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五十八章 变法最高统帅-神宗（二）

    元丰四年（1081）六月，西夏发生内讧，西夏国主李秉常被母亲梁太后囚居了。鄜延副总管种谔把此事上书神宗，暗示这是宋朝征讨西夏的大好时机。神宗知道后，果然跃跃欲试。在与种谔的详谈中，种谔表示：“夏国没什么人才，秉常是个毛孩子，我朝大军一出，必能平定西夏。”听了这话，神宗信心满满，决意西征，下令熙河经制使李宪等人做好伐夏的准备。但是此时有人持不同看法。负责奏案文牍事务的孙固说：“发兵容易，收兵难，贸然出兵西夏不可取。”神宗说：“现在有机会不去讨伐西夏，以后可能会被辽人占据，这次机会断不可失。”孙固提出，如果一定要用兵，应当以伐罪为目的，不该灭国夺地，而应分裂他们的国家，让酋长自守。神宗觉得他这套说辞有些小儿科。孙固仍不死心，提出一个最尖锐的问题：“不知道陛下将任命谁来担起讨伐西夏的大任呢？”“朕已决定交付给李宪。”孙固一听是李宪，惊讶道：“讨伐西夏这么重要的事，居然任命一位宦官为统帅，部下肯不肯听命呢？”

    话毕，席间却陷入了一片沉默。只见宋神宗不说话，只是目光炯炯地看着孙固。孙固懂了于是退下。这一场战争，神宗命五路大军出征西夏，分道并进：李宪出熙河，种谔出鄜延，高遵裕出环庆，刘昌祚出泾原，王中正出河东。初期，五路人马都顺利进军目的地。对此神宗龙颜大悦，火速传令李宪统率五路大军，直逼夏都，企图一举拿下。然而梁太后淡定地采取坚壁清野策略，袭击五军粮道，让许多宋朝士兵活活饿死。最后五路军队，只有李宪一路因为没有按约定到灵州会师而未受损失，其余都死伤大半。战败消息传来，神宗十分后悔当初没听孙固之言，痛心疾首。这次惨败也打击了他的外征雄心。不过既然是心心念念的事业，怎么会因为一次失败就放弃呢？第二年，李宪再次请奏西征。种谔也转奏延州知州沈括曾经的建议：筑城横山，以高屋建瓴之势俯瞰灵夏，让西夏不敢张扬。以及提出，从银州出兵西征。神宗对筑城的提议深以为然，便下令命给事中徐禧和内侍李舜举到鄜延负责此事。后来，他们选定在永乐筑城。永乐城建成后，赐名“银川寨”，配置万名士兵驻守。永乐是什么地方？位于夏、银、宥三州边界。于是永乐城的建成一下让西夏感受到威胁的气息。因此不出10日，西夏便开始派兵前往永乐城。此时，主持筑城的徐禧还在沾沾自喜，以为建功之日马上要到了。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聚集到永乐城的西夏士兵，从最初的两千逐渐增至十万，再后来，竟然有三十万之多。密密麻麻漫山遍野。

    面对这一阵势，城小又无水源的大宋士兵，本就处于劣势，但由于城池牢固，用兵得当可能也还有一线生机。然而主持战事的徐禧并没有这个本事，而宋朝士兵素质也比不上人家，惨败不可避免。永乐城中被围困的宋军，无水无粮，他们只能绞马粪饮用汁水。饥病交加、四肢无力的宋军犹如瓮中之鳖，被夏军轻易击溃，损失惨重。噩耗传来的那天，神宗当朝失声痛哭，随后几天都没有进食。这次战败真的把神宗击垮了。他想起自己当初没有听王安礼等人的谏言，朝中多是王珪之流的平庸附和之辈。而这一切，似乎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因此神宗心里十分悲伤，身体状况从此急转直下。真的可以形容神宗的内心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自永乐战败，他再也没提过西征的事，并且开始对“西边用兵岁久”感到厌弃。但对外局势，神宗不想打不代表西夏不想打。元丰六年后，西夏屡屡发起进攻，宋朝难以招架。而神宗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差。元丰七年（1084）九月，宋神宗在集英殿宴请群臣，在举杯共饮时，忽然不受控，手一松酒杯倒了，圣袍上沾满酒迹。三个月后神宗在延春阁听官员奏事，听完以后，忍不住抱怨：“我足跌头痛。”又叹息说：“我好孤寒！”他的身心该是多么煎熬。他不懂为何十多年来呕心沥血的改革大业，不论是富国还是强兵，都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这么多年来，对于变法百姓、朝臣以及皇室，支持的声音并无多少，多认为是对“祖宗之法”的颠覆。而天公也总是不作美。神宗在位年间，旱灾、地震等天灾多发，如此种种更是让变法的质疑之声隐隐膨胀起来。这些都是常年萦绕在神宗心头的迷雾。曾经在天旱无雨的时候，宋神宗做了一个梦。他梦见有位僧人乘着一匹马在空中奔驰，口中吐着五色云雾。不久大雨倾盆而下。第二天神宗向臣下仔细描述自己的梦境，随后派人到处去寻找梦中所见的僧人。很巧还真的被他给找到了，是相国寺山门的五百罗汉中的第十三尊。宋神宗如此心系百姓，擅长拍马屁的王珪特意写了一首诗记述这件事。

