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我的小学、张东梓
在我的生命里留下了印迹的男人，与我没有血缘关系的，其实很少。早些年还有些追求者，可惜他们并没有留下什么。到了后来，在我过上了虽身处人群、实际意义上却是离群索居的生活之后，更不可能再有谁走进我的生活中来了。
人虽然是社会性的动物，但是，如果生存的物质需要得到了满足，满可以关上心门做自己王国的国王。身体也许在奔波与劳碌之中，心情却可以是恬淡的、不为所动的。至于我为什么知道这一点，因为我的后半生就是这样度过的。
在我的后半生里，几乎所有的繁华都离我而去了，或者该说，是我主动远离了它们。我独自居住在曾经是温馨四口之家的爱巢的房子里，半数的房间因为使用不上而终日关着门。我在外面上课，在外面吃饭，只有睡觉和休息的时候才会回到家里。有一位老友（往后我会提到她）曾力劝我养一只猫儿，在她的口中，猫是与我这种独居生活最贴合的伴侣，很有自己照顾自己的本事，不像狗儿那样需要早晚各遛一次。我为什么当时没有采纳她的建议呢？如果养了，大约会多一些麻烦，但也会得到许多抚慰，但我病着而住院的日子它该怎么办呢？可以托付的人恐怕只有那位劝我养它的朋友了。
要真是这样的话，也许我与这位朋友的关系还可以更亲密一些。不过，猫儿终究是没有养的，所以与她的关系也就说不上来有多亲密。实际上，在我的后半生里，最亲密的朋友反倒是个以前我从来没想到过会与他变得亲密的人——张东梓。
虽然后来和张东梓关系很好，但上学那会儿，对我来说他真的没什么存在感。后来我们说起来，他告诉我他和我其实是小学加初中差不多八九年的同班同学——这真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和我在同一间教室里坐了那么多年，我却几乎没有注意到他，他对我来说是多么得不显眼啊！
我读书的小学，豇豆镇中心小学，是镇上最好的小学，也是我妈妈供职的学校。我妈妈是高年级的班主任，所以小学的前头几年，我倒不是在我妈妈的直接管辖下。
不过，小学是很小的地方，越是小的地方，大家对于仅有的几个人的方方面面就摸得门儿清——仿佛他们有多么闲得无聊而不得不去做这“侦探”似的。更何况，我是我妈妈的女儿，这完全是不需要任何侦探出马都能看得出来的、明白无误的事情。学校里没有哪个老师不知道我是我妈妈的女儿——很多年前，哥哥一定也享受过这样的待遇。总之，老师也好，同学们也好，都知道我是“某某老师的女儿”——这种身份虽然比不上“镇长的女儿”或者“书记的女儿”有面子，但因为我妈妈的“高材生”科班出身和她在承担学校工作中的积极能干、以及她的活泼和因此而来的好人缘，在实际的用途方面是毫不逊色的。总之，大家都对我很好，仿佛我的妈妈随时随地站在我身后似的。
每天早上，我和妈妈一起去学校，傍晚，在教师办公室或者操场上（多数时间是前者，因为一个人在操场上玩还是太傻了，而我对于在操场上会碰到的其他的灰呼呼的学生又那么不屑一顾）玩耍一会儿，等妈妈下班再一起回家。高年级比低年级下课要晚一点，所以我得以在教师办公室里做完作业，回家之后可以心无旁骛地缠着哥哥（他那时有晚自习，要到夜里才能回家，不过还不是很晚，在我上床睡觉之前他总是能回来的。在那之前我不是看小人书，就是看电视，爸爸和妈妈都不会来限制我的自由）。教师办公室里，毫无疑问总是会有别的老师，如果遇到了不会做的题目不管是谁，只要轻快地叫一声老师就可以请教了。这些都是妈妈教我的，而且，她每天还会检查我的作业。总之，在小学的低年级阶段，我简直就是所有老师的小宝贝，这当然跟我妈妈的（至少表面上）人缘好密不可分。
妈妈把我打扮得很漂亮，时常给我穿着有蝴蝶结、蕾丝和亮片的公主裙（看上去和其他的孩子格格不入也是我不愿意去操场玩的另一个原因），给我扎俏皮的小辫子，发饰自然也花样百出。我自己在长到了别的女孩喜欢玩人偶玩具的年纪之后，却对这些过家家一般的玩意儿一点儿兴趣也没有，究其原因，大概就是小时候的我简直被妈妈当作玩具娃娃来装扮——我十分怀疑妈妈是小的时候没有玩具可玩，才会这样“补课”的。
