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谈史传的历史

    从开天辟地以来，时间已经过去很久远了。生活在现在的人要能了解古代的事情，就得依靠历史书籍。相传轩辕黄帝的时候，仓颉就担任过史官，主管文史方面的工作，自此，已经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曲礼》里面说:“史官随时随身携带着记事的笔墨。”所谓“史”，就是令使，就是让史官在帝王周围执笔记录。在古代，左史专管记事，右史专管记言。记言的经典有《尚书》，记事的经典有《春秋》。唐虞时期的历史记载在《尚书》的《尧典》

    《皋陶谟》等篇中，夏商时期的历史记载在《汤诰》、《甘哲》等篇中。周朝从文王时代开始有所变化，周公制定了记载历史的法则;从此，以历法的推算来编排年月，以四时来记载事件。诸侯建立了邦国，也各有自己的国史，表彰善事。批评过错，树立起良好的风气。从周平王东迁之后，周代开始衰弱，政治不如西周时的昌盛，法纪散乱，道德败坏。那时孔子忧郁于帝王的正道被废弃，哀伤道德礼乐的衰落，闲居鲁国时曾慨叹凤凰没有飞来，到五父衢哭泣麒麟的出现不在太平时期。于是在和鲁国乐官讨论了音乐之后，校正了《雅》《颂》的乐曲;根据鲁国的史书编写了《春秋》。他在《春秋》中列举人物的得失以表明称赞或贬斥列举国家的兴亡以起到规劝和警戒的作用。有谁受到《春秋》中一个字的赞扬，比高官厚禄的价值还珍贵;遭到片言只语的批评，比斧钜砍杀的分量还沉重。但其精深的意义不太容易为人所知，《春秋》的行文又很简约;只有和孔子同时的左丘明，能够领会到它的精微言辞，并系统地阐明其始末，写成《左传》，创造了为经作传的体例。所谓“传”，就是转达，转达出经典的含意，并将此传授给后人。这是圣人著作的辅助读物，也是最早的历史专著了。到了战国时期，修史的官职仍然存在。秦始皇统一

    七国，这个期间有许多策划谋略。因为有书只是对这些加以记录而未作系统编次，所以就用简策的“策”，名为《战国策》。

    汉朝消灭秦朝和项羽，其间经过了多年的战争。汉初陆贾追朔这些史迹，写成《楚汉春秋》。到了西汉的史官司马谈，他家世世代代都担任编修史书的职务。司马迁继承父业，对历代帝王事迹做了认真研究并进行描叙。对比于《尧典》而称为“典”，而其中所写的又不全是圣主贤君的事迹;以孔子为例而名为

    “经”，文笔上又不能和《春秋》相比。因此采取《吕氏春秋》的方式，叫做“纪”。从“纪纲”的意义来命名，这也是一种宏大的称谓了。所以，用《本纪》来叙述帝王，用《世家》来记述诸侯，用《列传》来记叙历史上各种重要人物，用《八书》陈述政治体制，用《十表》记录各种大事的年月和爵位，这些方式虽然和古代史

    书不同，却把众多的事件处理得很有条理。《史记》按实记录不作隐讳的优点，记述广博典雅而高谈阔论的特点，偏好奇特而不同经典的错误，以及在体例安排上的不当等，班彪已作过详细的评论了。

    到班固编写《汉书》，继承了前代史家的事业，他又特别是从司马迁的《史记》中，受益颇多。《汉书》的《十志》相当丰富，赞辞序言写得华丽，的确是文词谦逊，意味深厚。至于学习儒家圣人和经书的典雅;条理清楚、内容丰富的成绩;避开班彪的成绩而窃取其成就的过错，接受贿赂而编写历史的错误等，件

