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 功过赏罚
967年初，以王全斌为首的宋军伐蜀领导班子，在跨越4个年头（964年至967年）、累计两年多之后，终于完成使命，被召回开封。但是等待他们的自然是赵匡胤无比的怒火：
从964年十二月出兵到965年初后蜀投降，本来不过66天的顺风顺水，考虑到迁移后蜀的军队和官吏、从开封派人赴蜀地执掌政权安定民心，满打满算最多不超过965年，便可以吃下后蜀的果实，腾出手来用兵其他方向。
然而因为王全斌等人的过错，赵匡胤比原定计划整整多等待了近2年时间，期间他只能在北方面对北汉和契丹小心防守，丝毫不敢有大的动作，同时还要小心翼翼的呵护王全斌之流的脆弱尊严，生怕一不小心将其逼反。
抛开这些时间和精力不说，为了支持蜀地平叛，宋朝付出的军费和额外减免的当地赋税数额巨大，一正一反叠加之下使得本就紧张拮据的国库更加的雪上加霜，直接制约了下阶段军事征伐的节奏和进程。
要不是宋军战力强悍，赵匡胤这次伐蜀差点就成了羊肉没吃着反惹一身骚的赔本买卖。
这种事情若换做视时间如生命的柴荣，估计王全斌等一干人早就满门抄斩了。
好在赵匡胤也许心里明白，知道王全斌这套班子归根结底是他自己选择的，所以对上述人等最终的处罚也留足了余地。
赵匡胤先是令朝堂百官公开评议王全斌等人的罪过，结果毫无悬念：
王全斌、王仁赡、崔彦进按律当诛。
给足了恐吓后，赵匡胤以天子之尊下诏特赦，将王全斌、崔彦进由节度使降职一级，为节度观察留后，亲信王仁赡则被免去枢密副使的宰辅大权，降为右卫大将军。
三人由此皆被免去实权，领了个只有名号而无实权的官制赋闲，不仅如此，爱算经济账的赵匡胤虽然行政和法纪上给了他们轻判，但经济上却下了狠手：
经过严格审查，没收王全斌、崔彦进、王仁赡三人在蜀地贪占、受贿、劫掠全部款项，累计六十余万贯，同时跟着他们三个一起贪腐的军官也一并遭殃，被责成将所获之不法钱财哪里来便回哪里去。
不得不说，这又是赵匡胤的一个聪明之处：
此举等于告诫那些中下级的军官，以后不要以为领导贪腐、领导放任腐败，自己就可以肆无忌惮、有样学样。
不仅如此，考虑到领导贪腐危害巨大，赵匡胤还借此通过中下级军官对其领导形成一种监督和反制，因为如果这些人坐视领导贪腐而不管不劝的话，别说领导非但不能因此而庇护到他们，皇帝也会直接敲掉他们的核心利益（钱财）。
当然，有人受了罚，也有人立功受赏。受赏的人员全部来自东路军：
主将刘光义由宁江节度使改领镇安节度使，都监曹彬升为宣徽南院使、领义成节度使，马军主将张廷翰提升为侍卫司马军都虞候（侍卫马军2把手）、领彰国节度使，步军主将李进卿提升为侍卫司步军都虞候（侍卫步军2把手）、领保顺节度使。
东路军里面，除刘光义之外，其他几人的官职都得到了跨越式的提升，从上到下全部被封为节度使，与北路军领导班子被一锅撸到底形成了鲜明反差，这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二者的监军差别太大。
北路军监军王仁赡，被来是赵匡胤寄予厚望的政坛明星，已经跨入了执宰重臣的行列，然而却在此次行动中带头贪腐劫掠、大肆违纪，他的仕途生涯巅峰也就到此了。
虽然后来也曾被太宗赵光义启用过，但其人之德行操守已然崩塌。
这里还要插入一件事，在王仁赡他们返回开封的数月前，原枢密副使、南平湖南行营都监李处耘在淄州（今山东淄博）病亡，赵匡胤特为其辍朝一日。
我想那个时候，赵匡胤想到还在蜀地的王仁赡，内心一定对李处耘更加愧疚。
李处耘、王仁赡都是赵匡胤的铁杆核心圈子成员，在初期便被着力提拔重用，与王仁赡相比，李处耘功劳更大、能力更强。
