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假如没有“非典”
假如没有“非典”，这个春天，真是风和日丽。“风和日丽”这样美好的词汇本来是我的城市所担当不起的，但今年春天是个例外。几乎没有沙尘暴，没有“扬沙天气”，从我家阳台上望出去，常常可以看见远处蓝天下西山清晰的轮廓——那是我小时候看惯的景色，我说过，这种时候，总是让我硬不起心肠来说这个生养了我几十年的城市的不是。
这个春天，风调雨顺，去年一冬多雪，是北方少见的多雪的冬天。也不知是不是雨水丰沛的缘故，今年的菜，分外好吃。许多年，许多年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蔬菜了。白萝卜白得没有一点瑕疵，水灵灵的，又脆又甜，无论是凉拌、做排骨汤，还是和肉一起红烧，都好吃得不得了；或者，干脆就切成段，当水果吃，更能吃出蔬菜天然的滋味。还有黄瓜、豆角，几乎样样都精彩。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今年的蔬菜简直如同奇迹。
假如没有“非典”，这将是一个多好的春天。早就计划好了“五一”长假之前要陪父母去河东一游。我父亲一直想去黄河边看看永乐宫壁画，那边的朋友也早早地为我们做了安排，我们在电话里商讨着此行的路线，壶口瀑布，蒲州关帝庙，永济普救寺，等等，她甚至安排了我们在永乐宫里住一宿！在永乐宫投宿，是此行最精彩的所在，也是我最盼望的事，它使一次普通的观光旅游有了某种悬念。我不知道这座恢宏的道观、那些神秘的壁画，在寂静无人的深夜会带给我什么，这猜测让我隐隐激动。但是现在，不行了。
这个春天我丈夫本来要赴上海，参加一个中英作家的活动。上海有我们许多的朋友，现在，更不同了，现在那里有我们的亲人。我们的侄女小红枣和她的父母住在这个城市。小红枣一直很喜欢她的姑父，她喜欢她的姑父胜于喜欢我这个姑姑。平时，给我们打电话，若是我接听，她就会说：“我不是找你，我是找李锐。”现在，去上海，就意味着和不满四岁的小红枣见面，上海就这样变成了一个亲人的城市。春节时，朋友为我们送来了新小米，是真正的“沁州黄”，太行山里农民自己种的，秋天刚打下来，金灿灿的，里面没有一粒稗子。丈夫就说：“这小米别动，我要给小红枣带去。”“沁州黄”煮出的小米粥，是她很爱吃的东西。现在，“沁州黄”和留小胡子的姑父，都去不了上海了。
仅仅几周之前，还在电话里，和子丹、方方计划着一次远行。方方说要开车带我们去江西婺源玩儿。大家先到武汉集中，我们从山西，子丹从海南，再约上几个别的朋友，从武汉出发，一路东去，下九江，登庐山，逛景德镇，最后到达婺源。我们差不多是纵贯整个江西了。这计划多么激动人心，且不管能否成行，可以自由地、海阔天空地和朋友一起设计未来的出行计划，原来竟是这样一件幸福和奢侈的事情。
现在，我们生活在“疫区”，这是一个多么古老的字眼，仿佛和现代人、和科学如此发达的21世纪一点不沾边，我们只是在那些古装片的电影里认识了这个词，认识了瘟疫。还有那些所谓的科幻型的“灾难片”，印象最深的大概要数索菲亚·罗兰在20世纪80年代主演的影片《卡桑德拉大桥》，那时，我们是观众，我们在欣赏人“想象”出来的一场灾难。在现代人这里，真实的“灾难”，可以是战争，可以是空难，可以是车祸，可以是洪水，可以是大地震，可以是航天飞机失事，可以是股市狂跌，可以是种种，种种；但是，无论如何，似乎永远不会和“瘟疫”搭界。在我们心里，“瘟疫”属于被我们埋葬的古典。它果然被埋葬了，在新世纪，我们有了一个新名词——公共卫生事件。
其实，“疫区”也并不可怕，大多数人很坦然，很平静。只是，街上的人少多了，也没有什么车辆。往日我们总是抱怨交通不畅，抱怨塞车，现在好了，现在每一条大路都空空荡荡，一下子，显出了我们道路的辽阔，你想在上面开飞机都可以。突然安静下来的马路和街道，让人感到压抑。原来，熙熙攘攘、乌烟瘴气、大小车辆将马路塞成水泄不通的实心，这种平时叫人心烦意乱，叫人跳着脚骂娘的情景，竟然是，平安，竟然是，幸运和——幸福。
