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章 君臣共治
太祖之时，全国的统一战争还是国家生活的重中之中。太宗一朝虽然辽宋征战不断，但内政治理也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总得来说，宋太宗进一步削弱了武将的权力，皇权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但是皇权的巩固并不意味太宗的专断独行。文臣的权力在太宗时期也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宋太宗时期渐渐开启了君臣共同治理国家的良好开端。正是太宗时期对文臣的充分尊重，才使仁宗时期的君臣共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才使仁宗时期宋朝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太宗时期基本沿习了太祖时期的各项制度，特别是一脉相承的采取了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宋朝初期在这一国策的主导下，社会快速安定，经济日益发展，国家整体上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五代十国时期的混乱局面快速被改变，总体是符合宋朝社会良性发展的趋势。
但是宋朝初期对辽战争屡战屡败的结果以及给后世留下的一个积贫积弱的印象，又是如何产生的？是否与宋朝重文抑武的政策有直接的关系？
事实上宋朝的综合国力是远超辽国的。无论是经济，人口，文化，科技，贸易，军事，各个方面宋朝都是远胜辽国的。就是军事力量而言，辽史记载其总兵力达到五十万人，实际兵力不会超过三十万人。对宋能真正作战的兵力不超过十万人。而太宗时期总兵力达到六十六万人还多。军需准备更是远远胜过辽国，举国动员能力更是辽国所不能比的。但是二国的交战，为何在大的战役方面却是宋朝惨败呢？
宋朝初期的战争失利并不能说宋初重文抑武国策完全是错误的，事实上此后的元、明、清，仍至世界范围内的主要国家在国家治理中都采取了重文抑武的治理思路。英国进入近代更是建立了文官制度，也是实施了重文抑武的治国方针。反观军队势力更强的国家，总是社会动荡，经济停滞，不是社会发展的主流方向。太宗时期的战争失利，是当时二国实际情况对比的结果，并不是宋初基本国策所导致的。
从宋朝这一方面来说，太宗亲政后急于建立自己的权威，基本上是大权独揽。君臣共治的模式还是处于开端时期，总体上相权偏弱，皇权更为强势。太宗在统一南方及灭亡北汉的战争过程中，自信心演变成了自大，轻敌思想严重。认为辽国也是能轻易被打败的。
其次，太宗对藩镇将领采取“削夺权力，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政策，禁止藩镇将领贩卖货物，进行贸易活动。边防将领的自身实力大大减弱，所以边防将领无钱备置间谍探子，无法及时掌握敌方消息。也没有能力重赏士兵，让士兵尽力作战。边防军的战斗力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同时朝庭也没有在此基础上增加边防军的投入。这一情况与太宗个人有很大的关系。太宗这个人从骨子里是一个非常重视钱财的人，实在没有统领大国的领袖气质。
再次，太宗时期禁止将帅设置亲兵。也就是将帅实际是光杆司令一个，在战时没有自己的心腹亲兵保护。太宗自己也亲自体会到了这一禁令的恶果。在高粱河之战中，太宗在自己十几万人的队伍中竟然落到没有亲兵护卫，只有自己一人落荒而跑的地步。杨业之死，也可以说是这一禁令的可悲后果。在这一禁令之下，宋军上下级之间，几乎没有从属和统辖的关系。统帅不知道将校的能力，将校不知道士兵的勇怯，士兵也不知道统帅的功绩，整个军队上下不相通，军纪散漫，号令不能相通，相互不能求助，将帅没有权威，整个军队不能统一指挥。这个情况之下，军队越多越容易造成混乱。谁造成的？宋太宗！而不是重文抑武的政策。
