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5章 一马平川怎么防？
其实说到这里，高粱河这一战真的是特别可惜。宋军并非没有取胜的可能。
首先，宋军战斗力不俗，且有兵力的优势。赵匡胤时期非常注重情报工作，曾经对辽国作了深入的侦察。
这个时期辽国可以进行野战的精锐兵力不过10万人，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是护卫皇帝的亲军，叫做翰鲁朵。
按照规定，每代皇帝都有一支这样的部队（开国皇后述律平也有一支），皇帝生前这些人伴随左右护驾巡行，皇帝死后他们去守灵，随着老皇帝逝世，翰鲁朵力量也在逐渐削弱。
新皇帝上任后会重新组建自己的翰鲁朵，同时将之前的翰鲁朵精锐集中起来，即诸翰鲁朵共同护卫现任皇帝。
高粱河之战时，辽国的翰鲁朵军力大约在3万人。除非遇到紧急情况，这支部队一般是不动用的。
翰鲁朵并非只是一支部队，而是类似于部族性质的军政民综合体，只不过这个综合体是从其他的部族中被抽调单列出来，由皇帝（或皇后等）直接掌握，地位也最高。
第二就是部族军。
这主要来自契丹各部族的常备军，其中的绝对主力就是分别隶属于北院大王指挥的五院部军和隶属于南院大王指挥的六院部军。
高梁河之战的时候，耶律斜轸率领的就是六院部军，后来耶律休哥增援幽州，带领的是五院部军。
除此之外，一些契丹的部族首领仍然可保留一部分私兵，但因为契丹强干弱枝、巩固皇权的举措，这些私兵数量被限制的极为严格，少数能有近千人，大部分在数百人之间。
所以这些力量不在万不得已之时，皇帝是不会调用的，因为性价比太低。
契丹作为游牧民族，实行的是兵民一体，遇有战事则征调部队，而这些部队的兵器、战马、粮草、器械等皆由兵士自行承担，国家也不补发军饷，所得所获皆依赖于抢掠。
这种制度虽然能够减轻财政负担，且可以在需要之时动员极大比例的民众转为军队（男子15岁至50岁皆可成军），但也同时注定了和平时期国家不可能维持数量庞大的常备军（或可看做职业军）。
所以翰鲁朵、部族军就是辽国常设、常备、常训的精锐部队。
所以这次太原之战到高梁河之战，契丹先后派出了耶律敌烈（耶律沙）、耶律斜轸、耶律奚底、耶律休哥四批次部队，可以说已经是在面对宋军突然攻击时派出了绝大部分的精锐常备军。
（其实在支援北汉的时候，还有一支部队，但那支部队没有参加白马岭之战和后来的幽州之战）。
可是即便在此种情况下，仍然与宋军对决没有取得优势。
所以综合宋军的战力和兵力相对于辽军是有优势的。
其次，宋军有突然进攻的优势。
在辽军多年未与宋军主力交战且不知其底细的情况下，面对宋军的突然袭击，辽国上下都应对不足、惊慌失措。
从宋军入境后岐沟关、涿州皆是不战而降，一直到幽州保卫战的十多天时间里，先后有四波官员带着部队投降可见，宋军此次的突然袭击是有极大的震撼性和杀伤力的。
如果在做好充分战役准备的情况下，宋军很有可能在幽州战场取得先手优势并持续巩固这种优势，并最终依靠体量优势取得战役胜利。
就如同诸葛丞相北伐的时候，最好的机会就是第一次出祁山，打了国力军力都占据优势的曹魏一个措手不及，如若不是马谡失街亭，那么蜀汉极可能一战而定陇西，进而改变双方的实力对比。
同样的道理，宋军高梁河之战在占尽先手优势、以有备攻无备的情况下，没有一击而中，那么这就会促进辽国上下觉醒，逼迫着辽国转入战争动员状态，甚至是发挥自己优势，由被动防御转为主动进攻，而这将是宋军的噩梦。
此前我们提到过了，辽国以骑兵为主，长于穿插进攻，短于要点防御。
宋军主动进攻，在幽州城下决战，等于是逼着辽国用骑兵冲击阵地，是用自己之长打对手之短。
可是如果辽国转入进攻而宋军防御，在没有类似幽州这样的关卡要地情况下，平坦的华北平原将成为辽国肆意穿插进攻的跑马场。
