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被讨厌的妈妈
但是，这种平衡比花姐以为的脆弱得多。
打破平衡的第一件事情，发生在初中一年级的下学期期中考试之后不久。这次考试，圆圆的成绩没有明显的进步，和上学期的期末一样，班级前十的尾巴。花姐有些不高兴，但是看到女儿拼命学习都瘦了的样子，又不好发泄。
还是在菜市场，大伙儿七嘴八舌，抖落出许多花姐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沉迷游戏？不存在的，圆圆每天都在她眼皮子底下。对老师不满？这个花姐倒是不太确定，圆圆很少跟她说起学校里的事情，应该说，圆圆其实很少主动跟她说话。看样子，她得设法在这方面探探圆圆的口风。早恋？花姐脑袋里的天线像接收到了信号一般一下子就竖了起来，该不会，是那个吧？
人一旦有了怀疑，就很容易为自己的想法找到佐证，花姐的脑袋里猛然闪现出一个大男孩的身影。有几次，因为到了吃午饭的时间还不见圆圆回来，花姐就走出出租屋到外面的路上张望。其中有那么一两次，她瞥到了圆圆正和谁走在一起，是个身材圆润的高大的男同学，堆满憨厚笑容的脸长得倒是人畜无害的样子。
当时问圆圆，她只答了句是同班同学，然后就说起因为老师拖堂所以回来晚了，要是不快点吃饭就没时间午睡了——在花姐的回想中，无疑成了惊慌失措的岔开话题之举。花姐当时没时间多问，当时也没多想，现在回想起来，满脑子都是不祥的预感。
虽然一向急性子惯了，但面对好不容易和女儿取得的亲近关系，花姐还是决定要慎重处理。她计划先悄无声息地寻找蛛丝马迹，一旦有了确凿的证据，再把大黄叫来一起对圆圆进行思想教育和行为纠正。她也知道自己是暴脾气，知道要是自己处理说不定会搞出什么样的“大地震”出来——人在冷静的时候是能有清晰的自我定位的，只可惜怒火一上来这些就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花姐计划得好，可是她到底低估了自己的自制力。那张写着软绵绵的“小情话”的书签只用了0.1秒就点燃了花姐体内的炸药桶。她趁圆圆不在家，偷偷翻了她的抽屉和书桌上一堆堆的书，很容易就找到了那么张坠着粉红色丝带的书签，上面的笔迹不是圆圆的。
这既算不上是铁证如山，但又有点百口莫辩。
一开始花姐只是吼着要圆圆“交待”，可是她什么答案也没拿到。抽泣的小女孩只是说了几遍妈妈不应该偷翻她的东西就不再说话了。僵持没持续多久，花姐的怒火到了一个新高度，“不要脸的东西”“我跟你一起去跳河”这样的句子就口无遮拦地蹦了出来。小女孩也从啜泣变成了嚎啕，引得住在不远处的房东都来敲了门。
事情闹到这种程度，还得大黄身心俱疲地赶过来救场。
那天他本来约好了要和涂大师一起去看展出，却在准备出门的时候接到了房东的电话。挂了电话他就往车站跑，完全忘了和师傅的约定。电话号码自然是他特意留给房东的，为的就是以防万一，没想到还真就万分之一了。
一路上大黄的脑袋里轮番滚动着冲突发生的可能原因，房东在电话里没说得那么细，只说花姐在打骂孩子——既然闹到连房东都主动打电话了的份上，可见动静一定不小。是什么原因呢？大黄知道这对母女的和睦只是表面上的，内底下其实暗潮涌动、各怀不满。但是，是什么能让火山一下子爆发了呢？他怎么也想不出来。
公共汽车快到冬瓜城的时候，大黄才想起来师傅还在等着。他赶紧打电话给师傅解释，师傅倒没怪他分不清轻重，还安慰他，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让他放宽心。这往后，大黄除了琢磨到底怎么了，也时不时想起年事已高的师傅。涂大师也结过婚，好像有个儿子，很多年前离婚了，往后都是自己住。大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想到这些，也不知道师傅简单的问候里暗藏着多少往事。
那天，赶过去救场的大黄打电话给圆圆请了半天假，不好告诉老师她们母女干架了，撒谎说孩子病了。好赖把母女俩都安抚下来了，一家三口局促地下了顿馆子吃了晚饭，不用说调查的事情还是落在了大黄身上——他得设法还圆圆一个清白，也得代表圆圆给花姐一个交代。说心里话，在这暴风骤雨过后，他倒比以往任何时刻更相信他那咬着嘴唇一声不吭的女儿了。