最后，宋军采取的具体战略政策也存在重大的问题。太宗喜欢“将从中御”，也就是将帅没有独立指挥军队的主动权，必须听从皇帝的调度。而太宗的亲自指挥并不是建立在可靠的情报基础上，仅仅是通过自己的主观臆测就制定作战方略。完全违背了军事领域“知已知彼，方能百战百胜”的这一基本方针。特别可笑的是，太宗还会在出征前就谋划作战阵图，要求将帅严格按照阵图作战。简直就是太宗版的“刻舟求剑”，实在是太自以为是了。***讲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宋太宗是没有想像就没有发言权。在这种情况下，再强的军队，再勇敢的军人也得给太宗折腾完为止。与此同时，太宗的二次北伐特别是雍熙北伐，太宗制定的战略方针是有重大错误的。太宗将北伐分为三路大军，东西二个战场。东路军是直攻幽州，是主战场。西路军千里迂回后加入共同攻击幽州，进行决战。东路军主力缓缓推进，西路军则要求里迂回，并且要攻占云，寰，应，蔚，儒等九州之地，还要占领飞狐，灵丘等战略要地，还要控制太行，军都，燕山等地的关口要隘，然后切断东北辽军的来援之路，最终到达燕京之地，形成战略合围，发动总攻。西线潘美，田重进二军转战千里，要控制这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实现的可能。宋军三十万人马，分兵三路，辽军十多万人马合兵一处，在局部兵力上宋军根本没有优势，反而因辽军以骑兵为主，宋军以步兵为主，明显处于下风。经过以上这些方面的结合，宋军未开战就已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此时的宋军能碰上一个猪对手，同样犯下众多的错误，可能还有胜利的希望。但是此时的辽国却没有留给宋军这样的机会。
辽国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辽朝建国更早，早在公元916年就建立了统一的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国力也甚是强大。从辽国耶律阿保机建国到辽圣宗在位，期间各位君主基本算是勤于政事，只有辽穆宗在位时内斗不断，朝政混乱，才使中原王朝对北用兵获得了较大的胜利。到辽景宗继位，虽然辽景宗基本也是个混蛋，但是实际权力在萧太后手中，也就是萧皇后萧绰实际掌权时，辽国国内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国力也已有相当的发展。萧太后摄政后，也是太宗发动二次北伐时，辽国是君臣相助，史治良好，民众归心，哪还还有太宗的机会，客观上说太宗同志实在是生不逢时啊。辽国此时，文有室昉、韩德让等人，武有耶律休格等人，并且最高统帅萧太后宽厚容人，善于纳言，边民归附，更是国力强盛。宋太宗在听到虚假的情报“太后专权，宠幸用事，大臣不附，主幼国疑”的判断实不是辽国的国内实际情况了。在此基础上，太宗决意北伐的时机已是完全错误的时机，战争一开始双方的对比就注定了对宋朝而言注定将是一场悲剧。
战争的后果是严重的。但是太宗时期国内的治理还是有所发展的，特别是文臣的权力日渐得到加强，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也是日后真宗仁宗时期，独断的皇权进一步得到抑制，文臣权力进一步提升，内政更加清明，从而宋朝经济进一步得到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