在征伐南平湖南的过程中，抛开杀降卒以及与慕容延钊的争执，李处耘自始至终都在为了严明军纪、禁止劫掠而严格执法，并且自己在这方面更是带头垂范、私德无亏，李处耘错在没有领会透彻大局、没有掌握好尺度，可王仁赡则完全是放纵自己、一无是处。
李处耘被贬斥后，不到三年便病亡，只活了46岁，而王仁赡却在此后，还直挺挺的活了十几年，到太宗时期才以66岁高龄依依不舍的离世。
此间之差别，不提也罢。
再来说东路军曹彬，这次平蜀是他真正进入赵匡胤视野、走向未来大宋军届双臂的重要一站，除了能打仗，他会做官、会做人的特点也在此次任务中展现的淋漓尽致，这里只举两个小例子：
第一个是在面对赵匡胤封赏的时候，曹彬拒绝了，他的理由是：这次任务完成的不好，诸位将领都获罪了，他一个人接受封赏，内心不安。
赵匡胤先是说：
我之前已经通过王仁赡仔细的了解了你们这次的表现，王仁赡跟我说所有出征将领中，唯有你曹彬清廉谨慎、没有辜负我的信任，能得到王仁赡独一份的认同，本身就说明你曹彬的表现确实无可挑剔。
赵匡胤接着说：
你有功无过，还能谦虚谨慎、戒骄戒矜，赏功罚过乃是治国之道，就不要再推辞了。
曹彬这才接受了封赏，但随之赵匡胤的第二个考验就又来了：
他问曹彬：这次大军平蜀，还有哪些人表现比较好，你给我推荐一下。
这种涉及人事的敏感事项，历来是天子乾纲独断的自留地，尤其是在征求其他臣子意见的时候，推荐成功了可能会被皇帝认为有结党之嫌，若是所荐非人，则将来亦可能会受其所累。
所以这个问题处理得不好，就是个送命题，那么曹彬是怎么说的呢？
对曰：
臣止监军旅，至于采察官吏，非所职也。
面对曹彬踢皮球，赵匡胤根本不接招，必须让曹彬给出明确答案，于是曹彬推荐了时任西川转运使、给事中的沈义伦。
这个沈义伦确实是当之无愧，作为负责北路大军后勤工作的转运使。
他非但没有利用职务之便进行贪腐，还在大军进入成都、其他高官纷纷争当五子登科大员的时候，自己一个人找了一间寺庙住下，避开纷扰、戒酒戒肉，每日只吃青菜果蔬，即便是有后蜀官员主动上门行贿，沈义伦也一概拒绝。
回开封后，别的官员都是整车整车的拉送脏财，唯有沈义伦的行李是几箩筐的书籍。
他的这种行事作风，岂不正中赵匡胤此时想要树立的典型模范吗？
然而曹彬聪明的可不只此处，沈义伦除了表现堪为典范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也是赵匡胤的老班底、妥妥的帝党成员。
这样一来，曹彬推荐沈义伦，不但能撇清自己趁机结党之嫌，还巧妙地借助这个机会把皇帝想提拔的人通过自己之口说出来，一箭双雕、一举两得。
所以，像曹彬这样的臣子哪个皇帝会不喜欢？
在曹彬推荐之后，沈义伦被提拔为户部侍郎、充枢密副使，数年后更是在赵普被罢相时，与副宰相、参知政事薛居正一同被提拔至正宰相、同平章事，仕途达到巅峰。
尽管知道自己的提拔主要是因为皇帝的赏识，但毫无疑问的是，沈义伦一定会承此间曹彬推荐的情分。
曹彬作为后来的军届重将，与沈义伦这样的宰辅关系良好，无形之中也会避免很多麻烦。
当然，曹斌这时候推荐沈义伦肯定不会想到那么多，他只是自然地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和选择。
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凡是那些会做官、会做人的，他们总能一路栽花栽树、团结同事，而这些发自本能、非刻意为之的行为往往会在将来的某个时间、某个节点结出意想不到的善果。
相反，那些同僚关系处理不善、群众基础一般的人，却是一路栽遍仙人掌，纵使其再有才、再受领导赏识被破格提拔，也迟早会受到这些问题的掣肘甚至是反噬。这些道理此处就不再赘述了。
宋朝平定后蜀的事到这里就结束了，纵然过程崎岖坎坷，但好在是向着统一天下的目标又奋进了一大步，那么下面还还会有哪些新的问题和考验等待着赵匡胤呢？