    元丰八年（1085）三月，许久卧床不起的宋神宗驾崩于福宁殿，年仅38岁。9岁的赵煦继位是为宋哲宗，由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神宗驾崩的消息很快传到江宁。王安石听到这个消息时，两眼一黑，倚靠旁边的桌子才没有摔倒，老泪纵横缓了好几天，才提笔写下两首挽辞：将圣由天纵，成能与鬼谋。聪明初四达，俊乂尽旁求。一变前无古，三登岁有秋。讴歌归子启，钦念禹功修。城阙宫车转，山林隧路归。苍梧云未远，姑射露先曦。玉暗蛟龙蛰，金寒雁鹜飞。老臣他日泪，湖海想遗衣。

    王安石歌颂着他们奋斗半生的变法事业，也感伤着事业未竟的匆匆离去。不久司马光回朝，在高太后的主导下，元祐更化，曾经浩浩汤汤的新法尽被废除。王安石原本对朝中的变化默默无语，直到免役法被司马光所废才老泪纵横地哀叹道：“就连免役法也要废除吗？我跟先帝可是研究了整整两年才推行，方方面面都考虑周全了。”这一年是元祐元年（1086），四月王安石离开了人世。距离宋神宗病逝仅一年时间。

    尽管变法派和保守派的主要人物都已离世，但是，围绕“新法”和“更化”的纷争并未停歇，持续影响了数百年之久。北宋灭亡后，变法派背上了导致靖康之耻的黑锅，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则被妖魔化。南宋李焘编写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对变法持否定态度，认为是王安石“主行”，而吕中在《大事记讲义》中专立“安石变法”一目，对变法进行攻击。很长时间以来，人们都议论熙丰年间的这场变法为“王安石变法”。直到清代，终于有人提出：“王安石以新法害天下……驯至靖康之难，人皆咎安石为祸首，而不知实根柢于神宗之有雄心也。”开始有人注意到，这场变法中宋神宗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后来越来越多人称“王安石变法”为“熙丰变法”，强调宋神宗在这场变法中的主导作用。虽然王安石曾抱怨过神宗对变法的摇摆不定，但大概只是这位君王在慢慢成长。从他决定要推行新政开始，也许他就没想过要走回头路，一切都是为了扎根心里多年的富国强兵的愿望。复盘宋神宗最后十年的人生，他的变法事业和外战雄心均遭挫败，这无疑是导致他英年早逝的重要原因。但不可否认，他的努力其实给危机中的大宋留下了可资复兴的政治遗产。但我们知道在他死后，由于继位的宋哲宗年幼，只能由保守派的高太后主政，直到高太后去世，这中间有大约十年（1085—1093，前后9年时间，取概数约为10年）的时间，宋神宗的政治遗产不管好与坏全部被颠覆掉。如今回望，高太后临政的约十年时间，恰恰是大宋失去的最重要的十年。

    如果宋神宗多活十年，正好可以覆盖掉带有复辟性质的高太后摄政时期，等到他48岁去世，他的儿子宋哲宗再继位，已经18岁，完全可以亲政从而对父亲的改革大业进行无缝对接。真实的历史也是如此，高太后死后宋哲宗直接将元祐九年（1094）改为绍圣元年。所谓“绍圣”，就是追忆圣贤的先人，他的父亲先皇宋神宗。宋哲宗还将王安石请入太庙，配享神宗庙庭。同时下旨召回贬放外地的章惇，让其以熙丰改革党领袖的姿态回归朝廷，并下诏要求各地全面恢复神宗年间实行的熙丰新法。所以从神宗之死到哲宗亲政，这中间因为神宗的早逝而断裂失去了十年。如果神宗多活十年，大宋朝廷的政争就减少了两次回转式的大波动，内耗转化成外力，对于边疆政局稳定乃至收复失地都是大好机会。而事实却是这十年间，大宋把力气全都耗费在没有意义的党争上面了。道德跟政治是两个独立的评价体系，政治能人不一定是道德上的好人。对于王安石的信任与疏离，背后都是宋神宗的手腕，对于所谓政治小人的利用，也是他富国强兵的现实需要。同样的高太后临政时期的司马光等人占据道德高位，司马光等人确实也是文学史上的经典人物值得后人景仰，但不代表他们在政治上的保守立场就一定适应时代的发展。历史上的改革皇帝，对他们的评价都不高，这是因为史家把政治和道德混为一体了。宋神宗的庙号“神”，“民无能名，曰神”，就是无法评价，所以给了这么一个玄乎其玄的庙号这是很吊诡的事。把道德还给道德，政治归于政治，或许才能摆脱传统的历史观，摆正宋神宗的历史位置。那么如果多活十年，宋神宗会是一代雄主吗？只是历史不能假设，留给后人的只能是一声叹惜！