太宗即位第一年，就下诏：“群臣有论次评定朝政是非的，应立即引对。”也就是太宗对臣子的建议还是非常重视的，愿意听到臣子的声音，愿意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所以太宗的加强皇权，也是在听到臣子不同的声音后才作出的决断。太宗在位的第四年，即公元979年，准备亲征北汉，攻打太原。太宗先问询曹彬，我们现在攻打太原，可以吗？曹彬答道，现在我们兵强马壮，人心向齐，如果讨伐太原，肯定势如破竹。太宗于是决定攻打太原。但是宰相薛居正提出反对意见，太原依靠辽国的支援，以前几次讨伐都没有大的收获，还是不要轻易出兵。太宗听了之后也不生气，仅仅是回答道：“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可以攻打太原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太原攻下后，太宗本想一鼓作气进攻辽国的幽云地区，但命令下达后，各路军队却迟迟未到。太宗盛怒之下欲处罚相关将领。赵延溥进言道：“大军未动，先斩将士，恐怕到时候，众将士都不肯尽力杀敌。陛下还是请三思啊。”太宗听从意见，事后还奖赏了赵延溥。事实上也是因为太宗在攻下太原后未及时行赏将士，导致士气低落，才会发生高粱河大败，太宗只身南归才脱身的严重后果。甚至有人认为，高粱河之败本就是宋军兵变的结果。如果当时太宗不但不赏赐将士，而且还斩杀军士的话，可能产生的后果会更恶劣。太宗本人的安全能否得到保证都是一个大大的问题。
在国内的统治方面，太宗为了进一步了解民间的基本情况，太宗下诏命令：天下幕职，州县官上疏言事，凡有关民俗的利陋优劣，政令的适当与否，都可以一并从本州用驿传送到京师，上报朝廷。太宗的这个诏令改变了原先上书朝庭的级别问题，原来只有转运使以及知州，通判才能直接向朝庭上书的级别要求。现在的上书级别往下调，州县级官员也能直接上书了。显然这一诏令改变了上书的数量，拓宽了言路，使上层统治者更能了解社会的基本情况。
太宗此人虽然生性多疑，但也广开言路，曾经感慨的对大臣说道：“自本朝立国以来，君臣同心，臣子勇于劝谏，皇兄善于纳谏，以至大宋国力日盛，我怎么能不继承这一良好的制度。如果君臣之间不能充分的沟通，皇上不能充分的听取意见，那么即使有最有才能的大臣，也无法施展他的才能。”正是由于太宗的善于纳谏，后来甚至出现了平民直接上书皇帝的事情发生。据史记载，公元984年八月的一天，有一平民布衣也直接向皇帝上书献计。太宗还真正的认真看了相关的上书内容，一个平民对国家大事能有多少的见解。所述之事当然是胡言乱语的成份多，当时太宗的评价是所言狂狷。但是太宗看完后还是对臣子说道：“布衣所述之事，大多不知道朝庭的实际情况，所说的事情也都没有大的参考价值。但是我想达到的目的是下情能直通朝庭，不让社会基层的情况不能上述朝庭，所以有些上书虽没有很好的参考价值，我还是愿意看一看。也能容忍他们的一些说法。”可见的太宗的胸怀还是广阔的，也算得上是一个明君吧。为此，太宗时期也使朝庭出现了一大批敢于讲话，甚至敢于当面顶撞太宗，直言不讳的大臣。比较著名的人物有左拾遗田锡，左正言谢泌，张齐贤，枢密直学士寇准，宰相吕蒙正，吕端等人。这些人大都敢于直谏，太宗也能虚心的采纳他们的意见，嘉奖他们敢于直谏的精神。比如左正言谢泌曾上奏折，评论时政得失，太宗嘉奖他的忠心，不但升了他的官还奖赏三十万钱。
早期张齐贤还是布衣时就向太祖进献治国大计十条的张齐贤，不但对太祖直谏，对太宗也屡屡进谏。公元980年太宗高粱河一战，大败而归。太宗虽然当时是只身而跑，弄了个牛车还是驴车南跑一百多里才安全脱身。但对收复幽云之地还是念念不忘。日常言行当然也表现的十分明显。所以当时的朝中，许多大臣就顺着太宗的心意。多次上奏折，请求太宗再次出兵收复幽云地区。但就是张齐贤上奏折反对再次攻辽。其上奏折分析道：现在海内统一，朝野安定无事，关系到皇上忧虑的，难道不是因为河东刚刚平定，驻屯军队太多，幽蓟未被攻下，粮草运输过劳吗？我认为这些不足为虑。