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五十七章 变法最高统帅-神宗（一）
熙宁十年（1077）九月，宋神宗下令馆阁校对《唐六典》。有何用意？为了一件他想了很久的事。当年宋神宗决意推行新政，是为了解决“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的社会状况，以及冗员、冗兵和冗费的“三冗”危机。对于国库见底的困境，神宗曾认为：“财用屈竭，以为皆缘置官多。”
但王安石当时却说：“以臣所见，似不由官多。”他认为，皇帝应该担心的是任职的并非合适人选，而不是担心任职的合适人选过多，“苟能为陛下足用度，则虽比今日更多与人当直，未为过当”。由于王安石的意见不同，所以熙宁年间的变法，最后重点落在了“富国之法”和“强兵之术”上，而在整顿吏治方面，反而新增了官员和机构，吏禄也有所增加，主要是为了改变官僚集团的构成和提升官员素质。这个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一直萦绕在宋神宗的心头。因此熙宁末年，出于对汉唐旧业的推崇，他下令校对《唐六典》，设想以《唐六典》作“正官名”的范本。
元丰三年（1080）八月，宋神宗发布诏令，下诏改革官制。元丰五年（1082）五月，正式颁行新制。从下诏改制到正式实施，用了几乎整整两年时间。
史载这次官制改革方案是由宋神宗独自制订的——“上将定官制，独处阁中，考求沿革，一年而成，人皆不知”。经过两年的仔细琢磨，元丰官制改革涉及范围很广，条例繁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罢去台、省、寺、监“领空名”者以阶易官。即是用新的寄禄阶代替原来作为本官阶的三省六部官，让这些官员从“领空名”转变为“实典职事”。此前宋朝一直存在“三高官官不与政，而尚书至外郎与九寺五监皆为空官”的情况。以阶易官后，如王珪，就从“尚书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改换为“正议大夫”，这抽空了尚书省系统里官名的身份品位意义，但并没有变动该官员的差遣。而被抽空品位意义的官职，又恢复了他们的职事。这一变革有利于减少冗衔和虚名，明确官员俸禄。只有皇帝有这样的权力进行官职的改动，说明神宗还是真正的想改变冗官的这一严重问题的。
二、制定新官品位、任期、章服和补荫之制。改制前，宋朝官员品位一共有三十阶，改后简化为十八阶。
三、制定新官制格目，实行三省六部制，以三高官官为宰相、执政，下面是省、部、监系统。宋神宗的新制，基本一直实行到宋朝末年，确实纠正了宋初官制发展的不少弊病，对名不符实、官事分职这一局面有所改善。但是，也出现了新的弊端。行政效率被大大地拉低。元丰新制中，原本只是空架子的九寺五监充实起来，三省六部的职掌也责实了，就造成了机构重叠。原本不干事的机构突然要干事，就导致了整个办事流程复杂了起来。譬如百司诸事的申报，要经过寺、监的批准，而他们的长官因不能专断，又要上禀六部等反馈。有时候两个系统意见不一致，导致一件公文来回滞留月余的情况都是存在的。而在朝政事务的处理上，以前由宰执大臣批状后，就可以直接交给相关部门办理，但改制后，朝政事务必须经由三省，再下达六部，再下达寺、监，然后又从寺、监开始层层上报，回到三省，最后才下达百司执行。如果是军国大事，还要奏报皇帝亲览。这样的状况，宋神宗也是能看到的。元丰五年五月十一日，仅仅颁布新制十天后，他已经感慨：“自颁行官制以来，内外大小诸司，凡有申禀公事，日告留滞，比之旧日中书，稽延数倍，众皆有不办事之忧。”
但尽管如此，宋神宗还是坚持新制。因为，尽管官僚职能重叠、办事效率变低，但正是这种“上下相维，左右掣肘”局面的存在，方便宋神宗强化专制集权，把军政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上，防止总览全国政务的权相的出现。有学者指出，“从神宗官制改革的动机、目的以及实效来看，他并不是要根除官僚政治的积弊，并不是要对赵宋初年建立起来的新的文明体制中的弊病——强化专制，进行调整和改造，反倒是要通过局部的调谐，建立一套新的专制政治体系，继续强化高度的中央集权、强化皇权”。这与他当权后期的用人倾向，可谓相当一致主要表现就是揽权，专制。
