶，所以仰韶彩陶很有可能是从西方传过来的。”
“后来，经过考证，20世纪20年代，安特生倡导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曾被国际学术界普遍接受并因此闻名。”
“这个老头疯了吧？”
“就是，咱们中华泱泱大国，五千多年悠久灿烂的文化，那么多著名的新旧石器时代考古文化，这个老头敢通过仰韶文化就论证咱们中国华文化西来说？”
一时之间，同学们愤慨不已。
“确实，咱们中国第一个被发掘的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就是1921年发掘的仰韶文化。因此，1921年，也是咱们中国考古学的建立的元年。”
这是安氏在中国进行的最大规模的一次发掘，影响极大。但是，在此之前，即1921年6月至7月初，安特生就已经发掘了辽宁锦西沙锅屯洞穴遗址。因此，仰韶村虽是中国发现的第一个史前村落遗址。但却不是安特生更不是中国境内的第一次史前遗址的发掘。如果说安特生1921年在中国的考古发掘标记着中国史前考古学以及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开始的话，那么第一个应该提到的就是沙锅屯的发掘。不过，对沙锅屯的认识还是在发掘仰韶村之后。
仰韶文化的发现，不仅使中国无石器时代的理论不攻自破，而且也为了寻找中西方文化之间可能的早期练习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一次，因此硬气国际学术界的注目。安特生在1923年发表的《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中，即比较了仰韶文化与中亚的安诺和特里波列文化彩陶的异同，从彩陶纹饰的相近，他认为有传播的可能性。而据已有的考古学上的证据，他提出彩陶从西向东传播的假说。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同时也是为了验证这个假说，他才决定在甘青地区的河谷地带——设想的文化通道上——寻找史前的文化遗存。
于是，从西安向兰州进发，他在西安十里铺调查助手发现的史前遗址，认为这个遗址与河南的发现相似，同属于仰韶文化。
于是，他又在西宁十里堡发现遗址，发掘之后，发现有彩陶还有其他出土物，又把这个归结于仰韶文化。
如何把一堂专业课讲得生动有趣，让学生喜欢不讨厌，还是很考验任课老师讲课技巧的。
这个方面的制约，对于苏亦是不存在的。
他接受的最为新式的教育洗礼，见识过不少风度翩翩的名师，前世，身受某些网络段子手的影响。
他讲课的时候，从来不墨守成规，不拘一格，甚至，不需要受到教材的限制。
之前讲长滨文化海雷洞遗址，讲白岩洞二期文化，看到台下的学生目光有些呆滞。
他就知道跟大家分享知识，不应该这样照本宣科了。
恰好，现在严先生也没有让他停止的意思，苏亦顺势说道，“关于考古学文化命名，大多数是以第一次发觉的典型的遗迹的小地名为名，咱们中国也是一样，这一点，同学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观看一下夏鼎的论文，《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年4期。这文章很重要，相当于解决了，中国考古学文化上命名的诸多难题。”
那个方法最先是19世纪60年代法国考古学家在研究旧石器文化时开始采纳的，事实上借用的是地质学上地史分期的命名方法。
20世纪以后，这种命名方式被考古学家们普遍采纳。
“同学们，了解到这一点，以后去记各种遗址的命名就方便多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在内的考古学文化确实是如此命名的。”
“回到长滨文化，白岩洞文化都是以地名来命名的，同学们想要记住这些文化名称，就必须要在地理学上下一些功夫了。”
“长滨文化，是在台东长滨乡八仙洞，而海雷洞遗址则是八仙洞其中一个洞穴，按照地理的关系，就很好理解这些东西。那么如何记长滨文化呢？要做联想法，大家不了解台东，不了解台大发现这个遗址的教授，大家总该知道李济先生吧？”
“知道！”
“中国考古学之父。”
“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
“中国第一个独立主持田野发掘的人。”
嗯，都对。
显然，众人对李济跟裴老这些老一辈的考古大师，都不陌生。
“大家知道，李济先生，那记得长滨文化是李济先生命名便可以，同样知道，它是台湾第一个被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那么这个名词你们就不陌生了。”
“那么咱们回归到白莲洞，说到白莲洞文化，大家能找到什么熟悉的人吗？”苏亦继续引导。
“裴老？”
有学生小心翼翼回答。
“对头。”
苏亦朝着对方竖起一个大拇指，然后这位三十好几的老大哥，黝黑的脸颊，罕见的发红。
不好意思。
苏亦笑了，“确实裴老，就是在1956年被发现的，当时裴老还带中科院古脊椎所华南调查队对遗址进行发掘。说到裴老，说到华南探险队，大家又联想到什么呢？”
一时之间，大家都有些懵。
又是刚才的老哥，小心翼翼地说，“柳城巨猿洞？”