第二天是周六，大黄送圆圆去学校，顺便就去了她班主任那儿打听情况。还好班主任有点儿文学修养，多多少少认出那些“小情话”其实是外国的诗。但问题也没完全解决，谁写的呢？要是圆圆不开口，还真不好查出来。
辗转之下又找到了语文老师，本来没抱多大希望，却意外地搞清楚了原委。原来那书签，是语文老师布置的作业，让同学们把最喜欢的句子写下来相互分享。写书签的同学也锁定了，根本不是花姐以为的那个男同学。
既然是这样，多多少少减轻了早恋的嫌疑。但是，圆圆为什么拒绝自证清白？又是为什么要收着那个书签呢？不明白的问题还很多，不过，大黄也没有心力再深究了，给花姐回了个“虚惊一场”就想回归正常了。当然，得盘算着周末带圆圆去吃点好吃的，安抚一下。一家三口去哪儿玩儿一下，缓解一下紧张的关系。要是能够，支开花姐，只带着圆圆出去逛一逛就更好了。
除此之外，他还想，我往后得尽量多地进城来了。他想起之前有个客户说想让涂大师在他的礼品店里开设一个专柜，而涂大师并没有接受，那位客户的礼品店就在这冬瓜城了。大黄想，我是不是该试着说服师傅，这样我就能把工作重心往冬瓜城移动了。大黄又想，这样就离师傅远了，可是我的妻子孩子在这里啊，我得努力靠近她们，就顾不上师傅了。
血缘关系天然产生亲密感的原理在于相似性，可是，对于圆圆来说，妈妈和她是如此不同的存在。因为这日常的数不清的摩擦，就连本可以从相处中获得的亲密感，在这对母女之间也到底没能生长起来。
从孩子身上最容易看出来，他们最喜欢的永远是最愿意花时间、精力陪伴他们的长辈或同辈。只要能选择，他们愿意永远待在对他们好、对他们有耐心的、有亲和力的长辈身边。可惜，人和其他动物自然而然就会由年幼步入年长，但却并不自然而然获得与之对应的亲和力。
诚然，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害怕孤单。我们的内心需要安全感，需要知道有谁和我们一起，站在我们身边。而在寻找伙伴的过程中，家庭成员由于与我们更“相似”且“出镜率”更高的缘故，很容易被吸纳到我们的团体中来。但是，这种吸纳也不是必然的。
世界上有许多人，在成年之后回忆自己的童年时代，却无法否定这样的可能性，那就是——他们的父母给予他们的爱护，未必比隔壁慈眉善目的奶奶多。当然，这是不公正的。因为遗传、性格、身体状况、原生家庭、过往经历等种种原因，世界上有的人就是有亲和力，能表现出他们的关心和爱，而另一些人就是做不到和蔼可亲，时时刻刻不论对谁都是一脸不爽的样子。前者，比起后者，自然更容易成为小孩子心目中的好家长——这是不公正的。但是，谁能要求这世界上的一切都公正呢？
在圆圆的内心里，她不止一次地希望过家里没有妈妈。但是，这种想法通常只能持续一瞬间，等她的理智重新接管，就会马上试图把这种想法否定掉并掩盖起来。身为女儿，怎么可以希望妈妈不存在呢？这是何等大逆不道的想法啊！
当圆圆为换爸爸来陪读抗争时，她脑海里大逆不道的想法达到了巅峰，形成了一团旗帜鲜明的雾气裹挟住了她所有的意识。她采取的是“非暴力不合作”的方法，她是在一位伟人的传记里读到这个词的。简而言之，她不吃饭了。
她不抵触做一切应该她做的事情，闹钟响了她就起床，开始一天的学习。但是她把早餐原封未动地留在了桌上，午饭时间她准时坐到了桌前，可是连筷子都没有碰。她对花姐的喋喋不休充耳不闻，更不要说回答什么了。她什么也不说，她知道她妈妈知道她要什么。还有比这更明显的吗？她要爸爸！
花姐的一切言语和举动都宛如拳头打在水上，圆圆就是这水面。第二天，花姐怂了，圆圆已经一整天粒米未入了。花姐打了电话，还是只能叫大黄来救场。
要么就住校，要么就换爸爸来——圆圆这样对大黄说，言下之意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跟妈妈单独共处一室了。花姐气得咬牙切齿，摩拳擦掌，被大黄拦着，然后又坐在角落里哼哼唧唧地抹眼泪。
没过多久，花姐带着她的锅碗瓢盆回了家，原本放她餐车的地方摆上了大黄新买的小号工作台，而冬瓜城某家礼品店的橱窗里也摆上了涂大师和大黄的作品。