面对已实行多年的“富国之法”和“强兵之术”，民间、朝廷里的争议之声从未止息，于是宋神宗做了一些调整，革除熙宁年间新政的某些弊端，以确保自己富国强兵的宏愿能够成为现实。针对以往官府的青苗钱必须全部放贷，致使众多百姓被迫承担官府借贷的情况，宋神宗从熙宁九年起就调整为青苗钱一半留存，一半继续贷款。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之前放贷的高压政策，减少了地方政府对百姓的不合理欺压。而从实际效果来看，不仅没有使政府的收入减少，反而解决了强行贷出去的钱收不回的问题。针对屡次引起民众骚动的免役法，宋神宗则下令整顿、处理了淮南、两浙等路冗占役人的问题，“减冗占千三百余人，裁省钱二十八万四千九百余缗”。不但减少了募役经费，还减轻了百姓的劳役和缗钱负担。市易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等，都在有序继续推行中。而在商业方面，宋神宗不断扩大国家专利的范围，在四川扩大川茶的禁榷，由此，茶税从40万贯增加至300余万贯。元丰六年（1083），经转运使吴居厚建议，神宗下令征榷徐州、青州等产铁地区的铁，然后，将政府打造的铁器卖给百姓，以此增加国库收入。
元丰年间，国家的收入比起熙宁年间又增加了，但奇怪的是，“财因多而匮乏”的局面一直存在。这期间宋神宗写了一首四言诗：五季失图，猃狁孔炽。艺祖造邦，意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
随后，这32字成为一座座库房的名称，储蓄变法所得，号“元丰库”。后来又增设20库，题诗：每虔夕惕心，忘意遵遗业。顾予不武资，何日成戎捷。但是，这些财资只是存起来，“以待非常之用”，没有落到解决社会问题的实处。对神宗来说，什么是“非常”之事呢？答案就在这两首题诗之中，神宗的“恢复幽燕之志”。对比起“富国之法”，元丰年间，宋神宗对“强兵之术”深化得更多，通过调整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等措施，不断扩充和强大帝国军队，目的在于改变宋朝的对外弱势地位。这是他一直以来的雄心壮志：“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帝奋然将雪数世之耻。”
但王安石当时却说：“以臣所见，似不由官多。”他认为，皇帝应该担心的是任职的并非合适人选，而不是担心任职的合适人选过多，“苟能为陛下足用度，则虽比今日更多与人当直，未为过当”。由于王安石的意见不同，所以熙宁年间的变法，最后重点落在了“富国之法”和“强兵之术”上，而在整顿吏治方面，反而新增了官员和机构，吏禄也有所增加，主要是为了改变官僚集团的构成和提升官员素质。这个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一直萦绕在宋神宗的心头。因此熙宁末年，出于对汉唐旧业的推崇，他下令校对《唐六典》，设想以《唐六典》作“正官名”的范本。
元丰三年（1080）八月，宋神宗发布诏令，下诏改革官制。元丰五年（1082）五月，正式颁行新制。从下诏改制到正式实施，用了几乎整整两年时间。
史载这次官制改革方案是由宋神宗独自制订的——“上将定官制，独处阁中，考求沿革，一年而成，人皆不知”。经过两年的仔细琢磨，元丰官制改革涉及范围很广，条例繁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罢去台、省、寺、监“领空名”者以阶易官。即是用新的寄禄阶代替原来作为本官阶的三省六部官，让这些官员从“领空名”转变为“实典职事”。此前宋朝一直存在“三高官官不与政，而尚书至外郎与九寺五监皆为空官”的情况。以阶易官后，如王珪，就从“尚书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改换为“正议大夫”，这抽空了尚书省系统里官名的身份品位意义，但并没有变动该官员的差遣。而被抽空品位意义的官职，又恢复了他们的职事。这一变革有利于减少冗衔和虚名，明确官员俸禄。只有皇帝有这样的权力进行官职的改动，说明神宗还是真正的想改变冗官的这一严重问题的。
二、制定新官品位、任期、章服和补荫之制。改制前，宋朝官员品位一共有三十阶，改后简化为十八阶。