总之，那个时候的我，看上去就像备受宠爱的孩子，所以宠爱我的人也就显得更多了。人类是很容易从众的动物，就连在要不要疼爱一个特定的孩子这件小事上也是如此。直到现在，我还觉得这是一件很不讲道理的事情——一个受到了宠爱和良好照顾的孩子，通常穿着漂亮干净的衣裳，就连旁人看到他/她，也会对他/她彬彬有礼，会尽力满足他/她的要求；可是一个没有被好好照顾着的孩子，也许穿着破衣烂衫或者脏兮兮的，这样的孩子旁人也会对他/她不那么友好，并且倾向于让他/她从自己的视野里消失。毋庸置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孩子们与生俱来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都是由他们的父母决定的。父母固然能决定孩子一生的许多事情，可是就连旁人对孩子的态度也间接地受到孩子父母的态度的影响——这确实令人感觉很不好。
那些被父母爱着长大的孩子，也会学会怎么去爱人，从而在他们自己以后的生活中用真诚换得真诚，多数也能收获到诚挚的感情，以及幸福。但是，那些因为不被爱着而总是战战兢兢的孩子，在以后的人生中也很难获得平和、平等地与其他人相处的能力，使得他们总是要遭遇更多的坎坷。
这样看来，也太不公平了。
但是事实上，世界就是这样子的，已经有了的就会有更多，而没有的只会越来越贫瘠。
前头已经说过了，我小的时候和同龄人不怎么亲近，不怎么瞧得起他们，觉得他们太幼稚了。从妈妈那里得知了许多“内幕”是一方面，哥哥和他所在的世界是如此绮丽多姿又是另一方面。总之，我自命不凡，不屑于和同龄人做朋友。在他们面前，我仿佛天生地不缺表演的天赋，很有礼貌，举止很得体——表面上看来倒很像个很有教养的小孩子（“教养”这两个字，是我妈妈整日挂在嘴上的）。但是，人是很难对自己说谎的，装出来的喜欢也不像，小孩子又都天生地很敏感，所以我的“没有朋友”顺理成章。
整个小学期间，我都每天和妈妈一起上学放学，确凿无疑地占据了小儿女本该用来加深感情的上学放学路。周末时间，本来可以用来见见同学一起玩耍的，但我那时只想黏着哥哥，想从哥哥那里听故事（如果哥哥不在家，我宁愿自己翻小人书）。放假的时间，大多数时间待在自己家里，偶尔和妈妈一起去菜市场买菜，和哥哥一起去书店或者他的朋友家里，也到爸爸的公司去过一两次。总之，家里四个人中最小的我，完全没有自己的世界。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的话，那就是自己心里那没来由的执拗和随时随地的表演了。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我至今印象深刻。具体的、作为矛盾中心的事情是什么我至今也不清楚，反正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无非是小儿女的小矛盾罢了，放在平时我根本不会看进眼里。但是，当时的班主任介入了这件事情，事件的双方因此受到了批评。然而，原本敌对的双方在遭遇了共同的打击之后，很快形成了统一战线，信誓旦旦要把“告密”的人找出来——这个人不是我，但在他们看来就是我，因为我与全校老师都是关系亲密的。
总之，我受到了同学们的排挤。不知不觉之间，那些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的话题仿佛都是针对我的。连那些原本会笑着同我打招呼的同学们，现在也不怎么敢直视我了。（他们要不是家教太好，就是性格懦弱，总之，不是那种会做出头鸟的人——人的性格真的从很小时就能看出来。）
自认为坚强的我，在这受到了孤立的当儿，才意识到自己并非想象中的那样不需要同伴。就算世界上没有了他们，我也可以活下去。但是，被拒绝、被抵触，总归会使我心情低落。我明明没有做错什么，却遭受了平白无故的无妄之灾。要不是从一个平日里对我相当热忱的同学（我猜想她对我也如同我对我哥哥一样的崇拜）的闪烁其词里，我简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知道也没有什么用途，我的倔强不允许我去为自己所受的委屈申诉，因为这就显得我好像多么看重他们、多么想和他们做朋友似的。这是我宁愿自己把委屈咽进肚子里也绝对不愿意看到的。
