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二十二章 名臣司马光（三）

    庆历七年(1047年)，司马光二十九岁时贝州农民王则因不堪忍受压迫发动了农民起义，一时间人马众多，势力大增，不久就攻占贝州城，号称“东平郡王”。

    这时司马光父亲好友庞籍在朝为枢密副使，掌管全国军事要务。司马光为此事件写了《上庞枢密论贝州事宜书》，为尽快平息起义给庞籍献计献策。具体建议“以计破”而不是一味的武力进攻，应当威胁利诱并用，进行分化瓦解，只诛“首恶“，余皆不问。这个方针显然是用力少见效快的好方法。但是实际上起义军只坚持66天，首领王则被杀，其余尽皆焚死。没有用上司马光的建议，起义就结束了。虽然这次农民起义历时不长，但司马光的建议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他的才华进一步得到了高层领导的认可。

    在皇佑元年(1049年)，庞籍升任枢密使，就举荐司马光任馆阁校勘，但仁宗不知出于什么意图暂时没有同意这个建议，所以本来非常符合司马光专业的任职最终没有得到皇帝的许可。

    皇佑三年(1051年)，司马光三十三岁时由宰相庞籍再次推荐担任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这一次的推荐终于得到了皇帝的认可，终于可以使司马光在专业对口的情况下进行工作了。所以这次的工作对司马光而言那是非常的愉快，他在任职期间进行了大量有效的工作，比如其中的一项工作就是对《古文孝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撰写了《古文孝经指解》一文。当然这样的工作对司马光而言，只有快乐没有负担。

    皇佑五年(1053年)，司马光任殿中丞，除史馆检讨，修日历，改集贤校理，专任史官。从此司马光开始了对历史的研究。真正的开始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真正的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也因此让自己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光辉事绩。正在司马光潜心研究历史时，他的恩师庞籍被罢宰相职，降为户部侍郎，出任郓州(今山东郓城境内)知州。庞籍举荐司马光为郓州典学。

    至和元年(1054年)，司马光离开志趣相投的王安石、石杨休、包拯等人，去往郓州。（司马光与王安石年纪相差不大，在私下关系还是不错的，但后来由于政见不同成为政治上的对手。包拯和司马光则相差了二十岁，但包拯对司马光是非常赏识，成为司马光的官场指路人之一。）

    不久，司马光提任为通判，负责考察全州官吏。至和二年(1055年)，因庞籍出知并州，为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司马光改任并州通判。

    嘉佑元年(1056年)，他连写三封《请建储副或进用宗室》(第一、二、三状)，建议仁宗皇帝立储君，而前后三状没有结果以后，又托范镇在奏事时代为转达，请仁宗有个明确答复。但这一切均未说服仁宗，司马光由此也开始选择了沉默。

    司马光随庞籍在河东路任职期间，宋朝和西夏处于休战时期，但他并没有放松警惕，而是深入民间听取当地人意见。并州乡贡进士刘邕对边事很有研究，写成《边议》10卷，议论很有见地，司马光便予以推荐。司马光认为绝市和修建堡垒的办法有利于保护边界地区安宁，于是一面禁绝边民和西夏互市，一面决定修堡。正在这时，带兵将军郭恩，乘酒出击西夏，结果大败而归，自己不得已而自杀。朝廷御史审理此案，庞籍一人承担了责任，事后庞籍被解除了节度使之职，贬谪知青州事。

    司马光向皇帝连奏三状奏明庞籍是听了他的意见才决定修堡的，说明庞籍完全是出于“欲为国家保固疆圉“的本心，“发于忠赤，不顾身谋“，因为“过听臣言，以至于此“，应当“独臣罪，以至典刑“。而庞籍得知司马光要为自己辩解时，就又上奏章，引咎自归，请求免除司马光之罪，使司马光没有受到任何责罚。庞籍和司马光以忘年之交，互相支持、爱护，难能可贵。庞籍死后，司马光不忘庞籍对他的大恩，待其家人如自己的亲人。

    嘉佑三年(1058年)司马光迁开封府推官，赐五品服。嘉佑六年(1061年)，擢修起居注。司马光坚决推辞，连上五状，他认为自己“实非所长“，但仁宗一直不收回成命。不久仁宗下诏，迁司马光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