三、制定新官制格目，实行三省六部制，以三高官官为宰相、执政，下面是省、部、监系统。宋神宗的新制，基本一直实行到宋朝末年，确实纠正了宋初官制发展的不少弊病，对名不符实、官事分职这一局面有所改善。但是，也出现了新的弊端。行政效率被大大地拉低。元丰新制中，原本只是空架子的九寺五监充实起来，三省六部的职掌也责实了，就造成了机构重叠。原本不干事的机构突然要干事，就导致了整个办事流程复杂了起来。譬如百司诸事的申报，要经过寺、监的批准，而他们的长官因不能专断，又要上禀六部等反馈。有时候两个系统意见不一致，导致一件公文来回滞留月余的情况都是存在的。而在朝政事务的处理上，以前由宰执大臣批状后，就可以直接交给相关部门办理，但改制后，朝政事务必须经由三省，再下达六部，再下达寺、监，然后又从寺、监开始层层上报，回到三省，最后才下达百司执行。如果是军国大事，还要奏报皇帝亲览。这样的状况，宋神宗也是能看到的。元丰五年五月十一日，仅仅颁布新制十天后，他已经感慨：“自颁行官制以来，内外大小诸司，凡有申禀公事，日告留滞，比之旧日中书，稽延数倍，众皆有不办事之忧。”
但尽管如此，宋神宗还是坚持新制。因为，尽管官僚职能重叠、办事效率变低，但正是这种“上下相维，左右掣肘”局面的存在，方便宋神宗强化专制集权，把军政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上，防止总览全国政务的权相的出现。有学者指出，“从神宗官制改革的动机、目的以及实效来看，他并不是要根除官僚政治的积弊，并不是要对赵宋初年建立起来的新的文明体制中的弊病——强化专制，进行调整和改造，反倒是要通过局部的调谐，建立一套新的专制政治体系，继续强化高度的中央集权、强化皇权”。这与他当权后期的用人倾向，可谓相当一致主要表现就是揽权，专制。
面对已实行多年的“富国之法”和“强兵之术”，民间、朝廷里的争议之声从未止息，于是宋神宗做了一些调整，革除熙宁年间新政的某些弊端，以确保自己富国强兵的宏愿能够成为现实。针对以往官府的青苗钱必须全部放贷，致使众多百姓被迫承担官府借贷的情况，宋神宗从熙宁九年起就调整为青苗钱一半留存，一半继续贷款。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之前放贷的高压政策，减少了地方政府对百姓的不合理欺压。而从实际效果来看，不仅没有使政府的收入减少，反而解决了强行贷出去的钱收不回的问题。针对屡次引起民众骚动的免役法，宋神宗则下令整顿、处理了淮南、两浙等路冗占役人的问题，“减冗占千三百余人，裁省钱二十八万四千九百余缗”。不但减少了募役经费，还减轻了百姓的劳役和缗钱负担。市易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等，都在有序继续推行中。而在商业方面，宋神宗不断扩大国家专利的范围，在四川扩大川茶的禁榷，由此，茶税从40万贯增加至300余万贯。元丰六年（1083），经转运使吴居厚建议，神宗下令征榷徐州、青州等产铁地区的铁，然后，将政府打造的铁器卖给百姓，以此增加国库收入。
元丰年间，国家的收入比起熙宁年间又增加了，但奇怪的是，“财因多而匮乏”的局面一直存在。这期间宋神宗写了一首四言诗：五季失图，猃狁孔炽。艺祖造邦，意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
随后，这32字成为一座座库房的名称，储蓄变法所得，号“元丰库”。后来又增设20库，题诗：每虔夕惕心，忘意遵遗业。顾予不武资，何日成戎捷。但是，这些财资只是存起来，“以待非常之用”，没有落到解决社会问题的实处。对神宗来说，什么是“非常”之事呢？答案就在这两首题诗之中，神宗的“恢复幽燕之志”。对比起“富国之法”，元丰年间，宋神宗对“强兵之术”深化得更多，通过调整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等措施，不断扩充和强大帝国军队，目的在于改变宋朝的对外弱势地位。这是他一直以来的雄心壮志：“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帝奋然将雪数世之耻。”
转码声明：以上内容基于搜索引擎转码技术对网站内容进行转码阅读，自身不保存任何数据，请您支持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