在之后的一段（在我看来相当漫长，但不排除是心理原因）时间里，我总是独自一人，虽然我仍旧努力昂首挺胸，连衣服的褶皱都小心抚平，把自己想象成行走在平民之间的公主——但是，失群是显而易见的。
那之后，在某些我不得而知的力量的介入之下，“告密者”风波平定了，而我也似乎得到了平反——无非就是之前半生不熟的关系又回来了。而我，因为体察到了被孤立的滋味，竟然开始放下身段迎合他们——这是我自己也始料未及的，但我终究能给自己找到借口，声称是他们先来接近我的，而我的所作所为皆因友善。
跟不怎么喜欢的人扎堆在一起，故意地去说别人可能希望听到的话，夸张地对明明已知的事情报以惊讶，为了能和大家有共同的话题而去看自己不感兴趣的节目或电视剧。总之，不是什么愉快的体验，在一点一滴之间仿佛将肉体与灵魂慢慢剥离——但不是像剥香蕉或者剥粽子那样干脆利落，而像是从橘子的瓣上撕下白色的丝络。撕也可以，不撕也可以，但是到底撕了更讨人喜欢。撕的时候疼吗？并不觉得有多疼，而且撕起来会产生惯性，一口气撕更多。
而试图融入伙伴们这件事情，倒是让我妈妈松了口气。一直以来，她总觉得女儿的人缘不如儿子好，也似乎欠缺所谓的领导才能。而今，因为我自己的曲意逢迎，这些问题仿佛都迎刃而解了。
说到底，一个穿着漂亮，头脑也不差的女孩，还懂一点猜别人小心思的方法，在孩子们的小团体里，表现总不会太差的。时不时，担任一下看似“领袖”的角色也未可知。
然而，从内心程度来说，我并不乐意如此。周末要和伙伴们一起去这里那里玩耍也并不十分有兴致，说到底还是跟哥哥待在一起更有意思。然而，父母也好、哥哥也好，对于我的“受欢迎”表现出了十分欣慰的态度，使我又不忍心给他们泼冷水。
总之，小学期间在经历了“告密者”风波之后，我几乎完全变了，再也不是踽踽独行的那一个了，也时常呼朋引伴地往返厕所、小卖部之类的地方，虽然上学回家仍然同妈妈一起，不过其他时间也算是有了伴儿。
后来，我同张东梓说起“告密者”风波，他居然完全不记得了，也根本不记得曾经有过集体孤立某个同学的事情。
由此可见，对于被伤害者，伤害的持续时间乃至记忆都比其他人长得多。同样的，张东梓也说起过几次自己的小学时代或者初中时期的记忆，而那些事情对我来说，也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那样毫无印象。
既然提到了张东梓，我想，我该花点文字来讲述一下我所认识的张东梓。后来他成了一个矮胖的中年男人，总是笑容可掬——这在他还是小孩儿的时候就能从他身上看出来。而我每每翻阅相册时，也能从许多年前的自己的脸上找到现如今仍在我脸上安营扎寨的倔强的神情。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收到了一份来自张东梓的礼物——那是一本书，用礼品纸小心翼翼地包扎起来了，还系上了一朵塑料纸的拉花。那时并非我的生日，也还没到小学毕业的分别季——作为毕业礼物太早了。
虽然缘由很莫名其妙（他那时似乎红着脸说，就是想送礼物给我，然后放下书就跑了），但礼物本身我并不讨厌，是一本精装版的《一千零一夜故事》，看上去价值不菲。那个年代的书不像现在的书一样都被胶封着（我对于这种把书一概胶封起来的行径也很不喜欢，到底是书的内容不好怕人翻了就不买呢？还是石油实在太多了非得这么糟蹋才满意呢？），就算是新书也不很明显。这本书在交到我手上时是簇新的，没有任何标识，甚至连之前是否有人翻阅过都不清楚。总之，在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我相当地沉迷其中。
妈妈问我书的由来时，我据实以告（大抵算是据实已告吧，我说书是张东梓拿给我看的），妈妈沉思片刻（大约是在回想叫张东梓的那孩子的方方面面吧），得出了他是个好孩子的结论，于是点点头，同时说了些话鼓励我多多地与同学们交换书来看。在妈妈的鼓励下，我也赠送了一两本书给张东梓，当然不是新书，也没有一本正经的礼品包装。不管怎么样，我同张东梓成了“书友”。印象中，他还给我写过信，我也许也礼貌地回复过。但即使到了现在，在张东梓作为我几乎唯一的朋友已经去世好几年之后，回想起那时与张东梓的往来我也不能说他对我来说是好朋友——那时的我毫无疑问是没有好朋友的，与张东梓的往来也只不过比与其他同龄人相处轻松一点，但远远没有达到真正的好朋友的程度。但是，真正的好朋友的程度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也说不清楚。也许是我对真正的好朋友要求太高了。