若要分兵守卫，则处处兵力不足，若要集中兵力决战，则又会因为部队机动性的优势受制于人，步兵追着骑兵去决战，那画面想想都很美。
更何况，辽国军队已劫掠为主，不依赖后勤补给线，完全可以无视前沿据点直扑宋朝内地核心。
宋朝由主动进攻变为被动防御，将迫使决策者在河北地区施行坚壁清野的办法，会极大的损害河北地区的生产，而且相应的兵力驻屯、工事构筑等国防开支也要迅速的增长，从此背上沉重的财政包袱。
开封这个国都，紧邻黄河、无险可守，一旦河北前沿被敌人突破或者绕过，稍不留神就会被兵临城下甚至一波带走。
赵匡胤当年在猛将如云、兵甲锐利的情况下，都能深谋远虑的考虑迁都之事，正是底线思维针对这一情况做出的应变，还是那句话：“未虑胜而先虑败”。
所以，宋军若要收复燕云十六州，一定是要在准备充分的前提下力求一击制胜，坚决不能留给辽国打反击的机会。
明白了这些，才知道赵光义高粱河一战的决策是多么的草率、业余、不负责任！
但是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宋国上下只能立足于辽国即将展开报复的残酷事实。
既然是要开始防御作战，我们现在就只能把目光从燕云地区转向河北和山西地区了，来看一看宋朝在北疆的防御体系。
河北方向：
宋辽两国边界线为：东起大沽口，以白沟河、南拒马河为界河，向西之太行山飞狐口（又称飞狐陉，太行八陉之一，连接山前山后之要冲）
在霸州（今河北霸州，即柴荣北征时所取益津关改名霸州）及沧州（今河北沧州）以东地区，尤其是今天天津附近的滨海地区，为泥泞沼洼地带，每逢雨季尤为难以行军。
故而霸州以东地区不是宋辽双方攻防的重点方向，太行山至霸州才是双方的主要作战面宽。
整个河北方向，宋朝的防御部署自北向南可分为三线：
最北端是易州（今河北易县）凸前，以易水、拒马河为依托，雄州（今河北雄县）、霸州、遂城（今河北徐水县遂城镇）一线；
中间的二线则是沿滹沱河，由瀛洲（今河北河间市，后改为河间府）、沧州（今河北沧州）、冀州（今河北衡水冀州区）、贝州（后改为恩州，今河北清河县）、邢州（今河北邢台）等一众要点构成。
最南端则以黄河为第三道防线，由黄河沿岸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滑州（今河南滑县）、澶州（今河南濮阳）、濮州（今山东鄄城）、郓州（今山东郓城县）、德州（今山东德州）、棣州（今山东惠民县）、齐州（今山东济南）。
上述为依据地理形势划定的三道防御纵深线，但其中最为关键的则是处于第一道和第二道防线之间的镇州（今河北正定）、定州（今河北定县）、高阳关（今河北高阳县东）及瀛州。
这几处地域既不处于国境一线，又拱卫身后防御，且相互交通便利，历来作为宋军北方防御之重点机动兵团部署地域。
尤其是处于西侧靠近太行山的镇州、定州，作为机动防御的重中之重。
此处虽然西倚太行山，但只有部分山谷险道可连通山后地区（即太行以西），溪涧峻狭，林木壅遏，基本不可能成为骑兵部队的行军路线。
所以镇、定二处的宋军部队无需担忧侧方之患，可专注北方。
赵匡胤时期，在河北方向总体的防御策略是一线巡防、二线机动、攻势防御。
在东侧沿易水、拒马一线，在霸州、雄州布置点防御，同时在西侧设置缘边都巡检司作为指挥机构，统筹指挥这一线的保寨军(位于今河北保定市清苑区)、广信军(位于遂城，今河北徐水县遂城镇)、安肃军(位于今河北徐水县)等一些列堡寨，避免各城寨孤军作战而分散兵力和自顾不暇只能守城而不能出战迎敌情况的发生。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位于雄州以西的缘边都巡检司，其所管辖的地域以北有易州前凸，作为屏障（易州自柴荣959年北征时夺取，直到989年再次被辽国所夺）。