自从河东平定，我任知忻州，捕捉到契丹纳米典吏，都说契丹是从山后转运粮草到河东。据我考虑，契丹能自备军粮，则是对于太原不是不尽力，然而太原最终被我方占有，是因为契丹军力不足。河东刚刚平定，人心还未安定，岚、宪、忻、代几州没有军营，敌人进攻则田地尽失，敌人侵扰边界则守备为忧。到了国家扼守要害地方，增加壁垒，控制扼守左右边，边防严密，恩信已经实行，民心已经安宁时，敌人还跑到雁门、阳武谷来争夺小利，其后果是他们的智力能料知的。圣人行事，一举一动都考虑周到，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胜，如果慎重考虑，则契丹不足吞，燕蓟不足取。
自古边疆之事难以处理，并非完全因为敌国，也大多由于边吏侵扰导致的。如果边缘诸营寨抚御得到合适人选，只要加固壁垒挖深沟濠，蓄精养锐，以闲逸自处，我方安宁敌方劳顿，这是李牧之所以为赵所用。所谓择卒不如择将，任力不如任人。如果这样则边疆宁静，边疆宁静则转运之劳可减，转运减则河北的百姓得到休养生息，百姓得到休养生息，则田产丰富而蚕绩增加，百姓专心务农积聚粮食，充实边疆的用度。况且敌人的心也是择利避害的，怎么肯跑到必死之地去作寇呢？
我听说以六合之内为家者以天下为心，哪里有以争尺寸之地为事，斗强弱之势而后已的呢？所以圣人先务本而后求末，使国内安定来抵御敌国。百姓是本，土地是末。五帝先王，没有不先务根本的啊。尧、舜之治没有别的方法，在于使百姓安定并且为百姓谋利罢了。百姓安定且有利后，则远方之人恭敬到来。陛下爱护百姓，谋利天下之心，真是尧、舜啊。我猜想群臣大多因为纤微的利益，任用克下之术，侵扰穷苦百姓，以为有成。至于百姓的疾苦，看到了像没有看到，听见了像没有听见，招来民怨导致祸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希望慎重选择通儒，分路采访两浙、江南、荆湖、西川、岭南、河东，凡是以前赋敛苛重的地方，予以改正，因循旧例谋利于百姓，使赋税课利都有利于民，可以长久实行，为圣朝立法；除去旧弊，天下诸州有不方便百姓的，委托长吏上告。胆敢照行旧法者，处以重罚。使天下百姓都知道陛下的心意，感戴陛下的恩惠，用德政来感动远方之人，用恩惠来谋利于百姓，则远方之人的归服，可指日而待。太宗，一听还是很有道理的。再次攻辽的心意也就暂时放在一边，主要心思放在内政治理上，国力得到进一步发展。
太宗时期基本沿习了太祖时期的各项制度，特别是一脉相承的采取了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宋朝初期在这一国策的主导下，社会快速安定，经济日益发展，国家整体上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五代十国时期的混乱局面快速被改变，总体是符合宋朝社会良性发展的趋势。
但是宋朝初期对辽战争屡战屡败的结果以及给后世留下的一个积贫积弱的印象，又是如何产生的？是否与宋朝重文抑武的政策有直接的关系？
事实上宋朝的综合国力是远超辽国的。无论是经济，人口，文化，科技，贸易，军事，各个方面宋朝都是远胜辽国的。就是军事力量而言，辽史记载其总兵力达到五十万人，实际兵力不会超过三十万人。对宋能真正作战的兵力不超过十万人。而太宗时期总兵力达到六十六万人还多。军需准备更是远远胜过辽国，举国动员能力更是辽国所不能比的。但是二国的交战，为何在大的战役方面却是宋朝惨败呢？
宋朝初期的战争失利并不能说宋初重文抑武国策完全是错误的，事实上此后的元、明、清，仍至世界范围内的主要国家在国家治理中都采取了重文抑武的治理思路。英国进入近代更是建立了文官制度，也是实施了重文抑武的治国方针。反观军队势力更强的国家，总是社会动荡，经济停滞，不是社会发展的主流方向。太宗时期的战争失利，是当时二国实际情况对比的结果，并不是宋初基本国策所导致的。
