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谈“说”

    所谓“说”，就是喜悦。“说”字从“兑”《周易》中的《兑卦》象征口舌，所以说话应该令人喜悦。但过分追求讨人喜悦，就必然是虚假的;所以，虞舜曾惊震谗言太多。自来善说的人，如商代伊尹用烹调方法来说明如何把殷商治理强大;周初吕望用钓鱼的道理来说明怎样使周代兴盛;以及春秋时期郑国烛之武说服秦国退兵，因而解救了郑国的危亡;鲁国的端木赐说服齐国转攻吴国，因而保存了鲁国等，这些都是说辞中较好的。

    到了战国时期，七国争雄，游说之士风起云涌;他们用合纵，连横之说参与谋划，用纷纭复杂的计策来争夺权势，用圆转如弹丸的方法来施展其巧妙的辩辞，或用首先飞扬声誉以引出对方的论点，然后加以钳伏的妙术。战国时毛遂一人的辩辞，比传国之宝的钟鼎还贵重，他的长舌，胜过百万雄狮;苏秦佩带着六国的一大串相印，张仪被封赠五座富饶的城市。

    到汉代平定秦、楚之后，辫士们的活动逐渐停止。汉代的少数说客，如郦食其被齐王田广所烹杀，蒯通也几乎被投入刘邦的汤锅。即使还有陆贾颇负盛誉，张释之的附会时事，杜钦的文辞辩析，楼护以唇舌锋利称著，他们都活动于帝王的玉阶之前，戏谈于王公大人的坐席之间;但都不过看风使舵，迎合趋势，已没有人能逆流而上以扭转大局了。

    “说”贵在合于时机，或缓或急，灵活运用，不仅仅是婉言陈说，也要书写成文。如战国时范雎的《献书昭王》，要求进言献策;秦代李斯的《上秦始皇书》，谏阻驱逐客卿;都循着情理而深入机要，言辞动听而切中要务;虽然触及帝王的某些险要问题，却能功业告成，计议符合，这就是向帝王上书方面善于陈说的了。此外，如西汉邹阳上书吴王和梁王，比喻巧妙而道理恰当，所以，虽有危险却无罪过。又如东汉冯衍进说于鲍永和邓禹，所讲之事既不紧迫而又文辞繁多，所以虽然多次陈政言事，却很少有人重用他。

    说理文的关键是必须使之有利于时政而又意义正当，既要有助于政务的完成，又要不妨害自己的榮显。除了欺骗敌人，就应该讲得忠诚可信。要把真心诚意的话献给主上，用敏锐的文思来完成说辞，这就是“说”的基本特点。可是，陆机的《文赋》却说:“说”的特点是表达明显而进行欺骗。这是什么话呢？

    总之，道理通过语言来表达，把道理陈述出来就成为“论”。论说之词可以深究天地间的至理，说服天下人的心意。即使拍象的阴阳变化之理，也要说得令人不疑;秘奥的鬼神之首，也同样不能隐避。用“飞错”等精妙的方法来说服对方，能够很快就发生阻止或劝进的实际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