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谈“议”“对”

    刘勰的《文心雕龙》不但是文学理论著作，笔者更认为它是一部中国古代公文写作史，是一部公文写作的专著。因为它介绍了古代的很多公文文体。

    2023年1月，在山东莒县博物馆，笔者有幸看到了刘勰的生平，去参观了他出家为僧的定林寺，感慨万千。致敬刘勰，希望他的作品被大家广为知晓。

    周代的祖先和豳人的商讨，就是所谓“议”。“议”是讲求符合事宜的，研究怎样合于事理的。《周易·节卦》的象辞说:“君子节制礼仪，使之有定，议论德行，使之适宜。”《尚书·周官》中说:“办事必须根据古义加以评议，政事才不会迷乱。”可见“议”就要控制得当，这是儒家经典的精神。早在春秋时期的管仲就说过，轩辕黄帝曾立“明台之议”，可见“议”的源头已很长远了。

    唐尧时期洪水造成灾难，帝尧曾向管理四方诸侯的四岳提出询问;帝舜为了找到能任百揆等官的人选，曾向群臣征求意见，确定了禹、稷、契、皋陶、伯益等五人;夏、商、周三代办理政事，征询

    意见的举措可以一直到达打柴草的人。春秋时期楚国释放宋襄公，鲁僖公曾参与此事的商议。战国时赵武灵王想要换上胡人的衣服，他的叔父不同意而与他进行了反覆的争论;商鞅在秦国变法，反对者甘龙和他进行了辩论:虽然“议”的基本法则尚未确定下来，但以上辩论是应该值得注意的。

    到了汉代，“驳议”的体制才正式确立。所谓“驳”，就是杂;议论是纷纭复杂的，所以叫做“驳”。从两汉文化昌明之后，典范的奏议显著而完备了，坐时人才济济，好的奏议充满朝廷:如贾谊代替所有老臣所写的事议，可以看出他是写奏议最敏捷的作者了。又如吾丘寿王对禁止人民挟带弓弩的反驳，韩安国和反对与匈奴和亲者的辩论，则捐之反对用大军平定朱崖郡叛乱的议论，刘歆关于不应毁坏武帝宗庙的争辩等，虽然内容和文辞各不相同，但都抓住奏议的要人，三国时魏国程晓驳斥校事官的弊端，司马芝建议再铸五铢领了。

    至于东汉张敏反对“轻侮法”，郭躬议论秦彭并非擅自杀钱，晋代何曾要求免除对已嫁妇女不合理的刑律，秦秀议论怎样定贾充的谥号等，都写得符合实际，公平恰当，这些可说是通晓奏议体制的了。汉代善于写驳议的，应当以应劭为首;晋代长于写奏议的，则以傅成为首。但应劭博通古事，而文章铨衡贯通，颇有条理;傅咸很懂治理国家的方法，文章却写得枝蔓纷繁。

    至于陆机的《晋书限断议》，还算锐利，但未删减其繁杂的文辞，对于文章所能表达的力量还是有所影响的:这些也还各有优点和一定的教育意义的。

    凡有行动，首先要加以讨论;要明了事物，必须先把可疑的问题考察清楚。这是为了以后能严肃慎重地处理各种政务，使治国之道缓怠适度。所以，写议奏的主要依据，必须以儒家经典为典范，继承前代的优良传统，研究当今的实事变化;说理不应在枝节问题上大发谬论，用词不应在文采藻饰上过分铺张。论祭祀，必须熟悉各种礼仪;写战争时，必须懂得军事，讲种田，首先要通晚农业;议断案，务须精通法律。然后突出其重大意义，运用公允严正的文辞。议奏文以明辨简洁为主，不以繁富的采饰为巧;论事以明白核实为优美，不以深幽隐晦为奇:这就是议

    奏文的基本要领了。

    如果不通晓国家政治，而随意搬弄文墨，东拉西扯地构成文章，牵强附会地凑成奇巧的文词，这种徒然施展华丽的文章，固然要被事实所抛弃;即使讲出一些道理，也会被大量的文采所淹没。从前秦穆公的女儿嫁给晋国的公子，跟随着大批服饰艳丽的陪嫁女，晋国人便重视陪嫁的人而轻视秦穆公之女，她国有人卖珍珠给郑国，用熏了桂香、装饰了玫瑰的精制匣子装好，而郑国人却只买盛珠的匣子而把珍珠给退回了。如果文饰淹没了所讲的道理，形式胜过了所表达的内容，那么，秦人嫁女，楚人卖珠的故事，便又会出现在今天了。

    那么什么是策呢？什么是对策呢？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是这样说的。

    又一种叫做“对策”，是应帝王的诏命而陈述政事的，一种叫做“射策”，是就自己探取的论题而呈献意见的。对答中旨，说理准确，就像对着箭靶射中目标一样。所以，“对策”“射策”虽是两个不同的名称，但都是奏议的体制之一。古代学成的人，是通过口头上考核做官的。到西汉文帝中期，选任官吏才开始有举贤良的制度;晁错的《举贤良文学对策》，是当时高中科举的优秀作品。到汉武帝时期，选拔制度大放光明，广泛搜求杰出人才。

    参加对策选拔的人，第一名提升任用;参加射策的人，考入甲科者授官:这的确是选拔贤才的重要方法。读晁错的《贤良文学对策》，引用古今事理为证验，措辞简洁，选用事例贯通而丰富，他的试策名列前茅，事实证明他确是写得不错的。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根据《春秋》的道理，本于阴阳之气的变化，考察历代的发展变化，写得文句虽多却不混乱，就是因为作者深明事理。公孙弘的《举贤良对策》，简略而不够广博，但能抓住要点来运用文辞，论事确切而情意明显;因此，主考官列为下第，汉武帝却提升

    为第一名。杜钦的《白虎殿对策》，虽然简略却有专指，他的文辞是为治世而发，不是为做文章而写的。

    其后，东汉的鲁丕，文辞朴素，以博雅入选，独中高第。以上五家，都是前代最显著的典范。魏晋以后的对策，逐渐追求文采华丽，用华丽之文来对待具体的政事，已有很大缺陷了，何况像晋元帝时的应试者，即使到场，也称病不敢对答。这时就算想求得对策之文，却已不可能了。所以，汉成帝鸿嘉二年，正当博士举行饮酒礼的时候，一群野鸡飞集于堂上，晋成帝成和六年，正当策试秀才之际，一只獐子跑到堂前:这不是别的怪事，而是有失于选拔人才所出现的不正常现象。

    驳议侧重于辨析事理，各有其不同的见解;对策主要用以正面阐明自己的观点，目的在于发扬光大治国之道。因此，论事要深明治理朝政的方法，说理要切合实际，应参考汉代文武之世的经验来治理当世，而不是不切实际的高谈阔论:要能随机应变以拯救世事，而非刻薄的欺人之谈;要如广阔的风吹送得遥远，像满满的水却不外溢:这就是朝廷的美对了。文人应具备的才力，真是不易呀！有的熟练治理，却缺乏文才，有的精于文辞，对政事却很生疏;对策所需的人才，确是全面的通才，文质兼备的人，历史上不是很少么?

    总之，“议”用于商讨政事，应该名实相符。分析道理要有力量，运用文辞不能软弱。在帝王之前对策，众多的应试者同时斟酌对答;只要把握好议对文应有益于治道的特点，雅正的谋议就能远为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