而在广信军的北侧则有黑卢堤作为依托，此处是战国时燕国为防御赵国修建的南长城，在宋朝时仍具备一定的军事作用。后来易州丢失后，黑卢堤一线成为了宋辽的国界线。
在镇州、定州、高阳关部署机动兵力，执行策应和反击任务。
最能体现赵匡胤攻势防御思想的还是对于边将和边军的使用策略。太祖初年，以：
“李汉超屯关南(今河北高阳县东)，马仁瑀守瀛州(今河北河间市)，韩令坤镇常山(今河北正定县)，贺惟忠守易州(今河北易县)，何继筠领棣州(今山东惠民县南)，以拒北敌。
其族在京师者，抚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以与之。恣其贸易，免其所过征税，许其召募之，命以为爪牙。
凡军中事皆得便宜，每来朝，必召对命坐，厚为饮食，锡赍以遣之。
由是边臣富贵，能养死士，使为间谍，洞知敌情;及其入侵，设伏掩击，多致克捷，二十年无西北之忧。”
以上这些地区，从最北端的易州到靠进内线的棣州，讲究的是跨纵深弹性布防。
赵匡胤对这些边将高度信任，令他们长期驻守，并通过中央返还当地和边易赋税的方式，允许各将领因地制宜扩充兵备。
遇有战事或边境冲突，将领们掌握充分的自主权，能够随机应变，中央与君主对其行为及作战不作过多干涉，因此能够将军事上的自主性、机动性和实效性发挥到极致。
所以尽管在赵匡胤时期，宋与辽国在边境上没有大的战事，但上述这些边将们却时时刻刻严密关注和应对辽国形势，并时常主动出击，以小规模冲突的方式侦察敌情、锤炼部队、震慑辽国。
故而：
“由是边臣皆富于财，得以养士用间，洞见蕃夷情状，时有寇钞，亦能先知预备，设伏掩击，多致克捷。故终太祖世无西北之忧，诸叛以次削平，武功盖世。斯乃得壮士以守四方，推赤心置人腹中之所致也。”
到了赵光义以及后来的真宗、仁宗时期，由于两次北伐（高梁河之战、雍熙北伐）以及辽国数次南侵以至于最后屈辱的澶渊之盟，宋军完全一改太祖时的攻势防御策略，改为全盘防守、只守不攻。
简单地说，就是拼了命地堆人数、修工事。
在边境一线挖沟引水、修筑堡寨，将此处彻底的化为沟塘泥沼，并大幅度的扩大堡寨的规模、数量和规格。
此举带来的后果就是，在限制敌人骑兵机动性的同时，也大大的伤害了我方各处守军出击、联络、巡防的可能性，使得一线防御体系变为了一个个割裂的孤子。
尽管单点防御或许变强了，但整体防御却减弱了。
甚至随着沟塘泥沼规模的扩大，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专门乘小船巡防的水军小分队。
而更令人可笑和生气的是，一度朝堂上不少大臣竟然开始上书，论述如何利用这些水系来成功的种植稻谷补贴军需，丝毫没想到这种完全丧失进攻性质的防御设计和思维定式会带给国家怎样的弊端。
而在二线则以镇州、定州为核心，常年屯驻大批量的部队，进一步加大了对国力和后勤的消耗。
相比于这种消极的防御策略更可怕的，则是以皇帝为首的中央对边防将领近乎于抽真空似的限制和束缚。
赵光以及以后的宋朝君主，对河北边防将领限制的皆为苛刻，无论是防御还是反击，都严格设置了规定的动作和步骤，行军出阵必按所谓皇帝“阵图”。
凡依此而行者，战败不记大过，不行者，则战胜亦不论功。
长期下去之后，宋朝沿线的各处堡寨守将和二线的机动兵团统帅，纷纷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哪怕敌人从我眼前过，只要不攻击我，我就眼神防守让他过去。
从本应自觉践行和贯彻“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转变为了解放战争时期国军“友军有难、八方点赞”的假仗义。
所以尽管增大了兵力、强化了河北的防守密度，但这些所谓的防御实际都变成了木偶和稻草人，辽军骑兵反而可以更加肆意从容的穿插进攻。
