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0章 税制改革：诸公，来看朕如何敛财
汉军从长安城开拔之后，刘贺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开始推行第三轮新政了。
这一轮新政的重点就是税制改革。
大汉的税种主要是可以分成了三大块，分别土地税【地租等】、人头税【算赋口赋等】、杂税【关税市税等】。
其中，在杂税中占据主要地位的是名目繁多的财产税和商业税。
以上三种赋税，土地税直接交至大司农；人头税一半交到少府，一半交到大司农；杂税则交到少府。
大司农是大汉的国库，少府是天子的私库，二者决不能错乱。
除了以上三大税收之外，水衡都尉每年要铸造新的五铢钱，相当于一笔铸币税，也归天子所有。
以上种种，就构成了大汉和天子的钱袋子。
当然，赋税不仅关乎钱袋子，更关乎天下的许多事情。
人是逐利的动物，上位者可以通过调节税制，来调节人的行为，从而调节大汉国策。
所以刘贺只要完成大汉税制改革，也就会间接完成许多政治和经济层面的改制。
长久以来，从先秦到大汉，最大的一项基本国策就是“重农抑商”。
虽然孝武皇帝在位期间，曾经大力扶持商业，但在其余更多的时间里，商人虽然占据了大量的财富，但是地位极低。
历代统治者之所以重农抑商，就是担心商业会冲击农业，造成人人逐利，无人务农的局面。
但事实证明，商业的崛起不一定会影响农业，重视农业也并非一定要压制商业。
孝武皇帝就通过扶持商业，为连年的对外战争搜刮到大量的财富，而农业也没有受到损害。
如今，刘贺推行了大量新式农具和新式农耕之法，大汉农业的生产力得到了发展，就更不可能轻而易举地遭受冲击。
所以现在的大汉有条件将“重农抑商”改变为“以农为主，以商为辅”。
原来，维护“重农抑商”手段有两个，一是国家的暴力手段，二就是税收的手段。
就拿现在的大汉来说，杂税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税种，就是为了“抑商”而存在的。
在市场上征收的“摊位费”和“交易税”——市税。
商品通过关隘时时征收的“过路费”——关税。
向出借钱粮的利息征收的“利息税”——贳贷税。
对全民财产征收的“财产税”——赀税。
……
以上的这些杂税，还只是面向商业活动本身征收的赋税。
像张安世这些世家大族，他们虽然不是市籍，但是只要发生了交易行为，就必须要缴纳上述的税收。
另外，那些被登记到市籍上的真正的商人，他们还要额外交一种“财产税”——算缗钱和算车钱。
【前文误将编户齐民的财产税写成了算缗钱，应该为赀税，有市籍的商人缴纳的财产税才是算缗钱和算车钱】
于是赚了大钱的商人，要么会想尽办法脱离市籍，要么一开始就不是市籍。
如此一来，商人到了最后就会变成地主，又怎么可能让商业得到真正发展？
到头来，这些商业税压制的恰恰是中小商人：他们才是促进商业活动繁华发展的主力军。
不管是为了活跃商业，还是为了打击巨室大族，刘贺都必须要用好收税手段。
刘贺改革税制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在土地税和财产税中实行累进制税率。
比如说地租这最重要的税种，实行累进制税率之后，就好处多多。
按照就有的成制，不管土地是多还是少，地租一般都是三十税一。
但是经过改革之后，土地少的人家，可以免地租或者少交地租；土地多的人家，则要多交地租，更不可以转嫁到佃户身上。
一顷以下免地租，一顷到五顷按六十税一交租，五顷到十顷按三十税一交租，十顷到三十顷按十五税一交租……
三十顷到百顷按十税一交租，百顷以上按五税一交租。【一顷=一百汉亩≈三十三市亩】
按照这个税率，常见的五顷之家一年可得谷一千石，原来一年要交三十三石谷，改制之后只要交十六石谷。
而百顷之家一年可得谷两万石，原来一年要交六百六十六石谷，改制之后要交四千多石谷。
土地越多，税率越高：在扩充税源的同时，还能抑制土地兼并，是一件一举两得的好事。
另外，新军功爵位制只给土地，不能免除徭役赋税，刘贺顺水推舟，废除了旧军功爵位制中免税免役的特权。
相当于变相完成了官绅一体纳粮的进程。
如今的大汉，军功集团已经崩溃，士大夫文官集团尚未形成，是推行官绅一体纳粮最好的时机。
刘贺改革税制的第二个措施就是细化五花八门的商业税。
原本，不管交易什么商品，交易税的比例都是相对固定的。
昂贵的丝绸按五十税一纳税，寻常的粟米也按五十税一纳税，显然是不合理的。