好多年之后，他告诉我，他那时对我是怀有喜欢的心情的，我只能一笑了之。在他已经拖家带口，而我也因为手术变得“不怎么女人”了的情况下，过去的“喜欢”如果翻出来，势必很快就会风化脱水吧。能在少年时代有过一段相处，已经很可贵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就好像我无论如何是不会主动去寻找记忆中的某个人的。
后来，我们成了初中的同班同学，而与小学不同的是，“早恋”成了一个埋在不知道什么地方的地雷。不知道埋在什么地方，意思就是埋得到处都是——走一段路，说一句话，交换一个眼神就够惹上麻烦了。
我想，除了老师家长们把这件事情看重了以外，少男少女自己身体里的萌动可能也是一方面原因——甚至，后者可能是前者的原因。那时的男孩女孩们似乎都尽量躲着彼此，而一旦私下里说几句话可能就会传出“处对象”的谣言——总之，不小心翼翼根本不行。
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张东梓与我的关系淡了，这责任可能主要还是在我——经历过孤立的人，总是害怕再经历一次。有许多次，也许目光相接，我立马就会将视线移向别处。偶尔说上一句话，也不能好好说，就好像正面对着自己的耻辱。那时，据后来的张东梓自己说，他自己也很苦恼，也害怕会引发不必要的麻烦。总之，我们的交换课外书不再继续，信也肯定不再写了。
如果那个时候，顶住了压力和张东梓继续联系，会怎样呢？虽然我不得不承认，他的长相比我哥哥实在差远了，而成绩也没那么好，平心而论，我很难对他的感情付出投桃报李。但是，就现在的我所知道的，喜欢这种情愫是完全可以借由多多的相处而产生的。
然而，没有如果，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人虽然是社会性的动物，但是，如果生存的物质需要得到了满足，满可以关上心门做自己王国的国王。身体也许在奔波与劳碌之中，心情却可以是恬淡的、不为所动的。至于我为什么知道这一点，因为我的后半生就是这样度过的。
在我的后半生里，几乎所有的繁华都离我而去了，或者该说，是我主动远离了它们。我独自居住在曾经是温馨四口之家的爱巢的房子里，半数的房间因为使用不上而终日关着门。我在外面上课，在外面吃饭，只有睡觉和休息的时候才会回到家里。有一位老友（往后我会提到她）曾力劝我养一只猫儿，在她的口中，猫是与我这种独居生活最贴合的伴侣，很有自己照顾自己的本事，不像狗儿那样需要早晚各遛一次。我为什么当时没有采纳她的建议呢？如果养了，大约会多一些麻烦，但也会得到许多抚慰，但我病着而住院的日子它该怎么办呢？可以托付的人恐怕只有那位劝我养它的朋友了。
要真是这样的话，也许我与这位朋友的关系还可以更亲密一些。不过，猫儿终究是没有养的，所以与她的关系也就说不上来有多亲密。实际上，在我的后半生里，最亲密的朋友反倒是个以前我从来没想到过会与他变得亲密的人——张东梓。
虽然后来和张东梓关系很好，但上学那会儿，对我来说他真的没什么存在感。后来我们说起来，他告诉我他和我其实是小学加初中差不多八九年的同班同学——这真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和我在同一间教室里坐了那么多年，我却几乎没有注意到他，他对我来说是多么得不显眼啊！
我读书的小学，豇豆镇中心小学，是镇上最好的小学，也是我妈妈供职的学校。我妈妈是高年级的班主任，所以小学的前头几年，我倒不是在我妈妈的直接管辖下。