这就形成了国防和军事的恶性循坏，面对辽军屡次侵入纵深甚至逼近黄河沿线，宋朝中央愈发恐慌，进一步加大河北的驻军数量和防御工事，并给前线将领的指挥手册上再打补丁。
长此以往，国家财政不堪重负，河北当地也陷入了频繁的征兵和被劫掠状态，生产能力和战争潜力极大的被削弱。
因河北兵源不足，赵光义后期甚至想要从河南等地抽调农夫组成民兵，幸亏在朝中一些大臣的阻拦下，才搁下了这么一个既耽误河南生产、又无法改善河北防御形势的烂招。
以上是宋军在河北方向的基本布防情况和赵匡胤及之后时期的一些部署和策略，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山西方向。
这个方向主要连接燕云十六州的山后地区，面对的辽军核心据点就是云州（今大同云州区）。
由于这里不是宋辽战争的主要方向，所以宋军的防御情况也相对较为简单：
第一线的防御就是恒山山脉，而重中之重的则是长城“外三关”之一的雁门关。
雁门关与其南侧的代州（今山西代县）紧密相依，宋朝专门在此处设置雁代都部署一职，负责拱卫。
往南的二线防御阵地就要退到了太原，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太原之地位无可替代，南北皆以此处为屏障要冲。
正因如此，尽管赵光义灭北汉后先火烧后水淹的彻底毁了晋阳古城，并将并州治所（即太原）迁到了榆次县。
但随着宋辽战争的加剧，负责山西防御的潘美，最后仍然在第一时间（982年），重新将治所迁回故地，在唐明镇营建新城。
（潘美后来任三交都部署，“三交”即太原城北三交镇，今太原尖草坪区十里铺）
但仓促之间修建的新城怎能与千年坚城晋阳古城相比，这就是自以为是、心胸狭隘的赵光义干的好事。
以上就是宋朝在河北和山西方向的防御部署情况，下面我们可以转入辽军对宋军的进攻篇章了。
首先，宋军战斗力不俗，且有兵力的优势。赵匡胤时期非常注重情报工作，曾经对辽国作了深入的侦察。
这个时期辽国可以进行野战的精锐兵力不过10万人，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是护卫皇帝的亲军，叫做翰鲁朵。
按照规定，每代皇帝都有一支这样的部队（开国皇后述律平也有一支），皇帝生前这些人伴随左右护驾巡行，皇帝死后他们去守灵，随着老皇帝逝世，翰鲁朵力量也在逐渐削弱。
新皇帝上任后会重新组建自己的翰鲁朵，同时将之前的翰鲁朵精锐集中起来，即诸翰鲁朵共同护卫现任皇帝。
高粱河之战时，辽国的翰鲁朵军力大约在3万人。除非遇到紧急情况，这支部队一般是不动用的。
翰鲁朵并非只是一支部队，而是类似于部族性质的军政民综合体，只不过这个综合体是从其他的部族中被抽调单列出来，由皇帝（或皇后等）直接掌握，地位也最高。
第二就是部族军。
这主要来自契丹各部族的常备军，其中的绝对主力就是分别隶属于北院大王指挥的五院部军和隶属于南院大王指挥的六院部军。
高梁河之战的时候，耶律斜轸率领的就是六院部军，后来耶律休哥增援幽州，带领的是五院部军。
除此之外，一些契丹的部族首领仍然可保留一部分私兵，但因为契丹强干弱枝、巩固皇权的举措，这些私兵数量被限制的极为严格，少数能有近千人，大部分在数百人之间。
所以这些力量不在万不得已之时，皇帝是不会调用的，因为性价比太低。
契丹作为游牧民族，实行的是兵民一体，遇有战事则征调部队，而这些部队的兵器、战马、粮草、器械等皆由兵士自行承担，国家也不补发军饷，所得所获皆依赖于抢掠。
这种制度虽然能够减轻财政负担，且可以在需要之时动员极大比例的民众转为军队（男子15岁至50岁皆可成军），但也同时注定了和平时期国家不可能维持数量庞大的常备军（或可看做职业军）。
所以翰鲁朵、部族军就是辽国常设、常备、常训的精锐部队。