经过刘贺的改革之后，不同价格商品的税率就不同了。
粟米和麻布等百姓离不开的物品不用缴税，可以起到稳定物价，降低百姓负担的作用。
家畜家禽果蔬、铁器农具和日用器皿等适用低税率。
普通的田宅庄园、一般的丝绸锦帛等适用中税率。
大片土地、豪华田庄、上等丝绸、俊马豪车和金银珠宝等高价值的商品适用高税率——足足要达到三成以上。
最后这一类事物，是世家大族才消费得起的奢侈品，对其征税其实征的就是后世的奢侈品税——俗称富人税。
对这些商品征收重税，最终都会反映到价格上，不仅可以让大汉民间形成节用简省的社会风气，更可以让消费这些商品的主力军出更多的钱。
如此一来，不仅少府能收的税多了，而且还能打压巨室大族，简直是一举两得的好手段。
税制改革的第三个举措就是降低了人口税，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应该是调整了人口税。
人口税，从古至今都有，而且收得很重，原因就是其征收简便、税收成本低。
毕竟，土地可以隐藏，人口可不好隐藏。
但是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税收的负担不公平。
大汉人口税主要可以分为算赋和口赋。
超过十五岁的壮口收算赋，每口每年要交一百二钱。
三到十四岁的幼口收口钱，每口每年要交二十三钱。
看起来按口算钱非常合理，但实际上有很大的猫腻
一个有五口壮年的家庭，大约可以耕地百亩，可得谷物二百石，折合成钱是两万钱。
按照旧有的三十税一的税率，地租就要缴纳七百钱左右；算赋则要交六百钱。
如此对比下来，土地税和人口税的负担差不多。
但是，这其中却存在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地租可以直接交粮食，而算赋则需要直接交钱。
于是，百姓们要交算赋的话还要先将自家粮食拿到集市上贩卖，换成钱之后再来交算赋。
收成好的时候，粮价下跌，算赋变相加重；收成不好的时候，无钱交算赋，只能去借高利贷，最终被高额利息压垮。
更别说在售卖稻谷的时候，还有可能遇到豪猾的巧取豪夺，又是一笔巨大的损失。
巨室大族动辄占地几百顷，但是家庭人口不会太多，一年几百钱的算赋对他们来说非常轻，所以他们怕地租而不是算赋。
而地少的寒门庶民就不同了，算赋的支出与地租的支出一样，负担其实更重。
历代统治者时不时会减免地租，但是口赋却从不愿意减少。
原因就是其要维护封建地主的利益：轻徭薄赋的口号喊震天响，但是好处和实惠却轮不到寻常百姓的头上。
另一面，沉重的口赋还压制了百姓生养子嗣的欲望，减缓了人口增长速度。
就像几千年后的华夏，如果每生一个孩子就要多交一份人头税，恐怕本就不愿意生养孩子的人就更不愿意背上这个枷锁了。
现在，刘贺要经营西域，要开发南方，要殖民新大陆，处处都需要人口。
不管是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还是为了提高人口数量，这算赋和口钱都必须要好好地改一改了。
因为算赋和口钱牵扯的关系实在太大了，所以不可能一次全部减免掉。
所以刘贺在诏令中规定，算赋和口钱继续征收，但征收单位从口变成了户。
一户人家不管人口有多少，一年人头税都只收一百二十钱。
如此一来，百姓在生养后代的时候，就可以少一道顾虑了。
其实这也就是半成品的“摊丁入亩”。
算赋和口钱减了，少府和大司农的钱也少了，这是刘贺绝不愿意看到的“恶果”。
于是他的视线自然就转到了世家大族的身上，要把这笔钱从他们的身上刮回来。
于是就在财产税之外，再向他们征收一笔奴隶税：每占有一个奴婢，一年就要交三千六百钱。
一份奴隶税可以顶三十个良家的算赋和口钱，而大汉的奴婢起码有百万之多，恰好可以将算赋和口钱的缺额补上。
这样的一笔生意，非常合算。
但是，对于巨室富户而言，其实不算太重，他们能出得起这笔钱，所以也不会反对的。
就算反对其实也没有用，那训练出来的几万新军可不是吃素的。
给世家大族加税就像卡脖子，既要他们难受，又不至于把他们卡死。
除了以上的这三大举措之外，刘贺对其他的一些杂税也进行了改革。
总的原则就两条：一是“农为主，商为辅”，二是“打击巨室，扶助寒门”。
另外，刘贺还在朝堂上增设了一个新的衙署——税务寺，其长官为品秩为两千石的大税长。
长安城有了税务寺，郡国县道也就相应新建了新的税衙——县道一级的税卫和郡国一级的税室。