从宋朝这一方面来说，太宗亲政后急于建立自己的权威，基本上是大权独揽。君臣共治的模式还是处于开端时期，总体上相权偏弱，皇权更为强势。太宗在统一南方及灭亡北汉的战争过程中，自信心演变成了自大，轻敌思想严重。认为辽国也是能轻易被打败的。
其次，太宗对藩镇将领采取“削夺权力，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政策，禁止藩镇将领贩卖货物，进行贸易活动。边防将领的自身实力大大减弱，所以边防将领无钱备置间谍探子，无法及时掌握敌方消息。也没有能力重赏士兵，让士兵尽力作战。边防军的战斗力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同时朝庭也没有在此基础上增加边防军的投入。这一情况与太宗个人有很大的关系。太宗这个人从骨子里是一个非常重视钱财的人，实在没有统领大国的领袖气质。
再次，太宗时期禁止将帅设置亲兵。也就是将帅实际是光杆司令一个，在战时没有自己的心腹亲兵保护。太宗自己也亲自体会到了这一禁令的恶果。在高粱河之战中，太宗在自己十几万人的队伍中竟然落到没有亲兵护卫，只有自己一人落荒而跑的地步。杨业之死，也可以说是这一禁令的可悲后果。在这一禁令之下，宋军上下级之间，几乎没有从属和统辖的关系。统帅不知道将校的能力，将校不知道士兵的勇怯，士兵也不知道统帅的功绩，整个军队上下不相通，军纪散漫，号令不能相通，相互不能求助，将帅没有权威，整个军队不能统一指挥。这个情况之下，军队越多越容易造成混乱。谁造成的？宋太宗！而不是重文抑武的政策。
最后，宋军采取的具体战略政策也存在重大的问题。太宗喜欢“将从中御”，也就是将帅没有独立指挥军队的主动权，必须听从皇帝的调度。而太宗的亲自指挥并不是建立在可靠的情报基础上，仅仅是通过自己的主观臆测就制定作战方略。完全违背了军事领域“知已知彼，方能百战百胜”的这一基本方针。特别可笑的是，太宗还会在出征前就谋划作战阵图，要求将帅严格按照阵图作战。简直就是太宗版的“刻舟求剑”，实在是太自以为是了。***讲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宋太宗是没有想像就没有发言权。在这种情况下，再强的军队，再勇敢的军人也得给太宗折腾完为止。与此同时，太宗的二次北伐特别是雍熙北伐，太宗制定的战略方针是有重大错误的。太宗将北伐分为三路大军，东西二个战场。东路军是直攻幽州，是主战场。西路军千里迂回后加入共同攻击幽州，进行决战。东路军主力缓缓推进，西路军则要求里迂回，并且要攻占云，寰，应，蔚，儒等九州之地，还要占领飞狐，灵丘等战略要地，还要控制太行，军都，燕山等地的关口要隘，然后切断东北辽军的来援之路，最终到达燕京之地，形成战略合围，发动总攻。西线潘美，田重进二军转战千里，要控制这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实现的可能。宋军三十万人马，分兵三路，辽军十多万人马合兵一处，在局部兵力上宋军根本没有优势，反而因辽军以骑兵为主，宋军以步兵为主，明显处于下风。经过以上这些方面的结合，宋军未开战就已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此时的宋军能碰上一个猪对手，同样犯下众多的错误，可能还有胜利的希望。但是此时的辽国却没有留给宋军这样的机会。