所以这次太原之战到高梁河之战，契丹先后派出了耶律敌烈（耶律沙）、耶律斜轸、耶律奚底、耶律休哥四批次部队，可以说已经是在面对宋军突然攻击时派出了绝大部分的精锐常备军。
（其实在支援北汉的时候，还有一支部队，但那支部队没有参加白马岭之战和后来的幽州之战）。
可是即便在此种情况下，仍然与宋军对决没有取得优势。
所以综合宋军的战力和兵力相对于辽军是有优势的。
其次，宋军有突然进攻的优势。
在辽军多年未与宋军主力交战且不知其底细的情况下，面对宋军的突然袭击，辽国上下都应对不足、惊慌失措。
从宋军入境后岐沟关、涿州皆是不战而降，一直到幽州保卫战的十多天时间里，先后有四波官员带着部队投降可见，宋军此次的突然袭击是有极大的震撼性和杀伤力的。
如果在做好充分战役准备的情况下，宋军很有可能在幽州战场取得先手优势并持续巩固这种优势，并最终依靠体量优势取得战役胜利。
就如同诸葛丞相北伐的时候，最好的机会就是第一次出祁山，打了国力军力都占据优势的曹魏一个措手不及，如若不是马谡失街亭，那么蜀汉极可能一战而定陇西，进而改变双方的实力对比。
同样的道理，宋军高梁河之战在占尽先手优势、以有备攻无备的情况下，没有一击而中，那么这就会促进辽国上下觉醒，逼迫着辽国转入战争动员状态，甚至是发挥自己优势，由被动防御转为主动进攻，而这将是宋军的噩梦。
此前我们提到过了，辽国以骑兵为主，长于穿插进攻，短于要点防御。
宋军主动进攻，在幽州城下决战，等于是逼着辽国用骑兵冲击阵地，是用自己之长打对手之短。
可是如果辽国转入进攻而宋军防御，在没有类似幽州这样的关卡要地情况下，平坦的华北平原将成为辽国肆意穿插进攻的跑马场。
若要分兵守卫，则处处兵力不足，若要集中兵力决战，则又会因为部队机动性的优势受制于人，步兵追着骑兵去决战，那画面想想都很美。
更何况，辽国军队已劫掠为主，不依赖后勤补给线，完全可以无视前沿据点直扑宋朝内地核心。
宋朝由主动进攻变为被动防御，将迫使决策者在河北地区施行坚壁清野的办法，会极大的损害河北地区的生产，而且相应的兵力驻屯、工事构筑等国防开支也要迅速的增长，从此背上沉重的财政包袱。
开封这个国都，紧邻黄河、无险可守，一旦河北前沿被敌人突破或者绕过，稍不留神就会被兵临城下甚至一波带走。
赵匡胤当年在猛将如云、兵甲锐利的情况下，都能深谋远虑的考虑迁都之事，正是底线思维针对这一情况做出的应变，还是那句话：“未虑胜而先虑败”。
所以，宋军若要收复燕云十六州，一定是要在准备充分的前提下力求一击制胜，坚决不能留给辽国打反击的机会。
明白了这些，才知道赵光义高粱河一战的决策是多么的草率、业余、不负责任！
但是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宋国上下只能立足于辽国即将展开报复的残酷事实。
既然是要开始防御作战，我们现在就只能把目光从燕云地区转向河北和山西地区了，来看一看宋朝在北疆的防御体系。
河北方向：
宋辽两国边界线为：东起大沽口，以白沟河、南拒马河为界河，向西之太行山飞狐口（又称飞狐陉，太行八陉之一，连接山前山后之要冲）
在霸州（今河北霸州，即柴荣北征时所取益津关改名霸州）及沧州（今河北沧州）以东地区，尤其是今天天津附近的滨海地区，为泥泞沼洼地带，每逢雨季尤为难以行军。
故而霸州以东地区不是宋辽双方攻防的重点方向，太行山至霸州才是双方的主要作战面宽。
整个河北方向，宋朝的防御部署自北向南可分为三线：
最北端是易州（今河北易县）凸前，以易水、拒马河为依托，雄州（今河北雄县）、霸州、遂城（今河北徐水县遂城镇）一线；
中间的二线则是沿滹沱河，由瀛洲（今河北河间市，后改为河间府）、沧州（今河北沧州）、冀州（今河北衡水冀州区）、贝州（后改为恩州，今河北清河县）、邢州（今河北邢台）等一众要点构成。