这些税卫和税室要同时接受地方郡守府和长安税务寺的管辖，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贪墨和腐败。
收到的赋税也不再直接由地方府衙或大司农保管，而是由各地的水衡钱庄和水衡都尉直接管辖。
改制完成前，从征税到保管再到调度和使用，由地方府衙和大司农（少府）一手掌管，缺少制衡。
但现在不同了。
征税由税官负责，保管由水衡钱庄和水衡都尉府衙管辖，具体使用才轮到地方府衙和大司农经手。
三方各有一本账，年底再来核对比较，哪里出了问题，自然能一目了然。
这套简单的财务税务体系和后世相比还非常原始，甚至会有不少的漏洞。
但这却是一个好的开始，至少比现在的成制要高明多了。
刘贺仍然坚持自己的原则，他只给一个最初的推动力，而后就要依靠天下臣民的智慧，来不断完善这些制度。
税务改革是刘贺第三轮改革新政的重头戏，需要调动的物力人力极大，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九月到十一月，刘贺和整个内阁几乎都围绕此事忙碌。
但是，纵使没有人阻碍捣乱，仍然耗费了许多的经历。
而这两个月恰恰又是长安城最繁忙的时候。
不仅要像往年一样对郡国的上计之事进行考核，还要按照旧法征收今年的赋税，科举制度的第一次国试也如火如荼地举行了。
除了这些事之外，朝堂还要不断地向出征的汉军提供军需粮草，所以，整个长安城乃至整个大汉都进入到了忙碌和混乱当中。
这种忙碌和混乱是大汉从未有过的，上上下下的官员们忙得顾不上回家休汤沐价，甚至还有人直接病猝在府衙里。
但是却也展现出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
站在最高处的刘贺将这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感到格外欣慰和惬意，这才是他心中变法革新的样子。
有了这份成就感，之前与朝中反对派们的所有斗争也就值得了。
一连好几轮新政，许多事情暂时方兴未艾，就向这税制改革，要明年才能见到成效。
但是，几个月前最早推行的那些新政，已经给大汉带来了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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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轮新政的重点就是税制改革。
大汉的税种主要是可以分成了三大块，分别土地税【地租等】、人头税【算赋口赋等】、杂税【关税市税等】。
其中，在杂税中占据主要地位的是名目繁多的财产税和商业税。
以上三种赋税，土地税直接交至大司农；人头税一半交到少府，一半交到大司农；杂税则交到少府。
大司农是大汉的国库，少府是天子的私库，二者决不能错乱。
除了以上三大税收之外，水衡都尉每年要铸造新的五铢钱，相当于一笔铸币税，也归天子所有。
以上种种，就构成了大汉和天子的钱袋子。
当然，赋税不仅关乎钱袋子，更关乎天下的许多事情。
人是逐利的动物，上位者可以通过调节税制，来调节人的行为，从而调节大汉国策。
所以刘贺只要完成大汉税制改革，也就会间接完成许多政治和经济层面的改制。
长久以来，从先秦到大汉，最大的一项基本国策就是“重农抑商”。
虽然孝武皇帝在位期间，曾经大力扶持商业，但在其余更多的时间里，商人虽然占据了大量的财富，但是地位极低。
历代统治者之所以重农抑商，就是担心商业会冲击农业，造成人人逐利，无人务农的局面。
但事实证明，商业的崛起不一定会影响农业，重视农业也并非一定要压制商业。
孝武皇帝就通过扶持商业，为连年的对外战争搜刮到大量的财富，而农业也没有受到损害。
如今，刘贺推行了大量新式农具和新式农耕之法，大汉农业的生产力得到了发展，就更不可能轻而易举地遭受冲击。
所以现在的大汉有条件将“重农抑商”改变为“以农为主，以商为辅”。
原来，维护“重农抑商”手段有两个，一是国家的暴力手段，二就是税收的手段。
就拿现在的大汉来说，杂税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税种，就是为了“抑商”而存在的。
在市场上征收的“摊位费”和“交易税”——市税。
商品通过关隘时时征收的“过路费”——关税。
向出借钱粮的利息征收的“利息税”——贳贷税。
对全民财产征收的“财产税”——赀税。
……
以上的这些杂税，还只是面向商业活动本身征收的赋税。