生活中原来有那么多时刻是值得珍惜的，比如，随便跳上一辆出租车，自由地，去这儿，去那儿，坐在司机旁边，听他们慷慨激昂针砭时事。我们城里的出租车司机，特别喜欢发牢骚，发牢骚是他们宣泄生活强大压力的方式：关于银行贷款、关于各种费用、关于糟糕的路况……现在他们都戴上了口罩，口罩堵住了他们的嘴。和一个沉默的、怪诞的口罩相比，发牢骚，原来也是活力四射的、壮硕的生活的一部分，是为和平锦上添花。
现在，去我父母的家，需要一张通行证，许多小区都实行了封闭式管理，我们把这叫作“守土有责”。这是战争的语言，战时的语言，忽然间，生活这辆列车，就驶出了常态之外。不久前，我们坐在电视机前，喝着茶，看一场直播的战争。这就是21世纪呀，我们可以作为观众观赏一场千万里之外真实的战争，观看死亡和流血，主持人还要诚恳地对我们说，“谢谢您的收看”，我们在收看别人被逐出了生活常态之外的非常时刻，只有“非常时刻”，才具有收看或观赏的价值。总算，有一天，播音员告诉我们，巴格达正在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巴格达这座拥有五百万人口的城市回到了它生活的常态，也就是，我们喜欢说的，生活又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
可是，什么是生活的本来面目？什么是生活的常态？不需要凭一张通行证而自由出入你居住的小区，不需要戴口罩逛大街，不需要听到对门邻居咳嗽就感到害怕，可以随心所欲出入饭馆、酒楼或者泡吧？……也许，正相反，每一个平安的、和平的日子其实都是生活的意外，需要人百倍地珍惜、珍爱。可我们是多么漠视、多么不懂得珍惜这意外的、也是脆弱的恩赐啊，一直要到灾难来告诉我们真相。假如没有“非典”，或许我们永远都不会明白。
那天，丈夫给同是“疫区”的朋友西川打电话，他家里没人，打到了手机上，西川在电话里说：“我正领着小满意放风筝呢。”小满意，是他儿子的小名。“我正领着小满意放风筝呢”——这句话，让我丈夫心里一阵暖和。无论如何，生活在继续着，这就是它坚不可摧的迷人之处。我们抬起头，看见蓝天上一只静物般的风筝，就像神的言说，我们听不懂，却深深感动。
2003年5月9日于太原
这个春天，风调雨顺，去年一冬多雪，是北方少见的多雪的冬天。也不知是不是雨水丰沛的缘故，今年的菜，分外好吃。许多年，许多年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蔬菜了。白萝卜白得没有一点瑕疵，水灵灵的，又脆又甜，无论是凉拌、做排骨汤，还是和肉一起红烧，都好吃得不得了；或者，干脆就切成段，当水果吃，更能吃出蔬菜天然的滋味。还有黄瓜、豆角，几乎样样都精彩。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今年的蔬菜简直如同奇迹。
假如没有“非典”，这将是一个多好的春天。早就计划好了“五一”长假之前要陪父母去河东一游。我父亲一直想去黄河边看看永乐宫壁画，那边的朋友也早早地为我们做了安排，我们在电话里商讨着此行的路线，壶口瀑布，蒲州关帝庙，永济普救寺，等等，她甚至安排了我们在永乐宫里住一宿！在永乐宫投宿，是此行最精彩的所在，也是我最盼望的事，它使一次普通的观光旅游有了某种悬念。我不知道这座恢宏的道观、那些神秘的壁画，在寂静无人的深夜会带给我什么，这猜测让我隐隐激动。但是现在，不行了。
这个春天我丈夫本来要赴上海，参加一个中英作家的活动。上海有我们许多的朋友，现在，更不同了，现在那里有我们的亲人。我们的侄女小红枣和她的父母住在这个城市。小红枣一直很喜欢她的姑父，她喜欢她的姑父胜于喜欢我这个姑姑。平时，给我们打电话，若是我接听，她就会说：“我不是找你，我是找李锐。”现在，去上海，就意味着和不满四岁的小红枣见面，上海就这样变成了一个亲人的城市。春节时，朋友为我们送来了新小米，是真正的“沁州黄”，太行山里农民自己种的，秋天刚打下来，金灿灿的，里面没有一粒稗子。丈夫就说：“这小米别动，我要给小红枣带去。”“沁州黄”煮出的小米粥，是她很爱吃的东西。现在，“沁州黄”和留小胡子的姑父，都去不了上海了。