辽国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辽朝建国更早，早在公元916年就建立了统一的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国力也甚是强大。从辽国耶律阿保机建国到辽圣宗在位，期间各位君主基本算是勤于政事，只有辽穆宗在位时内斗不断，朝政混乱，才使中原王朝对北用兵获得了较大的胜利。到辽景宗继位，虽然辽景宗基本也是个混蛋，但是实际权力在萧太后手中，也就是萧皇后萧绰实际掌权时，辽国国内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国力也已有相当的发展。萧太后摄政后，也是太宗发动二次北伐时，辽国是君臣相助，史治良好，民众归心，哪还还有太宗的机会，客观上说太宗同志实在是生不逢时啊。辽国此时，文有室昉、韩德让等人，武有耶律休格等人，并且最高统帅萧太后宽厚容人，善于纳言，边民归附，更是国力强盛。宋太宗在听到虚假的情报“太后专权，宠幸用事，大臣不附，主幼国疑”的判断实不是辽国的国内实际情况了。在此基础上，太宗决意北伐的时机已是完全错误的时机，战争一开始双方的对比就注定了对宋朝而言注定将是一场悲剧。
战争的后果是严重的。但是太宗时期国内的治理还是有所发展的，特别是文臣的权力日渐得到加强，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也是日后真宗仁宗时期，独断的皇权进一步得到抑制，文臣权力进一步提升，内政更加清明，从而宋朝经济进一步得到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
太宗即位第一年，就下诏：“群臣有论次评定朝政是非的，应立即引对。”也就是太宗对臣子的建议还是非常重视的，愿意听到臣子的声音，愿意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所以太宗的加强皇权，也是在听到臣子不同的声音后才作出的决断。太宗在位的第四年，即公元979年，准备亲征北汉，攻打太原。太宗先问询曹彬，我们现在攻打太原，可以吗？曹彬答道，现在我们兵强马壮，人心向齐，如果讨伐太原，肯定势如破竹。太宗于是决定攻打太原。但是宰相薛居正提出反对意见，太原依靠辽国的支援，以前几次讨伐都没有大的收获，还是不要轻易出兵。太宗听了之后也不生气，仅仅是回答道：“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可以攻打太原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太原攻下后，太宗本想一鼓作气进攻辽国的幽云地区，但命令下达后，各路军队却迟迟未到。太宗盛怒之下欲处罚相关将领。赵延溥进言道：“大军未动，先斩将士，恐怕到时候，众将士都不肯尽力杀敌。陛下还是请三思啊。”太宗听从意见，事后还奖赏了赵延溥。事实上也是因为太宗在攻下太原后未及时行赏将士，导致士气低落，才会发生高粱河大败，太宗只身南归才脱身的严重后果。甚至有人认为，高粱河之败本就是宋军兵变的结果。如果当时太宗不但不赏赐将士，而且还斩杀军士的话，可能产生的后果会更恶劣。太宗本人的安全能否得到保证都是一个大大的问题。
在国内的统治方面，太宗为了进一步了解民间的基本情况，太宗下诏命令：天下幕职，州县官上疏言事，凡有关民俗的利陋优劣，政令的适当与否，都可以一并从本州用驿传送到京师，上报朝廷。太宗的这个诏令改变了原先上书朝庭的级别问题，原来只有转运使以及知州，通判才能直接向朝庭上书的级别要求。现在的上书级别往下调，州县级官员也能直接上书了。显然这一诏令改变了上书的数量，拓宽了言路，使上层统治者更能了解社会的基本情况。
太宗此人虽然生性多疑，但也广开言路，曾经感慨的对大臣说道：“自本朝立国以来，君臣同心，臣子勇于劝谏，皇兄善于纳谏，以至大宋国力日盛，我怎么能不继承这一良好的制度。如果君臣之间不能充分的沟通，皇上不能充分的听取意见，那么即使有最有才能的大臣，也无法施展他的才能。”正是由于太宗的善于纳谏，后来甚至出现了平民直接上书皇帝的事情发生。据史记载，公元984年八月的一天，有一平民布衣也直接向皇帝上书献计。太宗还真正的认真看了相关的上书内容，一个平民对国家大事能有多少的见解。所述之事当然是胡言乱语的成份多，当时太宗的评价是所言狂狷。