从964年十二月出兵到965年初后蜀投降，本来不过66天的顺风顺水，考虑到迁移后蜀的军队和官吏、从开封派人赴蜀地执掌政权安定民心，满打满算最多不超过965年，便可以吃下后蜀的果实，腾出手来用兵其他方向。
然而因为王全斌等人的过错，赵匡胤比原定计划整整多等待了近2年时间，期间他只能在北方面对北汉和契丹小心防守，丝毫不敢有大的动作，同时还要小心翼翼的呵护王全斌之流的脆弱尊严，生怕一不小心将其逼反。
抛开这些时间和精力不说，为了支持蜀地平叛，宋朝付出的军费和额外减免的当地赋税数额巨大，一正一反叠加之下使得本就紧张拮据的国库更加的雪上加霜，直接制约了下阶段军事征伐的节奏和进程。
要不是宋军战力强悍，赵匡胤这次伐蜀差点就成了羊肉没吃着反惹一身骚的赔本买卖。
这种事情若换做视时间如生命的柴荣，估计王全斌等一干人早就满门抄斩了。
好在赵匡胤也许心里明白，知道王全斌这套班子归根结底是他自己选择的，所以对上述人等最终的处罚也留足了余地。
赵匡胤先是令朝堂百官公开评议王全斌等人的罪过，结果毫无悬念：
王全斌、王仁赡、崔彦进按律当诛。
给足了恐吓后，赵匡胤以天子之尊下诏特赦，将王全斌、崔彦进由节度使降职一级，为节度观察留后，亲信王仁赡则被免去枢密副使的宰辅大权，降为右卫大将军。
三人由此皆被免去实权，领了个只有名号而无实权的官制赋闲，不仅如此，爱算经济账的赵匡胤虽然行政和法纪上给了他们轻判，但经济上却下了狠手：
经过严格审查，没收王全斌、崔彦进、王仁赡三人在蜀地贪占、受贿、劫掠全部款项，累计六十余万贯，同时跟着他们三个一起贪腐的军官也一并遭殃，被责成将所获之不法钱财哪里来便回哪里去。
不得不说，这又是赵匡胤的一个聪明之处：
此举等于告诫那些中下级的军官，以后不要以为领导贪腐、领导放任腐败，自己就可以肆无忌惮、有样学样。
不仅如此，考虑到领导贪腐危害巨大，赵匡胤还借此通过中下级军官对其领导形成一种监督和反制，因为如果这些人坐视领导贪腐而不管不劝的话，别说领导非但不能因此而庇护到他们，皇帝也会直接敲掉他们的核心利益（钱财）。
当然，有人受了罚，也有人立功受赏。受赏的人员全部来自东路军：
主将刘光义由宁江节度使改领镇安节度使，都监曹彬升为宣徽南院使、领义成节度使，马军主将张廷翰提升为侍卫司马军都虞候（侍卫马军2把手）、领彰国节度使，步军主将李进卿提升为侍卫司步军都虞候（侍卫步军2把手）、领保顺节度使。
东路军里面，除刘光义之外，其他几人的官职都得到了跨越式的提升，从上到下全部被封为节度使，与北路军领导班子被一锅撸到底形成了鲜明反差，这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二者的监军差别太大。
北路军监军王仁赡，被来是赵匡胤寄予厚望的政坛明星，已经跨入了执宰重臣的行列，然而却在此次行动中带头贪腐劫掠、大肆违纪，他的仕途生涯巅峰也就到此了。
虽然后来也曾被太宗赵光义启用过，但其人之德行操守已然崩塌。
这里还要插入一件事，在王仁赡他们返回开封的数月前，原枢密副使、南平湖南行营都监李处耘在淄州（今山东淄博）病亡，赵匡胤特为其辍朝一日。
我想那个时候，赵匡胤想到还在蜀地的王仁赡，内心一定对李处耘更加愧疚。
李处耘、王仁赡都是赵匡胤的铁杆核心圈子成员，在初期便被着力提拔重用，与王仁赡相比，李处耘功劳更大、能力更强。
在征伐南平湖南的过程中，抛开杀降卒以及与慕容延钊的争执，李处耘自始至终都在为了严明军纪、禁止劫掠而严格执法，并且自己在这方面更是带头垂范、私德无亏，李处耘错在没有领会透彻大局、没有掌握好尺度，可王仁赡则完全是放纵自己、一无是处。
李处耘被贬斥后，不到三年便病亡，只活了46岁，而王仁赡却在此后，还直挺挺的活了十几年，到太宗时期才以66岁高龄依依不舍的离世。