打破平衡的第一件事情，发生在初中一年级的下学期期中考试之后不久。这次考试，圆圆的成绩没有明显的进步，和上学期的期末一样，班级前十的尾巴。花姐有些不高兴，但是看到女儿拼命学习都瘦了的样子，又不好发泄。
还是在菜市场，大伙儿七嘴八舌，抖落出许多花姐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沉迷游戏？不存在的，圆圆每天都在她眼皮子底下。对老师不满？这个花姐倒是不太确定，圆圆很少跟她说起学校里的事情，应该说，圆圆其实很少主动跟她说话。看样子，她得设法在这方面探探圆圆的口风。早恋？花姐脑袋里的天线像接收到了信号一般一下子就竖了起来，该不会，是那个吧？
人一旦有了怀疑，就很容易为自己的想法找到佐证，花姐的脑袋里猛然闪现出一个大男孩的身影。有几次，因为到了吃午饭的时间还不见圆圆回来，花姐就走出出租屋到外面的路上张望。其中有那么一两次，她瞥到了圆圆正和谁走在一起，是个身材圆润的高大的男同学，堆满憨厚笑容的脸长得倒是人畜无害的样子。
当时问圆圆，她只答了句是同班同学，然后就说起因为老师拖堂所以回来晚了，要是不快点吃饭就没时间午睡了——在花姐的回想中，无疑成了惊慌失措的岔开话题之举。花姐当时没时间多问，当时也没多想，现在回想起来，满脑子都是不祥的预感。
虽然一向急性子惯了，但面对好不容易和女儿取得的亲近关系，花姐还是决定要慎重处理。她计划先悄无声息地寻找蛛丝马迹，一旦有了确凿的证据，再把大黄叫来一起对圆圆进行思想教育和行为纠正。她也知道自己是暴脾气，知道要是自己处理说不定会搞出什么样的“大地震”出来——人在冷静的时候是能有清晰的自我定位的，只可惜怒火一上来这些就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花姐计划得好，可是她到底低估了自己的自制力。那张写着软绵绵的“小情话”的书签只用了0.1秒就点燃了花姐体内的炸药桶。她趁圆圆不在家，偷偷翻了她的抽屉和书桌上一堆堆的书，很容易就找到了那么张坠着粉红色丝带的书签，上面的笔迹不是圆圆的。
这既算不上是铁证如山，但又有点百口莫辩。
一开始花姐只是吼着要圆圆“交待”，可是她什么答案也没拿到。抽泣的小女孩只是说了几遍妈妈不应该偷翻她的东西就不再说话了。僵持没持续多久，花姐的怒火到了一个新高度，“不要脸的东西”“我跟你一起去跳河”这样的句子就口无遮拦地蹦了出来。小女孩也从啜泣变成了嚎啕，引得住在不远处的房东都来敲了门。
事情闹到这种程度，还得大黄身心俱疲地赶过来救场。
那天他本来约好了要和涂大师一起去看展出，却在准备出门的时候接到了房东的电话。挂了电话他就往车站跑，完全忘了和师傅的约定。电话号码自然是他特意留给房东的，为的就是以防万一，没想到还真就万分之一了。
一路上大黄的脑袋里轮番滚动着冲突发生的可能原因，房东在电话里没说得那么细，只说花姐在打骂孩子——既然闹到连房东都主动打电话了的份上，可见动静一定不小。是什么原因呢？大黄知道这对母女的和睦只是表面上的，内底下其实暗潮涌动、各怀不满。但是，是什么能让火山一下子爆发了呢？他怎么也想不出来。
公共汽车快到冬瓜城的时候，大黄才想起来师傅还在等着。他赶紧打电话给师傅解释，师傅倒没怪他分不清轻重，还安慰他，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让他放宽心。这往后，大黄除了琢磨到底怎么了，也时不时想起年事已高的师傅。涂大师也结过婚，好像有个儿子，很多年前离婚了，往后都是自己住。大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想到这些，也不知道师傅简单的问候里暗藏着多少往事。
那天，赶过去救场的大黄打电话给圆圆请了半天假，不好告诉老师她们母女干架了，撒谎说孩子病了。好赖把母女俩都安抚下来了，一家三口局促地下了顿馆子吃了晚饭，不用说调查的事情还是落在了大黄身上——他得设法还圆圆一个清白，也得代表圆圆给花姐一个交代。说心里话，在这暴风骤雨过后，他倒比以往任何时刻更相信他那咬着嘴唇一声不吭的女儿了。