像张安世这些世家大族，他们虽然不是市籍，但是只要发生了交易行为，就必须要缴纳上述的税收。
另外，那些被登记到市籍上的真正的商人，他们还要额外交一种“财产税”——算缗钱和算车钱。
【前文误将编户齐民的财产税写成了算缗钱，应该为赀税，有市籍的商人缴纳的财产税才是算缗钱和算车钱】
于是赚了大钱的商人，要么会想尽办法脱离市籍，要么一开始就不是市籍。
如此一来，商人到了最后就会变成地主，又怎么可能让商业得到真正发展？
到头来，这些商业税压制的恰恰是中小商人：他们才是促进商业活动繁华发展的主力军。
不管是为了活跃商业，还是为了打击巨室大族，刘贺都必须要用好收税手段。
刘贺改革税制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在土地税和财产税中实行累进制税率。
比如说地租这最重要的税种，实行累进制税率之后，就好处多多。
按照就有的成制，不管土地是多还是少，地租一般都是三十税一。
但是经过改革之后，土地少的人家，可以免地租或者少交地租；土地多的人家，则要多交地租，更不可以转嫁到佃户身上。
一顷以下免地租，一顷到五顷按六十税一交租，五顷到十顷按三十税一交租，十顷到三十顷按十五税一交租……
三十顷到百顷按十税一交租，百顷以上按五税一交租。【一顷=一百汉亩≈三十三市亩】
按照这个税率，常见的五顷之家一年可得谷一千石，原来一年要交三十三石谷，改制之后只要交十六石谷。
而百顷之家一年可得谷两万石，原来一年要交六百六十六石谷，改制之后要交四千多石谷。
土地越多，税率越高：在扩充税源的同时，还能抑制土地兼并，是一件一举两得的好事。
另外，新军功爵位制只给土地，不能免除徭役赋税，刘贺顺水推舟，废除了旧军功爵位制中免税免役的特权。
相当于变相完成了官绅一体纳粮的进程。
如今的大汉，军功集团已经崩溃，士大夫文官集团尚未形成，是推行官绅一体纳粮最好的时机。
刘贺改革税制的第二个措施就是细化五花八门的商业税。
原本，不管交易什么商品，交易税的比例都是相对固定的。
昂贵的丝绸按五十税一纳税，寻常的粟米也按五十税一纳税，显然是不合理的。
经过刘贺的改革之后，不同价格商品的税率就不同了。
粟米和麻布等百姓离不开的物品不用缴税，可以起到稳定物价，降低百姓负担的作用。
家畜家禽果蔬、铁器农具和日用器皿等适用低税率。
普通的田宅庄园、一般的丝绸锦帛等适用中税率。
大片土地、豪华田庄、上等丝绸、俊马豪车和金银珠宝等高价值的商品适用高税率——足足要达到三成以上。
最后这一类事物，是世家大族才消费得起的奢侈品，对其征税其实征的就是后世的奢侈品税——俗称富人税。
对这些商品征收重税，最终都会反映到价格上，不仅可以让大汉民间形成节用简省的社会风气，更可以让消费这些商品的主力军出更多的钱。
如此一来，不仅少府能收的税多了，而且还能打压巨室大族，简直是一举两得的好手段。
税制改革的第三个举措就是降低了人口税，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应该是调整了人口税。
人口税，从古至今都有，而且收得很重，原因就是其征收简便、税收成本低。
毕竟，土地可以隐藏，人口可不好隐藏。
但是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税收的负担不公平。
大汉人口税主要可以分为算赋和口赋。
超过十五岁的壮口收算赋，每口每年要交一百二钱。
三到十四岁的幼口收口钱，每口每年要交二十三钱。
看起来按口算钱非常合理，但实际上有很大的猫腻
一个有五口壮年的家庭，大约可以耕地百亩，可得谷物二百石，折合成钱是两万钱。
按照旧有的三十税一的税率，地租就要缴纳七百钱左右；算赋则要交六百钱。
如此对比下来，土地税和人口税的负担差不多。
但是，这其中却存在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地租可以直接交粮食，而算赋则需要直接交钱。
于是，百姓们要交算赋的话还要先将自家粮食拿到集市上贩卖，换成钱之后再来交算赋。
收成好的时候，粮价下跌，算赋变相加重；收成不好的时候，无钱交算赋，只能去借高利贷，最终被高额利息压垮。
更别说在售卖稻谷的时候，还有可能遇到豪猾的巧取豪夺，又是一笔巨大的损失。
巨室大族动辄占地几百顷，但是家庭人口不会太多，一年几百钱的算赋对他们来说非常轻，所以他们怕地租而不是算赋。
而地少的寒门庶民就不同了，算赋的支出与地租的支出一样，负担其实更重。