最南端则以黄河为第三道防线，由黄河沿岸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滑州（今河南滑县）、澶州（今河南濮阳）、濮州（今山东鄄城）、郓州（今山东郓城县）、德州（今山东德州）、棣州（今山东惠民县）、齐州（今山东济南）。
上述为依据地理形势划定的三道防御纵深线，但其中最为关键的则是处于第一道和第二道防线之间的镇州（今河北正定）、定州（今河北定县）、高阳关（今河北高阳县东）及瀛州。
这几处地域既不处于国境一线，又拱卫身后防御，且相互交通便利，历来作为宋军北方防御之重点机动兵团部署地域。
尤其是处于西侧靠近太行山的镇州、定州，作为机动防御的重中之重。
此处虽然西倚太行山，但只有部分山谷险道可连通山后地区（即太行以西），溪涧峻狭，林木壅遏，基本不可能成为骑兵部队的行军路线。
所以镇、定二处的宋军部队无需担忧侧方之患，可专注北方。
赵匡胤时期，在河北方向总体的防御策略是一线巡防、二线机动、攻势防御。
在东侧沿易水、拒马一线，在霸州、雄州布置点防御，同时在西侧设置缘边都巡检司作为指挥机构，统筹指挥这一线的保寨军(位于今河北保定市清苑区)、广信军(位于遂城，今河北徐水县遂城镇)、安肃军(位于今河北徐水县)等一些列堡寨，避免各城寨孤军作战而分散兵力和自顾不暇只能守城而不能出战迎敌情况的发生。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位于雄州以西的缘边都巡检司，其所管辖的地域以北有易州前凸，作为屏障（易州自柴荣959年北征时夺取，直到989年再次被辽国所夺）。
而在广信军的北侧则有黑卢堤作为依托，此处是战国时燕国为防御赵国修建的南长城，在宋朝时仍具备一定的军事作用。后来易州丢失后，黑卢堤一线成为了宋辽的国界线。
在镇州、定州、高阳关部署机动兵力，执行策应和反击任务。
最能体现赵匡胤攻势防御思想的还是对于边将和边军的使用策略。太祖初年，以：
“李汉超屯关南(今河北高阳县东)，马仁瑀守瀛州(今河北河间市)，韩令坤镇常山(今河北正定县)，贺惟忠守易州(今河北易县)，何继筠领棣州(今山东惠民县南)，以拒北敌。
其族在京师者，抚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以与之。恣其贸易，免其所过征税，许其召募之，命以为爪牙。
凡军中事皆得便宜，每来朝，必召对命坐，厚为饮食，锡赍以遣之。
由是边臣富贵，能养死士，使为间谍，洞知敌情;及其入侵，设伏掩击，多致克捷，二十年无西北之忧。”
以上这些地区，从最北端的易州到靠进内线的棣州，讲究的是跨纵深弹性布防。
赵匡胤对这些边将高度信任，令他们长期驻守，并通过中央返还当地和边易赋税的方式，允许各将领因地制宜扩充兵备。
遇有战事或边境冲突，将领们掌握充分的自主权，能够随机应变，中央与君主对其行为及作战不作过多干涉，因此能够将军事上的自主性、机动性和实效性发挥到极致。
所以尽管在赵匡胤时期，宋与辽国在边境上没有大的战事，但上述这些边将们却时时刻刻严密关注和应对辽国形势，并时常主动出击，以小规模冲突的方式侦察敌情、锤炼部队、震慑辽国。
故而：
“由是边臣皆富于财，得以养士用间，洞见蕃夷情状，时有寇钞，亦能先知预备，设伏掩击，多致克捷。故终太祖世无西北之忧，诸叛以次削平，武功盖世。斯乃得壮士以守四方，推赤心置人腹中之所致也。”
到了赵光义以及后来的真宗、仁宗时期，由于两次北伐（高梁河之战、雍熙北伐）以及辽国数次南侵以至于最后屈辱的澶渊之盟，宋军完全一改太祖时的攻势防御策略，改为全盘防守、只守不攻。
简单地说，就是拼了命地堆人数、修工事。
在边境一线挖沟引水、修筑堡寨，将此处彻底的化为沟塘泥沼，并大幅度的扩大堡寨的规模、数量和规格。