    任职五年期间，前后向皇帝上奏疏170余份，先后向仁宗上书“三言“、“五规“，多次上书仁宗解决继嗣的问题，仁宗觉得司马光真心为国家社稷考虑，遂将奏折转至中书省。司马光亲自到中书省催办，直到赵曙被立为皇太子。司马光四十四岁时，擢为知制诰，但司马光不愿就职，他认为这是一个掌管起草诏令的差事，不是他的特长。

    为此他在嘉佑七年(1062年)三月，连上九《辞知制诰状》，说明不适宜任此职务。仁宗皇帝收回诏令，改授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仍知谏院。

    嘉佑八年(1063年)三月二十九日，仁宗驾崩。四月赵曙即位，即英宗。两宫矛盾加剧，司马光看到这种情况，四月十三日进《上皇太后疏》，四月二十七日进《上皇帝疏》，力陈国家当务之急应君民同心、内外协力的道理。六月二十二日，他又上《两宫疏》，指出:“金堤千里，溃于蚁穴，白璧之瑕，易离难合。“皇帝没有太后支持“无以君天下“，太后离开皇帝“无以安天下“。

    十一月二十六日，又写了两封章奏，一封给皇太后，一封给皇帝。在奏章中，讲历史，摆利害，晓明大义，从全局出发，苦苦相劝，终于得到效验。加之英宗的病情也有所好转，使太后和英宗的矛盾趋于缓和。

    从嘉佑八年(1063年)三月到治平元年(1064年)七月的一年多时间里。司马光为消除太后和英宗之间的矛盾，前后共上奏章17封。在五年的谏官生涯中，除了关注社会上层，帮助朝廷解决好皇位继承和皇帝的修身要领、治国政纲等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外，同时也把注意力放到下层人民身上。

    他发出了关心人民疾苦，减轻人民负担的呼声。而且这个思想几乎贯穿在他所有的奏章里。他在《论财利疏》中指出:当今天下最苦的是农民，因为“农民苦身劳力，粗衣粗食，还要向政府交纳各种赋税，负担各种劳役。收成好的年代，卖掉粮食以供官家盘剥，遇到凶年则流离失所，甚至冻饿而死“，建议切实采取一些利民措施。

    司马光反对宫中宴饮和赏赐之风，嘉佑六年(1061年)，他上书《论宴饮状》，恳请皇帝为民着想，悉罢饮宴。他上《言遗赐札子》，反对朝廷不顾国家实际，厚赏群臣。仁宗死后，英宗将仁宗价值百余万的遗物颁赐群臣，司马光也获得近千缗。但这些正确的谏言，因为朝廷腐朽，又触犯一些既得利益者，当然不能被采纳。司马光只好从自己做起，将自己所得赏赐交给谏院为公使钱。

    治平元年(1064年)，司马光上奏《乞罢陕西义勇札子》，他认为当时在边防组织“义勇“使百姓“骨肉流离，田园荡尽“，给百姓带来无穷苦难，希望朝廷审察利害。特罢此事。当朝廷不予采纳时，他又写第二封札子，并亲自上殿面见英宗，他说:要防边必须从将帅军政着手，一味拉夫凑数，只能是“徒有惊扰，而实无所用“。英宗这次略有所动，并把上殿札子送中书省和枢密院商量，但一经商量，方知此事拟议已久难以更改。他又连上六疏，并和宰相韩琦进行辩论，韩琦虽然无言以对，但手中有权司马光也拿他没办法。这次谏言失败后，司马光连上五状，要求降黜。

    治平二年(1065年)，朝廷任司马光龙图阁直学士，仍留任谏职。司马光因对谏官彻底失望了，借机连上三状要求不当谏官，他在奏章上说:“臣从事谏职，首尾五年，自本朝以来，居此官者未有如臣之久。臣资质愚戆，惟知报国，竭尽朴忠，与人立敌，前后甚众，四海之内，触处相逢，常恐异日身及子孙无立足之地，以此朝夕冀望解去。“英宗批准他免去谏职，仍进龙图阁直学士。

    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将《通志》(以《史记》为主，编成《周纪》5卷，《秦纪》3卷，共8卷)进呈英宗。这部书的时间是从烈王二十三年，韩、赵、魏三家分封起，到秦二世三年，秦朝灭亡为止。英宗看后大为赞赏，并给司马光二条明确指示，一是接续《通志》往下编修，二是决定设立书局，并由司马光自择官属，作为自己的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