不过，小学是很小的地方，越是小的地方，大家对于仅有的几个人的方方面面就摸得门儿清——仿佛他们有多么闲得无聊而不得不去做这“侦探”似的。更何况，我是我妈妈的女儿，这完全是不需要任何侦探出马都能看得出来的、明白无误的事情。学校里没有哪个老师不知道我是我妈妈的女儿——很多年前，哥哥一定也享受过这样的待遇。总之，老师也好，同学们也好，都知道我是“某某老师的女儿”——这种身份虽然比不上“镇长的女儿”或者“书记的女儿”有面子，但因为我妈妈的“高材生”科班出身和她在承担学校工作中的积极能干、以及她的活泼和因此而来的好人缘，在实际的用途方面是毫不逊色的。总之，大家都对我很好，仿佛我的妈妈随时随地站在我身后似的。
每天早上，我和妈妈一起去学校，傍晚，在教师办公室或者操场上（多数时间是前者，因为一个人在操场上玩还是太傻了，而我对于在操场上会碰到的其他的灰呼呼的学生又那么不屑一顾）玩耍一会儿，等妈妈下班再一起回家。高年级比低年级下课要晚一点，所以我得以在教师办公室里做完作业，回家之后可以心无旁骛地缠着哥哥（他那时有晚自习，要到夜里才能回家，不过还不是很晚，在我上床睡觉之前他总是能回来的。在那之前我不是看小人书，就是看电视，爸爸和妈妈都不会来限制我的自由）。教师办公室里，毫无疑问总是会有别的老师，如果遇到了不会做的题目不管是谁，只要轻快地叫一声老师就可以请教了。这些都是妈妈教我的，而且，她每天还会检查我的作业。总之，在小学的低年级阶段，我简直就是所有老师的小宝贝，这当然跟我妈妈的（至少表面上）人缘好密不可分。
妈妈把我打扮得很漂亮，时常给我穿着有蝴蝶结、蕾丝和亮片的公主裙（看上去和其他的孩子格格不入也是我不愿意去操场玩的另一个原因），给我扎俏皮的小辫子，发饰自然也花样百出。我自己在长到了别的女孩喜欢玩人偶玩具的年纪之后，却对这些过家家一般的玩意儿一点儿兴趣也没有，究其原因，大概就是小时候的我简直被妈妈当作玩具娃娃来装扮——我十分怀疑妈妈是小的时候没有玩具可玩，才会这样“补课”的。
总之，那个时候的我，看上去就像备受宠爱的孩子，所以宠爱我的人也就显得更多了。人类是很容易从众的动物，就连在要不要疼爱一个特定的孩子这件小事上也是如此。直到现在，我还觉得这是一件很不讲道理的事情——一个受到了宠爱和良好照顾的孩子，通常穿着漂亮干净的衣裳，就连旁人看到他/她，也会对他/她彬彬有礼，会尽力满足他/她的要求；可是一个没有被好好照顾着的孩子，也许穿着破衣烂衫或者脏兮兮的，这样的孩子旁人也会对他/她不那么友好，并且倾向于让他/她从自己的视野里消失。毋庸置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孩子们与生俱来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都是由他们的父母决定的。父母固然能决定孩子一生的许多事情，可是就连旁人对孩子的态度也间接地受到孩子父母的态度的影响——这确实令人感觉很不好。
那些被父母爱着长大的孩子，也会学会怎么去爱人，从而在他们自己以后的生活中用真诚换得真诚，多数也能收获到诚挚的感情，以及幸福。但是，那些因为不被爱着而总是战战兢兢的孩子，在以后的人生中也很难获得平和、平等地与其他人相处的能力，使得他们总是要遭遇更多的坎坷。
这样看来，也太不公平了。
但是事实上，世界就是这样子的，已经有了的就会有更多，而没有的只会越来越贫瘠。
前头已经说过了，我小的时候和同龄人不怎么亲近，不怎么瞧得起他们，觉得他们太幼稚了。从妈妈那里得知了许多“内幕”是一方面，哥哥和他所在的世界是如此绮丽多姿又是另一方面。总之，我自命不凡，不屑于和同龄人做朋友。在他们面前，我仿佛天生地不缺表演的天赋，很有礼貌，举止很得体——表面上看来倒很像个很有教养的小孩子（“教养”这两个字，是我妈妈整日挂在嘴上的）。但是，人是很难对自己说谎的，装出来的喜欢也不像，小孩子又都天生地很敏感，所以我的“没有朋友”顺理成章。
