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谈“夸饰”

    未成形的、抽象的叫做“道”，已成形的、具体的叫做“器”。

    微妙的道理不易说明，即使用精确的语言也不能完全表达出来；具体事物虽容易描写，用有力的文辞更能体现出它的真象。这并不是由于作者的才能有大有小，而是事理本身在描述上有难有易。所以从开天辟地以来，凡是涉及声音状貌的，只要通过文辞表达出来，就有夸张和修饰的方法存在，即使是《诗经》，《尚书》中那种雅正的语言，为了教育读者，所谈的事例一定要广博，因而在文辞上也就必然有超过实际的地方。

    所以《诗经》里面谈到高就说山高到天上，谈到狭就说河里容不下小船;谈到多就说子孙无数，谈到少就说周朝的百姓死得不剩一个。《尚书》里面讲到洪水包围丘陵，就有淹没天空的说法;讲到殷王的士兵叛归周人，就有杀得流血可以浮起春米槌的记载。这些虽不免过甚其辞，但对于所要表达的基本意义却并无妨害。再如猫头鹰的叫声本来是难听的，怎能真像《诗经·鲁颂·泮水》中说的，因为它牺在泮水边的树上而变得好听起来了呢？苦菜的味道本来苦涩的，怎能真像《诗经·大雅·绵》里面说的，因为生长在周国的平原上而变得糖浆似的甜呢？实在因为作者有着深刻的赞扬的意图，所以在文义上有所夸饰。

    伟大的圣人将它采录下来，作为后世的典范。因此孟轲曾说过:“解说《诗经》的人，不要因为拘泥于辞藻而妨害了对诗句的理解，也不要因为拘泥于诗句本身而误解了作者的原意。”

    从宋玉、景差以后，作品中运用夸张手法开始盛行起来。司马相如继承这种风尚，又变本加厉，导致怪异失实的描写越来越严重。他写到上林苑中的高楼，便说流星与曲虹好像进入了包的窗户;写到追逐飞禽的众多，竟说龙雀、焦明等奇乌样样都能捕到。后来扬雄作《甘泉赋》，继承了司马相如的流风余韵，他为

    了描写的奇特，就借重玉树这一珍宝;为了形容楼阁的高耸，就说鬼神也要跌下来。

    还有班固在《西都赋》里谈到了比目鱼，张衡在《西京赋》中谈到了海若神等等。这些说法在事理上既难于查考，在夸张上又不算竭尽能事。此外如扬雄的《羽猎赋》，里面说要鞭挞洛水的宓妃，要她送酒莱给屈原等人;张衡的《羽猎赋》，又曾说，要把水神玄冥囚禁在北方的荒野。可是，那姣好的洛神，既不是什么鬼怪;而这水神玄冥，也不是什么妖魔;他们这样不切实际地任意描写，不是过于粗疏了吗？这样写不过要想增加声势，便把事情写得夸张一些，却显然违背了义理。但这些作品在描绘山海的状貌和宫殿的形势上，都能充分表现出那种宏伟高大、光辉灿烂的壮观;色彩的鲜艳有如融融的火光，楼合的高耸富有飞动的气势:所有这些，都是依仗夸张手法来表现出事物的形状，借助修饰文采来显示事物的奇特。

    因此，后来许多有才华的人发扬了这种风气，凭借着这种声势。他们振翼高举，势将奋飞;踊跃奔腾，耻于缓步。他们如果写繁盛，即使是春日雨最也不如这般鲜艳;如果写衰萎，即使是荒凉的寒谷也没有这样萧条。写到愉快，文字好像带着欢笑一齐来到;写到悲伤，音调好像和哭泣同时并至。这的确可以把深藏内心而不明显的东西表达得十分鲜明而生动，简直能使盲人睁开眼睛，聋子受到震惊。

    如果夸饰能抓住事物的要点，就可以把作者的思想感情有力的表达出来，要是夸张过分而违背常理，那就会使文辞与实际脱节。假如在内容上能够学习《诗经》《尚书》中深广的涵义，在形式上避免扬雄和司马相如辞赋中过度的夸饰，做到夸张而有节制，增饰而不违反事实，这就可以算是美好的作品了。

    本文讨论的是夸张的度的问题，不能过度夸张，也不能不加修饰。这个度，真是不好把握。这就像倒茶的人，倒猛了，快了，茶水撒出去了，倒慢了，水流小，又倒得慢，关键要把握好倒茶的出水速度，不快不慢，要适中。这就和射箭的道理是一样的，要射的距离啥到好处，太近射不到，太远射穿了。射的位置正中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