但是太宗看完后还是对臣子说道：“布衣所述之事，大多不知道朝庭的实际情况，所说的事情也都没有大的参考价值。但是我想达到的目的是下情能直通朝庭，不让社会基层的情况不能上述朝庭，所以有些上书虽没有很好的参考价值，我还是愿意看一看。也能容忍他们的一些说法。”可见的太宗的胸怀还是广阔的，也算得上是一个明君吧。为此，太宗时期也使朝庭出现了一大批敢于讲话，甚至敢于当面顶撞太宗，直言不讳的大臣。比较著名的人物有左拾遗田锡，左正言谢泌，张齐贤，枢密直学士寇准，宰相吕蒙正，吕端等人。这些人大都敢于直谏，太宗也能虚心的采纳他们的意见，嘉奖他们敢于直谏的精神。比如左正言谢泌曾上奏折，评论时政得失，太宗嘉奖他的忠心，不但升了他的官还奖赏三十万钱。
早期张齐贤还是布衣时就向太祖进献治国大计十条的张齐贤，不但对太祖直谏，对太宗也屡屡进谏。公元980年太宗高粱河一战，大败而归。太宗虽然当时是只身而跑，弄了个牛车还是驴车南跑一百多里才安全脱身。但对收复幽云之地还是念念不忘。日常言行当然也表现的十分明显。所以当时的朝中，许多大臣就顺着太宗的心意。多次上奏折，请求太宗再次出兵收复幽云地区。但就是张齐贤上奏折反对再次攻辽。其上奏折分析道：现在海内统一，朝野安定无事，关系到皇上忧虑的，难道不是因为河东刚刚平定，驻屯军队太多，幽蓟未被攻下，粮草运输过劳吗？我认为这些不足为虑。自从河东平定，我任知忻州，捕捉到契丹纳米典吏，都说契丹是从山后转运粮草到河东。据我考虑，契丹能自备军粮，则是对于太原不是不尽力，然而太原最终被我方占有，是因为契丹军力不足。河东刚刚平定，人心还未安定，岚、宪、忻、代几州没有军营，敌人进攻则田地尽失，敌人侵扰边界则守备为忧。到了国家扼守要害地方，增加壁垒，控制扼守左右边，边防严密，恩信已经实行，民心已经安宁时，敌人还跑到雁门、阳武谷来争夺小利，其后果是他们的智力能料知的。圣人行事，一举一动都考虑周到，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胜，如果慎重考虑，则契丹不足吞，燕蓟不足取。
自古边疆之事难以处理，并非完全因为敌国，也大多由于边吏侵扰导致的。如果边缘诸营寨抚御得到合适人选，只要加固壁垒挖深沟濠，蓄精养锐，以闲逸自处，我方安宁敌方劳顿，这是李牧之所以为赵所用。所谓择卒不如择将，任力不如任人。如果这样则边疆宁静，边疆宁静则转运之劳可减，转运减则河北的百姓得到休养生息，百姓得到休养生息，则田产丰富而蚕绩增加，百姓专心务农积聚粮食，充实边疆的用度。况且敌人的心也是择利避害的，怎么肯跑到必死之地去作寇呢？
我听说以六合之内为家者以天下为心，哪里有以争尺寸之地为事，斗强弱之势而后已的呢？所以圣人先务本而后求末，使国内安定来抵御敌国。百姓是本，土地是末。五帝先王，没有不先务根本的啊。尧、舜之治没有别的方法，在于使百姓安定并且为百姓谋利罢了。百姓安定且有利后，则远方之人恭敬到来。陛下爱护百姓，谋利天下之心，真是尧、舜啊。我猜想群臣大多因为纤微的利益，任用克下之术，侵扰穷苦百姓，以为有成。至于百姓的疾苦，看到了像没有看到，听见了像没有听见，招来民怨导致祸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希望慎重选择通儒，分路采访两浙、江南、荆湖、西川、岭南、河东，凡是以前赋敛苛重的地方，予以改正，因循旧例谋利于百姓，使赋税课利都有利于民，可以长久实行，为圣朝立法；除去旧弊，天下诸州有不方便百姓的，委托长吏上告。胆敢照行旧法者，处以重罚。使天下百姓都知道陛下的心意，感戴陛下的恩惠，用德政来感动远方之人，用恩惠来谋利于百姓，则远方之人的归服，可指日而待。太宗，一听还是很有道理的。再次攻辽的心意也就暂时放在一边，主要心思放在内政治理上，国力得到进一步发展。
转码声明：以上内容基于搜索引擎转码技术对网站内容进行转码阅读，自身不保存任何数据，请您支持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