第二天是周六，大黄送圆圆去学校，顺便就去了她班主任那儿打听情况。还好班主任有点儿文学修养，多多少少认出那些“小情话”其实是外国的诗。但问题也没完全解决，谁写的呢？要是圆圆不开口，还真不好查出来。
辗转之下又找到了语文老师，本来没抱多大希望，却意外地搞清楚了原委。原来那书签，是语文老师布置的作业，让同学们把最喜欢的句子写下来相互分享。写书签的同学也锁定了，根本不是花姐以为的那个男同学。
既然是这样，多多少少减轻了早恋的嫌疑。但是，圆圆为什么拒绝自证清白？又是为什么要收着那个书签呢？不明白的问题还很多，不过，大黄也没有心力再深究了，给花姐回了个“虚惊一场”就想回归正常了。当然，得盘算着周末带圆圆去吃点好吃的，安抚一下。一家三口去哪儿玩儿一下，缓解一下紧张的关系。要是能够，支开花姐，只带着圆圆出去逛一逛就更好了。
除此之外，他还想，我往后得尽量多地进城来了。他想起之前有个客户说想让涂大师在他的礼品店里开设一个专柜，而涂大师并没有接受，那位客户的礼品店就在这冬瓜城了。大黄想，我是不是该试着说服师傅，这样我就能把工作重心往冬瓜城移动了。大黄又想，这样就离师傅远了，可是我的妻子孩子在这里啊，我得努力靠近她们，就顾不上师傅了。
血缘关系天然产生亲密感的原理在于相似性，可是，对于圆圆来说，妈妈和她是如此不同的存在。因为这日常的数不清的摩擦，就连本可以从相处中获得的亲密感，在这对母女之间也到底没能生长起来。
从孩子身上最容易看出来，他们最喜欢的永远是最愿意花时间、精力陪伴他们的长辈或同辈。只要能选择，他们愿意永远待在对他们好、对他们有耐心的、有亲和力的长辈身边。可惜，人和其他动物自然而然就会由年幼步入年长，但却并不自然而然获得与之对应的亲和力。
诚然，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害怕孤单。我们的内心需要安全感，需要知道有谁和我们一起，站在我们身边。而在寻找伙伴的过程中，家庭成员由于与我们更“相似”且“出镜率”更高的缘故，很容易被吸纳到我们的团体中来。但是，这种吸纳也不是必然的。
世界上有许多人，在成年之后回忆自己的童年时代，却无法否定这样的可能性，那就是——他们的父母给予他们的爱护，未必比隔壁慈眉善目的奶奶多。当然，这是不公正的。因为遗传、性格、身体状况、原生家庭、过往经历等种种原因，世界上有的人就是有亲和力，能表现出他们的关心和爱，而另一些人就是做不到和蔼可亲，时时刻刻不论对谁都是一脸不爽的样子。前者，比起后者，自然更容易成为小孩子心目中的好家长——这是不公正的。但是，谁能要求这世界上的一切都公正呢？
在圆圆的内心里，她不止一次地希望过家里没有妈妈。但是，这种想法通常只能持续一瞬间，等她的理智重新接管，就会马上试图把这种想法否定掉并掩盖起来。身为女儿，怎么可以希望妈妈不存在呢？这是何等大逆不道的想法啊！
当圆圆为换爸爸来陪读抗争时，她脑海里大逆不道的想法达到了巅峰，形成了一团旗帜鲜明的雾气裹挟住了她所有的意识。她采取的是“非暴力不合作”的方法，她是在一位伟人的传记里读到这个词的。简而言之，她不吃饭了。
她不抵触做一切应该她做的事情，闹钟响了她就起床，开始一天的学习。但是她把早餐原封未动地留在了桌上，午饭时间她准时坐到了桌前，可是连筷子都没有碰。她对花姐的喋喋不休充耳不闻，更不要说回答什么了。她什么也不说，她知道她妈妈知道她要什么。还有比这更明显的吗？她要爸爸！
花姐的一切言语和举动都宛如拳头打在水上，圆圆就是这水面。第二天，花姐怂了，圆圆已经一整天粒米未入了。花姐打了电话，还是只能叫大黄来救场。
要么就住校，要么就换爸爸来——圆圆这样对大黄说，言下之意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跟妈妈单独共处一室了。花姐气得咬牙切齿，摩拳擦掌，被大黄拦着，然后又坐在角落里哼哼唧唧地抹眼泪。
没过多久，花姐带着她的锅碗瓢盆回了家，原本放她餐车的地方摆上了大黄新买的小号工作台，而冬瓜城某家礼品店的橱窗里也摆上了涂大师和大黄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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