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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十年 第六十一节 与特殊监理的博弈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往往不亚于工程本身的难度。

    工程行业里,监理单位是施工单位一座绕不过的山,而总监理工程师则是那山峰之巅的守护者,手握验工计价和工程验收的生杀大权。

    然而,在这个项目中,有一个特殊身份的监理工程师存在,成了一座更为险峻的山峰矗立在我的面前。

    监理工程师杨工,这位曾在昆明铁路局有着一定影响力的老将,退休后以返聘的身份,带着他的经验和威望,来到了监理单位,作业一名监理工程师,来现场监管我们的项目。

    据他所言,如今建设指挥部的指挥长和广通工务段的段长,都曾是他的部下。因此,监理部在处理与他相关的事情时,总是显得格外谨慎。

    而项目中的许多问题,他也经常直接上报给了建设指挥部,使得项目部和监理部都处于一种非常被动的局面。

    面对性格独特、难以取悦的监理工程师杨工,项目部的氛围似乎被一层难以穿透的迷雾所笼罩。

    他的油盐不进,让许多试图与他沟通的人感到无从下手,甚至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对抗情绪。这种情绪,如同无形的壁垒,使得项目部与监理单位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我也不愿意与这样的人交往,但我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五十多份未签认销号的监理通知单堆积成小山,它们如同一道道无形的枷锁,紧紧束缚着项目的进展,让我不得不去面对。

    资料员钟琳投入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才从文件堆中逐一对照编号完成整理。我发现一些通知单竟是半年前就已经下发的,而那些本应与之配套的支撑材料,却在时间的长河中悄然失踪,使得现在的我们难以找到它们的踪迹。

    这些通知单涉及项目安全质量管理的方方面面,有的甚至要求局部停工。面对这样的压力,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带着两盒茶叶,前去寻求杨工的签字销号。

    然而,杨工对我的请求视若无睹。我尝试着自我介绍,恳请他审阅整改情况,但他只是淡淡地说:“你们这些人,总是想忽悠我。这些问题,原本是工程部的事,后来又推给了安质部。安质部前面的部长,因为我有几次不签,后面就再也不来找我了。现在你来,又把这些现场没有整改的资料拿来给我签认,我签什么呢?”

    我先是找出了确实已经完全整改好的10多份资料给他审核,同时告诉他我的态度:“监理是从专业角度帮助项目发现和改进问题的,首先我是持开放的问题请您给我们指出问题,对于确实已经整改的问题,我请您审核销号,至于整改不彻底的部位,我初来乍到,不清楚具体位置,等您方便的时候,带我一同前往现场,我逐一督促作业层整改。”

    我的话似乎触动了杨工,他开始向我展示他的工作笔记,上面详细记录着每天的施工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我确实佩服他的工作作风,也趁机夸赞他是晚辈学习的楷模。

    他似乎有所触动,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他过往的工作经历,虽然其中不乏自我吹嘘和展示他与路局特殊关系的成分,但他的经历确实令人敬佩。

    随着他的话语不断展开,我感到时机已经成熟,便将带来的茶叶泡上一壶。茶香四溢,我一边品茶,一边继续聆听他的故事,一边巧妙地吹捧他的经验和智慧。

    直到一个工作电话打断了我们的对话,我立即借机暂时离开。当我返回时,惊喜地发现,杨工已经审阅了那些确实整改完毕的监理通知单,并签字销号。

    对于那些尚未整改或部分整改的问题,他也用铅笔做了细致的备注,虽然在我看来,有些备注仍然显得有些勉强。

    面对这样的结果,我选择了见好就收,向他表示了诚挚的感谢,并准备告辞。就在这时,他叫住了我,展示了他用完的签字笔笔芯,请求我为他领取几盒新的笔芯。我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

    通过这次经历,我深刻地意识到,杨工是一个具有复杂人格的人。与他的相处不能简单地用一种方法,而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灵活应对。

    在随后的几天里,我与杨工一同前往现场,对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了实地核实。然而,在细致的考察中,我发现有些问题并非源于我们的项目。

    例如,由于其他单位的路基延迟移交,导致我们未能在规定的沉降期后开始铺轨工作。这种延误显然不应由我们项目部承担责任,而应由监理部出面协调解决。

    尽管如此,杨工似乎并不关心这些背后的因果关系。他只是默默地翻开规范条文,指着那些冰冷的文字,询问我如果未来出现沉降问题该如何应对。

    我耐心地解释,我们有砟道床的设计,必要时可以补充道砟,而且目前仍处于建设阶段,到运营期还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观测和调整。

    对于我的解释,杨工并未给出明确的回应。我试图通过邀请他共享一顿鳝鱼美食来缓和气氛,但即便如此,他仍旧没有在那些监理通知单上签字。

    我不得不笑着反驳杨工,“作为有声望的前辈和我们项目的监理,您应该主动出面帮我们声张正义,去帮我们协调,以后好规避我们项目和监理部的责任”。

    他却默不作声,不愿多担责任。面对这样的情况,我选择了搁置这一问题,并短时间内冷淡他,而他也不再就此发酵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不懈的努力,我终于成功销号了大部分监理通知单。尽管如此,杨工仍旧坚持每周向我发送一到两份新的问题通知单,这成了我们工作的一部分。

    我逐渐习惯了这样的工作方式,一边督促作业层整改销号确实存在的问题,一边与杨工保持着必要的沟通。

    我们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维持着表面的和谐,合作中带着较量,久而久之,这种微妙的关系成为了一种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