仅仅几周之前，还在电话里，和子丹、方方计划着一次远行。方方说要开车带我们去江西婺源玩儿。大家先到武汉集中，我们从山西，子丹从海南，再约上几个别的朋友，从武汉出发，一路东去，下九江，登庐山，逛景德镇，最后到达婺源。我们差不多是纵贯整个江西了。这计划多么激动人心，且不管能否成行，可以自由地、海阔天空地和朋友一起设计未来的出行计划，原来竟是这样一件幸福和奢侈的事情。
现在，我们生活在“疫区”，这是一个多么古老的字眼，仿佛和现代人、和科学如此发达的21世纪一点不沾边，我们只是在那些古装片的电影里认识了这个词，认识了瘟疫。还有那些所谓的科幻型的“灾难片”，印象最深的大概要数索菲亚·罗兰在20世纪80年代主演的影片《卡桑德拉大桥》，那时，我们是观众，我们在欣赏人“想象”出来的一场灾难。在现代人这里，真实的“灾难”，可以是战争，可以是空难，可以是车祸，可以是洪水，可以是大地震，可以是航天飞机失事，可以是股市狂跌，可以是种种，种种；但是，无论如何，似乎永远不会和“瘟疫”搭界。在我们心里，“瘟疫”属于被我们埋葬的古典。它果然被埋葬了，在新世纪，我们有了一个新名词——公共卫生事件。
其实，“疫区”也并不可怕，大多数人很坦然，很平静。只是，街上的人少多了，也没有什么车辆。往日我们总是抱怨交通不畅，抱怨塞车，现在好了，现在每一条大路都空空荡荡，一下子，显出了我们道路的辽阔，你想在上面开飞机都可以。突然安静下来的马路和街道，让人感到压抑。原来，熙熙攘攘、乌烟瘴气、大小车辆将马路塞成水泄不通的实心，这种平时叫人心烦意乱，叫人跳着脚骂娘的情景，竟然是，平安，竟然是，幸运和——幸福。
生活中原来有那么多时刻是值得珍惜的，比如，随便跳上一辆出租车，自由地，去这儿，去那儿，坐在司机旁边，听他们慷慨激昂针砭时事。我们城里的出租车司机，特别喜欢发牢骚，发牢骚是他们宣泄生活强大压力的方式：关于银行贷款、关于各种费用、关于糟糕的路况……现在他们都戴上了口罩，口罩堵住了他们的嘴。和一个沉默的、怪诞的口罩相比，发牢骚，原来也是活力四射的、壮硕的生活的一部分，是为和平锦上添花。
现在，去我父母的家，需要一张通行证，许多小区都实行了封闭式管理，我们把这叫作“守土有责”。这是战争的语言，战时的语言，忽然间，生活这辆列车，就驶出了常态之外。不久前，我们坐在电视机前，喝着茶，看一场直播的战争。这就是21世纪呀，我们可以作为观众观赏一场千万里之外真实的战争，观看死亡和流血，主持人还要诚恳地对我们说，“谢谢您的收看”，我们在收看别人被逐出了生活常态之外的非常时刻，只有“非常时刻”，才具有收看或观赏的价值。总算，有一天，播音员告诉我们，巴格达正在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巴格达这座拥有五百万人口的城市回到了它生活的常态，也就是，我们喜欢说的，生活又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
可是，什么是生活的本来面目？什么是生活的常态？不需要凭一张通行证而自由出入你居住的小区，不需要戴口罩逛大街，不需要听到对门邻居咳嗽就感到害怕，可以随心所欲出入饭馆、酒楼或者泡吧？……也许，正相反，每一个平安的、和平的日子其实都是生活的意外，需要人百倍地珍惜、珍爱。可我们是多么漠视、多么不懂得珍惜这意外的、也是脆弱的恩赐啊，一直要到灾难来告诉我们真相。假如没有“非典”，或许我们永远都不会明白。
那天，丈夫给同是“疫区”的朋友西川打电话，他家里没人，打到了手机上，西川在电话里说：“我正领着小满意放风筝呢。”小满意，是他儿子的小名。“我正领着小满意放风筝呢”——这句话，让我丈夫心里一阵暖和。无论如何，生活在继续着，这就是它坚不可摧的迷人之处。我们抬起头，看见蓝天上一只静物般的风筝，就像神的言说，我们听不懂，却深深感动。
2003年5月9日于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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