整个小学期间，我都每天和妈妈一起上学放学，确凿无疑地占据了小儿女本该用来加深感情的上学放学路。周末时间，本来可以用来见见同学一起玩耍的，但我那时只想黏着哥哥，想从哥哥那里听故事（如果哥哥不在家，我宁愿自己翻小人书）。放假的时间，大多数时间待在自己家里，偶尔和妈妈一起去菜市场买菜，和哥哥一起去书店或者他的朋友家里，也到爸爸的公司去过一两次。总之，家里四个人中最小的我，完全没有自己的世界。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的话，那就是自己心里那没来由的执拗和随时随地的表演了。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我至今印象深刻。具体的、作为矛盾中心的事情是什么我至今也不清楚，反正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无非是小儿女的小矛盾罢了，放在平时我根本不会看进眼里。但是，当时的班主任介入了这件事情，事件的双方因此受到了批评。然而，原本敌对的双方在遭遇了共同的打击之后，很快形成了统一战线，信誓旦旦要把“告密”的人找出来——这个人不是我，但在他们看来就是我，因为我与全校老师都是关系亲密的。
总之，我受到了同学们的排挤。不知不觉之间，那些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的话题仿佛都是针对我的。连那些原本会笑着同我打招呼的同学们，现在也不怎么敢直视我了。（他们要不是家教太好，就是性格懦弱，总之，不是那种会做出头鸟的人——人的性格真的从很小时就能看出来。）
自认为坚强的我，在这受到了孤立的当儿，才意识到自己并非想象中的那样不需要同伴。就算世界上没有了他们，我也可以活下去。但是，被拒绝、被抵触，总归会使我心情低落。我明明没有做错什么，却遭受了平白无故的无妄之灾。要不是从一个平日里对我相当热忱的同学（我猜想她对我也如同我对我哥哥一样的崇拜）的闪烁其词里，我简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知道也没有什么用途，我的倔强不允许我去为自己所受的委屈申诉，因为这就显得我好像多么看重他们、多么想和他们做朋友似的。这是我宁愿自己把委屈咽进肚子里也绝对不愿意看到的。
在之后的一段（在我看来相当漫长，但不排除是心理原因）时间里，我总是独自一人，虽然我仍旧努力昂首挺胸，连衣服的褶皱都小心抚平，把自己想象成行走在平民之间的公主——但是，失群是显而易见的。
那之后，在某些我不得而知的力量的介入之下，“告密者”风波平定了，而我也似乎得到了平反——无非就是之前半生不熟的关系又回来了。而我，因为体察到了被孤立的滋味，竟然开始放下身段迎合他们——这是我自己也始料未及的，但我终究能给自己找到借口，声称是他们先来接近我的，而我的所作所为皆因友善。
跟不怎么喜欢的人扎堆在一起，故意地去说别人可能希望听到的话，夸张地对明明已知的事情报以惊讶，为了能和大家有共同的话题而去看自己不感兴趣的节目或电视剧。总之，不是什么愉快的体验，在一点一滴之间仿佛将肉体与灵魂慢慢剥离——但不是像剥香蕉或者剥粽子那样干脆利落，而像是从橘子的瓣上撕下白色的丝络。撕也可以，不撕也可以，但是到底撕了更讨人喜欢。撕的时候疼吗？并不觉得有多疼，而且撕起来会产生惯性，一口气撕更多。
而试图融入伙伴们这件事情，倒是让我妈妈松了口气。一直以来，她总觉得女儿的人缘不如儿子好，也似乎欠缺所谓的领导才能。而今，因为我自己的曲意逢迎，这些问题仿佛都迎刃而解了。
说到底，一个穿着漂亮，头脑也不差的女孩，还懂一点猜别人小心思的方法，在孩子们的小团体里，表现总不会太差的。时不时，担任一下看似“领袖”的角色也未可知。
然而，从内心程度来说，我并不乐意如此。周末要和伙伴们一起去这里那里玩耍也并不十分有兴致，说到底还是跟哥哥待在一起更有意思。然而，父母也好、哥哥也好，对于我的“受欢迎”表现出了十分欣慰的态度，使我又不忍心给他们泼冷水。
总之，小学期间在经历了“告密者”风波之后，我几乎完全变了，再也不是踽踽独行的那一个了，也时常呼朋引伴地往返厕所、小卖部之类的地方，虽然上学回家仍然同妈妈一起，不过其他时间也算是有了伴儿。
后来，我同张东梓说起“告密者”风波，他居然完全不记得了，也根本不记得曾经有过集体孤立某个同学的事情。
由此可见，对于被伤害者，伤害的持续时间乃至记忆都比其他人长得多。同样的，张东梓也说起过几次自己的小学时代或者初中时期的记忆，而那些事情对我来说，也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那样毫无印象。