历代统治者时不时会减免地租，但是口赋却从不愿意减少。
原因就是其要维护封建地主的利益：轻徭薄赋的口号喊震天响，但是好处和实惠却轮不到寻常百姓的头上。
另一面，沉重的口赋还压制了百姓生养子嗣的欲望，减缓了人口增长速度。
就像几千年后的华夏，如果每生一个孩子就要多交一份人头税，恐怕本就不愿意生养孩子的人就更不愿意背上这个枷锁了。
现在，刘贺要经营西域，要开发南方，要殖民新大陆，处处都需要人口。
不管是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还是为了提高人口数量，这算赋和口钱都必须要好好地改一改了。
因为算赋和口钱牵扯的关系实在太大了，所以不可能一次全部减免掉。
所以刘贺在诏令中规定，算赋和口钱继续征收，但征收单位从口变成了户。
一户人家不管人口有多少，一年人头税都只收一百二十钱。
如此一来，百姓在生养后代的时候，就可以少一道顾虑了。
其实这也就是半成品的“摊丁入亩”。
算赋和口钱减了，少府和大司农的钱也少了，这是刘贺绝不愿意看到的“恶果”。
于是他的视线自然就转到了世家大族的身上，要把这笔钱从他们的身上刮回来。
于是就在财产税之外，再向他们征收一笔奴隶税：每占有一个奴婢，一年就要交三千六百钱。
一份奴隶税可以顶三十个良家的算赋和口钱，而大汉的奴婢起码有百万之多，恰好可以将算赋和口钱的缺额补上。
这样的一笔生意，非常合算。
但是，对于巨室富户而言，其实不算太重，他们能出得起这笔钱，所以也不会反对的。
就算反对其实也没有用，那训练出来的几万新军可不是吃素的。
给世家大族加税就像卡脖子，既要他们难受，又不至于把他们卡死。
除了以上的这三大举措之外，刘贺对其他的一些杂税也进行了改革。
总的原则就两条：一是“农为主，商为辅”，二是“打击巨室，扶助寒门”。
另外，刘贺还在朝堂上增设了一个新的衙署——税务寺，其长官为品秩为两千石的大税长。
长安城有了税务寺，郡国县道也就相应新建了新的税衙——县道一级的税卫和郡国一级的税室。
这些税卫和税室要同时接受地方郡守府和长安税务寺的管辖，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贪墨和腐败。
收到的赋税也不再直接由地方府衙或大司农保管，而是由各地的水衡钱庄和水衡都尉直接管辖。
改制完成前，从征税到保管再到调度和使用，由地方府衙和大司农（少府）一手掌管，缺少制衡。
但现在不同了。
征税由税官负责，保管由水衡钱庄和水衡都尉府衙管辖，具体使用才轮到地方府衙和大司农经手。
三方各有一本账，年底再来核对比较，哪里出了问题，自然能一目了然。
这套简单的财务税务体系和后世相比还非常原始，甚至会有不少的漏洞。
但这却是一个好的开始，至少比现在的成制要高明多了。
刘贺仍然坚持自己的原则，他只给一个最初的推动力，而后就要依靠天下臣民的智慧，来不断完善这些制度。
税务改革是刘贺第三轮改革新政的重头戏，需要调动的物力人力极大，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九月到十一月，刘贺和整个内阁几乎都围绕此事忙碌。
但是，纵使没有人阻碍捣乱，仍然耗费了许多的经历。
而这两个月恰恰又是长安城最繁忙的时候。
不仅要像往年一样对郡国的上计之事进行考核，还要按照旧法征收今年的赋税，科举制度的第一次国试也如火如荼地举行了。
除了这些事之外，朝堂还要不断地向出征的汉军提供军需粮草，所以，整个长安城乃至整个大汉都进入到了忙碌和混乱当中。
这种忙碌和混乱是大汉从未有过的，上上下下的官员们忙得顾不上回家休汤沐价，甚至还有人直接病猝在府衙里。
但是却也展现出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
站在最高处的刘贺将这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感到格外欣慰和惬意，这才是他心中变法革新的样子。
有了这份成就感，之前与朝中反对派们的所有斗争也就值得了。
一连好几轮新政，许多事情暂时方兴未艾，就向这税制改革，要明年才能见到成效。
但是，几个月前最早推行的那些新政，已经给大汉带来了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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