此间之差别，不提也罢。
再来说东路军曹彬，这次平蜀是他真正进入赵匡胤视野、走向未来大宋军届双臂的重要一站，除了能打仗，他会做官、会做人的特点也在此次任务中展现的淋漓尽致，这里只举两个小例子：
第一个是在面对赵匡胤封赏的时候，曹彬拒绝了，他的理由是：这次任务完成的不好，诸位将领都获罪了，他一个人接受封赏，内心不安。
赵匡胤先是说：
我之前已经通过王仁赡仔细的了解了你们这次的表现，王仁赡跟我说所有出征将领中，唯有你曹彬清廉谨慎、没有辜负我的信任，能得到王仁赡独一份的认同，本身就说明你曹彬的表现确实无可挑剔。
赵匡胤接着说：
你有功无过，还能谦虚谨慎、戒骄戒矜，赏功罚过乃是治国之道，就不要再推辞了。
曹彬这才接受了封赏，但随之赵匡胤的第二个考验就又来了：
他问曹彬：这次大军平蜀，还有哪些人表现比较好，你给我推荐一下。
这种涉及人事的敏感事项，历来是天子乾纲独断的自留地，尤其是在征求其他臣子意见的时候，推荐成功了可能会被皇帝认为有结党之嫌，若是所荐非人，则将来亦可能会受其所累。
所以这个问题处理得不好，就是个送命题，那么曹彬是怎么说的呢？
对曰：
臣止监军旅，至于采察官吏，非所职也。
面对曹彬踢皮球，赵匡胤根本不接招，必须让曹彬给出明确答案，于是曹彬推荐了时任西川转运使、给事中的沈义伦。
这个沈义伦确实是当之无愧，作为负责北路大军后勤工作的转运使。
他非但没有利用职务之便进行贪腐，还在大军进入成都、其他高官纷纷争当五子登科大员的时候，自己一个人找了一间寺庙住下，避开纷扰、戒酒戒肉，每日只吃青菜果蔬，即便是有后蜀官员主动上门行贿，沈义伦也一概拒绝。
回开封后，别的官员都是整车整车的拉送脏财，唯有沈义伦的行李是几箩筐的书籍。
他的这种行事作风，岂不正中赵匡胤此时想要树立的典型模范吗？
然而曹彬聪明的可不只此处，沈义伦除了表现堪为典范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也是赵匡胤的老班底、妥妥的帝党成员。
这样一来，曹彬推荐沈义伦，不但能撇清自己趁机结党之嫌，还巧妙地借助这个机会把皇帝想提拔的人通过自己之口说出来，一箭双雕、一举两得。
所以，像曹彬这样的臣子哪个皇帝会不喜欢？
在曹彬推荐之后，沈义伦被提拔为户部侍郎、充枢密副使，数年后更是在赵普被罢相时，与副宰相、参知政事薛居正一同被提拔至正宰相、同平章事，仕途达到巅峰。
尽管知道自己的提拔主要是因为皇帝的赏识，但毫无疑问的是，沈义伦一定会承此间曹彬推荐的情分。
曹彬作为后来的军届重将，与沈义伦这样的宰辅关系良好，无形之中也会避免很多麻烦。
当然，曹斌这时候推荐沈义伦肯定不会想到那么多，他只是自然地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和选择。
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凡是那些会做官、会做人的，他们总能一路栽花栽树、团结同事，而这些发自本能、非刻意为之的行为往往会在将来的某个时间、某个节点结出意想不到的善果。
相反，那些同僚关系处理不善、群众基础一般的人，却是一路栽遍仙人掌，纵使其再有才、再受领导赏识被破格提拔，也迟早会受到这些问题的掣肘甚至是反噬。这些道理此处就不再赘述了。
宋朝平定后蜀的事到这里就结束了，纵然过程崎岖坎坷，但好在是向着统一天下的目标又奋进了一大步，那么下面还还会有哪些新的问题和考验等待着赵匡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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