此举带来的后果就是，在限制敌人骑兵机动性的同时，也大大的伤害了我方各处守军出击、联络、巡防的可能性，使得一线防御体系变为了一个个割裂的孤子。
尽管单点防御或许变强了，但整体防御却减弱了。
甚至随着沟塘泥沼规模的扩大，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专门乘小船巡防的水军小分队。
而更令人可笑和生气的是，一度朝堂上不少大臣竟然开始上书，论述如何利用这些水系来成功的种植稻谷补贴军需，丝毫没想到这种完全丧失进攻性质的防御设计和思维定式会带给国家怎样的弊端。
而在二线则以镇州、定州为核心，常年屯驻大批量的部队，进一步加大了对国力和后勤的消耗。
相比于这种消极的防御策略更可怕的，则是以皇帝为首的中央对边防将领近乎于抽真空似的限制和束缚。
赵光以及以后的宋朝君主，对河北边防将领限制的皆为苛刻，无论是防御还是反击，都严格设置了规定的动作和步骤，行军出阵必按所谓皇帝“阵图”。
凡依此而行者，战败不记大过，不行者，则战胜亦不论功。
长期下去之后，宋朝沿线的各处堡寨守将和二线的机动兵团统帅，纷纷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哪怕敌人从我眼前过，只要不攻击我，我就眼神防守让他过去。
从本应自觉践行和贯彻“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转变为了解放战争时期国军“友军有难、八方点赞”的假仗义。
所以尽管增大了兵力、强化了河北的防守密度，但这些所谓的防御实际都变成了木偶和稻草人，辽军骑兵反而可以更加肆意从容的穿插进攻。
这就形成了国防和军事的恶性循坏，面对辽军屡次侵入纵深甚至逼近黄河沿线，宋朝中央愈发恐慌，进一步加大河北的驻军数量和防御工事，并给前线将领的指挥手册上再打补丁。
长此以往，国家财政不堪重负，河北当地也陷入了频繁的征兵和被劫掠状态，生产能力和战争潜力极大的被削弱。
因河北兵源不足，赵光义后期甚至想要从河南等地抽调农夫组成民兵，幸亏在朝中一些大臣的阻拦下，才搁下了这么一个既耽误河南生产、又无法改善河北防御形势的烂招。
以上是宋军在河北方向的基本布防情况和赵匡胤及之后时期的一些部署和策略，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山西方向。
这个方向主要连接燕云十六州的山后地区，面对的辽军核心据点就是云州（今大同云州区）。
由于这里不是宋辽战争的主要方向，所以宋军的防御情况也相对较为简单：
第一线的防御就是恒山山脉，而重中之重的则是长城“外三关”之一的雁门关。
雁门关与其南侧的代州（今山西代县）紧密相依，宋朝专门在此处设置雁代都部署一职，负责拱卫。
往南的二线防御阵地就要退到了太原，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太原之地位无可替代，南北皆以此处为屏障要冲。
正因如此，尽管赵光义灭北汉后先火烧后水淹的彻底毁了晋阳古城，并将并州治所（即太原）迁到了榆次县。
但随着宋辽战争的加剧，负责山西防御的潘美，最后仍然在第一时间（982年），重新将治所迁回故地，在唐明镇营建新城。
（潘美后来任三交都部署，“三交”即太原城北三交镇，今太原尖草坪区十里铺）
但仓促之间修建的新城怎能与千年坚城晋阳古城相比，这就是自以为是、心胸狭隘的赵光义干的好事。
以上就是宋朝在河北和山西方向的防御部署情况，下面我们可以转入辽军对宋军的进攻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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