    长统已讲得很清楚了。从《左传》的记事方式上看，它以《春秋》为蓝本，偶尔记叙到的其他一些史实，由于在文字上比较简约，因此对某些历史人物就很难做具体记载了。从《史记》中的各部分列传开始，才开始分别对历史人物做了详细记载，从而便于研读，这是后继者所赞同和效法的。至于汉惠帝死后，吕后代理执政，《史记》、《汉书》中便都为吕后立本纪，这是违反常理而有失忠义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自从庖牺以来，就从未听说过有女人做皇帝的。汉代的这种遭遇，难以成为后代的规则。“母鸡不晨鸣”，这是周公在誓词中早就讲过的;不允许妇女参与国事，齐桓公也这样写在盟文中。从前宣太后扰乱秦国政治，吕后使汉王朝发生危险;岂止国家大事不能失真，而且还要慎重对待名号的问题。张衡在从事历史工作时，也和司马迁、班固同样糊涂，竟主张为汉元帝、平帝皇后写本纪，也是够荒谬的了。

    按理说，惠帝的儿子刘弘虽然是假冒皇后之子，但总是惠帝的后嗣，孺子刘婴虽然年幼，但他才正是汉平帝的继位者。刘弘、刘婴两人应立本纪，哪有给吕后、元帝后立本纪的道理呢?东汉的史书，开始于《东观汉纪》。后来袁山松的《后汉书》、张莹的《后汉南纪》，都写得非常偏颇杂乱，违反伦纲。薛莹的《后汉纪》、谢承的《后汉书》，都写得粗疏谬误，很不可信。如像司马彪的《续汉书》，详细而真实，华峤的《后汉书》，准确而恰当，就可算是东汉史书中写得最好的了。

    到了三国时期，记载史迹的著作不断出现。如孙盛的《魏氏春秋》、鱼豢的《魏略》、虞鸿的《江表传》、张勃的《吴录》之类。有的言词过于偏颇，与众不同，却难以令人信服;有的粗疏而不精密，不着边际，很少抓住要点。只有陈寿的《三国志》，文词和内容都清晰恰当;晋代的荀勖和张华，把《三国志》比之《史记》、

    《汉书》，是比不过的。到了晋代，史书的编写工作属于著作郎。

    陆机开始写的《晋纪》，写的是晋初的历史但不完善;王韶之的《晋纪》，写晋末的历史但没有写到东晋结束。干宝的《晋纪》，推求得当而有次序;孙盛的《阳秋》，以简明扼要为特长。考察《春秋》的经文和传文，都有一定的编写规矩。从《史记》《汉书》以后，就没有标准作为编写的依据了。到东晋邓粲编写《晋纪》，又开始拟订条例。他抛开汉魏的史书，而取法殷、周，可见即使居住在湘江的边远学者，也注意到学习古代的典、谟。孙盛

    编史也立条例的做法，就是取法邓粲了。

    编写史书，必须上下贯汇诸子百家，记载千秋万世的事件，表明历代盛衰的现象，作为后世兴亡的借鉴;使一个朝代的典章制度，和日月一样长存于世;王道霸业的事迹，和天地一样长久光大。因此，在汉朝初年，史官的职务较为重要。各州郡和诸侯国的文件，首先要集中到太史府，以便史官能详细了解全国的重

    大规划，他还必须阅读国家珍藏的文件史料，收集一切残旧的帛书竹筒，以便能广泛而熟练地熟悉古代的事迹。因此，在确立意义和选用言辞上，应以典籍为准则;在进行规劝，警戒的取舍上，必须以圣人为根据;然后才能对史实阐释评价得明白而正确，这样就不至于产生多而不实的记载了。但史书的基本格式，就是

    按年代顺序编纂有关事件，文字上不能进行空泛的议论，而要按照实际记叙。不过年代太远的事是否写得符合事实，就很难做到准确了;要写的事太多，对每件事的始末就容易忽略，这确是作总体记叙所存在的困难。有的同为一事，但和好几人都有关联，如果在多人的本传里都写到，就会造成重复;如果记载有所偏重，则又会出现不周全的缺点，这又是在权衡轻重、做到能相互配合上的不易。所以，东汉张衡指出了《史记》、《汉书》中的不少错误，晋代傅玄批评《东观汉记》的过失和烦琐，都是由于上述困难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