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谈“论”这种文体

    圣贤阐明永恒道理的著作叫做“经”，解释经典、说明道理的著作叫做“论”。“论”的意思就是道理;道理正确，就不会违背圣人的意思。从前孔子所讲每一句话，他的弟子记下来，因此谦逊地不称为“经”，而叫做《论语》。以“论”为名的各种著作，就是从此开始的。在《论语》之前，还没有以“论”为名的著作:《六韬》中的《霸典文论》和《文师武论》，这两个篇名大概是后人加上的吧！仔细考察“论”这种文体，其支流是多种多样的:陈述政事方面的，就和议论文，说理文相合;解释经典方面的，就和传文，注释相近;辩论历史方面的，就和赞辞，评语一致;评论作品方面的，就和序文、引言同类。所谓“议”，就是说得适宜的话;

    “说”，就是能服人的话;“传”，就是转述老师的话;“注”，主要是进行解释;“赞”，就是说明意义，“评”，就是提出公正的道理;“序”，就是交代所讲事物的次第:“引”，就是对正文的补充说明。这八种名目虽然各不相同，总的来说都是论述道理。所谓“论”，是对各种说法加以综合研究，从而深入地探讨某一道理。所以，庄周的《齐物论》，是用“论”作为篇名;吕不韦的《吕氏春秋》中很明显地列有《开春论》《慎行论》等六论。

    到了汉代，汉宜帝在石渠阁，汉章帝在白虎观，前后两次召集儒生讨论五经的异同，根据圣人的意旨来贯通经书中的道理，这是论文作家应该采取的正当文体。至于班彪的《王命论》、严尤的《三将军论》，能够清楚地陈述感情，并善于借用史论的形式。曹魏掌权的初期，兼用名家和法家的学说，所以当时傅嘏和王粲的论文，能精练地考核名实，推论道理。到了正始初期，仍致力于继承前代的论文，何晏等人，论述老庄玄学的风气开始盛行起来。于是老庄思想充斥文坛，而和儒家争夺思想阵地。细读傅嘏的《才性论》、王粲的《去伐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夏侯玄的《本无论》、王弼的《易略例》、何晏的《道德论》等，都是独出心裁，论点锐利而精密，这些都是当时论文中比较精彩的。此外，如李康的《运命论》，在论述命运方面虽然和王充的《论衡》相同，《运命论》的文采却超过了《论衡》。陆机的《辨亡论》，有意摹仿贾谊的《过秦论》，却远远比不上它，但《辨亡论》也是陆机的好作品了。再如宋岱、郭象等人的论文，能够敏锐地思考到精微奥妙的深处，王衍、裴頗等人的论文，在“有”或“无”方面进行争辩:他们都是在当时最突出，而又扬名后世的辩论家。但坚持“有”的人，完全拘泥于形体的作用;注重“无”的人，又死守着无声无形的虚无之说。他们都是徒然在偏激的理解上钻牛角尖，而不能求得正确的道理。探索到深奧之理的极点，就只有佛教思想所理解的那种有无不分、无思无欲的最高境界。

    到东晋时期，各家所谈论的，就只有老庄玄学了。这时虽也谈到一些新的东西，但大多数融的《孝康论》，只是作二番嘲戏，曹植的《辨道论》，就和抄书相

    是前代话题的继续。至于张衡的《讥世论》，调子好像开玩笑，孔同了。言论不保持正道，这样的论著还不如不写。

    考察“论”这种文体，主要是用以把是非辨别清楚。不仅对具体问题进行透彻的研讨，并深入追究抽象的道理;要把论述的难点攻破钻通，深入挖出理论的终极。论著是表达各种思考的工具，用以对万事万物进行衡量。所以，道理要讲得全面而通达，避免写得支离破碎，必须做到思想和道理统一，把论点组织严密，没有漏洞;文辞和思想密切结合，使论敌无懈可击:这就是写论文的基本要点。因此，写论文和劈木柴一样，以正好破开木柴的纹理为贵。如果斧子太锐利，就会超出纹理把木柴砍断;巧于文辞的人，违反正理而勉强把道理说通，文辞上看起来虽然巧妙，但检查实际情形，就会发现是虚妄的。只有有才德的人，能用正当的道理来说服天下之人的心意，怎么可以讲歪道理呢?

    至于注释经典的文字，是把论述分散在注释中，这种碎架的注释虽有别于论文，但汇总起来就和论文相同了。不过像秦延君注《尚书·尧典》的“尧典”二字，就用了十多万字;朱普注《尚书》;用了三十万言;这就为通达的学者所厌烦，而耻于从事烦琐的章向之学了。如毛亨的《毛诗诂训传》、孔安国的《尚书传》、郑玄的《三礼注》、王弼的《周易注》等，其传注都简要明畅，这些可算是注经的典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