“没有错，这位同学，非常了不起。”
苏亦给了很热情的回复，他浮夸的表现，把对方吓一跳，倒是让整个教室都笑起来，课堂气氛也变得轻松起来。
“我是真心夸奖的，昨天在吕遵锷老师的课堂上，我跟大家说过裴老，说过柳城巨猿，然而，今天又说到白莲洞文化，还是涉及到裴老以及华南探险队，同样，大家看到华南调查队，肯定就知道白莲洞文化属于华南地区，这就是联想记忆法，用已知的去认未知的。咱们可以从地名，也可以从人名入手，我本人更加倾向于人名，因为这里面会有很多关于诸位师长人生的经历以及学术经历，深入了解这些考古学术史，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也便于咱们的了解在考古学之中一个枯燥的名词以及理论。”
说到这里，苏亦忍不住说，“要不，我跟我跟大家说一下说仰韶文化吧？”
结果他刚说完，又摇了摇头，“跑题了，不能占用严老师太多的课堂时间，如果同学们感兴趣，咱们课后交流。”
“咳，小师兄，别啊，正说到正精彩处呢，你就突然不说，咋回事啊。”
“对啊，小师兄，你把我们的胃口都吊起来，就不讲了。可不行。”
“不止我们不担心，严老师也不答应，对吧，严老师。”
一帮学生眼巴巴的望向台上的严先生。
这就有趣了。
苏亦刚才纯粹是讲顺嘴，忘了刹车，甚至都忘了这是严先生的课堂。
等，他回过神来，似乎有些晚了。
显然，台下的学生不乐意了。
让苏亦意外的是，严先生竟然真的就同意了，“那么苏亦同学就继续跟同学们说一说吧，我也挺感兴趣的，反正时间有早。”
于是，苏亦就说了。
说到仰韶文化，肯定不得不说到一个人——安特生。
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拉开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掘的大幕，他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他改变了中国近代考古的面貌，他曾被中国评价为“了不起的学者”，也被骂作“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帮凶”，但最终还是回归为一个成就卓著的学者。
“大家都知道，1921年4月，安特生第一次在仰韶村断壁的口袋型灰坑中发掘出红底黑花、打磨光滑的彩陶残片和石斧等，他猜测，这很有可能是古人类活动的遗址。
“通过大量查阅资料，安特生发现较早发现的安诺遗址出土的陶器与仰韶村彩陶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在与安诺遗址对比时，他得出了它们有可能同出一源的结论，并认为最先发现的安诺彩陶早于仰韶，所以仰韶彩陶很有可能是从西方传过来的。”
“后来，经过考证，20世纪20年代，安特生倡导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曾被国际学术界普遍接受并因此闻名。”
“这个老头疯了吧？”
“就是，咱们中华泱泱大国，五千多年悠久灿烂的文化，那么多著名的新旧石器时代考古文化，这个老头敢通过仰韶文化就论证咱们中国华文化西来说？”
一时之间，同学们愤慨不已。
“确实，咱们中国第一个被发掘的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就是1921年发掘的仰韶文化。因此，1921年，也是咱们中国考古学的建立的元年。”
这是安氏在中国进行的最大规模的一次发掘，影响极大。但是，在此之前，即1921年6月至7月初，安特生就已经发掘了辽宁锦西沙锅屯洞穴遗址。因此，仰韶村虽是中国发现的第一个史前村落遗址。但却不是安特生更不是中国境内的第一次史前遗址的发掘。如果说安特生1921年在中国的考古发掘标记着中国史前考古学以及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开始的话，那么第一个应该提到的就是沙锅屯的发掘。不过，对沙锅屯的认识还是在发掘仰韶村之后。
仰韶文化的发现，不仅使中国无石器时代的理论不攻自破，而且也为了寻找中西方文化之间可能的早期练习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一次，因此硬气国际学术界的注目。安特生在1923年发表的《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中，即比较了仰韶文化与中亚的安诺和特里波列文化彩陶的异同，从彩陶纹饰的相近，他认为有传播的可能性。而据已有的考古学上的证据，他提出彩陶从西向东传播的假说。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同时也是为了验证这个假说，他才决定在甘青地区的河谷地带——设想的文化通道上——寻找史前的文化遗存。
于是，他又在西宁十里堡发现遗址，发掘之后，发现有彩陶还有其他出土物，又把这个归结于仰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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