既然提到了张东梓，我想，我该花点文字来讲述一下我所认识的张东梓。后来他成了一个矮胖的中年男人，总是笑容可掬——这在他还是小孩儿的时候就能从他身上看出来。而我每每翻阅相册时，也能从许多年前的自己的脸上找到现如今仍在我脸上安营扎寨的倔强的神情。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收到了一份来自张东梓的礼物——那是一本书，用礼品纸小心翼翼地包扎起来了，还系上了一朵塑料纸的拉花。那时并非我的生日，也还没到小学毕业的分别季——作为毕业礼物太早了。
虽然缘由很莫名其妙（他那时似乎红着脸说，就是想送礼物给我，然后放下书就跑了），但礼物本身我并不讨厌，是一本精装版的《一千零一夜故事》，看上去价值不菲。那个年代的书不像现在的书一样都被胶封着（我对于这种把书一概胶封起来的行径也很不喜欢，到底是书的内容不好怕人翻了就不买呢？还是石油实在太多了非得这么糟蹋才满意呢？），就算是新书也不很明显。这本书在交到我手上时是簇新的，没有任何标识，甚至连之前是否有人翻阅过都不清楚。总之，在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我相当地沉迷其中。
妈妈问我书的由来时，我据实以告（大抵算是据实已告吧，我说书是张东梓拿给我看的），妈妈沉思片刻（大约是在回想叫张东梓的那孩子的方方面面吧），得出了他是个好孩子的结论，于是点点头，同时说了些话鼓励我多多地与同学们交换书来看。在妈妈的鼓励下，我也赠送了一两本书给张东梓，当然不是新书，也没有一本正经的礼品包装。不管怎么样，我同张东梓成了“书友”。印象中，他还给我写过信，我也许也礼貌地回复过。但即使到了现在，在张东梓作为我几乎唯一的朋友已经去世好几年之后，回想起那时与张东梓的往来我也不能说他对我来说是好朋友——那时的我毫无疑问是没有好朋友的，与张东梓的往来也只不过比与其他同龄人相处轻松一点，但远远没有达到真正的好朋友的程度。但是，真正的好朋友的程度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也说不清楚。也许是我对真正的好朋友要求太高了。
好多年之后，他告诉我，他那时对我是怀有喜欢的心情的，我只能一笑了之。在他已经拖家带口，而我也因为手术变得“不怎么女人”了的情况下，过去的“喜欢”如果翻出来，势必很快就会风化脱水吧。能在少年时代有过一段相处，已经很可贵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就好像我无论如何是不会主动去寻找记忆中的某个人的。
后来，我们成了初中的同班同学，而与小学不同的是，“早恋”成了一个埋在不知道什么地方的地雷。不知道埋在什么地方，意思就是埋得到处都是——走一段路，说一句话，交换一个眼神就够惹上麻烦了。
我想，除了老师家长们把这件事情看重了以外，少男少女自己身体里的萌动可能也是一方面原因——甚至，后者可能是前者的原因。那时的男孩女孩们似乎都尽量躲着彼此，而一旦私下里说几句话可能就会传出“处对象”的谣言——总之，不小心翼翼根本不行。
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张东梓与我的关系淡了，这责任可能主要还是在我——经历过孤立的人，总是害怕再经历一次。有许多次，也许目光相接，我立马就会将视线移向别处。偶尔说上一句话，也不能好好说，就好像正面对着自己的耻辱。那时，据后来的张东梓自己说，他自己也很苦恼，也害怕会引发不必要的麻烦。总之，我们的交换课外书不再继续，信也肯定不再写了。
如果那个时候，顶住了压力和张东梓继续联系，会怎样呢？虽然我不得不承认，他的长相比我哥哥实在差远了，而成绩也没那么好，平心而论，我很难对他的感情付出投桃报李。但是，就现在的我所知道的，喜欢这种情愫是完全可以借由多多的相处而产生的。
然而，没有如果，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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